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的动态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思潮论文,流派论文,关系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4)03-0031-06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历来是两个备受瞩目的研究课题。大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它们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然细味学者之论，仍不免言而未尽之憾：一方面，与微观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有关它们的宏观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与对所谓“主潮”研究的热心介入相比，有关它们之中“弱势群体”的研究则较少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世纪交替的历史视野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语境，借鉴实验分析的思维模式及其描述、分析方法，考察20世纪中国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动态性演变关系，描述其生成机理与表现形态，并阐明这种动态关系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史鉴意义。
一、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动态关系的生成机理
按照文艺学原理，文学思潮作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文学运动的精神内核，总是以种种表现为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创作技巧等形而上的“理论法则”引导并规范创作主体追随效法，从而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创作群体——即通常所谓文学流派。换言之，文学思潮的孕育、产生和演变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流派的生成、发展与演变。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间存在着一种恒定的“因缘关系”：它们因果分明，有什么样的文学思潮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流派；它们质态各异，文学思潮是文学流派的精神内核，文学流派是文学思潮的生存载体；它们关系稳定，文学思潮激发创作主体的追随和趋同，文学流派推进文学观念的稳定和成熟。
我无意推翻经典文论的权威性，但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因缘关系”不但远非母鸡下蛋一般因果分明，而且往往在更多时候显示出非线性、不稳定的“动态性”特征。有人试图从世纪交替的历史视野寻找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思潮之间的因循关系，却不意遭遇新文学思潮的“显泛性”特征与上个世纪文学思潮的“潜隐性”特征之间的鲜明对立；有人看到本世纪初各种新文学流派“纵横交错”的形态特征(即所谓“现实主义逐步成为新文学流派的主导倾向”[1](p.20-28)、“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2](p.143)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非自觉非系统的散乱无序的形态”[3](p.34)等等)，却总是难于厘清它们历经世纪演变而严重失衡的历史动因。这就意味着：以静态的(即所谓“经典文论”的)分析方法考察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因缘关系”，或许是必要的，但至少不是惟一的；如果仅仅满足于以“经典文论”的分析方法阐释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状态，往往难于逃脱因果纠缠、本末倒置的理论困惑——进而论之，如果我们必须对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因缘关系”作出清晰明了的描述，那么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动态性的理论视角恰恰是行之有效的；而考察这种动态性的历史根源，仍然需要回到我们至今已耳熟能详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进程。
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发生在20世纪初叶的那一场中西文化交流，其本身并不能用文化交流的标准理论模式来作出阐释。按照一位文学史家的描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而所谓的“文化交流”，表征为“西方文化咄咄逼人地向中国文化撞击。这撞击带有更明显的异质性，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与中国文化不相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体系”[4](p.45)——这种认识的深刻与敏锐在于它不但提供了这场文化交流的“形而上”的概括，更在于给出了“形而下”的描述。首先，它发生于两个非对称的文化结构之间。西方文化是一个哲学基础完备、理论体系严密、实践机制配套的强势文化结构，本土文化则是一个哲学基础空泛、理论体系脆弱、实践机制滞后的弱势文化结构。其次，它发生于本土文化结构处于“临界状态”的时空阶段。这种临界状态表征为国家沦亡、王权衰落、政治败坏和文化衰亡。而后，这种交流的互动方式有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强势的西方文化呈侵入态势，弱势的本土文化则处于防御态势。最后，“交流”的结果导致西方文化获得支配权(即当下所谓的“主流话语”权)，而本土文化走向了解体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初开始的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显示了鲜明的文化“殖民”色彩。
运动力学揭示，两个质量、密度和速率各不相同的物体发生撞击，其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必定偏离原来的运动轨道甚至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同样的眼光审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其“撞击”色彩几乎如出一辙：第一，它们的“质量”与“密度”不同：一为稳定性结构，一为蜕变性结构。第二，它们“速率”与“轨道”不同：一方处于侵入态势，一方处于防御态势。第三，它们的“结构性变化”不同：一个获得(或几乎获得)支配权，一个则发生了解体和重建。据此而论，新文化运动正是按照这样的“撞击”形式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互动方式：作为构成撞击的两种“力”，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各自按照自己的施力与受力方式对这一场运动作出反应：外来文化以强大的冲击力引发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核爆效应”，表现为在哲学观念、政治理想、宗教信仰、道德准则、艺术规范等不同层面上外来文化信息的共时性倾入，在短时间内构成了对本土文化的强大冲击波，而处于“核爆”中心地带的文学领域，则升腾起了思潮腾涌的奇妙景观，异质文学体系中最具亲和力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首先生成对于本土文学最具颠覆性的文学思潮，然后以此为中心点向外扩散，形成一股具有明显历时态特征的强势文学运动(即如“现实主义”的百年激荡)；其他各种文学观念及其理论，则按照优化原则依次围绕强势文学运动分布于“边缘地带”繁衍生息，受强势文学思潮的挤压和本土文学思潮的消解，其历时态的运动轨迹往往或隐或现、时断时续(即如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早夭”和现代主义诗潮的“散乱无序”)。与此同时，本土文化以它特有的抗阻力和消解力形成了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印刻效应”，表现为本土文化体系中从价值观念到思想体系、从文化习俗到行为方式许多层面上凝结成的“遗传信号”在以后阶段的残留和复活(即如复古思潮的阶段性“回潮”)。由此可见，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动态关系的生成机理，即在于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两种异质性力量(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对抗和消解的互动作用，即由“核爆效应”和“印刻效应”引发的消长起伏；其真正复杂所在，表现为这种互动作用的持久性和宽广度。从本质上来说，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的动态关系既是一种非线性、非对称关系，又是一种不稳定、不成熟关系。近百年来，这种动态性关系始终制约着文学进程的发展和演变。
二、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动态关系的表现形态
如果说动态性可以作为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复杂关系的本质特征加以确认，那么在我看来，以实验分析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法对此作出描述、分析或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方法；因为在“动态性”的前提下，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的一切“互动关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的多样化“生存状态”：
第一，奇点效应。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开放性系统在到达远离平衡的“临界状态”时，系统内某个参量的变化如果达到一定的阈值，该系统便会发生非平衡(非对称)相变。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由“奇点效应”激发的奇妙景观，它表征为特定时候某种文学观念或思想初始化的输入(倡导)引发思潮腾涌、派别丛生并迅速汇成蓬勃席卷之势。从文学革命的鼓吹到新文学流派的群起，便清晰地显示了“奇点效应”的特征：其一，所谓“临界状态”的出现。诸多研究者喜欢从历史的因循中寻找新文化运动的制导力量。在我们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恰恰是一种文化“脱序”状态——即通常所谓“文化真空”状态。20世纪初叶，经过列强半个多世纪文武并举的殖民凌辱，古老的中华帝国已陷入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失控：主权丧失、帝制瓦解，形成了政治真空；灭礼教、废科举，形成了文化真空。政治的失控激化文化的失控，文化的失控促使当时的知识精英“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5](p.1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充满了荒诞的真实。其二，所谓“参量”的输入。尽管迄今为止的文学史著作总是将文学革命的倡导过程描绘得轰轰烈烈，但回到历史进程中考察，这种倡导在初始阶段的“轰轰烈烈”更多声嘶力竭的成分；而自演“双簧”的无奈之举倒是真实地体现了“文学革命”口号作为新文学运动“参量的变化”的真实水平。事实上，“文学革命”这一理论命题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被夸张的宣传方式和响应程度，而在于这一命题本身所包含的对于旧文学传统的颠覆力量。其三，所谓“非平衡相变”的引发。在“白话文学”、“人的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被确立后，一场文学运动便以文学思潮突进和文学流派群起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以后短短几年，倡导“写实主义”的人生派占据了文坛中心，看重“内心”的创造社异军突起；此外则有独写村野的乡土派、热心时事的语丝派、高唱爱情的湖畔派、追新求异的象征派等等一一按照自己的艺术选择原则登台亮相；至于以社团、刊物标名的“准流派”，更是不胜枚举。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理论队伍、创作群体、出版机构、传媒渠道和读者阶层在内的各个文学子系统，都以一种不期而遇、不约而同的自觉方式，参与并推动了这一旨在颠覆旧文学的革新运动。
以“历史”的眼光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奇点效应并不是一个偶然性现象。新时期初文坛刚刚“解冻”，正是现实主义呼声在创作中的微弱抬头(小说《伤痕》、《班主任》的发表)，引发了一场现实主义文学大潮；80年代中期，伴随理论界“新思维”、“新方法”热潮的涌动，标举“意识流”、“象征”、“先锋”、“荒诞”等不同艺术口号的文学流派(即所谓的“探索”派)纷纷出现并迅速汇成异常火爆的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由此可见，“奇点效应”不仅是一种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动能效应，也是一种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嬗变方式。每一个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生成演变，每一场文学运动的孕育发动，都存在着一个“奇点”，抓住了“奇点”，也就抓住了新文学发展进程的关键。
第二，连锁效应。分子物理学揭示，铀、钚等重元素的原子核在受到中子轰击后会产生裂变释放中子，这些中子再打入铀或钚的原子核会引起新的裂变，从而形成连锁反应。文学运动中的连锁效应，常常表现为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线性递进和演变，且这种递进和演变受“初始速度和强度”的制约而使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历时态生存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性。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年代初，社团蜂起、派别丛生，众多的文学流派几乎都围绕了一个核心(即“写实主义”)选择其生存方式：或视作号令、或引为参照，现实主义成为强势文学潮流雄居于文坛中心，其孕育、发展、演变的轨迹从根本上左右了百年文学运动的走势和流向。黄、梁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抒写真情实感、关怀世态人生的躁厉呼声成为现实主义的先声，但他们过于看重文学启发民智、救治人生的政治学功能，使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思想革命的亲和力。文学革命开始后，倡导者们更为系统地强化了上述理论主张，认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茅盾)，要求文学“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胡适)，从而“唤醒民众”、“改良社会”(鲁迅)，这就铸就了作为现实主义基本原则三个理论范畴：真实性、典型性和倾向性。以此为起点，现实主义文学波澜起伏、绵延百年。仅以小说为例，20年代出现了所谓人生派(问题小说)、乡土小说、普罗小说，30年代出现了左翼“主潮”小说、京派、通俗小说，40年代出现了七月派小说、(解放区)小说“新人”，与此同时，大量游离于流派之外的个人创作，大多以现实主义为旨归。50年代以后，文学的功能化要求被进一步强化乃至异化，先后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创作热潮(即如所谓“红色经典”小说与“干预小说”)；8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再次“复归”，历经伤痕、改革、反思、寻根等主题演变汇成大潮，80年代后期至今，随新潮小说的崛起，新历史小说、女性小说、“另类”小说等竞相成为热潮，小说的表现形态趋向开放、多元。但现实主义作为强势文学潮流的中心地位依然未变——只要查查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纵观近百年现实主义“一枝独秀”的流变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连锁”效应：首先，新文学运动初始阶段对于文学思想启蒙、社会改良、人生指导等功能性要求的强化与规范，直接制约了近百年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总体价值取向，并且使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被绝对化、定型化。其次，虽然这种绝对化、定型化的价值取向可以帮助现实主义获得文学“主潮”的荣耀，但就总体审美理想和表现方法而言，它们仍然没有达到可以预见的丰富和成熟。最后，由于其主流导向、中心地位的牢固和强势，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比之其他文学潮流有着近乎先天的生存优势，它对于异己者的挤压和逼迫实际上大大抑制了弱势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生长发展，这又有害于整个文学系统的平衡、有序以及多元化发展。
第三，共振效应。声学实验证明，当一把振动发声的音叉接近另一把振频相同的音叉时，后者会立即发生相应的振动并发声，形成共振。在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存在着显明的共振效应。即如前述，由于文化交流的“非对称性”，新文学思潮的孕育、产生呈现出鲜明的“共时”特征：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自然主义到现实主义、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现代派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五百多年间线性分布的文学思潮仿佛一夜之间全来到了中国，它们与本土文学思潮争芳斗艳，短时间内生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共振场”——一个文学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密集、实践机制活跃的文学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文学思潮之间不断碰撞、摩擦、裂变、重构，不仅为创作主体提供了自由的审美选择，更为文学流派的多样化生成提供了充足的系统资源，导致新文学思潮和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共振效应获得了空前的激发：或者是诸多创作个体共振于一种文学思潮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近百年来的新文学流派多半成因于此)；或者是多个文学流派共振于一种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潮流的百年流变即是明证)；或者是一种文学流派历时态地共振于多种文学思潮(如创造社的“转向”、新月社的解体、京派的分化)；或者是一种文学思潮“间振”出另一个同质异构的文学思潮并促成文学流派的产生(如30年代前后象征派诗歌的崛起之于现代派的“启蒙”意义、新时期以来朦胧诗之于新生代诗歌的“变奏”意味、反思文学之于寻根文学的“共鸣”色彩)。在这个“共振场”中，“振动源”的丰富多样直接促成了近百年来新文学流派的多姿多彩。
共振效应作为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其可贵意义在于提供了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在共时态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获得，正是文学运动不断迈向良性发展的动力所在。但考察百年文学历程，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共振效应在幅度、强度和深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可以从政治动荡、战乱频仍、政权更迭等社会历史层面解释，但就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显然仍在于整个文化系统对创作主体(包括作家个人和团体派别)生存权利和空间的过多限制和剥夺，即如高强度的政治使命、大一统的领导方式、内耗不停的宗派倾轧、绵延无休的政治清算等等，这一切严重地消解
、抑制甚至扼杀了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共振效应。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文
学的丰富性是以创作主体审美选择的高度自由为必要条件的，一旦失去了这种自由，我
们对于文学的一切期待将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奇点效应、连锁效应和共振效应作为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动态关系的三种表现形态，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动态关系近百年来非线性、非对称的存在方式，但它们远远不是这种动态关系的全部概括。近百年来，新文学思潮时隐时现、时起时落，新文学流派枝丫缠绕、曲折多变，试图平面化、定型化地概括它们之间的动态性演变关系，几无可能。本文的意图，即在于为这种动态性演变关系提供一种思考的方法和描述的可能。如何运用科学的思维模式开展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化研究，应该是对此课题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三、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动态关系的史鉴意义
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因果莫辨、源流纠缠的动态关系，充分证明了近百年来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本身非线性、非对称的生存状态。所谓非线性与非对称，其实质就是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它们直接制约着新文学近百年发展进程，使之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上始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良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这种近乎先天性的制约机制，常常衍生种种带有极端性的思维定势，“反制”新文学的发展进程。
其一，新文学理论建设领域，文学主体对于所谓“世界化”与“民族化”关系问题的狭隘理解。长期以来，新文学理论界存在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思考方法，即是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作为一个主导性动力因素加以确认，并据此论证这种“外力”因素与中国现当代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对应关系，顺之则褒，逆之则贬；与此同时，对另一个动力因素(即本土文化思想)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漠视甚至扼杀。这种思路的绝对性及其惯性作用直接引发了对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度期待和焦虑。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论”推出，试图将近百年来的新文学进程确认为“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6]——当“世界文学”作为新文学终极目标的地位被“合法化”地确立以后，欧美文学就以“世界文学”无可争议的形象代表身份进入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它们之间原本就存在而且本世纪以来显然越来越扩大了的那种时间上的遥远感和空间上的隔膜感，成了中国文学家们挥之不去的心病，“走向世界”被等同于“走向欧美”，而“走向”的代价，必然是彻底弃舍新文学固有的本土性特质，热衷于整体性的“横移”或“重建”——如许多论者热心推荐的那样。这种思维定势的似是而非之处，正在于对新文学思潮生成机理(即文化交流过程中两个异质性文化系统的“互动”作用)的狭隘理解，即：绝对化地肯定“外力”因素的“主导”作用，轻视甚至消解“内力”因素的存在价值，取消“合力作用”的实践意义。
我无意在此颠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原创”价值和“拓荒”意义，但它确乎难于掩盖其本身所蕴含的理论上的假定性和实践方法上的理想化色彩。且不说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是否真的可以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完成所谓“现代性转换”，仅就这场文化交流对于新文学进程的“先导”作用而言，已不乏可究之处——显然，如果说真正积极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应该是两个异质性文化结构通过稳定、有序的信息交流以获得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话，那么在考察了近百年来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动态关系之后，我们有理由说新文化运动中中西文化的交流恰恰不是这样一种标准形态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场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无情侵入，这种侵入的时机(本土文化处于“临界状态”)、方式(从强势文化结构向弱势文化结构的单向输入)、强度(文化结构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撞击)、结果(本土文化的结构性变化)，无不见证了本土文化的一次“解体”和“重建”。然而，文化解体是痛苦的，重建更是艰难的，因为“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5](p.42)，是一种扔不掉又守不住的个体心理定势；因而，所谓重建，不过是文化结构的“重组”(扭曲和变形)。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新造的文化，只有衰亡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繁荣昌盛，决不可能通过整体性的放弃和输入去获得。这就意味着：新文学进程中一切由“外力”激发的“新变”，必须以“内力”作用的驱动(即“本土性”的扬弃与守护)为前提。由此可见，仅就这场文化交流的“初始意义”而言，它本身并没有为新文学进程提供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只是提供了一个充满挑战的历史机遇。
其二，新文学实践过程中，文学主体对于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多样性、丰富性追求的长期漠视。或许是受到优化(生存)法则的支配，近百年间新文学思潮与流派在其生存、发展、流变过程中，始终呈现出主流与非主流、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极端性生存状态，缺乏彼此之间应有的融合与沟通，这种先天性的历史缺憾，往往导致新文学实践主体对于一切“异己”文学思潮缺乏起码的宽容和足够的耐心。纵观新文学近百年进程，不但不同历史阶段内文学思潮从来起伏不定、时断时续，而且几乎每一阶段强势文学思潮中心地位的确立，常常引发对其文学思潮的消解、贬损甚至讨伐——这种思维定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是新文学思潮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缺失，从而导致文学创作所期待的开阔视野受到无谓的制约；它的巨大惯性作用，甚至波及到了世纪末的中国文坛。
仿佛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宿命，新时期文学又一次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中拉开了帷幕；虽然“走向世界”这一口号本身已经透露了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但一个“全球化”的热潮已经登堂入室。按照当下“双语精英”的阐释，由于国际商贸科技一体化、网络化的推动，时间和空间的差距几乎消失，生产和消费为人们共享，一个全球共享的“文化语境”随之而来。至此，新文学主体仿佛又一次坠入了生存的困境。首先是理论的困惑：有人致力于建构“后现代”理论体系的中国版本，以实现西方理论的完形“横移”；有人热衷于寻找“精神的家园”，期待新文学传统的“现代转换”；有人陷入主体的“迷失”，为20世纪中国文学准备“悼词”。其次是创作的困惑：有人迷恋“主旋律”的书写，有人追逐“民间立场”，有人醉心于“身体写作”。这一切的“困惑”，演变出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口号——重建，至于“重建”的方式，几乎意味着新一轮的理论杀伐——这种极端性的理论思维定势，必将导致文学丰富性的丧失。
收稿日期：2003-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