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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社会，矛盾错综，变化急遽，新的社会因素、社会力量不断产生、发展，猛烈地冲击、荡涤、轰毁着旧的社会制度、社会力量，从而建构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新社会。
对这样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探察、辨思，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发展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向——近代化
欲明了此问题，必先弄清两个问题：
其一.什么是近代化，什么是现代化。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谈到先进的社会因素时， 有的说是近代化〔1〕，有的说是现代化〔2〕。 金冲及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一文中，更把两个概念用在一起：“近代化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把以小农社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变成现代的进步国家。”〔3〕
考其根源，在于我们的“近代”、“现代”概念是从西方挪用过来的。而英文的“modern”一词即可以译为“近代”，也可以译为“现代”。于是出现了上述问题。但在中国文字中，近代和现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近代化和现代化亦有不同的内涵。我们认为：近代化是指以工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结构建立的过程。而现代化则是在近代化基础上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及由此引起并与此适应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过程。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开始的，而现代化则是从本世纪40年代的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始，而在今天仍然在飞速发展着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modern”一词应该根据其具体指谓而译成“近代”或“现代”。
其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中国近代社会变化急遽。在这个变化急遽的过程中，混杂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内容——封建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无时不在盘据、固守、颟顸，各种新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思潮更在不停地、猛烈地撞击着封建的长堤。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考其实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是旧的、封建主义的因素在消退、灭亡，新的、资本主义的因素在生长，近代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社会因素、先进的社会思潮必然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力图建构一个新社会。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当然，由于中国社会刚刚从封建社会中开始挣脱，不可能一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台阶。因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客观要求是近代化。各方面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化开辟道路而进行的。而面向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它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可以主动地、有主权地学习和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现代化工业设备，从而为发展现代化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尽管建国之初，我们忙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未立即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但一是具备了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条件，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人民政府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从苏联引进大量的工业项目，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因此，尽管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尚不完善，并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甚至是重大的失误，但必须肯定，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上述，我们认为，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主要的是近代化的过程。
这里说主要是近代化的过程，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急遽，又富有跳跃性的发展过程。近代化的过程既成为现代化的基础，又夹杂着现代化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近代化过程尚未完成时，现代化的内容即开始出现并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虽然这种现代化内容的出现和发展未构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艰难曲折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个艰难曲折的历程。这里面既包含新的社会意识的产生与民族觉醒，又包含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引进与成长，直到探索建立新的、适合于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社会制度等内容。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又存在着先进的社会力量与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颟顸的封建统治势力所进行的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的艰苦斗争。
从新的社会意识的产生与民族觉醒上看，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中心论的华夷观，使一些先进的人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识到东西方的差距，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认识发展到洋务运动时，一些人“已经从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主张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变革，实际上它已经包含了进化论的因素，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变易观的框架。”〔5〕这种意识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工业出现于小农经济的大地上。
维新派的理论突破在于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在实践上百日维新只是进行了一些非根本制度的变革，未能冲破封建政治制度的藩篱，但维新派的理论著述、舆论宣传却使人们得出了一个勿庸置疑的结论：世界上没有千古不易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彻底改革不可。从这一点来说，与其说维新运动是一次政治改良运动，勿宁说它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界革命的前提下，才有后来的革命运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尽管维新派的口号是保皇权，但他们的理论恰好说明：不变更制度，中国就不能走向富强。专制存则民族亡。这就是维新派的理论所揭示的真理。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势必不会因为维持一个王朝的生命而走向死难。这就是辛亥革命所做出的答案。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动员层面是十分有限的。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是占人口比例很小的革命党人和部分新军。这使得后来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十分有限。
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到各种社会改造学说的兴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标志着中华民族不再顺从、依赖统治者，而要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解决”，挽救民族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与组织，使社会最广泛的成员——工农阶级奋起为自己的生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从官办、官商合办到官督商办，中国的工业开始艰涩、缓慢地起步。近代工业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古老的小农经济的大地上开始生长。这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物质基础，亦是标志着社会向近代化方向迈进的根本因素。可惜的是，先是由于中国的旧制度、旧思想、小农经济的制约，后又加之于官僚、买办的垄断，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发展十分艰难而有限，最终亦未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将中国导入资产阶级民主化的目标。但由这种生产方式中所产生的新兴阶级，却成为拯救中华民族，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从社会制度的层面看，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艰难实践。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汲取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但这种实践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在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也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不适合于中国，必须采取更先进、更民主的制度，才能适合中国的社会发展。
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变革过程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也制约着中国近代化过程在需要完成的时代没有完成。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革命，而中国的近代化却没有实现，中国失去了实现近代化工业化再进行现代化（科学技术化）的时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将现代化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同时，要在众多方面致力于国家工业化。但此时的工业化实际上应该纳入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体系，属于现代化的构成部分了。
三、各种社会力量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中人的活动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中的人又因其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同地位、不同取向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因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不断地分化整合，从而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结成不同的关系或联系——或斗争，或联合，或联合中斗争，或斗争中联合。这种斗争、联合，既斗争又联合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就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内容。正是这种矛盾的运动构成了促进或滞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近百年社会，处于急遽变动的时代。在这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中，各种社会力量（有时一个阶级要有几种取向，因而分化为不同的社会力量）几乎都感受到了社会变化的脉搏。除咸同时期的顽固派外，几乎在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力量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华民族必须变化才能生存。因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几乎都提出自己的变化主张，并为此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五四前后，国人几乎普遍认识到传统的中国社会必须改造。否则，中华民族无存！由此，出现了众说纷纭的社会改造学说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改造运动。
但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因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的利益取向，而提出了不同的社会改造主张。这种不同的主张最明显地体现在政治取向上，从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最激烈时是阶级斗争。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我们在认识这种斗争过程中产生了误差。那就是：凡是统治阶级的都是反动的，凡是被统治阶级的都是进步的。这是一种误解。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每一种社会力量——无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要保持、巩固、发展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有符合社会需要的因素，这种符合社会需要的因素中必须有顺应社会发展的成分。否则，统治阶级无法保证自己的统治利益；被统治阶级亦无法取得推翻统治阶级的胜利。
从这种视角考察中国近代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轨迹：洋务派开始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清末新政开始了变革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尝试，北洋军阀确立了国会制度（尽管这个确立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律制度，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了统一财政、货币、市场和经济建设的努力。〔6〕
统治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之不可忽视，在于它肯定的东西，是官方的、制度化的，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名正言顺的，相对固定的东西。这是其他任何社会力量都不能起到的作用。虽然，统治者肯定的因素比社会发展的要求落后甚远，但亦必经此一肯定，才能跨入下一个门槛。如北洋军阀之国会制，必在其实行后，人们才认识到假的不行；国民党必实行宪政后，人们方知其是非真宪政，实乃假民主。而上述之实行，实际上从反面肯定了中国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假的不行。人们才认识到，必须推翻假民主的实行者，才能获得真民主、真自由。这是从政治上说。从经济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而在这种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近代工业是始之于洋务运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有一定的发展，国民党统治时期，又以官僚垄断的形式而铺垫成一定规模的。新中国建立后，正是没收官僚企业，而形成了最早的国营工业基础。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虽然这个基础极为薄弱）。
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统治阶级也有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为什么他们被推翻？推翻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统治阶级的被推翻，不在于他们有顺应社会发展的一面，而恰恰在于他们顺应社会发展的一面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远远落后于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需要，况且他们为维持其统治利益，更多的是采违背社会发展的取向，因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被统治阶级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在于他们的先进分子不断地认识到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不仅是被统治阶级的敌人，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滞碍力量，因此动员、组织被统治阶级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动社会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滞碍社会发展的统治者，力图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扫清道路。
但必须指出的是，被统治阶级，特别是工农阶级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一点勿庸置疑。但中国革命的力量不仅仅包括这两个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中分化中出来的部分力量。特别是一大批先进的、革命的、与工农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参加力量，而且其优秀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引导者和工农阶级的启迪者。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虽然从根本上是靠革命推动，但除此之外，还有非革命性质的，各种近代化社会因素的引进、滋生、成长。而在这后一个过程中，几乎各种社会力量都不同程度的发挥过一定作用。有时，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在引进不同的先进社会因素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是该时代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综合运动的结果。
四、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勿庸置疑的。
但必须明确：反帝反封建不是终极目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是要攫取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而这种利益的获得又是以最大限度的破坏中国的主权完整、甚至是以灭亡中国为前提的。因此，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国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因其与帝国主义的密切结合而成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障碍，而且因其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必然采取的反动的政治取向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滞碍。从清末的洋务派到北洋军阀、国民党蒋介石，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曾经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东西，进行了一些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但在政治上莫不极力的维持封建主义之“体”，尽管有时他们也将这种封建的政治挂上资产阶级民主之表。这种政治上的反动取向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最大敌人。因此，反帝反封建成为清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的必然选择和必经途径。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依靠先进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有待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真正独立富强，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的社会意识的清除都有待于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欲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经济的近代化，又不能等待中国社会自身生产方式的发展（如待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自身的进展而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那就会更加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步伐，中华民族将更加危殆。我们说顽固派颟顸的危害，正在于此），必须向西方学习。帝国主义以先进的工业技术向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以先进的军事技术向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反动统治者亦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先进的武器来统治、压迫中国人民（包括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来统治、压迫中国人民，从此意义上看，反动统治亦是服膺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但同时，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亦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不论），这些侵略一是输入和促使中国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客观上开始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二是这些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输入和引进，造就了中国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三是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先进的武器为革命力量所夺得、所学会，也就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技术力量。事物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中国人民欲完成独立、民主的进程，必须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欲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又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武器，直至先进的生产方式。从此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的过程，又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就造就了清除帝国主义侵略、推翻维持其在中国侵略利益的封建统治、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力量。中国近百年史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的运动过程。
我们强调反帝反封建不是终极目的，是为了说明反帝反封建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开辟道路，是为了促使中国尽快实现近代化。这一命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反帝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盲目排外的思想倾向和实践活动，这种倾向的惯性发展，使我们在建国后仍然有许多盲目仇帝、排外的取向，出现大批特批洋奴哲学，无视学习西方、引进与卖国、全盘西化之间区别的现象。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出现盲目否定传统，全面否定过去的现象。这种做法，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过无穷的危害。特别是在这种惯性的作用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仍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忽视，甚至忘却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忘记了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主要目标，从而在方向选择上仍然陷于阶级斗争的框子里，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从反帝国主义出发，而没有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站在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去审视世界和中国，从而调整中国的整个发展战略，这就是中国虽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清除了社会的发展障碍，但在这之后，却没有迅速地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迟滞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的内在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急遽变动、发展的时代。对这样一个时代，必须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考察、研究，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亦应以其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为基准，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并为今天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注释：
〔1〕参见徐松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发展阶段论略》， 《求索》1990年第2期；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王继平《洋务运动与现代化》，《湘潭大学学报》1990 年第3期；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3〕《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0日。
〔4〕王东《中国经济起飞的新道路——中国、东亚、 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一文认为：“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依据的是牛顿经典物理学引起的近代工业生产力革命；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依据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先兆的20世纪科技革命造成的现代全球性的生产力革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5〕王继平《洋务运动与现代化》。
〔6〕参见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 年12月版；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