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归因风格大学生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作用模式和制约因素论文

不同归因风格大学生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 :作用模式和制约因素

陈延飞1 刘 岩1, 2

(1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连 116029)(2 辽宁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评定与培养协同创新中心,大连 116029)

摘 要 为探讨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作用途径和可能的制约因素,对107名大学生施测归因风格和特质焦虑问卷,然后进行不同情绪诱导(悲伤、中性),最后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结果发现:(1)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2)对于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外部情绪刺激对其进行情绪预测没有制约作用;(3)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归因风格和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说明相比外部情绪信息,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起到了主要作用,并通过特质焦虑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产生影响。

关键词 情绪预测;归因风格;外部情绪信息;特质焦虑;中介

1 前言

情景预见是指个体在心理上将自我投射到未来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预先体验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的一种能力(Martin-Ordas, Atance, & Louw, 2012)。对情景预见认知加工机制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比如考察自我(杨丽珠, 刘岩, 周天游, 李涵妮, 2013)、情景建构和语义支撑(廖平平, 刘岩, 徐周, 2017)在情景预见中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情景预见常常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即伴随未来预期结果的出现,人们所想象的未来内容时常带有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徐晓晓, 喻婧, 雷旭, 2015)。 Wilson和Gilbert(2003)将对未来事件情绪反应的预测称为情绪预测(emotional prediction),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未来情绪的一般效价(积极或者消极)、将要经历的特定情绪、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其中,个体对未来不同情绪效价(积极或者消极)事件反应的预测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个体对于未来悲观的预期与精神病症、自我失调,饮食失调以及自杀企图都有联系(Marroquín, Nolen-Hoeksema, & Miranda, 2013),而积极预期则可能在追求长期的回报中发挥动机调节的功能(Wilson & Gilbert, 2003)。鉴于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重要作用,相关的课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Gautam, Bulley, Von, & Suddendorf, 2017; Marroquín & Nolen-hoeksema, 2015; Van Dijk, 2009; Wilson & Gilbert, 2005)。

白银文化的产生应归结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根据成玉玲[6]的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经历了大明宝钞的衰落和白银货币合法化两过程。具体如下:

有研究表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Hoerger & Quirk, 2010; Zelenski, Whelan, Nealis, Besner, Santoro, & Wynn, 2013),比如,内向和外向的个体在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Zelenski et al., 2013)。作为人格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刘永芳, 2010),归因风格是否对情绪预测有影响呢?有研究发现,与将过去的积极或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原因相比,当个体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和整体的原因时,他们认为这些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Cropley & MacLeod, 2003)。根据Peterson和Seligman(1984)的观点,具有用外部的、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因素来解释不可控制消极事件的倾向称之为乐观归因风格,而用内部、稳定和普遍的因素来解释此类消极事件称之为悲观归因风格(刘永芳, 2010)。也就是说,乐观和悲观归因风格对个体评估积极和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情绪预测的指标)是有影响的。

如前所述,归因风格属于内在的人格特质,体现的是个体独特的归因认知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这种内在特质作用于情绪预测时是否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呢?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倾向性(更加关注积极情绪信息还是消极情绪信息)作用于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时,外部情绪刺激的启动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Marroquin, Boyle, Nolen-Hoeksema, & Stanton, 2016)。当控制了人格变量,只选取内外向和神经质分数居中的个体时,外部情绪刺激能够直接影响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诱发外部愉悦信息会增加其做出积极判断的倾向,而诱发悲伤信息则会增加其做出消极判断的倾向(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也就是说,当个体的人格特点并不鲜明时,外部情绪诱导会在情绪预测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对于人格特质较为鲜明的个体(分数处于两端),外部的情绪诱导是否还会对情绪预测有影响呢?本研究目的之一,即考察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经过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是否发生变化。

根据之前的假设和推论(Cropley & MacLeod, 2003; Dua, 1994; Peterson, 1988),归因风格与情绪预测联系紧密。那么,归因风格的作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除了直接的作用路径,是否还存在一个中介变量,起到桥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归因风格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如焦虑)(Gardner, Vella, & Magee, 2015; Hemenover & Dienstbier, 1998), 对个体焦虑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林玲, 2010),并能很好地预测初期抑郁焦虑等情感障碍(李占江, 邱蛹武, 王极盛, 2001)。而焦虑是对未来威胁和不幸的忧虑预期,表现出情绪紧张或焦躁不安,并伴随一定身体表现(毋嫘, 林冰心, 2016)。因而焦虑个体主要涉及的是有关未来事件的感受。与非焦虑个体相比,焦虑个体更容易报告消极未来事件(Macleod, & Byrne, 1996; Macleod, Tata, Kentish, & Jacobsen, 1997),并倾向于认为这些负面事件更有可能在未来发生(Macleod, Byrne, & Valentine, 1996)。比如在想象未来事件时,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个体与正常个体相比,认为消极事件的发生更加合理,表现出消极偏差(Wu, Szpunar, Godovich, Schacter, & Hofmann, 2015)。根据上述研究,归因风格能够有效预测焦虑水平,而焦虑的个体认为消极事件在未来更可能发生,因此归因风格可能是通过焦虑作用于情绪预测的。而特质性焦虑作为一种更加稳定的人格特点,最有可能扮演中介变量这个角色(Hemenover & Dienstbier, 1998)。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检验特质性焦虑在归因风格作用于情绪预测时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以揭示其作用机制。

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表明,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特质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归因风格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特质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归因风格存在显著负相关。

综上,本研究主要探讨归因风格(乐观或悲观归因倾向)对情绪预测(以积极和消极的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为指标)的作用模式。第一步验证归因风格对积极和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测作用;第二步探讨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情绪预测的作用是否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第三步将考察归因风格具体的作用模式,检验特质焦虑可能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从某高校招募在校大学生共112名,有效被试为107名(女87名,男20名)。根据归因风格问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的得分,将总分前27%归为乐观归因组,后27%归为悲观归因组(施永谋, 罗跃嘉, 2017)。乐观归因组人数为29名(女25名,男4名),平均年龄为(21.83±2.49)岁;悲观归因组人数为29名(女21名,男8名),平均年龄为(20.62±2.82)岁。

2.2 工具

结果表明,对于典型的乐观归因和悲观归因个体,外部情绪诱导对其情绪预测没有影响。

该问卷由Seligman等人编制,后经刘永芳修订(杜学礼, 2009)。本问卷由12个不同的假设情境组成,其中包括6件积极事件和6件消极事件。针对每个情境都设计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被试回答导致该事件的主要原因,该问题不计分,只是为了让被试更好地回答后面的问题。接下来的3个问题在每个情境中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测量的是三个不同的维度(稳定性、普遍性和内外性)。每个维度为1~7级评分:“完全由他人或环境引起的”计1分,“完全是我自己引起的”计7分。最后用6个积极事件总分的平均分减去6个消极事件总分的平均分作为归因总分。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0.71。

由图5可知,900 ℃下煅烧的生石灰为原料合成的硬硅钙石明显可见有絮状杂质, 纤维平均直径约为77 nm。1 000 ℃下煅烧的生石灰为原料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平均直径约为82 nm,纤维间搭接规则,相互交织紧密。1 100 ℃下煅烧的生石灰为原料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开始出现板结现象,平均直径增大到160 nm左右,排布混乱。1 200 ℃下煅烧的生石灰为原料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板结现象更加显著,平均直径可达271 nm。

采用Spieberger 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的特质焦虑分量表(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分量表共有20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按照1~4分制:“几乎没有”计1分,“有些”计2分,“经常”计3分,“几乎总是如此”计4分。由被试根据自己的体验选择最合适的分值。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

2.2.3 情绪诱发材料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融媒体中心建设主要在于提升基层舆论引导力,加强基层信息公开,优化基层思想宣传组织架构和机制,提升政务民生服务水平。地方媒体的转型升级既有利于体制机制的调整,也有利于促进政府推行政策方针、提高执政水平、凝聚社会力量、稳定社会秩序,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对扶助贫困,振兴乡村也具有很好的积极作用。

2.2.4 情绪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Marroquin等人(2016)编制,包括两个选项(悲伤的、沮丧的)测试消极情绪,两个选项(高兴的、欢喜的)测试积极情绪,还包括两个无关(节俭的、颓废的)选项,共6个项目。要求被试在9点量表上选出一个最符合当前状态的选项,1=非常不符合,9=非常符合。诱发前评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84、0.82;诱发后评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95、0.86。

2.2.5 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测量

根据Andersen等人(1992)的设计,后经Miranda 和Mennin(2007)修订,该量表共包括17个积极事件(如在课堂上的努力得到承认)和17个消极事件(如被朋友排挤)。要求被试做出-5(肯定不会发生)~+5(肯定会发生)的等级判断,代表它们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分数分开计算。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和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两分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4、0.91。

已生成的理想系统中,存在以下问题。选型设备(例如水泵),流量与扬程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厂家供应型号的数据不符,在合理的范围内,修正设备特征值(流量与扬程)。管路管径(风管)使用当量直径,需要换算为工程中常用的尺寸。管路管径(水管)的计算结果在常用尺寸之间,也需要按照实际工程尺寸进行修正。

星光村留守的村民以老人、妇女和小孩居多,青壮年常年在外求学、务工、创业,要靠村民自身力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既缺资金又缺理念。当地政府抓住“四好村”示范建设机遇,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目标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打下了招商引资的环境基础,对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通过给予入驻企业房租补贴、装修补贴,累计投资金额补贴等直接的资金扶持,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和压力。

2.2.2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2.3 实验程序

为了考察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经过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将总分前27%归为乐观归因组,后27%归为悲观归因组,进行了2(归因风格:乐观归因组、悲观归因组)×2(情绪诱导:中性、悲伤)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接下来,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观看悲伤(n=55)或者中性(n=52)影片的诱导组中。在悲伤诱导组中观看《暖春》,在中性诱导组中观看《纳米比亚沙漠》,情绪影片均为4.5分钟。影片观看完之后,被试完成诱发后情绪状态的评估。之后被试对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进行预测。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1.0和AMO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本研究所涉及的3个变量进行建模,结果表明,数据与单因素模型(χ 2/df =3.49,NFI =0.75,CFI =0.79,GFI =0.93,IFI =0.81,RMSEA =0.15)不能有效拟合,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情绪启动效果检验

首先对中性诱导组和悲伤诱导组被试进行情绪启动效果的检验(见表1)。在观看影片之前,对两组被试的情绪状态进行前测。独立样本t 检验表明:两组被试在基线情绪状态上无显著差异[积极,t (105)=0.12,p >0.05; 消极,t (105)=-1.26,p >0.0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组被试观看影片片段的前后情绪状态进行配对样本t 检验,结果表明:中性诱导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显著[t (51)=2.31,p <0.05, Cohen’s d =0.30],在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不显著[t (51)=-1.95,p >0.05, Cohen’s d =-0.25];悲伤诱导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状态和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都显著[t (54) =11.13, p <0.001, Cohen’s d =1.95;t (54) =-8.49,p <0.001, Cohen’s d =-1.52]。独立样本t 检验显示,在情绪诱导后,悲伤诱导组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中性诱导组,t (105) =8.46, p <0.001, Cohen’s d =1.64;而其消极情绪显著高于中性诱导组,t (105) =-7.57,p <0. 001, Cohen’s d =-1.47。结果表明,情绪诱导是有效的。

表1 两组被试在观看不同情绪电影前后的情绪状态成绩的平均数和标准差(n=107)

3.3 归因风格与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关系

首先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特质焦虑与归因风格的描述结果与相关矩阵(n=107)

注:p <0 .05,p <0 .01, p <0.001,下同。

接下来探讨归因风格与情绪预测(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关系模式。前人文献表明,情绪启动对情绪倾向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Marroquin et al., 2016)。因此,我们不仅关注归因风格对情绪预测的独立贡献,还探讨情绪启动的影响,以及二者可能的交互作用。统计时,先将各变量转换成标准分数,将情绪启动转化为虚拟变量,并将归因风格与情绪启动的乘积作为交互作用项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归因风格和情绪启动放入第一层回归,然后将二者的乘积放入第二层回归,将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逐一作为因变量。

结果表明(见表3),只有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个体的归因风格越乐观,其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高。

表3 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同时,归因风格也能够显著预测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见表4),而且归因风格与情绪启动的交互作用项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中性启动条件下,个体的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F (1, 50) =11.85, p <0.01];而在悲伤启动下,个体的归因风格不能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F (1, 53)=0.43, p >0.05]。结果表明,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

男女生肺活量与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呈低度正相关,相比较男生肺活量体重指数非常活跃,与所有身体素质测试指标都相关(50m、1000m、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和引体向上),而女生肺活量体重指数仅与坐位体前屈低度正相关。因此,从肺活量体重指数的影响性考虑,再次提出继续沿用肺活量体重指数计入体测总分的评价中。

表4 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4 情绪启动对乐观和悲观归因风格的个体预测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

被试首先填写归因风格问卷,然后填写特质焦虑分量表,之后对自己当前基线情绪状态进行评估。

采用电影片段来诱发情绪。由于个体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敏感性较高, 我们参照Marroquin等人(2016)的设计,采用悲伤和中性刺激进行情绪启动。其中《暖春》(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2010)作为诱发悲伤情绪的视频,而《纳米比亚沙漠》(崔丽弦, 黄敏儿, 2007; 胡婧, 任杰, 邢强, 2017)用来诱发中性情绪,每段视频的播放时间约为4.5分钟。

当因变量是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归因风格的主效应显著[F (1, 54)=14.55, p <0.001, η2=0.21],乐观组被试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显著高于悲观组[(3.30±1.25)vs.(2.08±1.14)];诱导类型主效应[F (1, 54)=0.03, p =0.875]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 (1, 54)=0.01, p =0.922]。

当因变量是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归因风格主效应显著[F (1, 54)=4.06, p <0.05, η2=0.07],乐观组被试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显著低于悲观组[(-0.58±1.12)vs.(0.09±1.50)];诱导类型主效应[F (1, 54)=0.01, p =0.907]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 (1, 54)=3.48, p =0.068]。

2.2.1 归因风格问卷

3.5 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未来事件情绪预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农村供水工程是农民直接受益且见效最快的水利项目,可以通过宣传有关政策,讲解项目情况,使农民充分认识建设供水工程的重要意义。采取民主议事、“一事一议”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农民投资投劳,完成供水入户工程建设,形成政府与农民群众共同兴修供水工程的新局面,建立政府与群众共同投入的良性机制。同时,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引导农户、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建设与管护全过程。今后,要在统一规划基础上,按照多筹多补、多干多补原则,加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力度,探索完善政府与群众共同投入的良性机制。

在文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利用逐步法和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陈瑞, 郑毓煌, 刘文静, 2013)检验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与未来事件情绪预测之间的中介效应。

当因变量是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结果变量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预测变量归因风格(x)、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同时对结果变量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次检验(指前面的3个t 检验)都是显著的,由于第4个t 检验也是显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系数ab和系数c′的符号相同(a=-1.13,b=-0.05,c′=0.17),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归因风格不仅直接作用于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还通过特质焦虑间接发挥作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可能性的总效应为0.43,其中特质焦虑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58%(-0.39×-0.26/0.43)。

其中A图根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教学课程(实验版)》发表之前的小学数学内容勾勒,B图根据美国2000 NCTM《中小学数学教育的原则与课程标准》勾勒[8].

表5 特质焦虑(m)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注:SE 表示标准误。

当因变量是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结果变量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预测变量归因风格(x)、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同时对结果变量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次检验(指前面的3个t 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特质焦虑(TAI)的中介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由于第4个t 检验不显著,因此是完全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归因风格通过特质焦虑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发挥作用。

表6 特质焦虑(m)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未来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当归因风格越乐观时,其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而预测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这表明归因风格作为个体在长期归因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归因倾向,不但能够预测个体的健康状况(Dua, 1994; Peterson, 1988),而且还能对未来事件做出情绪预测。在现实生活中归因风格会影响人们的情景预见,由此产生的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可能还会影响个体对未来事件的决策行为。同时,研究还表明,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这表明当人格特质并不鲜明时,外部情绪启动会在情绪预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 Marroquin, Boyle, Nolen-Hoeksema, & Stanton, 2016)。

对于接收外国津贴的宗教团体的经济管制,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一些宗教团体只是初步与帝国主义国家断绝了关系。在当时经济困难的状况下,他们仍有可能秘密地取得外资津贴救济。针对这一局面,只有在他们有了自养能力以后,方可停止对其的管制。

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和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没有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这一结果表明,当人格特质较为鲜明(分数处于两端)时,其中具有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反应主要受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表现为乐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高于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同时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要低于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该结果印证了特质一致性效应,即注意和感知到的信息类型与人们特定的人格特质是一致的, 特质使个人偏爱于加工与其人格类型一致的信息(Hippel, Hawkins, & Narayan, 1994)。之前研究也发现,外部情绪刺激的作用受个性因素的制约(原琳, 袁晓娇, 赵晓晨, 周仁来, 2009),高情绪稳定性的个体对任务的反应不受外部情绪刺激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人格特质较强时可能抑制了外部情绪刺激的作用。

研究结果还显示,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作用模式是通过特质焦虑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的,这与之前我们的假设相一致。在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预测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同时归因风格也通过特质焦虑间接作用于个体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即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水平越低,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间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产生的作用是通过特质焦虑实现的: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水平越低,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也越低。也就是说,归因风格作为内在人格特质,当其总体分数越高时,越倾向于用稳定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因素来解释积极事件,由此产生的乐观态度和认知会通过个体较低的特质焦虑水平来提高个体判断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个体判断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结果肯定了特质焦虑在内在人格特质和情绪预测间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内在人格特质和情绪预测间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 结论

归因风格作为一种内在人格特质,相比外部情绪信息,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起到了主要作用,并通过特质焦虑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产生影响。

粘虫:在玉米苗期当粘虫幼虫数量达到20~30头/百株时,后期达到50头/百株时,在幼虫3龄前,及时喷施杀虫剂,用灭幼脲1号15~30g/hm2或灭幼脲 3号 5~10g/hm2;也可用50%辛硫磷乳油1500倍液喷雾或25%敌百虫乳油750~1200ml/hm2喷雾。

参考文献

陈瑞, 郑毓煌, 刘文静 (2013). 中介效应分析:原理、程序、bootstrap方法及其应用. 营销科学学报, 9 (4), 120-135.

崔丽弦, 黄敏儿 (2007). 沉思和分心对负情绪和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心理学报, 39 (1), 78-87.

杜学礼 (2009). 归因风格及情绪对组织公正感形成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胡婧, 任杰, 邢强 (2017). 负性情绪对选择性注意抑制的影响及其调节——基于女大学生黄体期的研究. 心理科学, 40 (3), 581-586.

李占江, 邱蛹武, 王极盛 (2001). 青少年归因风格及其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5 (1), 6-8.

廖平平, 刘岩, 徐周 (2017). 情景预见的认知机制:情景建构与语义支撑.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 (1), 40-44.

刘永芳 (2010). 归因理论及其应用. 上海:上海教育人民出版社.

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2010). 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 42 (3), 317-324.

林玲 (2010). 专科师范生就业压力、归因方式与焦虑的关系 .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施永谋, 罗跃嘉 (2017). 乐观与悲观归因风格大学生对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1 (5), 395-399.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毋嫘, 林冰心 (2016). 高特质焦虑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机制探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 (6), 992-995.

徐晓晓, 喻婧, 雷旭 (2015). 想象未来的认知加工成分及其脑网络. 心理科学进展, 23 (3), 394-404.

杨丽珠, 刘岩, 周天游, 李涵妮 (2013). 心理时间旅行的动力机制:自我的作用. 心理科学, 36 (4), 971-977.

原琳, 袁晓娇, 赵晓晨, 周仁来 (2009). 情绪稳定性与情绪关注在情绪一致性效应产生中的作用. 心理科学, 32 (4), 854-857.

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 心境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的影响. 心理科学, 35 (1), 100-104.

Andersen, S. M., Spielman, L. A., & Bargh, J. A. (1992). Future-event schemas and 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 automaticity in depressives’ future-event predi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5), 711-723.

Cropley, M., & MacLeod, A. K. (2003). Dysphoria, attributional reasoning and future event probability.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10 (4), 220-227.

Dua, J. K. (1994). Compar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attributional style, negative affect, and positive affect in predicting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38 (7), 669-680.

Gardner, L. A., Vella, S. A., & Magee, C. A.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beliefs, anxiety,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in high-level soccer players.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27 (4), 398-411.

Gautam, S., Bulley, A., Von, H. W., & Suddendorf, T. (2017). Affective forecasting bias in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59 , 175-184.

Hemenover, S. H., & Dienstbier, R. A. (1998). Prediction of health patterns from general appraisal, attributions, coping, and trait anxiety.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2 (3), 231-253.

Hoerger, M., & Quirk, S. W. (2010). Affective forecasting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9 (8), 972-976.

Marroquín, B., Nolen-Hoeksema, S., & Miranda, R. (2013). Escaping the future: Affective forecasting in escapist fantasy and attempted suicid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2 (4), 446-463.

Marroquín, B., & Nolenhoeksema, S. (2015). Event prediction and affective forecasting in depressive cognition: Using emotion 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futur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4 (2), 117-134.

Marroquin, B., Boyle, C. C., Nolen-Hoeksema, S., & Stanton, A. L. (2016). Using emotion as information in future-oriented cogni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negative affec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5 , 121-126.

Martin-Ordas, G., Atance, C. M., & Louw, A. (2012). The role of episodic and semantic memory in episodic foresight.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43 (4), 209-219.

Macleod, A. K., & Byrne, A. (1996). Anxiety, depression,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futu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5 (2), 286-289.

Macleod, A., Tata, P., Kentish, J., & Jacobsen, H. (1997).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cognitions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1 (4), 467-479.

Macleod, A. K., Byrne, A., & Valentine, J. D. (1996). Affect, emotional disorder, and future-directed thinking. Cognition and Emotion, 10 (1), 69-86.

Miranda, R., & Mennin, D. S. (2007). Depressio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certainty in pessimistic predictions about the future.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1 (1), 71-82.

Peterson, C. (1988). Explanatory style as a risk factor for illnes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2 (2), 119-132.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1984). Causal explanations a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Theory and evid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91 (3), 347-374.

Van Dijk, W. W. (2009). How do you feel? Affective forecasting and the impact bias in track athletic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9 (3), 243-248.

Von Hippel, W., Hawkins, C., & Narayan, S. (1994). Personality and perceptual expertis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erceptual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6), 401-406.

Wilson, T. D., & Gilbert, D. T. (2005). Affective forecasting: knowing what to wan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3), 131-134.

Wilson, T. D., & Gilbert, D. T. (2003). Affective forecasting.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 (4), 345-411.

Wu, J. Q., Szpunar, K. K., Godovich, S. A., Schacter, D. L., & Hofmann, S. G. (2015). Episodic future thinking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36 , 1-8.

Zelenski, J. M., Whelan, D. C., Nealis, L. J., Besner, C. M., Santoro, M. S., & Wynn, J. E. (2013). Personality and affective forecasting: trait introverts underpredict the hedonic benefits of acting extraver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 (6), 1092-108.

Emotional Predictions of Future Ev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ttributional Styles :Working Models and Constraints

CHEN Yanfei1; LIU Yan1, 2
(1School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China )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Healthy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China )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working models of attributional styles on emotion predictions of future events and possible constraints, 107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a university to fill in the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 and th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T-AI). They experienced one of emotion induction (sad vs. neutral) then, and finally predicted the likelihood of a seri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Attributional style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likelihood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and the effect of attribution style on the likelihood of negative events will be constrained by external emotional stimuli; (2) For individuals with typically optimistic or pessimistic attributional tendencies, external emotional stimuli had no constraint on their emotional predictions; (3) Trait anxiety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attributional styles and the likelihood of future positive events; and it had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attributional style and the likelihood of future negative ev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external emotional information, attributional style, plays a major role in predicting future emotional events and influences the emotional prediction of future events through trait anxiety.

Key words : emotional prediction; attributional style; external emotion information; trait anxiety; mediating effect

分类号 B848.8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4.003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W201683616)。

通讯作者: 刘岩, E-mail: psysabrina@126.com

标签:;  ;  ;  ;  ;  ;  ;  

不同归因风格大学生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作用模式和制约因素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