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穷的比较民俗学研究论文

哭穷的比较民俗学研究论文

·民俗学研究·

主持人语: 比较民俗学的研究,按照比较范围而言包括历时的研究和共时的研究,前者指针对某地某一民俗学事项历经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民俗变迁的研究;共时的研究则是指对于同一民俗事项在各个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的具体民俗样式的差异性展开的研究。本期比较民俗学专栏共有三篇文章,分别把盟誓、楹联和哭穷等民俗事项纳入研究的视野。王天鹏和杨烁比较了诉苦和苦穷的脉络发展关系,将社会上层、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哭穷行为及其策略选择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方云博士对江西鹅湖和信江两书院的楹联文化进行共时比较,并将自书院文化至现代高等教育的变迁做历时研究。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丁晓辉和谢国先老师综合使用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方法,把古今中外的盟誓习俗均纳入研究的视野,文章纵横捭阖,资料翔实。综合来看,本期的三篇文章,均紧扣盟誓、哭穷、楹联等中国本土民俗概念进行比较民俗学的研究,以期与西方主流民俗概念展开对话并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

——王天鹏

哭穷的比较民俗学研究*

王天鹏,杨 烁

(赣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发现,哭穷这一民俗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以及社会底层的各个社会群体中。社会群体不同,其哭穷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社会上层刻意伪装贫穷、中间阶层自我认知贫穷、社会底层则是被公众认可的贫穷。为达到不同目的、出于不同的动因,哭穷者会采用不同的哭穷策略。哭穷的同时,也有部分社会群体炫富的现象。哭穷与炫富,看似矛盾,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 诉苦;哭穷;炫富;比较民俗学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姑且不说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超小康水平,社会底层的民众也绝大多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令人费解的是,社会各阶层不论贫富,在特定的场合,都会有意无意地哭穷,哭穷成为了一种或是获取利益,或是提醒他人“免开尊口”来保全自身利益的工具。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财富已经成为区分社会各阶层的重要标志,为什么“哭穷”行为还具有广阔的市场?社会各阶层如何利用哭穷达到目的?哭穷和炫富何以能够共存?通过引入哭穷这个百姓习以为常的概念,将之纳入学术话语,并将哭穷现象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运用进行比较民俗学的研究,这也是本文作者对民俗学本土化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3综上所述,鲁山是一个半农半商的地区,农业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小麦则是鲁山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小麦产量的高低,影响着临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小麦生产当中,影响其生长发育的因素很多,而播种量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本试验通过探究不同播种量对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发现在试验设定的播种量内,小麦的出苗期均一致,但播种量过大时会推迟小麦的抽穗期和成熟期;播种量对小麦株高的影响不大,而对穗长、分蘖数和穗粒数有一定影响;在播种量为 240 kg/hm2时,小麦的产量最高,达6 528 kg/hm2,因此得出:播种量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提高小麦产量,而确定最合适的播种量,有利于提高小麦产量。

一、哭穷:新时代的“诉苦”

关于诉苦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对土改时期农民革命话语的讨论,如郭于华、孙立平就诉苦这一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讨论了诉苦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讨论它作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的内涵。[1]吴毅和陈颀认为,诉苦中农民的说话并非完全是阶级化社会苦难模版的再现,而是对这个模版的接受、利用、改造、规避、沉默甚至抵制的多重选择。[2]马丹丹对革命话语中的诉苦文本展开民族志批评,指出诉苦权力塑造的主体性包含的被占有支配能量,吸附了庶民研究者与主体欲望同构的缓冲地带。[3]

“但现在是拯救!”魏一字一顿地回他,“没时间了,迟记者,你还欠我一篇报道,你写吧,该怎样写你怎样写,祸是我酿成的,但有一点你写清楚,组织上也会调查,治库的钱,我没贪一分!陵矿街道办事处这个班子没贪一分!”

除了土改时期的诉苦之外,学者们也逐步关注到新时期的诉苦现象。刘氚和何绍辉进行了日常生活中的诉苦研究,他认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诉苦,很大程度上因其生存遭遇某种苦难或陷入某种困境,为此他们常借用“哭”“闹”和“诉诸情感”等策略和技术,既要以底层视角认识和解读历史,又要以底层视角分析和理解当下。[4]朱敏、何潇则将研究聚焦到打工者的诉苦,他们认为,打工者在饱受不安全与恐慌之苦时,却将“苦”与下一代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认为恢复“苦”是过日子的本色,打工者试图通过对“苦”重新解释,建立积极的社会认同,以平衡社会地位下的社会形象。然而,打工者的流动属性冲击了家庭的伦理道德,个体之苦转化为社会之痛。[5]

对于诉苦的研究,苦到底指什么?生活的苦难,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的贫穷,抑或兼而有之?笔者认为,生活的苦难、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经济的贫穷,都是诉苦中所要表达的“苦”。但,在当前时期,生活的苦难、社会地位的低下都是抽象的,难以衡量的,唯有经济的贫穷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因此,新时期的诉苦,更多指向的是生活贫穷的倾诉,因此衍生出一种具体的“诉苦”,即哭穷。哭穷,意指向别人诉说自己贫困。 孙旭友曾基于自己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庭情况的考察,对农民哭穷这一自我表达的另类机制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哭穷发生的主体及行为建构、哭穷的动因、哭穷主体的哭穷策略,对中国本土话语与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实践现象研究带来了启发。[6]

我们的物质生活相较于父母的年代丰富了不少,他们以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都见怪不怪,我们想要的东西也能仅通过一部手机就能转瞬出现在我们眼前。可是当下工资水平远没有物价水平发展的快,高涨的物价,高额的房价,让处于物质丰富社会里的我们幸福感不增反降。大学教授作为公众眼中的社会精英,公众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寄托和希冀,哭穷这种行为看似与他们的职业并不沾边,可是大学教授在付出了比常人更多时间、金钱、精力之后所带来的回报往往不能达到他们自己的预期。公众的认知和自我认知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精神层面的落差,那哭穷就不稀奇了。

因此,笔者的研究,从基于土改和新时期的诉苦概念出发,重点研究诉苦者关于贫究的“哭诉”。因为,哭穷现象并非社会底层者所独有,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也具有哭穷的现象,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扩大到社会上层,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

二、不同社会阶层的哭穷

从世界范围来看,占据金字塔顶端20%的人口掌握了世界上80%的财富,所以穷人数量远超富人,因此,穷人哭穷理所当然。然而,衣食富足、生活优越的上层阶层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在哭穷。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穷作为一门“艺术”,也是有技巧可言的。

(一)社会上层的哭穷:刻意伪装的贫穷

哭穷,一向是富人的伎俩。英国学者吉姆斯·里德说“看重财富的人叫富人”,他们永远不觉得自己富有,总是贪婪地想挣更多钱。为了多挣钱,在有钱人的世界里,哭穷是常态,他们甚至比真正的穷人更会装穷或哭穷。

笔者曾经对农村贫困户进行过入户调查。在村民眼里调查者是手握一定的权力并且可以决定他们的利益分配的“政府人”,调查者的进入势必会给受访对象平静的生活带来一些涟漪和对利益的期冀。因此,访谈的建立就为“哭穷”提供了可以发挥的临时场景,也直接导致了“哭穷”行为的生成。在调查中发现,有的贫困户按照国家设定的标准已经达到了脱贫条件可是依旧不愿意脱贫,在政府给予了脱贫不脱政策的承诺后依然担忧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如在江西某村,老人在诉说自己家中的情况“我年岁已经大了,干不了活了,所以我只能靠政府救济。而且,我儿子脑子不正常(小儿子智力低下),干不了活,政府如果能一直救济就好了。现在补的钱还不够花,希望更多一点。你看家里啥都没有,我生活很苦的”。不过,笔者调查走访后发现老人还有别的子女,生活水平还可以,完全有能力履行养老的义务,但老人为了拿到补助,跟儿子分了户口,把小儿子也单独分成一户,所以他和他的小儿子都拿到了贫困补助,每年的补助金标准远超国家基本生活水平标准。但纵使如此,老人依然极力渲染自己家庭贫困以博得调查者的同情。

曾任湖南沅陵县委书记的黄泽春落马前,表面两袖清风,经常穿布鞋、吃剩饭,还常常上交红包礼金,可私下却大肆权钱交易。[8]

一般认为,中间阶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该是社会获得感、幸福感最强的一类人,可是在中国社会中,尽管他们收入相对较高、社会地位不低,但他们的支出也相对较高、压力相对较大,同样缺乏安全感。他们有着体面的工作,过着大部分人羡慕的朝九晚五、办公室空调的日子,在公众的眼中,他们似乎跟贫穷沾不上边,但是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或许让他们羡慕起那些在建筑工地出苦力的人,每天奔波在各个写字楼间送外卖的人,这些人每个月收入过万,他们没有必要维持光鲜亮丽形象的支出,没有要维持交际圈而去参加聚会的支出,没有为了体面而消费自己能力之外事物的无奈。

她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因为福州跟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不一样,人口相对较少,交通便利,精细化管理会引导一部分患者不要太早来医院。

(二)中间阶层的哭穷:自我认知的贫穷

与这些上层阶级的哭穷具有异曲同工的是,一些日进斗金的国有企业也在哭穷,如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巨头企业,每天净利润可达四五亿,为了国家对炼油企业的补贴,对其赚钱的业务避免不谈,为了国家补贴以及给油价上涨造势,专门拿亏损的业务说事。[9]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暴利的高速公路收费也在哭穷,大叫亏损。[10]

继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上哭诉自己作为大学教授每个月4 786元工资不够养家糊口之后,社科院教授、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在哭穷。据他说自己每个月工资总额是3 000多元,自己稿费收入并不稳定,可谓微乎其微,日常生活开销完全要靠工资来支撑,虽然工资低,但因其花销少,所以工资勉强够生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统宇研究员也宣称,作为一个有着正高级职称的研究员,已有32年工龄的他每个月的工资不到3 000元,如若不是工作性质自由,恐怕是不会长期在此任职的。[11]当然,笔者在这里引用的是2006年的数据,据笔者所知,当时江苏北部一个城镇小学的正式编制的教师月工资500多元,而当时作为大学教师的阿忆和徐友渔的工资按理来说不低,但是他们身在京城,各种消费高居不下,贫穷的相对感知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哭穷不仅是贫苦者的专利,也不仅仅是新时期发生的新鲜事情。哭穷,作为诉苦中专注于哭诉贫穷的那一部分,自古作为文人骚客、政府官僚、农民阶级表达穷苦特性的一种手段被广泛运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对于哭穷所要表达的情感各异,世俗对于各类哭穷的行为也褒贬不一。

南京大学的周晓虹教授分析了中间阶层哭穷的心理,周教授认为,对于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的现象(即社会上层),草根阶层未必能够理解,但中间阶层如医生、律师、公务员等却是一般的社会底层容易接触和了解到的,因此他们就成为了仇富心理的替罪羊。草根把中产作为仇富的对象,而中产则抱怨贫富差距悬殊,富豪阶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中产则成为被动高消费群体,成为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他们普遍焦虑,存在巨大的危机感。[12]

(三)社会底层的哭穷:公众认可的贫穷

与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的哭穷相比,社会底层的贫穷是社会认可的贫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贫穷。因此,在国家对贫困户进行帮扶的政策背景下,社会底层的人民哭穷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而且显得理直气壮。

广西贺州市原政协副主席毛绍烈从最初的贺县县委副书记升至后来的贺州市政协副主席的16年里,沉迷在权、钱、色的旋涡里无法自拔,他一面受贿一面装穷。他平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总是表现出一副清正廉明的形象。他为人低调,生活异常简朴,别人送他的高档西服被他放置在衣柜深处,在外人面前总是穿着以前的破旧衣,夏天总是穿着一双旧凉鞋,皮带上裂纹丛生,衣服鞋子都像是从二手市场上淘来的,连一起上班的同事都说他不像领导。可背地里他收受贿赂达千万之多,长期包养多个情人,借助“收藏”的名义从各类开发商那里收取了不少古董奇石。[7]

对于非贫困户来说,调查者的主动到访给予了他们能够表达自己家庭生活状况的契机。纵使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贫困,但因与贫困户处于同一村庄、同一社会阶层,甚至有些贫困户与他们的家庭情况类似,均在贫困标准的边缘徘徊,所以“我俩差不多凭什么他有我没有”的心理就会使他们在见到可以诉求的对象时极力表现自己家里面悲情的一面,甚至故意隐瞒自己家庭的收入。在调查走访中曾遇到一户人家“我家有病人,家庭几乎没有收入。我老公(第二任丈夫)有抑郁症,还有糖尿病,你看他的药一直都不能断,什么活也干不了。我有焦虑症,也常年吃药,基本也不能干活。我儿子在读博士,他都是贷款上的学,还没有毕业,我女儿(小女儿)没有工作,去年一年都没有上班,大女儿也是打工的,出嫁了,自己也挣不了啥钱,根本不会往家里拿钱。你看我家都过不下去了,就这也没有评上贫困户,低保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之后核查的结果是,她的女儿是国家在编公务员,会承担他们一部分医药费,儿子博士已经毕业签了公司,自己家虽然只有两亩地,但是家中租种了邻居的十几亩耕地,老两口也都能干农活。

综上所述,在美术智慧课堂教学中,教师巧借多媒体电教之东风,撒播美术智慧课堂种子,创设愉快的教学情境,可以大大强化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学习动机上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从而对学习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体验到学习本身所带来的欢乐。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善于使用多媒体电教手段,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素质教育的要求。让美术课堂教学插上“多媒体”的神奇翅膀,展翅高飞吧!

农民的哭穷与富人哭穷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富人哭穷或许是矫情,或许是对于不公平竞争的无奈,或许是对于压力的另一种表述机制。但是大多农民哭穷还是因为薄弱的经济支柱。所以,哭穷作为一种穷人的表达方式,背后是对物质生活的缺乏,社会底层把哭穷作为一种获取同情进而获取资源的手段。

但老马很欣赏我对诗歌的悟性。他有一个小本本,放在田头,休息的时候,他会在本子上写上两句。我有一次偷偷地翻了下那个小本子,发现老马写的每一首诗,都离不开稻草。

沥青混凝土心墙竖向布置可采用竖直式或倾斜式,根据SL501—2010《土石坝沥青混凝土面板和心墙设计规范》及相关工程经验,与倾斜式相比,垂直沥青混凝土心墙具有防渗面积小、工程量少、施工方便、与基础和两岸防渗系统连接可靠简单、可较大幅度降低坝体沉降引起的变形敏感度等一系列优点,因此本工程沥青混凝土心墙采用垂直式竖向布置。

三、哭穷的策略选择

尽管社会上层、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的人士都在哭穷,但是哭穷并不是盲目倾诉自己的贫穷,或赤裸裸的无中生有,睁着眼睛说瞎话,而是尽量施展各种策略,使自己的哭穷让别人相信,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经过笔者归纳,一般哭穷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以弱取胜

不同于一般经济基础的人的“以穷制穷”,也不同于贪官的装穷以防止贪腐的露馅,富人的哭穷是一种为了避免他人向自己过度借贷的手段。例如那些从农村走出去的富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机遇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过着令村里人羡慕的富裕生活。当他们衣锦还乡之时,他们收获的除了祝福还会有各色上门借钱的亲朋好友。或许一开始借钱出去对他们的生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甚至还会因为借钱出去挣得面子而沾沾自喜,可是时间一长,面对一群贪得无厌的穷亲戚,他们不再随便借钱给别人,并开始装穷自保。这些从村子里走出的先富起来的人,不再为了面子炫富,而是以哭穷的手段来避免自己钱名两失。

以大学中贫困生助学金的评选为例。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大家都如同一张白纸,互相之间也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第一年助学金名额的评定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贫困大学生哭穷的水平与策略。除了建档立卡户、农村低保户以及孤儿、残疾学生之外,其余同学之间的家庭条件基本上是类似的,因此,在优先考虑建档立卡户、低保户、孤残户大学生之外,其余学生助学金名额的评定,就通过大学生对自己家庭的介绍来产生。而能否获得资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贫困大学生哭穷展示自己柔弱、贫穷的水平。哭得越伤心,得票数就越多,获取助学金的可能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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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盲目哭穷本不是国家资助寒门学子读书的初衷。学生想拿到这些资助,本身该如实上报家里的情况。可是学校没有条件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深入审查,也没有对谎报自己家庭情况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所以造成个别学生为了拿到贫困补助,个个在哭穷,个个在比惨,你眼泪的多少就是你获得奖学金的多少。政策实施的偏差不代表这个政策的制定是不合理的,哭穷作为弱者的武器,是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帮助社会中相对贫苦的人获得一定的资源。

(二)以穷制穷

贫穷的人,本来是要把贫穷看成促使自己勤劳上进、摆脱贫困境地的精神动力,但有些人,却破罐破摔,不去努力奋斗,却把自己的贫穷当作压榨别人的手段。当他缺钱时,会理所当然地向别人开口借钱,可是在自己久借不还的状态下被别人催款时,他反而会指责别人小气。借钱给这种人,只会培养白眼狼,因此,对付这种人,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以穷制穷。经过一定社会历炼的人,可以一眼就看穿有些人登门拜访的目的——借钱。因为,这些人,平时不求你,是不会主动登门的,即使借了钱,也是久催不还的。所以,就只能采取以穷制穷的方式先发制人,使对方免开尊口。

当然,这种方式的运用要有一定的限度,对于一些口碑很好,又真正有困难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可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装穷自保

“以穷制穷”是经济状况一般的人防止别人压榨的方式,而装穷自保则是指的真正的富人或社会上层的人员通过装穷保全自己的方式,从而防止贪腐行为露馅。

式中:Ini=((Ini1,Ini2,,Iniu),TBi,TEi)表示输入,Ini1,Ini2,,Iniu表示输入Ini的u(u≥1)个属性,TBi和TEi分别表示输入Ini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表示操作,OPi表示操作名称,和分别表示操作opi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fi:Ini→Outi表示输入Ini到输出Outi之间的转换逻辑函数;Outi=((Outi1,Outi2,,Outis),TBi+1,TEi+1)表示输出,Outi1,Outi2,,Outis表示输出Outi的s(s≥1)个属性,TBi+1,TEi+1分别表示输出Outi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上文所述广西贺州市原政协副主席毛绍烈、湖南沅陵原县委书记黄泽春都是企图通过装穷以求自保的例子,可是法网恢恢,终是疏而不漏。

再如小官巨贪的典型,曾经的北戴河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因受贿、贪污被查处,他在位期间贪污现金上亿、房产多达68套,可是他却企图通过装穷以求自保,他经常看起来生活很抠,从来不舍得花钱,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吃饭,往往也只是一碗面条就解决了。[13]

现代互联网的发达,让网友凭着一双双“慧眼”隔空透过官员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财富密码:一块手表、一条皮带、一个挎包等就能轻易扳倒一个个贪官。群众的洞悉能力在增强,那些贪官的反侦察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日常装穷就成为他们自保的惯用伎俩。我们平时就讲究财不外露,贪官的口袋更是不能为人所见。况且除了政绩,群众的认可和领导的赞赏也是升迁的一大要素,清廉的名声就是官员得到认可的前提之一。许多贪官因清正廉洁的名声让他们在升迁的路上异常顺遂,更大的职务便利又让他们获得更大的财富,名利双收的“良性循环”让他们将装穷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越贪越穷的现象,装穷就成为了他们升迁过程中的保护伞。

无论是农村贫困户的申请还是大学里面贫困生助学金的评选,都是某种程度的示弱,通过哭诉自己家境的贫困,从而获取同情,成功申请到贫困户指标或申请到贫困生助学金。

四、哭穷和炫富何以共存

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达,人们更加崇拜金钱和权力,把财富获取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手段,因此,一部分人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财富,此之谓炫富。炫富是指自认为经济条件较为富足的炫富主体凭借某种渠道和依靠夸张的方式展现其丰富的个人财富,以期望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对其身份和地位的认可和尊重,并从中获得满足的一种行为方式。[14]炫富行为类似于人类学研究中的夸富宴行为。

但令人看不明白的是,与炫富存在的同时,哭穷也日益流行。这看似悖论的两个方面,在同一社会,为何能够并存?通过笔者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资源分配不均等

炫富和哭穷看似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但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两者却是共存的状态。市场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市场竞争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其中价格机制可以通过商品价格信息来反映供求关系,并利用价格机制来调控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以此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一部分对价格敏感的人可以捕捉到价格差,从而掌握大量的资源,通过差价获取巨额财富。通过财富的炫耀,其虚荣心和自尊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在社会财富总额恒定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获取巨额财富,必然使得另一部分人生活质量相对下降,从而报怨财富不均,产生仇富心理,并且基于虚拟网络和现实世界在适当的情景下以哭穷的方式喧泄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弱势地位,以此获得同情并达到获取资源的目的。当部分炫富群体演变到通过贬低平民阶层来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时,舆论的抨击亦会使这种炫富行为向哭穷式炫富的方向发展,或者这些富人幡然醒悟,从而也套用穷人哭穷的方式来示弱以舒缓两个阶层之间紧张的关系。

(二)文化变迁堕距论

社会转型,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转型,更多的是价值观的转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西方社会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的感受,但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远远追不上物质生活的变化,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价值观出现了偏差。这可以用文化堕距论来解释。

文化堕距也可译为文化滞后,是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研究社会变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奥格本认为,在文化变行的过程中,由于构成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不一致,所以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较大差距或错位的时候,便形成文化堕距。文化变迁速度的差距引起文化失调,进而带来社会问题。[15]

(1)建立学生评价交流反馈机制,提高教学效果.传统的课堂教学由于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法使教师充分利用教学资源,达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而网络教学则可以不受时空、信息容量等因素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学资源,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真实的网络学习平台将学生的作品放在教学网站上,供同学们欣赏,并让学生评选优秀作品,提出自己的见解,主动参与讨论.这些教学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学会积极思考.

一方面,自我价值的追求让大众急于表现自我,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同时,金钱至上的观念让大众向金钱看齐,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拥有财富最多的那部分人,个人对金钱的极度渴望的结果就是竞争性炫富。价值观偏差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是崇尚享乐主义。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缺少财富的积累,但面对来自社会上层奢靡生活的诱惑时,出于享乐主义的驱使,他们会对这部分人的生活产生无限的遐想。但基于现实的无奈,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落差,他们于是借助抨击炫富行为来慰藉谋求财富而不得之的伤痛,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无奈,表达社会的不公平。哭穷和炫富“盖因心穷”,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是精神沙漠。

德国联邦《调解法》第1条规定:“调解是具有私密性和结构性的程序,当事人在此程序中,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在自愿且愿意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一致解决纠纷;调解人为独立、中立且对争议事件不具有裁判权的第三人,透过本法规定的调解程序引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⑰德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以自律性为前提,在中立第三人的主持下解决纠纷。该模式重点在于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把控以及责任的自我承担能力,在调解人的主持和斡旋下,最终以意思表示的一致为最终“裁判”结果。

(三)面子与里子

面子文化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金钱至上的今天,似乎财富的拥有量变成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当一部分人掌握了大量财富时,出于面子的有无,他们会不自觉地向别人展示自己财富拥有量。可是,这种炫富势必会招来别人的嫉妒与惦记。当身边出现开口向他借钱或者想占便宜的那部分人时,对于别人本能的警惕和对金钱本能的保护会让他们以一种哭穷的方式倾诉自己生活的不易,作为一种间接地拒绝,让一些想借钱的人免开尊口。出于面子工程,富人炫富是本能,可是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哭穷也是他们必须会的一种生活技能,两者只是不同场合之间的自由转换而已。

(四)穷人炫富与富人哭穷

随着富人财富的积累,一部分富人不再追求从炫富行为中得到心理快感的满足,而是转而变得更加低调,开始像穷人一样哭穷,一方面可以显得自己低调,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忌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富人的哭穷行为丝毫不影响别人对其评价,因为即使富人装穷,别人依然知道他有钱。在这个时候,富人与其炫富导致别人眼红,还不如哭穷,求得现实生活中的平平安安。与此相比,穷人相对富人而言,更加敏感自尊,更在意别人的评价。因此,生怕因为自己的贫穷导致别人看不起,于是更愿意“打肿脸充胖子”来千方百计包装自己,买好手机、高档皮鞋、名牌轿车来充门面,以求显得自己经济地位优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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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经济网.”两桶油日赚四五亿还喊亏,请把盈亏说全了再报怨[EB/OL].(2011-11-28)(2019-03-20).http://news.163.com/11/1128/08/7JUDIFKE00014JB5_mobile.html.

[10] 搜狐财经.暴利的高速公路为何严重亏损,背后真相让人震惊[EB/OL].(2016-09-20)(2019-03-20).https://www.sohu.com/a/114737075_47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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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Folklore Study on Poor-mouthing

WANG Tianpeng, YANG Shuo

(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 Ganzhou 341000, China )

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poor- mouth exists widely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social groups.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have different motives for poor- mouth. The upper class deliberately pretends to be poor, the middle class cognizes the poverty himself while the bottom class is recognized poor by the public.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nd different reasons, people who complain of being hard up also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social groups who often show off their wealth. Poor- mouth and flaunting wealth,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re actually two aspects of the same thing.

Key words: vent one' s grievances; poor- mouth; flaunting wealth; comparative folklore study

*收稿日期: 2019-04-12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4.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6BMZ084)

作者简介: 王天鹏(1975-),男,江苏沛县人,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民俗学、社会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村落文化与乡村治理;杨烁(1992-),女,河南漯河市人,赣南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俗学。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610.1629.009.html

中图分类号: G1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9)04-0077-06

责任编辑:朱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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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穷的比较民俗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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