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教育符号——从“三好学生”的讨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小学校“三好学生”的评比，本来是大家都十分想当然的事情，多年来没有人对它说三道四。可是，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今天，这个非常神圣且带有几分庄严的事情，却也面临着走下“神坛”的危机和命运，甚至教育界的前辈们也对此提出非议和责难。似乎这种好学生的评比又不合时宜了，而且听起来好像触犯了素质教育要义。且不论这些讨论的具体内容如何，也不管其中的孰是孰非，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超出“三好学生”评比本身，或者说，已不仅仅是“三好学生”本身的事情了。因为，“好学生”或者是类似于“三好学生”等诸如此类的名称，决不仅仅是一纸奖状，或是一枚证章，抽象地看，它作为一种社会和教育领域中的符号，反映了一种身份，体现了一种社会地位和阶层。类似于“三好学生”这样的教育符号在教育学和教育活动中的现状、放大与变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更具有了特别的内涵，实在是值得说上几句。
“三好学生”这类的教育符号，实际上表明了某种标准和价值，承载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规范，代表了一种要求和期望，而且，也的确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控制和话语权，等等。所有这些内容和意义，在所谓符号学的理论和各种关于符号的研究中，已说得非常清楚。而我之所以说它非常值得说上几句，则是因为这样的符号在中国教育领域中的放大和变形，实在是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今天社会和教育领域中对“三好学生”的各种争议，也的确应该超越“三好学生”本身去做一点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种符号在中国教育领域中的放大和变形，首先体现在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以至于到了一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例如，在名称上，有所谓的××教师、××团队、××博士、××学生、××儿童、××孩子、××教育家、××校长，以及所谓的体育之星、英语之星、创作之星、文艺之星、勤学之星、绘画小天才、校园小百灵、尊师模范、电脑天才、杰出学生、英雄少年、新三好学生、标兵三好学生、标兵班干部、标兵团干部、标兵共青团员、标兵宿舍长、学习标兵、特长标兵、纪律标兵、卫生标兵、文明礼貌标兵、最受欢迎学生、文明学生、十佳学生、星级学生等等，不一而足；在层次上，有国家、省、市、区县级的，也有学校级的，还有各种混合级的，共建级的，听说还有交叉级的，即本来是地方的产业和部门，或者是某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却能够颁发国家级的称号或者各种符号；在种类上，有政府颁发的、学校自主创新的、国外奖励的、基金会资助的、企业扶持的，还有以名人命名的、以人气高低决定的，以及各种以地域和时间定义的，据说还有以宇宙中的星星和月亮命名的等等。夸张一点说，词典上有的，能沾上一点边的好词，几乎都用得差不多了。例如，“新概念英语”中的“新概念”就被移植到教育符号中，进而出现了“新概念三好学生”；又如，前几年国家提出建设“211工程”等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时，社会上随即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一流大学的符号，有的是世界一流，有的是世界知名，有的是国际上有影响等等。有的在学术和影响力方面仍有明显差距的大学，则提出了建设“国际上很活跃”的大学的目标，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符号多一点不是坏事。因为，它们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鼓励和表扬青少年学生和教师的资源、手段和办法。就像一位在教育领域很有影响的专家所说的那样，多一条标准，就可以多一批好学生。因为，青少年学生是需要鼓励的。如果能多设立一些奖励的形式和符号，就有更多的青少年学生能获得不同形式的鼓励，由此促进他们的成长和进步，那岂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各种教育符号可能太多了，多的有些乱了。而且，这种相对比较混乱的局面甚至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谋取不当利益的可乘之机。
这些名目繁多的教育符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符号，它还具有相当高的“含金量”！这也是这种符号在中国教育领域中得到放大和变形的一种表现。如果说这样的符号仅仅是一个名称也就罢了，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符号中实实在在地包含了许多实际的价值和利益。一方面，各种符号本身应体现的精神荣誉，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中，已具有某种广告效益；另一方面，不同符号本身所附带的物质内涵，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在，也在不断地走高和攀升。当然，在今天的知识和信息社会中，知识分子和教育的价值得到提高和增强，是正常和必要的。如果能通过教育符号的放大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提高教育的地位，那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正如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一旦价格完全背离了价值，它就不能给资源的配置提供一种适当的信号，市场就会出现混乱。目前中国教育领域中符号的价值，可能还真是有点这样的嫌疑。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就某些符号而言，它们本身附带的含金量可能已逐渐超过了它们的实际价值，其“价格”已到了背离价值的地步。虽然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总结这种在教育领域中各种符号的“价格”超越实际价值的情况，但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这样一种具有极高附加值的教育符号确实与相当可观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甚至还和一定的权力、地位有关联，等等。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符号所表现出来的“价格”超越和背离实际价值的情况，还体现在这些“珍贵”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所说的那种“符号资本”的意义和性质。它们在某些场合甚至还获得某种“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具有相当的可交换性。例如，这种符号的获得常常具有一种所谓的“马太效应”，如果某个学生被评上“三好学生”，那么，他或者她很可能获得推荐保送生或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资格，进而获得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增加一定分数的优势，由此就能进入重点大学。所以，这种教育符号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有限的范围，而得到了不太正常的放大和变形。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放大和变形，教育符号由此也走入歧途。不难设想，本来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荣誉和称号，如果硬要赋予它决定人生命运的功能，或者给予它强大的“辐射”效应，这样的教育符号必然会变形。本来只是在某个局部，或者某个具体时空中的成就与肯定，如果非要使它“智周万物”，进而突破本身的具体时空和边界条件，这样的教育符号也不得不发生扭曲。但是，让我困惑的是，布迪厄的确发现现代社会中存在一种符号资本，而且，也谈到了这种符号资本的意义，难道教育符号就不能具有这种“符号资本”的功能吗？难道它赋予人们更多其他的价值和物质利益，包括带给人们一定的权力就错了吗？难道提高和扩大教育符号的“含金量”有什么问题和不妥吗？看来，对“符号资本”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和体会，特别是教育符号能否成为一种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的资本，也需要探讨和分析。至少目前中国教育界的现实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现象，让我们对教育符号作为“资本”的说法，有了一些疑问和不安。
联系社会学和有关社会科学的学说，上述疑问以及教育符号的放大和变形的现象，其实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就教育领域中各种符号的社会血缘而言，它们应属于“社会声誉”范畴。而且，社会声望也的确与经济和权力一起，构成了关系和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至于它们三者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换句话问，它们之间究竟是应该相互重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分离呢？或者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它们作为基本的社会资源，是集于某些个人或群体一身，还是分配给不同的个体或群体更合适呢？当然，这样三种不同因素之间应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人，理应获得相应经济收入和影响力(权力)；经济收入比较高的人，同样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权力当然也会给人带来一定的收入和社会声望。但在我看来，这些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三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又应是有限制的，而不能完全和高度重合，否则会产生社会财富过分集中的现象，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均衡，甚至是不公平。这样三种不同的因素作为社会资源，应按照不同的规则分配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使具有不同特点和才干的人能各得其所，进而相得益彰。换句话说，这样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源的有区分的配置，往往还是调整社会均衡和公平的有效机制！根据孙立平等有关学者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中，我们似乎就能发现这样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声望、经济收入和权力这三种因素，往往是有区分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中进行分配或配置。而且，获得其中某一类资源的个体和群体，也常常能由此获得一种自我满足，或者是在精神和心理上与那些在其他类型资源方面有所得的个体或群体抗衡，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整体的均衡。但是，随着改革和社会转型，这样三种直接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社会资源，逐渐开始集中，或者说是慢慢地重合起来，即声望、收入和权力逐渐集于某些个体和群体一身。由此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和批评也就越来越多。按常识来看，或者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则是“什么好事都让一个人占了”，这种现象必然带来社会心态的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很危险的。所以，教育符号的放大和变形，看来也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和现象，它实际上也是与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相一致的，或者说，它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显然，社会声望、经济收入和权力三者之间过分的集中或重合，将在现实中造成一定的社会失衡的现象与问题，而商品的价格及其变化超越了其实际价值，也将对整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一种错误的信号，进而造成整个经济发展的危机和混乱。教育符号所表现出来的“价格”超越实际价值的现象，以及它们作为一种具有交换功能的“一般等价物”所产生的巨大“磁力”，将丰厚的经济收入和显赫的政治权力集于一身，因而也已成为一种非常错误和可怕的信号，在引导着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界和学校中个人的追求，并且正在从有利于教育发展和个体进步的积极因素，逐渐走向其反面，构成一种对教育健康和科学发展以及个体全面发展的极大杀伤力。
首先，由于这些教育符号的放大和变形，目前基础教育中青少年学生对“三好学生”这一符号的追逐行为已发生相当的扭曲，甚至在“三好学生”这种称号上的竞争中已掺杂许多低级的内涵。例如，某市小学升初中的制度改革中，据说为缓解择校的矛盾和压力，实行了一种把“三好学生”作为向重点初中推荐资格的做法。但这样一种具有良好动机的政策在现实的操作上却进一步强化了“三好学生”的竞争，以及这种竞争的变形。有关人士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在某小学“三好学生”的评选中，一位同学竟然在班上公开宣称，如果谁能投他的票，使他选上“三好学生”，他就请大家吃饭。他果然当选了。后来他给每个人一个冰激凌。由此，他就可以不参加整个小学升初中的电脑派位而直接由学校向重点中学推荐。尽管他在英语考级中没能通过，但仍然上了重点学校。另外相似的案例是，家长也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请同学到家里吃饭，搞好人缘，争取选票。听起来真有点让人吃惊。
且不论那些尚不成熟的青少年学生，甚至极少数已学为人师的教师，在这种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教育符号面前，也常常不能自持。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三好学生”的评选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如此激烈的争夺和竞争中，往往也出现“寻租”现象，并因此而堕落。另一方面，在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各种教育符号的竞争中，也有少数教师常常不顾“身正为范”的职业律令，利用各种各样不适当的手段和方式，去争夺那些直接关系他们个人利益和发展前途的符号。且不说，这其中所造成的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仅因由此导致的彼此攀比而产生的“相对剥夺”和所形成的矛盾，就已成为学校管理中的难题。更有甚者，因为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有的人甚至“铤而走险”，竟然造假或者是剽窃，而全然不顾“师道尊严”，以至于不得不诉诸公堂。
更有甚者，这样的竞争已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行为，它已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的，而且是有组织的行为。据说这样的教育符号已直接关系和影响到某些教育机构的排行榜，因而成为一种事关所谓“集体荣誉”的大事，所以，竞争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手段，也都获得了一种“崇高”的“合法性”。但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神圣实际上已遭到玷污。尽管赢得了这样的教育符号，实际上却得不偿失，因为，由此给竞争者带来的伤害可能是长久的，甚至是难以“痊愈”的。
本文并不想直接指责这些极少数的当事人，这也不怪他们，我甚至有些同情他们。因为，这都是那些放大和变形了的教育符号生的事、惹的祸，使他们成为受害者，也使我们的教育成为受害者，使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成为受害者。当然，我并不希望就这样完全抹杀教育符号的意义，问题是它们被如此的“放大”了，以至于出现变形。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另外一种情形：如果在教育领域中没有这么多的符号，而是真正让“教师”这样一种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就具有极高地位的职业和称号获得它完全的尊严和价值，那就足矣！其实，上述那么多涉及教师的符号，又有哪一个比得上“教师”这一单纯符号的价值呢？如果“教师”这个符号能够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和价值，那又何必去炮制出如此之多的教育符号呢？由此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目前的“教师”称号已有所“贬值”，已不再那样具有吸引力，才不得已给它再增添这些新的“包装”呢？
如果这些教育符号没有这么大的附加值，或者这样的教育符号所体现的社会声望适当地与经济利益和权力相分离，而使它们不能带有过高的“附加值”，更不会成为一种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的“符号资本”，我想由此导致的竞争恐怕会少得多；也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冲突和矛盾，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浪费；当然，我估计各种由此而引起的“丑闻”也一定会少得多。因此想到的是，是不是目前我们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出现了什么问题？
如果教育符号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的鼓励和褒奖，或者说进一步强化这些教育符号的精神鼓励的功能和意义，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符合了教育的宗旨和特点。实际上，引导青少年学生有更加崇高的理想，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追求一种有品位的存在，以及过一种高境界的生活，应是教育本身的目标和责任。我认为这恰恰是教育符号的真正的功能和意义。由此想到的是，难道我们的教育已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吗？我们的教育不会出现了迷失方向的问题吧？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不管如何，别轻视这样一些教育符号，其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我非常有幸地得知，类似这样的教育符号目前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进行了相应调整。例如，在由某些部门联合举办的某种竞赛的评选中，所给予的某种教育符号及其附加值——保送和加分，由于存在各种问题，以及社会的批评，也开始考虑调整相关政策了。我们的教育管理和领导部门虽然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但千万不要忽视对教育符号的管理，它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其中同样存在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含糊！
标签：三好学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