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一种相当突出的不良倾向,即由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盲目批判的倾向转向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的理论决策作用的强化,如果不加批判地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影响将是贻害无穷的。因此,如何客观地看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发挥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借鉴作用,将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西
方市场经济理论不能只讲市场经济一般而不讲具体
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无疑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也经历了原始市场经济、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三个历史阶段。
原始市场经济阶段是从14世纪末到17世纪中下叶,在这一阶段由商业垄断资本居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中央王权相结合,反对封建割据,对国内外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目的在于争霸海外市场,谋取外贸顺差。在原始市场经济阶段奉行的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即:以货币财富论、外贸顺差财富来源论、民穷国富论为理论基础,在对外经济领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关税、贸易限额、贸易补贴等各种手段,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和国内廉价原材料的出口,鼓励国内制成品的出口和外国廉价原材料的进口,力求避免外贸逆差,实现外贸顺差。在国内经济领域奉行为出口服务的产业政策,限制国内消费以增加出口货源的低消费政策,降低劳动成本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低工资政策。同时,当时的中央王权赋予大商业垄断以种种排他性特权,使之在国内外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对外贸易领域中居于垄断地位。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原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商业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二是商业垄断资本在封建王权的支持下对国内外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在古典市场经济时代(18-19世纪中叶),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的产业资本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产业资本取代了商业资本,取得了经济、政治的支配地位,这与原始市场经济有根本的不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产业资本为数众多,任何单个厂商对市场价格均无支配作用,这又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有重大区别。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一反原始市场经济时代垄断和政府干预的传统,以自由放任为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构成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特色。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取代了重商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派经济学。这一时期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以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西尼尔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区分,萨伊法则和马歇尔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一是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看不见的手”论即自由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始终居主导地位;二是建立在市场缺陷论基础上的政府干预拾遗补缺论居于辅助地位。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古典市场经济时代的斯密教条就是坚持市场自发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或者说,市场自发调节是第一位的,政府干预是第二位的。这正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主张。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过是旧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老调重弹。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过渡,这是继古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之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上又一划时代的变革。其结果是使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古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垄断和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政策含义是国家干预经济。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国家干预主义的勃然兴起。更准确地说,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取代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再度上升到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派营垒中的主流派的地位。而凯恩斯主义乃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代名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助于有效需求不足论否定了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和萨伊法则为核心的由马歇尔集大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国民经济恒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通例是有效需求不足,因而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造成非充分就业均衡,亦即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只有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运用宏观财政、金融手段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对扩大再生产投资的总量和结构,亦即对资源配置加以控制和管理,才能克服危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就业充分均衡。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理论表现——西方经济学自身经历了长达百余年之久的起伏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原始市场经济一变而为古典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再变为现代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亦由主张原始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一变而为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再变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因此,抽象地谈论市场一般,或者将现代市场经济等同于古典市场经济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思路,对于我们把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对于我们科学地鉴别西方经济学中的带科学性的成分,进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借鉴西方市
场经济理论不能只讲市场经济的共性而不讲特性
我国现阶段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同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深化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前提。
首先,我们要建立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它与古典市场经济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规律。第一,古典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生产力的特征是机械化。而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现代信息化与高度自动化生产力基础上的,这种生产力比机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它是继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之后生产力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不仅生产资料与生产主体社会化,而且生产的过程与管理过程都社会化,出现了系统化的社会生产组织机构与管理机构。所以,两者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同。第二,古典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众多的生产者手里为特征,生产主体是为数众多的相互独立的小企业。现代市场经济则以生产资料的集团化与国有化为特征,具有代表性的不再是生产资料的某一资本家个人所有制,而是集团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等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主体是由许多工厂组成的公司或总厂,继而出现的是集团公司、跨国公司等巨型生产经营组织。第三,调节手段不同。古典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为“看不见的手”所支配,市场自发调节着社会生产与流通,因而无法避免市场的震荡与波动。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干预下采取宏观间接调控的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方式融为一体,共同调节着社会生产的流通以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第四、古典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物质资料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它实际上是以体力劳动为本位的经济形式。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新的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劳动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创造价值的劳动多样化,而且技术活动创造价值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技术劳动为本位的经济形式;此外,现代市场经济还具有更为完善、流通手段信用化、产业组合合理化、市场文明程度更高、更加注重宏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特征。
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运行特征,因而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就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古典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陷入斯密的教条而不能自拔。
其次,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它必然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制度上的本质差异。第一,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反映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反映的是现代生产力条件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仍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只是剥削的方式更加隐蔽罢了。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反映的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平等互利的关系。尽管在现阶段这种“平等”关系实现的程度还很低,“互利”关系也还表现得不充分,但毕竟同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剥削关系是根本不同的。第二,从外在区别看,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不同的外在特征。①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看,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都带有集团经济的特征,但由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团经济与国有经济是公有制性质的经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私有制经济。所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②在收入分配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按资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同时并存,以按资分配为主。而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同时并存,虽然允许并鼓励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但强调按劳分配为主,把坚持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特征。③在宏观调控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也实行计划与市场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范围大,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有更为系统的调节手段,更加健全的调节机制,因而调节效果会更好。
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不同的内在特征和外在表现,因而其运行机理也就不同,由此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内容、方法也自然不同。这就要求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决反对盲目崇拜、生搬硬套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做法。
三、中国经济改革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绝
不是推倒重来,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不仅在理
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改革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原则恐怕是为所有主张改革的人所倡导和赞同的。但是,在实践中要真正体现这一原则并不是易事。一般时期里,人们在分析中国的国情时,往往偏重于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如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老化,商品经济极不发展,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期阶段等等,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创造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完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去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应当说,认识中国国情的上述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它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但是,这只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方面,仅仅认识这一方面是不够的。中国的国情还在于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在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如所有制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例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作为劳动者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社会主义企业的地位及其与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国经济改革是要真正建立起既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关系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体系。忽视中国国情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改革偏离方向。应当看到,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有些改革思路和方案在实践中之所以引出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缺乏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或者否定了中国国情的某些重要的方面。
前几年,经济学界有些人脱离中国国情,盲目引进西方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对科尔奈“短缺经济学”和科斯为首的“新制度主义”的顶礼膜拜。其实,科尔奈这位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是秉承某些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旨意,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古典市场经济道路的东欧过渡经济学派的典型代表。科尔奈多年来往于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鼓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的“改革”模式。在东欧剧变以前,他以鼓吹社会主义经济短缺论驰名东、西方经济学界。东欧剧变后,科尔奈全盘托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纲领,提出建立“过渡经济学”的口号。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实质上不过是攻击和丑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工具,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也已经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演进为现代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科尔奈(当然还有鼓吹“休克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等人却极力鼓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全盘私有化,放弃国家干预,这就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如果说科尔奈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模式的经济学家的典型,那么,科斯则是近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的风云人物。所谓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明晰,即在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就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一切问题,无需国家干预。科斯定理实际上是反对马歇尔和庇古的市场缺陷论。庇古等作为老一代经济自由主义者,自然认为自发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均衡,但同时承认市场有其缺陷,如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无人问津等,必须借助于国家干预,才能克服或缓解这些缺陷,使市场经济保持正常的运转。科斯认为,只要明晰产权,市场经济机制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包括上述庇古等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可见,科斯是比旧经济自由主义者还要彻底的新自由主义者。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理论界有些人将科尔奈短缺经济分析和所谓“过渡经济学”,将所谓科斯定理和以此为基础的所谓“新制度主义”,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全盘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型模式,在产权明晰的口实下,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节约交易费用的幌子下,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调控,鼓吹自由放任主义。实际上,按照这一套“改革”方案,中国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于不是走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复辟到已被资本主义自我扬弃了的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因此,对于中国市场经济走向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绝不能仅将以上观点视为学术的分歧问题,而应该从一位学者对国家、对民族是否具有历史责任感的角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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