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族徽“天黾”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周论文,金文论文,天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考古学者收集带有族徽
的青铜器已达118件之多。①笔者查阅文献注意到，近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在探讨先周历史乃至黄帝族氏时，常常引用郭沫若先生将这两字释成“天鼋”即“轩辕”之说(以下简称“天鼋”说)，并且据此立论。②笔者对“天鼋”说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此说不单就文字释读而言难以讲通，而且与有关典籍注疏以及古天文学知识不合，因而不能成立。长期以来，对郭沫若的“天鼋”说信从者大有人在，尽管也有学者不赞成此说，却鲜见对此说能否成立提出质疑。③本文将通过对“天鼋”说的质疑，对这一族徽作出新的释读。相信这对于周人族源、黄帝族氏等问题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一、“我姬氏出自天鼋”文献疏证
追溯“天鼋”说的由来，不能不说到郭沫若先生对商代铜器甲寅父癸角及父戊方鼎中
的释读。郭沫若于1931年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中认为这是图腾之类，提出“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同时认为这一图形文字“人形下一物分明鼃黾之象”，却又提出此字当即“天鼋”，“盖古之轩辕氏也。余近证得古十二岁名本即黄道周天之十二宫，寅之摄提格为大角，其次为卯之单阏当于轩辕(西方之狮子座)，单阏一称天鼋。是则轩辕、单阏，均天鼋之音变也。轩辕不必即是黄帝，盖古有此氏姓，迄周初犹存而后已消灭，故后人遂附益之以为黄帝耳”。④
此后，郭沫若又将西周献侯鼎铭中的隶定为天鼋，并考释道：“‘天鼋’二字器铭多见，旧释为子孙，余谓当是天鼋，即轩辕也。《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郭氏就“天鼋”是天上星宿十二次之一，解释为：“十二岁之单阏，即十二次之天鼋，近年据余考知实当于十二宫之狮子座轩辕。由氏姓演为星名者，与商星同。”⑤
应该说，郭沫若将这种古代国族之名号联想为图腾，说法新颖，有开创性，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无疑具有深远影响。⑥郭氏将金文与古文献联系起来进行释读也属必要，失误之处在于对《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这句话的理解不当，因为这句很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话，其实并不是谈周人的族源所出，也不是说周人的族徽，自然看不出与黄帝轩辕氏有什么直接关系。郭氏研究殷周金文，征引此语委实存在误解。根据常理分析，当我们读到“我姬氏出自天鼋”这句话，因为难懂都会顾及上下文与韦注，郭氏既研究过古天文十二次，却忽略韦注，径以“天鼋”与轩辕相联系，释为轩辕氏之称，考证中又未发现其中的抵牾之处，盖与一时写作匆忙未及从容细考有关。
“我姬氏出自天鼋”一语，见于《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与伶州鸠之间的一段对话：
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
关于上述武王伐殷时的天象，西汉刘歆在《三统历》中曾作过推算阐释。《汉书·律历志》载：
《三统》：上元之伐纣之岁，十四万二千一百九十岁，岁在鹑火张十三度……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岁亦在鹑火，故传曰：“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传》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故《传》曰：“月在天驷。”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传》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鼋之首，故《传》曰：“星在天鼋。”
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按照刘歆的推算，‘岁在鹑火’到‘星在天鼋’这些天象是在武王出师直到渡过孟津这段时间里顺次发生的。”又说这些天象，“也不是完全同时的天象”。⑦这一看法是对的。由于刘歆所在的汉代还不知道有岁差，晋代虞喜始发现岁差，故刘歆对上述天象的推算难免有误差。唐代一行(张遂)又在刘歆的基础上，对武王伐殷的天象重加推算，有所阐述。《新唐书·历志》载：
《国语》曰：“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师始起。于岁差，日在箕十度则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于《易》，雷乘乾曰大壮，房、心象焉。心为乾精，而房，升阳之驷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会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见，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师所……故《武成》曰：“维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时辰星与周师俱进，由建星之末，历牵牛、须女，涉颛顼之虚。戊午，师度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鼋……是岁，岁星始及鹑火。
一行与刘歆的推算微有不同。按照刘歆的推算，由周师戊子始发，历31天到戊午日师渡孟津，都没有“星在天鼋”的星象。“星在天鼋”出现在戊午次日己未。僧一行则计算了岁差，认为“戊午师渡孟津，而辰星伏于天鼋”，“星在天鼋”的星象出现在周师始发的第31天。在“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星在天鼋”一段话之后，《周语下》又载伶州鸠语曰：“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这段话涉及星象、历史及五行之说。
根据韦注，颛顼以水德之王而立于北方，周人先祖由后稷上溯到帝喾，帝喾以木德取代水德的颛顼，这好比周人以木德取代殷商的水德。“天鼋”即十二次的玄枵，属于齐的分野。周人皇妣、大王(古公亶父)的后妃、王季之母大姜，是殷逄(按：《左传》作“逢”)伯陵的后代、齐地之女，由于周道起于大王，所以有“我姬氏出自天鼋”的说法。《左传》昭公二十年谈到齐地的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后来在殷周时“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逢地又见于殷代金文，可见确有此地名。《左传》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即女宿，玄枵三宿之首)。”“姜氏、任氏实守其祀。”也是就星之分野说，玄枵为齐地之分野。韦注说：“从斗一度至十一度，分属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牵牛间，谓从辰星所在。须女，天鼋之首。至析木之分，历建星及牵牛，皆水宿，言得水类也。”是韦昭对《周语下》武王伐殷有关星象的解释。还需说明的是，“逄公”系逢(逄)伯陵的后代、大姜之侄，也是殷之诸侯，封于齐地。由于齐地对应的星宿是天鼋(玄枵)，所以当地祭祀天鼋。逄公死后，人们在祭祀天鼋时，就以他为配食者。
所以，《国语·周语下》的这段话可释读为：“周景王问：‘七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伶州鸠回答说：‘从前周武王征伐殷商时，岁星(木星)运行在鹑火星次，月运行在天驷(房宿)，日运行在析木之津(此特指箕宿)，日、月的交汇点在南斗，辰星(水星)运行在天鼋(玄枵星次)。辰星与日、辰(日月会)的位置，都在北方的水位。[北方的水位]乃是(水德之王)颛顼所建立的，[木德的]帝喾接受了它。我姬氏周人出自天鼋(玄枵)[此星次所对应的是齐国，周的皇妣大姜就出生在这里]，至于析木之分(尾、箕、斗宿)，辰星所经过的建星与牵牛星(牛宿)，[这些星宿皆为水宿]，[天鼋]则为我周皇妣大姜之姪，逄伯陵的后代逄公[死后的神主]之所凭依……’”
关于“颛顼之虚”和祭祀颛顼，郝懿行《尔雅义疏》云：“《左氏》昭十年传：‘今兹岁在颛顼之虚。’正义曰：‘北方之次，以玄枵为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虚在其中，以水位在北，颛顼居之，故谓玄枵虚星为颛顼之虚也。按北方三宿，婺女、虚、危，《尔雅》不言女、危，以虚为中，举中足以包之也。’”《淮南子·天文训》：“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以治冬，其神为辰星。”高诱注：“颛顼，黄帝之孙，以水德王天下，号曰高阳氏，死托祀于北方之帝。”
关于建星与牵牛，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八月(夏历七月)的星空“斗宿的东北有一组六颗星，摆成一个弦形，它叫建星，《史记·天官书》：‘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旌也。’”九月(夏历八月)的星空“牛宿在河鼓的南面，它由六颗星组成”。“牛宿的东北是女宿。”“牛宿在古代叫牵牛。”⑧建星与牵牛相邻近，辰星经过建星与牵牛便到女宿(须女，亦称婺女)。女宿北有河鼓星(牛郎星，亦称牵牛星)，与此牵牛(牛宿)有别，不可混淆。
中国上古很早就有天象与人事相联系的说法，分野之说出现得很早，因此伶州鸠一说到天上的天鼋(玄枵)，马上想到地上相对应的齐地和出生于此的周人先妣大姜的传说。大姜乃大王之后妃，王季之母，她是殷诸侯逄(逢)伯陵的后代，嫁与周人后，适值周族勃兴，如《诗·鲁颂·閟宫》所谓“实始翦商”，所以追溯周人之所出必提到大姜，这才有“我姬氏出自天鼋”的说法，《国语·周语中》说：“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注：“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大姜被作为“内利亲亲”的一个典范加以颂扬。
《国语·周语下》及韦注说的是太阳所在的析木之分，还有辰星所经过的建星及牵牛星，旨在强调日辰皆合于北方水位，周人实出于水家。辰星历建星及牵牛星之后便到天鼋(玄枵)，这里正是周先妣大姜之姪、逄(逢)伯陵的后人逄(逢)公死后的神主之所以凭依(即在此接受祭祀之意)。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鼋就是玄枵，玄枵包括女、虚、危三个星宿(不是全部)，玄枵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宝瓶宫；而黄道十二宫的狮子宫相当于十二次中的鹑火，鹑火包括柳、星、张三个星宿(不是全部)。⑨轩辕星组就在狮子宫，《史记·天官书》：“南宫(官)朱鸟，权、衡。衡，大微，三光之廷。”“权，轩辕，轩辕，黄龙体。”⑩
依据中国古代天文学，每年四月(即夏历三月)的星空，“星宿和张宿上面，是轩辕十六星，它弯弯曲曲，排成了一条东扭西转的长龙”。(11)既然玄枵(天鼋)相当于宝瓶宫，而轩辕在狮子宫，宝瓶宫与狮子宫是两个渺不相涉的星座，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天鼋”说之所说天象有误由此不难断定。
所以，信从“天鼋”说者，不论是像郭沫若那样将天鼋(玄枵)说成轩辕星，又由轩辕星转指轩辕氏，还是离开韦注随意解释《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这句话，(12)甚至直接释“天鼋”为轩辕氏，(13)都是缺乏根据的猜测，因而是不可信的。
《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这段话中，“我皇妣大姜”依韦注指周大王之妃，沈长云对此颇有异议。沈先生根据《左传》及杜注确定武王之后为姜太公(吕尚)之女，吕氏姜姓，故提出“邑姜”实是“吕姜”之误。他认为，《周语中》“昔挚、畴之国由大任，杞、缯由大姒，齐、许、申、吕由大姜，陈由大姬，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这段话中，“大任为王季之妃，大姒为文王之妇，大姬为成王之姊，依周之先公先王次序排列，大姜应是武王之妃”。又认为《周语下》“我皇妣大姜”也不是指周大王之妃，大姜远在齐地嫁与大王为不可能，“周与齐姜之联姻是在武王时，‘故我皇妣大姜’者，亦必指武王之后吕姜”。(14)
我认为沈先生的有些推论似可商榷，例如文中提到上古“吕”字可能误认作“邑”，但《左传》中“吕”字数见，都没有误作“邑”，可见此说缺乏必然性；况且“邑”在金文中有作氏名的，如《邑觯》(《集成》6459)、《邑且辛父辛觯》(《集成》6463)之“邑”，“邑姜”之称当有缘故。其余推论有的似乎不无道理，但也不足以推翻韦注，《周语下》说到“我皇妣大姜”与逄(逢)伯陵、逄(逢)公的亲属关系，言之凿凿，其为齐地古史传说，是不可否认的。
二、析商周族徽“天黾”
考古学者对“天黾”青铜器的整理和研究，邹衡以及曹淑琴、殷玮璋可为代表。邹衡的先周文化研究多少受“天鼋”说的影响，他将“天黾”的族徽释作“天鼋”，并且与天兽的族徽相联系，说成是黄帝族。在说到这些“天鼋”铜器的来源出处时，他说：“‘天鼋’器传世者甚多，作者曾收集100件左右，但有出土地点的仅成王时的《献侯鼎》二器(《通考》38；《三代》3.50.2；《三代》3.50.3)，出于陕西乾县。”(15)就是说这些“天鼋”器出土地点绝大部分无记载，有出土地点的两件已属西周初期，都对“天鼋”即轩辕黄帝说提供不了支持，至于邹氏所举的天兽器，据笔者看来，“天”字多数似应释“大”字，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不必详说。对“天黾”铜器做了更多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曹淑琴、殷玮璋两位先生没有受到“天鼋”说的影响，共搜集“天黾”铜器资料118件，文字释读注意到“黾”与“龟”两字的区别，并对“天黾”铜器做了全面研究。他们注意到“天黾”铜器最早见于郑州商代二里冈期，因而注意到“天黾”与商朝的关系，认为“天黾”是商的一个与国，也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小国。(16)论述较为客观，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这些意见。
在以往“天黾”铜器资料的整理研究中，也出现了把本来是“龟”字的青铜器误收入所谓“鼋”字(实际“黾”字)的青铜器中的情况，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没有将“龟”字青铜器列入讨论中。
古文字学者释读文字，对作出较详释读的为唐兰先生和于省吾先生。20世纪50年代郑州白家庄商墓出土一件二里冈期的铜罍，其颈肩部有三处铸有
字，唐兰先生认为这是图画象形文字，像蛙一类动物中比较大的“黾”，指出此字所像动物后足长于前足，从尾部上曲，应为黾字无疑。(17)关于这一族徽，唐兰考释说：
大黾是氏族名，商周青铜器中常见，有些商代器只作黾，最早的见于郑州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铜罍上。此当是以地为氏。按汉代弘农郡有黾池县，黾池的地名在战国时已存在，又江夏郡有鄳县，是战国时的鄳塞，或作渑阨、冥阨。此黾氏不知原在何处。(18)
于省吾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专文对此进行释读。于氏考释道：
我认为
即天黾二字的合文，
之为天，毋庸赘述。《说文》谓：“黾，鼃(蛙)黾也。”黾与龟都是象形字，但在古文字中的构形迥然不同。龟形短足而有尾，黾形无尾，其后两足既伸于前，复折于后。然则黾字本象蛙形，了无可疑。(19)
综观唐、于两先生的释读，释黾堪称准确，族徽两字则以于氏释“天黾”为是。金文族徽黾字，主要作以下诸形：
(《三代》2.39.7)、
(《三代》13.5.5)、
(《三代》11.14.4)、
(《三代》2.37.6)。从中可以看出像蛙的俯视形：蛙头呈三角形，身体圆形，无尾，后肢较长擅跳跃，足有趾。其中身上有斑点的出于写实，画有“十”或“X”者乃是文饰；蛙头紧连身体、不显颈部的，出于写实；蛙头伸出，则是略为夸张的写法。甲骨文亦有黾字作
形(《合集》5947)，原被混在龟字中，此黾字像蛙形不显颈部，后肢作跳跃状，省去折形。应该强调的是，于省吾先生所指出的龟形与黾形的区别，前者有尾，后者无尾，还有一些复杂情况。一般说来，龟形有尾，但也不尽然，甲骨文
字有作
形者(《京津》2840)，所从龟形即无尾。黾形无尾，但学者发现有数例有短尾者。曹淑琴、殷玮璋说：“因蛙类动物在未成年时也曾有尾，故此字的字形中出现少数几个有尾的字形，或许由此而得以解释。”(20)是很对的。蝌蚪变青蛙的过程中，是由有尾变成无尾，所以蛙形个别还有短尾，不足为怪。考古发现殷墟妇墓出土的玉蛙(M5：356)即带尾形，(21)可能意在表现幼蛙的形象。
在黾字字形确定方面，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龟、黾、鼄三字的区分。信从“天鼋”说者，往往把
(鼄)当成黾字，将像蜘蛛形的(鼄)与像蛙形的黾弄混了。当然，追溯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也跟郭沫若释为黾(22)有关。有学者采用《甲骨文编》、《金文编》的说法，(23)其实正是取郭氏释黾之说，该说唐兰、于省吾从之，故一度信从者颇多。此字释读应从胡光炜(小石)先生释鼄才对。(24)目前，这一释读已逐渐被学者所接受。
本来是蜘蛛的象形字，金文中此字上部加声符“朱”，变成形声字。终致被像蛙形的“黾”所取代，就成为鼄。马叙伦先生在说鼄的构形时指出：
《说文》鼄在黾部，黾是水族，鼄为结网之虫，字安得从黾耶？检《说文》黾部字多讹属，如鼋、鼈之为介族字当从龜，鼍之当从鱼，今皆从黾者，自古乱之。盖由此类古自各有其象形之字，及变为篆文，遂相讹乱，不可谛正。(25)
关于“天黾”的族属，信从“天鼋”说者力主“天鼋”是黄帝轩辕氏，或者说是周族，却拿不出坚实可信的证据。针对“天鼋”说，于省吾先生以金文与文献相对照，提出“天黾”属于商族的看法。于氏举出献侯鼎铭文：“唯成王大
才(在)宗周，商(赏)献侯
贝，用作丁侯尊彝。。”勅
鼎铭文：“勅作丁侯尊彝。。”认为以上两鼎的丁侯，可与《太公金匮》中一段有关丁侯的记载相验证。
《太公金匮》载：“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剧，使人卜之，祟在周，乃遣使者请之于武王，愿举国为臣虏，许之。”于氏认为“”即“天黾”两字的合文，商人原始氏族以蛙或斑点蛙为图腾。作器者的先人丁侯本是商之诸侯，后来才降服于周。(26)今按于氏以丁侯为商之诸侯，断定天黾为商族，其实未必如此。因为臣服于商的既有同姓诸侯，也有异姓诸侯。说天黾为同姓诸侯，只是一种推测，在古书中再无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至于商人的图腾，除于省吾、胡厚宣说是以鸟为图腾外，(27)其他说法尚未见学者达成共识。
我认为天黾并非周族，也不属商族，而属夏族，为姒姓之后。《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世本》云：“冥氏，分封用国为氏。”金文的黾与天黾应读作“冥”、“天冥”，就是夏禹姒姓之后的冥氏。黾、冥均为明母耕部字。古书中多有两字相通之例。如《史记·楚世家》：“涉鄳塞。”《集解》引徐广曰：“鄳，或以为冥。”《墨子·非攻中》：“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史记·苏秦列传》“冥隘”作“鄳阨”，《淮南子·坠形》“冥隘”作“渑阸”。《吕氏春秋·有始览》作“冥阸”。《淮南子·坠形》作“渑阸”，(28)均其例。“天黾”在铜器铭文中有时只作“黾”(《三代》2.21.6)，在甲骨文中均作“黾”(说详后)，这也是“轩辕”之释难讲圆通的一点。因此，我认为“天黾”或“黾”应读“天冥”或“冥”，就指冥氏。至于“天黾”的“天”字如何解读，有一种读法是读为“大”，认为是美称。古时“天”、“大”两字可通，甲骨文大邑商(《合集》36482)又作“天邑商”(《合集》36535)，在典籍中两字相通其例也颇多。我认为“天黾”的“天”不能如此理解，我所见的“天黾”铭文，“天”字无一例作“大”者，两字区别明显，“天”字很可能是地名，“天冥”意为在“天”这个地方的冥氏族。(29)
天冥本为夏族，当成汤代夏建商后，商朝还任用夏的贵族在朝廷做官，保留其一定的社会地位。《书·多士》称：“夏迪简在王廷，有服在百僚。”故天冥作为夏的同姓诸侯，还供职于商朝。到武王征商建周后，天黾族的诸侯丁侯一度拒降周朝，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降周，因而丁侯的后人得以做周朝的官。
商周金文中关于“天黾”的记载很多，本文无法详考，在此谨择要抄录数条，以见梗概：
1.天黾(《三代》2.2.11)鼎
2.黾父丁(《三代》2.21.6)鼎
3.天黾父癸(《三代》2.39.7)鼎
4.天黾父乙(《三代》2.37.4)鼎
5.甲寅，子易(赐)天黾
贝，用乍(作)父癸彝。(《三代》16.47.1)角
6.子易，用乍(作)父癸尊彝。天黾。(《三代》13.34.1)卣
7.唯成王大才(在)宗周，商(赏)献侯贝，用乍(作)丁侯尊。天黾。(《集成》2626)献侯鼎
8.己亥，
视事于彭，車弔(叔)商(赏)马，用乍(作)父庚尊彝。天黾。(《集成》2613)鼎
上述铭文中，1辞的“天黾”是黾氏族的自称。2辞的“黾”等于“天黾”，都是夏族冥氏的氏名。“天黾”作为氏族之名，在字数稍多的铭文中，依照惯例一般都应书在铭末，只有5辞是一个例外。“天黾”署氏名于铭文，是说明自己的族氏，这表明上古商周族氏分别甚严。我们在商周铜器铭文中看到一些氏名，如“戈”、“过”、“来”等，通过《左传》、《史记·殷本纪》等文献对照，才知“戈”、“过”本是夏族，“来”是商族。犹之通过文献对照知“天黾”即夏族的冥氏。上述1—6辞是殷代铜器铭文，说明“天黾”氏族中保留有父权世袭制，故其贵族世代祭父。而殷贵族赏赐天黾氏族首领以贝，说明天黾臣服商朝的历史。7—8辞为西周初期铭文，天黾氏族的献侯得以为诸侯，得以为周朝视事于彭。
以下的殷末铜器铭文值得单独讨论：
天黾，帚(妇)于妹。(《集成》1711，天黾妇方鼎)
妇于未，天黾。(《集成》1905，天黾妇方鼎)
关于“妹”地，《书·酒诰》载：“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伪孔传：“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顺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于妹国。”江声《尚书集注音疏》：“郑康成曰，沫邦者，纣之所都处，于《诗》国属鄘，故其风有沫之乡，其民有化纣嗜酒。”《诗·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毛传：“沬，卫邑。”妹乃当时的一个诸侯国，其地就在殷都朝歌一带，即今河南淇县。铭文“帚(妇)于妹”，应指天黾族嫁女于妹邦之人，而与周族无涉。“妇”在句中做动词用，古书有这种类型的句子，如“以微子开(启)代殷后，国于宋”，(30)“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诗·大雅·大明》)，
司土
簋铭文：“王来伐商邑，
(诞)令康侯啚于卫。”上举第一例是说周武王分封微子启以代殷后，建国于宋。第二例的“嫔于京”，是指挚仲氏任姓贵族女子从殷商嫁于周(嫁给王季)。第三例杨树达先生谓：“啚字经传皆作鄙，《广雅·释诂》云：‘鄙，国也。’延令康侯啚于卫，即封康叔于卫也。”(31)由此可知，“帚(妇)于妹”的“帚(妇)”是名词的使动用法，意为“做妇”。故天黾嫁女于殷都“妹”地，只能以天黾(冥氏)与商族通婚解释较为适宜。
从殷墟甲骨文看，黾人曾臣服于商，并曾与商王通婚。《合集》7859正：“贞隹黾令。”(《合集》7860同卜)说明商王曾对黾氏族有所命令。《合集》22301有“匕(妣)癸
”(共列举七个妣名，此其一)，这一先妣即出自黾氏族，嫁于商先王。黾人亦在祖庚时与商朝发生过战争。卜辞：“其令伐黾。”(《屯》859)“申，黾乍(作)执。”(《合集》5947)作为一个小国，黾当然无力与商朝对抗，此战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释读“天黾”的对应文献资料
关于商周金文族徽“天黾”释读的讨论，涉及考古资料如何与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重新构建上古史的重要问题。我认为必须严格区分传说史料和进入有史时代的史料，通过梳理找出相对应的文献记载，“天黾”的释读才不会混沌一团。
苏秉琦先生认为五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时代，其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32)这个推算大致不错。但我较为保守，宁愿相信黄帝时代是距今五千年前左右的事。
黄帝时期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尽管历来传说仓颉造字，事实上考古发现直至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汉字才成形，至于以文字记事恐怕只能追溯到夏代。黄帝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只能靠部族世代口述相传。关于黄帝传说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逸周书·尝麦解》，此时黄帝的历史已经过去两千多年。见于这一时期的黄帝传说，还有《穆天子传》等。此后，又有一些传说见于《左传》、《国语》、《庄子》、《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则已是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的事了。至于金文齐侯因
的“高祖黄帝”，则是渊源有自的战国传说。
黄帝轩辕氏，据《史记·五帝本纪》是以“轩辕之丘”地名得称，《五帝本纪》及《白虎通》又称其为有熊氏。《庄子·胠箧》谈到黄帝时的氏族：“昔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上博简·容成氏》载：“膚(卢)是(氏)、茖(赫)疋(胥)是(氏)、乔结是(氏)、仓颉是(氏)，轩缓(辕)是(氏)，神戎(农)是(氏)、椲乙是(氏)、垆跸是(氏)之又(有)天下也。”(“卢氏”应即尊庐氏)《胠箧》记载了12个氏名，《容成氏》记载了8个氏名，两处重复的有4个，总共记述16个属于传说时代的氏族。根据这些记载，参以《世本》等古书，可知黄帝部族应以轩辕氏为核心，容成氏、仓颉氏等均加入其中，所以《世本》说“容成作历”、“仓颉作书”，都是黄帝时传说下来的历史。
神农、黄帝时代的氏族名记述较系统的仅见于以上两种文献，此外《世本》曾提到轩辕(另一处提到“有熊氏”)、神农和容成这3个氏名，其余13个氏名无载。《世本》一书据我统计共记载160多个氏名，其中传说时代的氏名有十多个，夏商的氏名有20多个，更多的是西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氏名。
《逸周书·史记解》所记氏名有皮氏、华氏、夏后氏、虞氏、扈氏、义渠氏、有林氏、愉州氏、有巢氏、重氏、唐氏、上衡氏、有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坂泉氏(按即共工氏)、有洛氏等，没有说到前举16个氏族中的任何一个。司马迁根据先秦文献写成的《史记》之《夏本纪》、《殷本纪》，则分别记述了夏族、商族的一些氏名。《世本》、《逸周书·史记解》都已是进入有史记载的记述，而以记载当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夏本纪》、《殷本纪》的氏名，则应视为接近于实录。
进入有史时代的古文字资料，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夏代暂且不论，殷商时期甲骨金文数量甚多，甲骨文除少量记事刻辞外，大量的卜辞是因事而卜，其所记述的氏族名都是实有的，早期的商周金文以族徽为多见，族徽意在表明器主，以便该器物在氏族内流传，故族徽所标示的必为当时存在的氏族无疑。
所以，商周时期见于甲骨、金文的氏族，所对应的不是记载传说时代历史的文献，而应是进入有史时代的文献，也就是说其所对应的不会是黄帝时代的传说史料，而应是三代的史料。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
“天鼋”说把商周的族徽“天黾”释为“天鼋”，说成古老的轩辕氏，然而轩辕氏早于商前期(前1600-前1300)大约一千几百年，暂定郑州出土的带“黾”字的铜器距黄帝时代一千五百年，那期间间隔的时间也太久。中国上古时期的氏族组织能够保持多久，传世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甲骨、金文中的有些材料可以作为参证。例如关于
族，张政烺说：“是族名，卜辞中常见，殷代和周初青铜器铭文中也常见，说明这一族的组织很强，殷亡后还依附周王以存在(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录编》上卷又一四页)。”①类似的情况还有
(举)族。②这两个氏族存在的历史都有几百年。殷代还有戈氏，属夏族，见于甲骨、金文记载的时间约三四百年，加上夏代和商前期实际存在的时间(据《左传》哀公元年，戈在夏代一度被灭)，估计为七八百年，最多不会达到千年。上古氏族能保持其族名、组织不变的，大抵不会超过这个年限。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氏族更名变化的因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是说陶唐氏的后人刘累，因为学扰龙于豢龙氏，受到夏后孔甲的嘉许，被赐改称御龙氏，成为豕韦氏的后代，可见古代族氏变化之一斑。所以认为轩辕氏历一千五百年而不变，这不大符合我们从甲骨、金文及古文献方面获得的知识。再说黄帝历经一千五百年，其氏族分合聚散的历史不尽可考，《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是说黄帝后代出现一些新氏族，这些氏族分成了不同的12姓。这些复杂变化恐怕都发生在此期间。到商周铜器上有“天黾”族徽的时代，黄帝部落联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连轩辕氏是否存在都成问题，商周族徽所记必为当时存在的氏族，说“天鼋”是轩辕氏又怎么可能呢?
战国楚简《容成氏》记载轩辕氏，那属于记载远古传说历史，自应归入传说史料；甲骨、金文则记述有史时代的史事。天黾必为当时存在的氏族，故我释天黾即天冥，亦即冥氏，实有文献可证，这是记载当时的历史，而非传说的历史。
《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郑玄注：“反，当为及，字之误也。”)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为什么这里称“黄帝之后”，而不称“轩辕氏”?原因可能就是殷周之际轩辕氏的名号已不复存在，这可以跟我们上面的说法相印证。
附识：承蒙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参见曹淑琴、殷玮璋：《天黾铜器群初探》，《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②近十多年来信从“天鼋”说的主要论著有杨向奎：《宗周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姚政：《论周族的起源——兼论黄帝》，《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吴锐：《甲骨文中的“龟父”与金文中的“天鼋”和“玄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③关于不赞成释“天鼋”的诸家说法，于省吾先生概括为：“唐兰、孙海波、闻一多均以人形之下为鼃黾之象，唐兰释为‘大黾’(《古文字导论下》三六页)，孙海波也释为‘大黾’(《古文声系·自序》)……闻一多则释为
，并谓省变为奄，即《说文·邑部》‘周公所诛
国之’(《古典新义》五一二页)。”于氏自己释为天黾。参见《释黾》，《古文字研究》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④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1，《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4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⑤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献侯鼎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⑥参见林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古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文物》2000年第2期，又载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⑦李学勤：《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⑧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6、145页。
⑨参见王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第17页。准确地讲，则如郑慧生先生说，危宿东南有坟墓四星，危宿下面有十二颗星，为垒壁阵，“西方人把坟墓四星加上垒壁阵的左垒、长臂以及羽林军化为一个星区”，称作宝瓶座(参见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第159页)。轩辕星组中有七颗星属于狮子座，即“由轩辕九—十五和太微垣的五帝座、西上相、西次相等星组成的一个星座”，叫狮子座(参见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第97页。关于这两个星座在星空的方位，可分别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图版第44页星图2，图版第46页星图4)。
⑩《史记》卷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99页。
(11)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第96页。轩辕十六星，《史记·天官书》正义说是“轩辕十七星”，这一差异自有天文学者解释，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12)杨向奎先生并未提到《国语·周语下》韦注关于星象的注释，他不但肯定了“天鼋”说，并且在此基础上释读青铜器铭文“玄鼋”(参见杨向奎：《宗周与礼乐文明》(修订本)，第18—24页)。吴锐搜集资料较丰富，但解释皆从杨说(参见吴锐：《甲骨文中的“龟父”与金文中的“天鼋”与“玄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13)王晖直接释“天黾”为“天鼋”，亦即轩辕氏，未提到《国语·周语下》韦注关于星象的注释(参见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14)沈长云：《邑姜、大姜辨——周武王后妃称谓释疑》，《文史》2001年第57辑；又参见氏著：《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7-120页。
(15)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参见曹淑琴、殷玮璋：《天黾铜器群初探》，《中国考古学论丛》。
(17)参见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1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页。按，唐兰先生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古文字学导论》中已释“大黾”，但未详述(参见《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03页)。
(19)于省吾：《释黾》，《古文字研究》第7辑。
(20)曹淑琴、殷玮璋：《天黾铜器群初探》，《中国考古学论丛》。
(2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图版43之2。
(22)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811页。
(23)参见孙海波：《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4—515页。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78—879页。
(24)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二)，第1809—1811页。
(25)马叙伦：《读金器刻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页。
(26)参见于省吾：《释黾》，《古文字研究》第7辑。
(27)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1辑，1964年9月。又载氏著：《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胡氏论述尤为详尽。
(28)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73页。
(29)关于夏代的冥氏，郑杰祥在《世本》秦嘉谟所释的基础上认为应在今山西平陆县北，可备一说(参见氏著：《夏史初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78页)。
(30)《史记》卷4《周本纪》，第132页。
(31)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44页。
(32)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8页。
(33)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又载氏著：《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4)参见于省吾：《释》，《考古》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