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和平发展长风 创改革开放巨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和平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成就辉煌的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括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两大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够一往无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时代特征紧密相结合，自觉地把握并参与世界历史进程，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邓小平高瞻远瞩洞察世界，披荆斩棘开拓道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昂首阔步走向世界。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顺应世界潮流，排除一切干扰，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朝向新世纪强国富民的既定目标奋进。本文仅就我们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若干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一、把握时代脉搏顺应世界潮流
世界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从事改革开放这样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和更高的立足点上，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能否达到这一步，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然有其相应的成熟的外部条件，关键是要认识和把握这些条件。经过实践检验，20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时代主题观。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我国能否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在二次大战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世界的主要特点是政治军事化，在一国范围内的各个阶级、各个集团，在国际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往往以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于是战争与革命充斥世界舞台，“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核武器在许多国家的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小，战争不再是一种被随心所欲加以使用的手段。饱经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各国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民，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从事社会建设，谋求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邓小平经过精心观察和研究，以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革命胆略，于8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国际上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不及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定，从根本上回答了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实际，深得人心。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为和平与发展而斗争。
第二，战争和平观。这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联，其实是时代主题观在另一层次上的表现。邓小平1985年6月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后来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例如“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据此，他及时而果断地调整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强调现在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第二个转变是我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当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搞的“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两个重要的转变”有充分根据。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方面，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军事因素相对下降，大国关系普遍改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出现了地区热点降温和谋求政治解决武装冲突的势头。当然，国际形势总体上转向缓和，并不是说再也没有局部性的、地区性的紧张和冲突；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对话，并非缓和完全代替紧张、对话完全代替对抗。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使我们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第三，世界格局观。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是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提出的。他从“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等多角度考虑，于80年代中后期指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又有新发展。“多极化论”今天已成为中、俄、法等大国领导人的共识，日本、美国等国舆论界也不乏多极化言论，连美国那位以鼓吹“文明冲突论”扬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也承认“美国将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人们将“走向多极世界”。“多极化论”的真谛并非否认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前是美国、苏联两家，现在成了美国一家）对其他强大国家或集团占有的优势和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也不是说当今存在着的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所谓“一超多强”）旗鼓相当，更不是说多极世界业已形成，而是指出一种积极趋势，说明世界事务已不再由某个超级大国说了算，“强”与“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不是扩大。“多极化论”的重要性在于客观地反映了当今世界一大特征，更为人们信心百倍地反对全球霸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斗争武器。近几年来承认世界多极化和主张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国家增多，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反对美国独霸世界的斗争趋于广泛和深入。中国在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不久前又提出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互不敌对、互不对抗的新型关系，认为这可能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的一种新方式。
第四，国际秩序观。鉴于80年代末苏联东欧地区形势复杂化、美国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以及国际上出现的其他复杂因素，邓小平于1989年5月首先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任务。他反复强调，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在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下，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际新秩序问题的提出，无疑是从世界战略格局的高度出发，同时也表明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这同美国提出的建立在它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针锋相对、本质迥异。冷战结束后，国际旧秩序犹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不可能在由霸权主义支配的国际旧秩序下进行。建立国际新秩序如今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呼声。中国方面还主张不断丰富国际新秩序的内容。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全面而精辟地提出：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家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国家主席还同俄罗斯总统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了以“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为主要内涵的“新安全观”。我国领导人还指出，冷战后的各种“伙伴关系”是重建国际新秩序的一种过渡现象。
第五，社会制度观。新时期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关系，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断然割裂，认为社会主义已远远超前于资本主义并要求“割除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观念，从而肯定两者之间的衔接性和交叉性，承认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初级阶段）必须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仍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克服自身弊端的手段，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固然给社会主义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也为世界范围内未来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物质和精神前提，资本主义的弊端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与之竞争的有利条件和最终取而代之的机遇。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邓小平以其为鉴，探索进取，独辟蹊径，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并且始终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存在两种社会制度，这在国际共运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是空前的。“一国两制”已经并将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
二、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要强盛就必须走向世界，而要走向世界则必须正确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重要建树。
第一，自我认识论。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首要意义，在于确定了自身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而同历史上将社会主义成就和社会发达程度估计过高的“左”的观念彻底决裂。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的本质特征，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以及党的十五大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要对底子薄、人口多的特点以及对发展水平保持清醒的估计，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在和国际社会接轨时（所谓接轨首先是指经济市场化），决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来拔高。中国既然是发展中国家最大者，那就理应借助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使自己前进的步子更大一些，对人类的贡献更多一些，因为中国的进步、发展和强大，无疑是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贡献。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帽子还要戴上几十年。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国内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的基点，那么“发展中国家”则是我国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这两句话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单纯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那就会对中国产生偏见，甚至在对华关系中提出不公正的要求和条件，如同有些国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如果同时注意到“世界也需要中国”，那么就会正视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在对华关系中作出合理的决策。
第二，世界多样化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非常强调世界多样化，认为多样化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这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无论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程度，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异。中国共产党认为，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不应受到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同时，各国人民又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党的十四大指出的：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唯一正确的选择便是根据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友好相处，互利合作，促进发展，共同繁荣。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叫做“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邓小平非常注意中国自己的特点，强调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还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第三，本国国情与世界特征结合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提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法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随着时代内容的变化得出的新认识、新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将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产物。据我个人理解，“一个中心”体现了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要求，突出抓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性。“对立性”是指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以及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有的放矢。“统一性”是指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大大加深，“坚持改革开放”正是要与之适应。“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本身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第四，大国关系论。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对于世界形势乃至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历来非常重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但必须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地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树立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例如同前苏联、俄罗斯的关系。50、60年代，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为维护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80年代后期，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审时度势，着眼未来，亲自推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提出了使双方得益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明智主张，为后来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再如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在交往和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做到发展国家关系与反对霸权主义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因此竭力主张加强对话，形成一种各方受益、互不敌对、彼此借重的新型关系。我国领导人提出，大国之间各种“伙伴关系”向机制化方向发展，标志着大国关系趋向稳定。
第五，机遇挑战并存论。外部条件也存在两重性，我们必须辩证地看问题。国家利益需要我们居安思危，保持清醒，扩大机遇，应付挑战，趋利避害，优化国际环境。政策和策略的灵活运用尤为重要。策略运用得当，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反之，机遇也可能变成挑战。突出的例子是苏东剧变后如何估计我国的处境。当时国内外都有人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放在不适当地位，甚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产生怀疑。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深感社会主义中国责任重大，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脚跟，沉着应付”的英明对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努力，结果我们不仅站住了，而且“有所作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后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促进发展”的正确方针。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既善于应付挑战，更善于抓住机遇，在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与党的基本路线相适应，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目的是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个人认为，以下几个关系反映了我国外交的新思想和新经验。
第一，外交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的关系。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自主外交”与“和平外交”的内在联系。“独立自主”体现为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不同或相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立足国内，搞好周边，放眼世界，面向21世纪，开展全方位务实外交，特别是经济外交。这样的外交必然具有和平性质。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一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拿现实问题来说，鉴于北约东扩与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包含的扩张性和干涉性，我们理所当然地持批评态度。
第二，国家利益与对人类作贡献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是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这句话，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信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低下，尽管如此，中国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国际正义事业以支持，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的外交原则立场作了新概括：“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拿最新的例子来说，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严正的立场和负责任的态度，排除种种干扰，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有关国家提供40亿美元援助。中国这种将国家利益与对人类贡献融为一体，甚至为了人类利益而不惜付出高昂代价的举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第三，不结盟与战略合作的关系。冷战时期国家间的战略关系，通常是指结盟关系。总结国际关系的历史教训，我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冷战结束后，我国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同一些大国建立了带有“战略”字眼或战略涵义的关系，例如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法“全面伙伴关系”，中美“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等。战略关系而不具结盟性质，可以说是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新鲜事物。在全球化和一体化大潮下，任何大国的双边关系都要牵动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既彼此制约，又互相促进，保持某种相对平衡。我们认为，双边关系的健康标志在于不针对第三国，三角关系的合理运行在于不打牌即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集团政治则不符合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精神。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战略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依存性加强，但同时竞争性加剧，世界格局多极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国家自主性加强，但同时彼此承认和需要互补性，经济一体化趋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扩大；社会稳定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同时并不排斥国家和社会的变革性，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国家之间奉行和平共处诸项原则等。
第四，党际交往与国家关系的关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竭力通过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来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交往与合作关系。如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也不包含意识形态因素。邓小平提出国家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他关于不计较意识形态差别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将在上述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日益活跃，标志着我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第五，求同存异与坚持原则的关系。谈到“求同存异”，首先又要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世界多样化包括意识形态多样化，多样化就意味着存在差别和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对待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歧，解决的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求同存异”决不是要模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原则界限。“求同存异”在一定程度上还适用于另一范畴，即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争议的领土问题。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体现了胸怀博大的现实主义态度，是真正谋求解决问题的明智之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应当特别强调指出，“求同存异”不应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在主权问题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上，原则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我们还要坚决驳斥“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出于误解，还是蓄意攻击，“中国威胁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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