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对论文,思想论文,建国初期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3-0039-09
1949～1956年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社会 制度、经济体制、阶级结构、社会关系等均发生了急速而深刻的变化。急剧的社会经济 政治变迁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们党在组织和领导中国 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同时，根据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情况，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 的整合，保证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
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表明，所谓社会变迁指的是社会的纵向运行，它既包含社会变化的 过程，也包括社会变化的结果。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变迁进入快速主动的发 展时期，1949～1956年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党通过恢 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连续而有力的社会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变迁的进 程。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果是：
第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一社会和国家的性质，是当今世界上既与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又与“资本主义 的共和国相区别”的“第三种形式”，“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 ”[1]。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带 有明显过渡性的社会。在这一过渡阶段，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 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政治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由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与过渡的完成，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制度的变迁。这主要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它与社会 性质的改变紧密相连。按照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设想，建国后我们建立了新民 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国家体制上，就是几个革 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有自己的地位，但不是主体， 主体是工农，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主要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这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 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式”的经济制度。建立这种制度“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 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1](P，647)，其前途是社会 主义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随着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和阶级关系的变 迁，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逐步健全，经济上开始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 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确立，既是社会变迁的内容，又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 要因素。
第三，阶级阶层的变迁。建国初期，除了官僚资产阶级被剥夺消灭外，其他阶级阶层 相当复杂，具有阶级阶层特征的主要有12种：(1)地主；(2)资本家；(3)富农；(4)中农 ；(5)知识分子；(6)自由职业者；(7)宗教职业者；(8)小手工业者；(9)小商小贩；(10 )贫农；(11)工人；(12)贫民[2]。这12种成分主要是针对农村土改工作提出的，但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传统的地主阶级被 消灭了，其他阶层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 阶级。除此以外，还有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经过社会 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的大部 分也加入了集体经营者的行列。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大 基本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第四，社会关系的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国家地位方面的变化， “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2](P，1)。人民的范畴在建 国初期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代表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才是人民的敌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二是党派关 系的变化。在新社会里，工人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因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 巨大历史功绩成为社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进入政权成为参政党。
第五，社会风气的转变。一是党领导新政权积极开展扫除旧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如 关闭妓院，打击黄、赌、毒，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等等。这些工作的开展，净化 了社会风气，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树立起了党的良好形象。二是大力倡 导新风尚。其结果是使团结互助、一心为公、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爱国爱家等社会新 风尚日益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
以上列举了1949～1956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方面，并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分析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迁是巨大而复杂的。纵向地看，它经 历了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社会变迁的历程；从横 向看，它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构成基本要素的方方面面。这种急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政 治变迁，加之历史发展的延续传承，使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异常纷乱和复杂， 显现出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思想的多元性。从阶级阵营看，无产阶级思想、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 思想同时存在，还有封建思想残余和帝国主义思想。从哲学层面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时存在。阶级和哲学层面的思想多元性，又延伸和具体化为学 术思想的多元性等等。同时这种思想的多元性不仅表现在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层面，同时 也表现在非系统化的社会心理层面，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
二是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在这一历史阶段，不同的价值观念并存。价值观念的不同会 使得人们对同一社会现象做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比如在当时，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中的 人，对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就不一致。绝大多数人因 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而对其由衷敬佩和衷心拥护，有强烈的跟共产党走的愿望，对共产党 倡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心驰神往。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因既得利益的丧失而敌视新政 权、敌视共产党，抵制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居于两者之间的一部分人由于对 社会主义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很不了解，而怀疑新政权、怀疑共产党的 执政能力、怀疑社会主义前途，留念往日生活。
三是文学艺术的多元性。其突出表现是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思想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 并存。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日益深入于文艺工作 者的心中，因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赞美新政权、歌颂共产党、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文 艺作品，如《白毛女》、《钢铁战士》等等。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由 于对党的文艺政策不太了解，仍然延续着过去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格，试图站在“超阶级 ”、“客观主义”的立场从事文艺创作，发表了一些与党的文艺政策相左的文艺作品， 如《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等等。
从理论上说，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并不是坏事，在很大程度上它表现的是一个社会思想 文化繁荣的景象，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追求和总政策也不相违背。问题 在于：其一，1949～1956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必然要与此种变迁相适应，并服务于 它的思想文化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而这一时期经济政治变迁的总目的和总方向是朝着 社会主义，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思想文化变迁也应如此，也要实现 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其二，由于思想文化具有历史的承继性特点 ，1949～1956年间的思想文化多元性，其“多元”实际上是先进的与落后的、进步的与 保守的、科学的与反动的并存，这种状况与这一时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变迁的总目的 、总方向是相违背的，也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相适应。其三，由 思想文化多元并存而引发的价值冲突和思想混乱，不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影响中国共产 党执政的思想文化根基。如此等等，给党提出了整合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二
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思想文化整合，是指调整或协调社会中不同思想文化因 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之纳入统一体系的过程。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时 期这种“统一”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宏观层面是由“破”和“立”两部 分组成的。“破”，又可以大致归纳出这样几个步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电影《武 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 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3]。“立”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学习宣传运动实现的。当然，“破”与“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当时党对思 想文化整合过程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关于思想教育和改造问题，既不是在建国初期才首次提出，也不是仅仅针对知识分子 而言。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根据中共党内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 的状况，提出了思想教育问题。在这里是针对共产党员讲的。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范围内执政已成定局时，毛泽东又把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问题列为新中国的重要任务 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思想 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 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4]就思想改造的迫切性而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知识分 子摆在全国人民各阶层的首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觉得这一阶层在新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中将要发挥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由于这一阶层 受旧社会的影响深，思想复杂，不改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改造思想文化的整合 就不能顺利进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这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发端于北京大学，1952年基本结束。运动 首先从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入手，要求彻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 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 产阶级思想的界线，最后达到帮助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 工人阶级在思想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的观念的目的。运动以学习与批判开端，以组织清 理告终。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向中央领导提出用北京大学职员暑假政治学习和思想 改造的经验来推动教员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9月2 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确定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内容、目的和方法。29日，他在京津 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3000余名高校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 告。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思 想改造运动，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 习运动》的短评。毛泽东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短评的发表，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此 后，这场运动就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和知识分子中。“三反”运动开始后，思想 改造运动又和“三反”运动密切结合，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根据“不追不逼，自愿 交代”和“严格审查，宽大处理”的原则，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清理，使许多知识分子 能够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党对思想文化进行整合的第一个步骤，总体上说意义重大 ，它不仅直接为建国初的经济恢复、新政权巩固和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更突 出的是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 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 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 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接始于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的讨论》。让毛泽东愤慨的是，影片中当做“至仁至勇，千古一人”来塑造的 武训，竟是一个“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 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 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竟然“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 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 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4](P，166)同时也说明树立正确的 文化观和文化史观是多么迫切。对《武训传》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对封建传统的道德观、 文艺观和文化史观作进一步的清算，确立马列主义的道德观、文艺观和文化史观。通过 批判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的。
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事发偶然。建国之初，梁漱溟本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只是在195 3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发表了一通“九天九地说”而引起毛泽东 的不满。梁漱溟在发言中，公开批评党的农民政策，认为按照党的现行政策，工人的地 位高在“九天之上”，农民的地位低在“九天之下”。由于这一问题直接牵涉到刚刚站 稳脚跟的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涉及党的总路线，于是冲突发生了，而毛泽东对梁漱溟的 思想批判，也从现实引向了他的过去，引向了他的文化观、哲学观。思想理论界对梁漱 溟思想的批判也大致集中在这些方面，并和毛泽东一样，也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 度。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由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1953年3月发表的《<红 楼梦>简论》和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引起的。李、蓝的两篇批评文章 分别于1954年9月、10月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 产》上。李、蓝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 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中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 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4](P，352)。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胡适同 属一派，所以，由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又延伸至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思想的批判。
1948年底，我们党曾对胡适进行过争取工作，但他却一意孤行，先是南下，后去了美 国。由于胡适在大陆学界的故旧门生甚多，加之他有“五四”以来文化学术界的“孔子 ”之称，其影响遍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故而在思想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对其思想进 行批判，是必然的事。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起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也先从北京大学开始。 1951年秋季开学以后，北大文、法两个学院率先开展了对“胡适思想问题”的讨论，并 让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联合举行了胡适罪行控诉大会。上海也举行了“胡 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不过，建国之初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时强时弱。对俞平伯《红楼梦 》研究的批判开始后，毛泽东觉得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清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曾指出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 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4](P，352)。此后，有关部门专门拟定了九个方面的批判 计划，涉及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以及考据学 、“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禅宗史观点等。从1954年12月至1955年8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主要报刊就发表了200多篇胡适思想批判文章。三联书 店曾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1955年5月，中宣部也专门给中央提交了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这次批判主要目的是解决胡适思 想对中国五四以来文化学术的影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胡适的思想广泛涉及文化学术 界最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不对其做彻底的清算，中国无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体系 就树立不起来，文化整合就可能会迷失方向。
紧随胡适思想批判其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进步文化 阵营中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最猛烈的一次清算。这次批判实际上可分为 1948～1953年、1955年1～5月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政治上尚未彻底否定胡风，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批判还有一些说 理和讨论的味道，一部分人还能做到“心平气和”。可惜这种状况在第二阶段有了明显 的改变。1954年12月8日，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正式向胡风宣战。翌年1 月12日，毛泽东批准印发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作为靶子。15日，毛泽东对周扬与胡风 谈话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将胡风文艺思想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 思想”。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全国性的大批 判运动立即展开。最后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这已明显地越过思想文化整 合的界限。
除以上六个步骤外，这一时期党还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 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文化侵略进行了较深入的批判。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不久，《中共 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 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 、鄙视、蔑视的态度”[2](P，436)。1950年12月29日，郭沫若在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 务会议上作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对 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文化侵略作了深刻地批判。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号 召各级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文化、教育、救济、宗教各方面人员 ，“本爱国精神、同心协力，为彻底实现……完全肃清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 影响而奋斗。”[2](P，510)此后，根据中央要求，各民主党派、文化界、教育界、宗 教界等纷纷召开座谈会，批判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文化侵略。这场系统批判以美国为 代表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文化侵略运动，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也是确立正确 的思想主导、形成健康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心理所必不可少的
与以上步骤紧密相连的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运动 。作为党对思想文化整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在这段时间内除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批判运 动外，还积极引导组织广大知识界和全国人民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种学习和宣传活动是在党内、党外两个范围内同时展开的。1950年12月29日，《人 民日报》重新发表《实践论》，继而又发表《矛盾论》，随后在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中 兴起了学习“两论”的热潮，这是一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学习教育活动。1951年2 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党员学习内容和考试考核做 出了规定。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对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进行规划，同时加 强党校工作，轮训高中级干部。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1949～1956年间广大党员的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工作。在党外，建国伊始，中共中央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在1951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 央郑重宣布：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 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打下思想基础”[5](P，91)。根据中央的部署，建国初期，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 中广泛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
总之，在1949～1956年间，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在总体上看，无论是“破”，还是 “立”，是思想批判，还是学习宣传，其基本理论和主线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确立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历史观、哲学观、文艺观、学术观，从而保证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
三
从社会发展理论上说，社会变迁涵盖着文化变迁的内容。1949～1956年是中国社会经 济政治变迁的急速发展阶段，要保证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顺利进行，文化的变迁便成为 必然。同时，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又是与新的政治领导、新的政权、新的国家制度联系 在一起的，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总进程中，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般说来，每个时代 、每个政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文化追求，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 态体系。这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境况如何往往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命 运息息相关，原有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崩溃，常常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新的时代，过去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自然无法承载它的发 展内容，也难以满足现实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 场或大或小的整合，是历史的必然。在整合时，倡导和推行与新的领导阶级、新政权、 新国家的需求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扼制旧有的思想文化观念，也是历史的必 然。因此，在1949～1956年间党对思想文化进行整合，并提倡和推行新思想、新文化， 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无疑是顺理成章的，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适 应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实现对思想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所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途径。
1949～1956年，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由此发生两个 鲜明变化：一是原本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整个国家的主流 意识形态，成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二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 种理性工具、一种分析社会的方法，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了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 级斗争、唯物论、唯心论等基本概念被广泛用于文化学术之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 学艺术创作、学校教育内容、社会风俗和日常用语等，也都和以前有了迥然的区别。这 两个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 了现实，成了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追求。[3](P，209)
其次是使党与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界、知识分子有了“共同语言”。这是第一个方面 成效的自然延伸。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在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整合中所采取的各种步骤， 是为了确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和“政治控制”。实际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19 57年曾说过一段话：“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 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 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 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6]。这个“共同语 言”，也是党进行文化整合的基本目标之一。以上所描述的第二个鲜明变化表明，党通 过思想文化整合的一系列步骤的确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最后是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使1949～1956年的经济政治变迁有了有力的 思想文化上的保证。社会变迁本身就蕴涵着文化变迁的内容。从1840年开始的近代中国 社会变迁既是经济政治变迁的过程，也是文化变迁的过程。然而，纵观近代文化变迁的 全过程，则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无论在晚清，还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和蒋介石统治时 期，文化变迁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一样处在一个“被动”时期；二是总体上看，作 为文化变迁结果而居于“统治”地位的则是那种落后的思想文化形态，先进文化的因子 基本上被排拒在这种文化形态之外。1949～1956年的文化变迁则不然。这一时期的思想 文化整合纯粹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毛泽东曾在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 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 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就是为了主动实现“以一个具有高 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的目标。而且，这种思想文化整合所体现的是先进文化发展 的方向。一句话，这种整合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
思想文化对经济变迁、政治进步有着能动的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先 进的思想文化会为社会经济政治变迁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个道理共产党人是谙知的。在 一定意义上，1949～1956年党对思想文化做主动整合，正是为了谋求这种“支撑”。在 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党为获得这种“支撑”所 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1949～1956年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还为我们今天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留下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也有很深刻的教训值得汲取。
其一，坚持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无论是在近代中国，还是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中，都可举出统治阶级因失去对意识形态主导权而最终失去政权或引发社会动荡的 例证。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放弃对思想文化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 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失语症”。那么，各种各样的思想以及封建迷信就 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满人们的信仰空间，严重的会危及政权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问题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早在民主革命 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8]。建国初期，毛 泽东又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 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9]在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也有 很多这方面的论述，这表明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是始终一致的、清醒的和 坚定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变迁的加速时期，只有牢固树立党对思想文化的“主导” 意识，才能保证社会变迁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
其二，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文化整合意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和文 化形态的重整。这种结构变化和形态重整是否成功，应该看这种经过变化与重整后的文 化结构和文化形态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代表了19世纪40年代以 后西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中国五四以来 新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1949～1956年党在对思想文化做整合时，确立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 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个有力的注脚。在当代中国，党要真正做到代表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那就要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三，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但又不仅仅是政治问题。1949 ～1956年间，党所发动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从本质上看，大都出于政治目的 和政治需要；从批判的内容看，主要也不是学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实践中往 往把学术思想批判与政治批判混同起来，由此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将矛盾升级，混 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会因为政治需要而扭曲科学；二是对十分复杂的文化学术 研究过早地、轻易地做出了政治结论。总之，党对思想文化整合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 不仅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决不能用简单的政治方式加以解决，这是 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时所必须注意的。
其四，1949～1956年党在进行思想文化整合时，对学术文化思想的一系列批判很大成 分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梁漱溟思想、胡适思想等等在时限上是旧时代的东西，是糟 粕，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必须加以抛弃。一般而言，这种 认识不能说错。问题在于，是不是旧时代的东西都应该否定?是不是里面就没有值得社 会主义文化借鉴和吸收的养料?是不是一切唯心论都是反动的、愚昧的?是不是所有非马 克思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都一定是唯心主义的?这些，大体都是当时思想文化整合所没 有解决好的问题，用简单对立的思想方法否定了思想文化发展自身具有连续性和承继性 的特点。这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整合留给我们的又一教训。在当代中国，党要始终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除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外，还必须注意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包括五四以来形 成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
总而言之，1949～1956年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直接源于此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 深层的原因，从政治层面理解，实际上是党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制度的需要；从文化 层面理解，则是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需要。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其中既 有非常突出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又留有不少遗憾和教训。然而，功绩、经验也好，遗 憾、教训也好，在今天都是我们党组织和领导中国社会变迁、推动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份 难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收稿日期：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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