范鸿仙对辛亥及二次革命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范鸿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10-0073-04
范鸿仙，名光启，1882年生于安徽合肥。1906年参加同盟会，后到上海佐于右任创办报纸，宣传革命；参与领导筹划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袁世凯窃国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积极谋划讨袁革命。1914年9月，被袁世凯党羽郑汝成派人暗杀，时年仅32岁。范鸿仙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功勋卓著，1935年被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伴葬中山陵东侧。
一、创办报纸，宣传革命，“一支神笔抵十万师”
为唤醒民众，宣传革命，1908年范鸿仙赴上海办报，决心“藉报章鼓吹之功，尽响导国民之责”（注：《范鸿仙》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他深知上海之地位及报纸之威力。他说：“报馆者，一切文明之导线也”，而上海亦“吾国文明之导线”，“居上海之地而营报业，苟其惨淡经营，增高继长，则势力之磅礴于中国，殆未可以道里计也。”（注：《范鸿仙》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1909年5月至1913年9月，范鸿仙在上海佐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主笔政；《民呼日报》被封，再办《民吁日报》，任社长；又被封，继办《民立报》，任总理兼主笔政，后任社长。三报中以《民立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三份报纸先后命名为民呼、民吁、民立，就是要为民鼓与呼。“遇有害吾民者，自不容为留余地，质而言之，即不与民贼相并立耳。”（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页。）对于“害吾民”的满情“顽劣之政府”，“下正式之攻击”；对“谋我之外人”，“作正式之防御”（注：《范鸿仙》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办报期间，范鸿仙结合时事发表大量时论、短评，以犀利之笔锋，抨击清廷，针砭流弊，揭露清朝专制统治，鼓吹民族革命。针对清政府在国困民穷之际花60万元购置戏装用于大内演戏，指出不推翻这样的腐败政府，“则将来民脂民血之耗于此中者，正不知有几许也”（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2页。）。揭露清廷搞欺骗“立宪”是“祸吾民于无形”，“较洪水猛兽为更烈”，“我国民其注意也”（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7页。）。针对当时各种救亡思潮，他敏锐地指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救亡，他说：“二百年前之亡国，国民之亡国也；自今以后之亡国，政府之亡国也。”他反对“救”满清之“亡”，而要进行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救国民之亡国”（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3页。）。
范鸿仙不但笔锋直指“专横政府”，而且直指“强霸列国”，声讨日、俄、英等列强之侵略，激励民众反清救亡图强。1909年8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安（东）奉（天）铁路新约，谋我东北。范鸿仙在当时的《民吁日报》上发表反日文章62篇之多，揭露日本之阴谋，鼓动民众反对日清条约，宣传抵制日货，激发了人民反日爱国浪潮。他还把反对列强侵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要避免列强侵略、瓜分，必须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他说：“汉族不幸，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此诚志士效命致节之日矣！”（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77页。）
1911年上半年相继发生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鸿仙对上述革命事件之发生，不断在《民立报》为文报道与煽动。”特别是黄花岗起义，《民立报》“竞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事，如数家珍。”“藉此宣传民族主义，鼓吹革命精神”（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49页。）。对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他撰文予以热情支持，谴责血腥镇压四川人民的清政府“实万恶之政府也”，号召人民以牙还牙，“政府以大乱杀吾民，吾民亦只有磨刀以问天尔。”（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28页。）对四川保路风潮，“《民立报》的言论，可谓机尽煽动之能事。从这年5月下旬到10月武昌起义前，鸿仙在该报‘大陆春秋’栏不断发表简短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颇有由煽风引火而至火上加油之势。”（注：蒋永敬编：《范鸿仙年谱（简编）》第13页。）有力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
范鸿仙创办报纸，撰写文章，进行革命宣传，影响了一大批人。他的文章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有激昂高亢之音，读之者无不激扬，为当年脍炙人口之妙品，在民众中广为传诵。其文章影响之大，一时有“鸿文日出，海内响风”之说（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75页。）。他主笔的《民立报》为上海诸报销数之冠，深受民众的喜爱。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经是《民立报》的热心读者，并颇为它的宣传所感动。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义和72烈士的殉难。这件事是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注：斯诺：《西行漫记》。）范鸿仙及《民立报》的宣传鼓动，对唤起民众起来进行反清斗争，起到了发舆论先声的作用，“对辛亥革命之推动，影响至大。”（注：蒋永敬编：《范鸿仙年谱（简编）》第1页。）特别是对黄花岗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宣传鼓动，“遂令全国之革命思潮，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故是年“武昌首义，不数月而各省络绎响应，清祚以亡。”则《民立报》“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50页。）是以孙中山称赞范君“一支神笔胜十万师”（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89页。）。
二、参与黄花岗之役，参与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尽“筹策之功”
范鸿仙一方面利用《民立报》合法地位大力鼓吹革命，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
1908年安庆新军举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事，范鸿仙皆参与谋划。1911年4月，黄兴、赵声等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范鸿仙也自始至终参与其事。由于起义的领导机构香港统筹部远在香港，他积极参与与香港的联络事宜，《民立报》馆实际就是香港统筹部在上海的联络部。黄兴等组织敢死队，他积极帮助输送人才。参与黄花岗起义的江、浙、皖一带的革命志士，许多都是通过范鸿仙等人输送去的。黄兴、赵声等曾计划，一旦起义成功，即兵分两路出师北伐；一路由黄兴率领，兵出湖南，经武汉北伐中原；一路由赵声率领，兵出江右，经南京直捣北京。范鸿仙等人曾在上海积极准备，一旦起义成功，赵声兵进江浙时，即在上海接应。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斗争的信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而范鸿仙对“广州之役，筹策之功实多”（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83页。）。
1911年下半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革命运动发展迅猛。宋教仁等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为主持长江流域各省之革命运动，宋教仁、谭人凤等赴上海发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即中部同盟会），范鸿仙与陈其美等皆参与其谋。7月31日，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范鸿仙为与会29人之一。中部总会下按省设立分会，总会机关设在上海，下设总务、文事、评议等五部，“凡事需经评议后始执行”。范鸿仙被推举为总务会议的评议员、候补文事部长和安徽分会会长。范鸿仙一方面主《民立报》笔政，进行公开的革命宣传，另一方面进行秘密的联络工作，与宋教仁等谋划革命。10月下旬，黄兴由香港抵上海，派徐宗汉“至《民立报》约宋教仁、范鸿仙来会，倾谈竟夕，历陈进取沪宁及武汉方略。”（注：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转引自蒋永敬编《范鸿仙年谱（简编）》第15页。）当时武昌起义正在酝酿，为免武汉孤立，中部总会决定宋教仁、陈其美留沪筹划下游响应事。范鸿仙则与柏文尉主持南京方面的工作，秘密联络南京军队事宜；并与郑赞丞负责筹组安徽分会；同时范还负责为起义筹集饷械。为适应反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部总会还决定以《民立报》作为中部总会的机关报。从此，《民立报》又成为中部总会在上海的宣传阵地和重要的通讯联络机关。当时《民立报》的主要组成人员，几乎都是中部总会的领导人。中部总会的战略决策和行动纲领，通过《民立报》公开发布；总会的重要指示由《民立报》派人分赴各省传达；全国人民需要了解革命形势，均争相看阅《民立报》。
当时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处于涣散的状况，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也久已停刊。中部总会和《民立报》成为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的领导机关和宣传喉舌。中部总会的成立，使长江流域各省连成一气，对后来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及长江各省的响应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民立报》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宣传、组织、联络、动员等方面的活动，均有极为显著的作用和影响。”（注：蒋永敬编：《范鸿仙年谱（简编）》第12页。）范鸿仙作为中部总会和《民立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功不可没。
三、光复上海、南京，奠定南京临时政府之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为响应武昌起义，10月24日，范鸿仙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秘密商讨光复上海，“即席议决，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注：《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48页。）范负责宣传，他以“孤鸿”、“哀鸿”为名，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以激励民气。文章极富宣传鼓动性，“报纸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注：《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48页。）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光复上海的斗志与士气。11月3日，上海工人、会党、士兵在广大市民支持下发动起义，次日一举攻克江南制造局，上海遂告光复。鸿仙宣传鼓动之功不可没也。
在上海响应武昌起义的同时，同盟会合肥分会会长李绪昌也在安徽响应。但无枪械，乃赴沪向范鸿仙求助。范千方百计筹得长短枪300支，子弹万发运皖（注：《庐州光复记》，《安庆文史资料》第五辑。），有力支援了安徽的光复运动。
根据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分工，范鸿仙与柏文尉主持南京方面的军事。范鸿仙不辞劳苦，穿梭于上海与南京之间，一方面主持《民立报》宣传工作，策应上海起义，一方面积极作光复南京的准备。他组织和发动有关人员在三天内制成炸弹1200颗，购得手枪300支，准备运往南京作起义之用。又赶赴南京，策动南京新军起义。当时驻守南京的是徐绍桢统制的新军第9镇。徐绍桢系一开明官僚，同情革命。但在关键时候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为了消除徐绍桢的疑虑，范鸿仙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军中对徐剀切劝谕，指出：“满情无道，百姓分崩。今义师奋起，海内响应，此天亡之时。将军明德英才，总兹戎重，苟动枹鼓，扶义征伐，孰敢不从？以此诛鉏胡虏，匡济华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77页。）终于说服徐绍桢举义。由于徐绍桢不等枪械运到，即于11月7日提前发动起义，冒险进攻雨花台，起义终因弹药缺乏而失败，所部退保镇江。
起义失利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召开紧急会议，范鸿仙、陈其美等认为，不攻克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革命之任务，巩固苏、沪、杭，且无以挽救武汉革命之颓势。会议决定策动江浙各军，再次进攻南京。会后，范鸿仙等奔走于上海、镇江等地，组织江浙联军。为协调联军内部关系，范鸿仙日夜活动于各军之间，以大义说服了各方将帅，推举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11月24日，联军反攻南京，力战连捷，12月2日，攻克南京。南京既克，联军内部暂时平息的矛盾又爆发。镇江军司令林述庆自恃功高，自封都督，浙、沪诸军不满，共推徐绍桢为都督，与林对抗，行将火并。范鸿仙与宋教仁来宁调停，“一日遍走各军”（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3页。）。经多方协商调解，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徐绍桢为援鄂军总司令，林述庆为北伐临淮总司令。三全齐美，联军得以团结相安，保持共同对敌的局面。
南京的光复，为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范鸿仙筹措饷械弹药，说服徐绍桢举义，组织江浙联军，协调内部矛盾，光复南京城，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故于右任称范鸿仙“南京奠定，开国建勋”（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85页。），高度评价了范鸿仙在光复南京中的功绩。
四、二次革命，文事讨袁率先发难，军事讨袁皖省首倡
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中坚宋教仁，其复辟帝制的阴谋显露。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号召武装讨袁。范鸿仙也积极投身于讨袁护国的斗争。
早在两年前，袁世凯刚出，中外皆颂之为伟材，南北皆寄之以厚望。独范鸿仙挥毫逆扫，撰《今日之猛虎人材》、《国民梦中之华盛顿》、《袁世凯》等文，直指其狼子野心之本性与祸国殃民之阴谋，料定他“终必为国初之吴三桂”（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1页。）。南北停战议和时，范鸿仙力主北伐，反对议和。孙中山退位，革命果实终落袁世凯之手，范鸿仙惊愤叹息：“伪孽虽去，袁贼未枭。北廷诸将，各仗强兵，跨州连郡，人自为守，而无降心。会权一时之势，以安易危，共和之政，不三稔矣。”（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78页。）后三年，袁氏构逆称帝，果如其言。孙中山号召讨袁，但不少国民党人留恋权位，“议者多主持重，莫敢发难”，而范鸿仙“独奋然兴起，”（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76页。），在其主持的《民立报》上率先发难，口诛笔伐，声讨袁世凯之罪恶。指出“祸中国者，袁世凯也”（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47页。）。袁刺杀宋教仁“是直推翻议院政治、政党内阁”，“是直摧残共和政体平民主义”（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5页。）。对如此“反叛民国”的“万恶不赦之凶徒”，“非惟国法所不容，抑且民国所共弃”（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2页。）。并指出，“今日之事，决非仅赖口诛笔伐可以拥护共和也。”（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3页。）号召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牺牲吾人宝贵之碧血，以刷新共和之颜色”（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2页。）。
范鸿仙言至行随。1913年7月初，范鸿仙返回安徽，策动讨袁。他与郑赞丞、袁家声等在安徽正阳关吕开军事会议，商讨组织安徽讨袁军事宜，因歧议而不果，范忧愤成疾，“大病几死”（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66页。）。7月12日，李烈钧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孙中山急令上海、南京响应。范鸿仙抱病返皖，赴芜湖，运动驻芜湖的龚振鹏旅于15日宣布独立。芜湖宣布独立讨袁后，全皖人心振奋，凤阳、临淮、正阳、寿县等地纷纷响应。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以管鹏为都督，范鸿仙为民政长。范鸿仙一面安抚百姓，使“市井不惊，人民安堵”（注：《南京文史集萃·范鸿仙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67页。）；一面电催柏文蔚“回督皖省”，并整顿军旅，征募民军，组织安徽讨袁军，迅速地编成了三个旅。又发兵克大通，击败袁世凯任命的皖督孙多森。孙逃往南京，皖督交祁耿寰护理，保定军校教员刘国栋乘机驱逐祁耿寰，自任都督，范鸿仙又派芜湖、大通讨袁军逐走刘国栋。7月27日，柏文尉返回安庆，就任都督和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范鸿仙偕管鹏、郑赞丞等相率来归，全力支持柏文蔚讨袁。柏、范等随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出师讨袁。由于独立各省步调不一，各行其是，加之仓促起事，未充分发动民众，在袁世凯军队的大举反攻下，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范鸿仙也遭袁世凯缉捕，在国内不能立足，遂东渡日本，并于东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
二次革命中，李烈钧首先在湖口起事，八省、区纷纷响应。芜湖举义与南京同日，为皖省倡。嗣全皖响应讨袁，时日亦仅稍后首应之江苏二日，为继江西、江苏之后，第三个宣布独立的省份，于全国影响亦甚大。此亦实范鸿仙之功为多焉。
五、再次筹划讨袁革命，壮志未酬
1914年1月，孙中山决定再次讨袁，以长江流域为基地，由江浙两省首先发难，其它各省响应。并指定范鸿仙规复上海，吴藻华规复苏州，夏尔玙规复杭州。同年2月，范鸿仙奉孙中山之命，秘密从日本返回上海，在嵩山路设立秘密机关部，谋组上海中华革命军，发动军事讨袁。当时袁世凯党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重兵据守上海制造局，派遣爪牙四处侦捕革命党人。范鸿仙决定首先拔除制造局镇守使署这个反动堡垒。他通过在上海制造局内任职的同乡陈元辅，对北洋军官兵进行反袁宣传，策动他们倒戈反袁，以作内应。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反工作，已争取一大部分北洋军官兵站到革命一边。眼看时机将要成熟，不意陈元辅行动暴露，被捕死难。郑汝成侦知范鸿仙的行动，乃派人于1914年9月20日将范鸿仙暗杀于机关部寓所。范鸿仙再次筹划讨袁革命，竟壮志未酬身先死，实践了他生前以“吾人宝贵之碧血，刷新共和之颜色”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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