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产业十年总揽(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产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92－08
十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在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一词，由此文化产业进入国家发展战略视野；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有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重的提法，大会报告中多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而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积极主张，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其“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一段中，提出了文化产业的一系列任务。党的十七大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以文化为政治命题，集中探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路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把文化建设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国家宏观战略调整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一)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9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参加了改革试点。2003年9月，文化部制定并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把文化产业明确地界定为：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并同时指出：“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可以经营的理念，是对文化经济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充分肯定。随着文化与经济互相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日益密切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果在文化市场中进一步渗透。
2004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改进和完善文化产业统计工作，国家统计局印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文化产业的分类标准，首次公布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数据，为各个具体产业门类的经营规则提供了发展的科学依据。2006年，新中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五年发展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公布。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党的十七大给我国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中许多论述既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意义，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指导性。
2008年后，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文化产业成为萧条经济环境下逆势上扬的破冰产业。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有效推动了金融危机环境中文化的创新和发展；2010年4月，国家九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重点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的瓶颈问题，为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开辟了新的渠道。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新时期，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提出了要求，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同时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个决定的出台必然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必然也会进一步凸显，人民的文化消费也会步入一个新的台阶。
(二)文化产业各行业快速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机构统计，2004年以来，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长速度；2008—2010年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4.2％，继续较大幅度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单位类型看，2010年文化产品制造单位实现增加值4391亿元，比上年增长23.5％；文化产品销售单位实现增加值638亿元，增长22.2％；文化服务提供单位实现增加值5937亿元，增长27.9％。2010年，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5％，比上年提高0.18个百分点，比2004年提高0.81个百分点。十年来，在文化产业各行业的发展中，核心层文化产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关联层和外围层的文化产业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并更加注重与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的嫁接，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不足10亿，2011年，全年生产故事影片558部、动画影片24部、纪录影片26部、科教影片76部、特种影片5部，电影频道生产供电视播出的数字电影102部，全年生产的各类电影总产量达到791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31.15亿元。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比“十五”时期翻了一番，印刷业翻了两番。中国出版规模已连续9年位居世界首位；2002年，全国送到广电总局审查的动画片只有两部，2005年全年动画产量只有4.2万分钟，到了2010年，中国动画片年产量达到385部，总长度达22.05万分钟，不仅扭转了进口片占主导的局面，而且在动画年产量上跃居世界第一。2006～2010年中国动画片产量年增长率始终维持在30％左右，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剧集数约为8877集；2002年获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国产电视剧为9005集，2003年全国电视剧完成量突破万集大关，达到16381集；到了2010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共计14685集，中国由此位列世界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
二、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市场主体建设健康有序
(一)文化体制改革催生行业航母
综观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就会发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程度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已历史地联系了起来，呈现出科学合理的正比促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发展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机构成，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建立大型文化产业集团，有利于加快文化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促进产业的更新升级，从而进一步打破地区分割，建立统一市场，增强区域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据中宣部改革办统计，到2002年初，我国共组建了包括中国广电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在内的文化产业集团70多家，从地域上讲，涵盖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湖南、山东、陕西、云南、辽宁等中东西部地区；从经营主要业务上讲，有报业集团38家，出版集团10家，发行集团5家，广电集团12家，电影集团5家，演艺集团10余家。在电影改革中还组建了电影院线30多条。另外，从2003年到2011年8年间，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8万多名，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文化产业集团的成立，有效地探索了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加快了市场整合和结构调整，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多出优秀作品和人才。
十年来，中国文化产业集团化的实现逐渐凸显出两种模式：一是文化资源有效地不断地整合、互补和提高；二是形成产业价值链，从横向到纵向不断整合、延伸和提升，从而达到规模效益和价值效益。[1]从资源的整合上而言，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通过优化经营模式，不断优化报刊经营业务，积极调整发展方式，通过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实业地产等项目平台，将传统报业经济积累的部分资产转化为能够带来市场收益的可流动资本，进一步完善多种资产平衡、产业框架合理的文化产业战略布局，为集团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跨地区的合作机制探索上，2008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麾下的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与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联姻”成为文化产业集团跨地区经营发展的创新样本。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的成立使打破行业条块分割、行政壁垒等制约企业、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的跨地区重组改革模式有效推动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性骨干演艺集团公司集中涌现，江苏演艺集团公司、北京演艺集团公司、陕西省演艺集团公司、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公司等演艺集团公司相继成立。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报社转企改制组建的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演出管理中心转企改制共同组建的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由过去的事业单位直接转制为国有独资公司，三家公司的转企改制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典型的开创意义和引领作用。此外，在地方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以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江苏文化产业集团、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等为代表的文化企业也以改革创新的探索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企业真正开启了由“小舢板”转向“文化航母”的历史征程。
(二)文化企业上市迸发资本活力
以市场要素的资源配置为出发点，加强资本的跨地域流动，是中国文化企业在做强做大的探索中一条有益的路径。这一打破区域界限和行政范畴的整合，旨在以“市场”为基本出发点，培育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当前文化产业资本重组出现两个新动向。一是文化企业开始积极涉足金融业。例如辽宁出版传媒上市后，整体收购其控股股东辽宁出版集团持有的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和辽宁音像出版社100％股权，并向非文化领域扩张，出资近2亿元认购中天证券新增的注册资本，参股设立铁岭新星村镇银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分别参股南京证券和江苏银行，成为两家金融机构的第二大股东。二是国际资本通过并购，进入监管相对宽松的境内新兴文化产业。例如韩国移动通讯企业SK电讯2008年宣布收购一家中国本土唱片公司北京太合麦田42.2％的股份，国际资本首次进入中国娱乐产业。资本领域的重组拉开文化产业整合大幕，而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更为深刻的问题，则是作为市场主体的文化企业，对于市场规律的熟稔、驾驭和游刃有余的战略布局。
伴随着文化产业战略地位的确立和文化企业的不断重组，文化企业上市也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2006年10月17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宣告新华发行集团核心业务成功“借壳上市”，这标志着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工作顺利完成，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12月13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公司上市，新闻出版媒体“整体上市”破局，文化产业存量领域开始与资本市场全面接轨。2009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公司成功登陆创业板，为民营文化企业破解融资难提供了新鲜样本。2011年10月24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IPO获通过，以营业收入计算，成为文化传媒板块的最大成员。在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护航下，文化传媒企业上市俨然驶进了快车道。
三、传统文化业态与新兴文化业态迅猛发展
(一)传统文化资源渐入产业化开发佳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产业得以运行的基本素材。十年来，在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在不同的行业领域以不同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茅台、镇江香醋、宣威火腿等酿造或制作技艺等被作为工业旅游和文化体验的重要项目，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开发和文化产业园区规划的重要内容；以敦煌莫高窟、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澳门历史城区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全球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环境下，纷纷以遗产公园、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历史街区、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等侧重观光体验和旅游博览的文化产业集群形式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城镇文化群的开发上，11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50个历史文化名村镇纷纷将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在乡土民俗型、传统文化型、革命历史型、民族特色型、商贸交通型等不同形态的文化功能区建设或文化综合体发展方面，涌现出新的亮点，为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保护及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积累了生动的经验。
(二)新兴文化产业体现文化与科技融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十年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现代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和艺术文化生态格局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出版产业的实际销售收入达183.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76.6％，同时为电信、IT等行业带来高达478.4亿元的直接收入，收入规模超过传统娱乐内容产业。近年来，全国数字出版总产值每年正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营销收入已从2006年的21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1亿元。2009年，数字出版产值达795亿元，首次超过了传统出版物总产值，成为新闻出版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文化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文化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产业保留着最核心的本质，又充分挖掘着传统的文化艺术养分，通过数字技术的融合嫁接，以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断满足着人们更新的消费理念。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到上海世博会动态《清明上河图》的精彩展示，生动展示了文化与科技完美结合取得的最新成果，鲜明预示了文化与科技、文化经济与创意设计发展的新兴文化业态发展趋势。从深圳华强方特欢乐世界创造的“文化＋科技＋旅游”模式到常州嬉戏谷从网络动漫游戏衍生出娱乐体验项目的虚实互动、体验型数字娱乐动漫文化主题公园，以科技创意为引领的文化娱乐模式不断满足着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十年来，以水晶石、华强、拓维为代表的文化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十年来，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支持研发了一大批促进文化发展的关键和共性技术，有力推进了文化科技自主创新的步伐。2011年5月，科技部与文化部召开部际会商第一次会议。两部表示将集成科技与文化的优势资源，构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文化创新体系，着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首次在现代服务业中将数字文化列为重点支持领域，未来十年，文化科技的创新将会催生更多的新兴文化产业业态，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建立呼之欲出。
四、重大文化活动举办与文化产业平台建设
(一)文博会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
重大文化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城市建设强大的引擎。从200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由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每年五月在深圳举行。第一届文博会于2004年11月举行，其间，7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中合同成交额和意向成交额达到356.9亿元人民币。到了2011年第七届深圳文博会时，其总成交额达到1245.49亿元人民币，其中合同成交额600.49亿元，占总成交额48.21％。文博会对提升深圳产业结构起到了引领作用，也对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向高端、走向前沿、走向国际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除此之外，2005年，首届中国西部(昆明)文化产业博览会举办，2006年，首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首届中国中部(武汉)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和首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举办，2008年，首届中国东北文化产业博览会举办。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分别通过文博会、交易会、展览会等形式，为文化产业的博览交易与项目对接搭建平台，也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几年间，文博会已发展成为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文化产品市场、进行文化产业技术和信息交流的理想渠道，文博会全力打造着中国文化产品与项目交易平台，促进和拉动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二)节庆会展拉动文化产业外延性扩张
中国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传统节日资源。文化产业与节庆活动嫁接，通过节庆会展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综合性、外延性扩张，衍生出了以节庆产业为核心的多元产业形态，可以促进城市硬件建设、推进城市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牌形象、为城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拓展节庆活动的带动效应。
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步提升，逐步在全球树立起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等大型城市事件，不仅推进了中国城市大型现代化会展设施的建设，加快了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功能的完善，拓展了会展经营业务和文化活动内容，推进了城市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设速度，并且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构建起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以文化旅游为渠道的大型节庆会展，对区域品牌的树立和城市形象的重塑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十年来，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以电影、电视、动漫、新闻出版等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核心层产业逐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龙头行业，以强大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和较高的文化产业附加值引领着产业发展。与之相应的行业展会，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香港电影金紫荆奖、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等评奖和颁奖活动推动了电影艺术的发展，促进了电影产业的提升。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等重大电影活动，有效融汇了国内国际电影资源，搭建起中国电影展示交流交易平台。此外，上海电视节、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中国大学生电视节等电视节展活动和中国(杭州)国际动漫节、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厦门国际动漫节、广州国际动漫节、香港动漫电玩节等动漫节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硬件建设、推进了城市文明建设、提升了城市品牌形象，并为城市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节庆会展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人们对多元化文化消费需求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节庆会展活动中，以农耕民族为主题的节庆活动，如元旦、春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小年、除夕等传统节日，不仅张扬着深厚的民族与民俗文化底蕴，而且成为文化产品消费的集中期。从推动地方经济出发，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各类经贸文化节庆活动如大连服装节、青岛啤酒节、潍坊风筝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西湖休闲博览会等，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与商业贸易交换相关的商贸性节庆活动如白族的三月街民族节、蒙古族的那达慕等，成为文化旅游体验的重要载体。与福祐驱邪保平安相联系的节庆活动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等，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情愫，也衍生出节庆文化产业的相关产品，丰富了文化市场。
五、区域文化产业实践与特色文化产业探索
(一)区域文化产业取得实质性成就
十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新进展，文化产业在实践探索中不断积累新的经验。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从2001年到2010年，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分别增长了2.8倍和8.7倍，图书版权进出口比例从2003年的9∶1下降到2010年的3∶1，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大陆创意产品出口额增长了51959百万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9％，到2008年，中国大陆创意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20.8％，发展文化贸易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十年间，20多个省市区提出“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战略，北京、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一批总资产和总收入“双百亿”的文化企业成为领军力量。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仍然逆市上扬，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8个百分点，[2]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活力不断得到释放，涌现出许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文化产业实体。
十年来，文化产业占GDP 5％以上的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湖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1.4％上升到2008年的5.1％，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2.3％上升到2007年的6.5％。云南省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420亿元，占GDP比重为6.1％。经济总量强大，文化产业增加值较高的山东、江苏、浙江、四川等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后力强劲；其他省区市文化产业凸显特色、突出主题，以文化产业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向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迈进。
(二)区域间文化产业合作拉开序幕
加强区域合作，推进文化交流，是实现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趋势加剧的现实语境下，“打破各国的经济边界，将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建立世界统一市场，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区域合作中，跨地区的协同发展模式已经在许多地区展开了现行的探索。利用文化的关联、地缘的接近和旅游线路的串联，跨区域文化产业合作正逐渐打破区域行政壁垒的限制，开始走入以市场主体为主导的深入实施阶段。例如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党委宣传部在京共同签署《华北五省区市文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建立跨区域文化平台(即文化产业园区平台、文化贸易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等方式进行协同创新。[3]
除了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跨区域合作外，在旅游产业发展上，尤其是相近地区和具有相似旅游资源的地区也开始了旅游产业的跨域合作。例如2011年11月，地处湘桂黔渝的怀化、桂林、铜仁、黔江等13区市县在旅游节中签订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意在合力开发、打造湘桂黔渝区域文化旅游产业。[4]此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核心的中国—东盟跨区域文化产业合作机制的确立，已经对文化产业区域合作进行了先行探索。自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广西文化产业积极融入东盟文化产业圈，发展特色逐渐突出。2005年广西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成为多个区域性合作的重要成员。当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广西积极探索双方在文化领域的深入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5]
随着文化产业发展愈加趋于科学理性阶段，文化产业行业之间“无边界”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凸显，不仅行业之间，文化产业的区域竞合也将呈现出愈加明显的趋势，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共享平台，形成突出优势、错位竞合的发展格局，成为许多地区开始深入思考的议题。跨区域的文化产业合作，可以有效利用资源和地缘的优势，以形成拳头的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大的市场，获得更广的关注，在当前文化消费形态日趋多元化，文化消费市场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中，必将有利于区域整体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提升。
(三)民族文化产业走出特色化之路
民族传统文化则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不仅沉淀着一个民族已有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还蕴含着民族走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基因，其潜在模式维护着社会成员共有的基本价值和道德规范。[6]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但西部地区却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传统，挖掘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使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走出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经验。
十年来，在民族文化产业开发模式上，已经大致形成了几种主要的开发模式。第一，依托特色产业形态实现文化产业与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我国著名工业企业如青岛海尔、上海宝钢、广东美的等相继向游人开放，以工业旅游的方式推进文化旅游产业与工业制造业的融合，并为企业的战略转型和多元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依托生态民俗景观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从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到河南嵩山“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从北京的“功夫传奇”到上海的“时空之旅”，从《丽水金沙》、《云南映象》到《梦回大唐》，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演出节目，已经在与旅游市场的结合中体现了市场价值。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客源市场。[7]第三，依托民族文化元素实现文化产业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的模式。以《诺玛的十七岁》、《鲜花》、《碧罗雪山》、《斯琴杭茹》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不断涌现，引发了电影界的关注。以《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无极》、《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商业电影选取传统文化元素为主题或主要表现元素，在票房上取得了不俗成绩。第四，依托民族民间工艺品建设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以大理、丽江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依托丰富的传统民族工艺文化资源，以鹤庆新华村、大理周城、剑川狮河等村寨为生产基地，构成了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为西部民族地区谋求跨越式发展探索了一种新的模式。以青海热贡唐卡绘画艺术和陕西文物复制艺术品的开发，使民族民间工艺空间得到更大拓展。
六、文化产业实践探索的问题及反思
(一)文化产业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平衡
由于受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模式、社会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坚持文化产品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性，强调文化产品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地位与作用而忽视了作为精神食粮和文化消费的文化产品的另一重要属性，即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十六大从党的文件的角度理顺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使文化产业的商品属性逐渐发挥出经济价值。但从根本上来说，当前许多地区和职能部门依然并没有真正把握文化产业的根本属性，还是用长期习惯的方式对待文化产业，比如仍有许多地区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区域发展战略，这就突出反映了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给予文化产业作为产业经济门类的主体地位；再者便是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无一例外的文化产业的业务主管机构，不是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而是党委的宣传部门。这依旧是过于强调文化产品的政治宣传属性，并未完全用经济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来正确对待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其结果无疑使文化产业发展受到体制、机制的束缚。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已成为制约中国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大瓶颈之一。此外，尽管十年来文化产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快速发展，但文化产业发展中市场杠杆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甚至操盘现象在许多地区仍普遍存在，而面对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市场大潮的环境，缺少在市场竞争机制中锤炼的文化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核心竞争力，这也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产业快速成长与成本和代价不平衡
在当前文化产业的开发过程中，GDP成为衡量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关键指标。近年来的统计数字以及相关媒体报道均以文化产业增速超越同期国民经济增速、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升等为重点，此外，相似的量化指标还有地方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额度、文化产业园区或集聚区的数量等。这一方面确实反映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得到迅速提升，文化竞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但是，对于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和内涵式增长而言，在过分追求文化产业成长速度的过程中，也难免存在忽视“质量”的现象。例如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8]而正是由于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领域普遍存在的政绩观，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化产业投资的虚热、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虚火、文化产业项目上马的盲目以及文化产业规划的不切实际等，这种对“数量”增长的盲目崇拜，将为产业可持续发展遗留下大量历史问题。
(三)文化产业的区域布局和资源配置不平衡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格局基本相同，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以国家统计局2006年发布的数据为例，从文化产业单位数量、从业人员数和拥有资产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分别占全量的66％、69％和78％，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收入情况看，东部地区的营业收入占全部的82％，而中西部仅占18％；从实现的增加值看，东部占74％、中西部占26％；从对GDP的贡献看，东部地区实现的增加值占2.56％，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28％和1.35％。文化产业的区域资源分布仍旧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除了区域布局的不平衡之外，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惯性”，在文化领域的资源配置也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现象。文化政策过强的约束性使文化优势资源长期集中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难以发挥文化产业的市场属性，从而导致我国民营文化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较弱，在市场经济巨浪的搏击中，抗击风险能力也较差，很容易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发展条件的制约，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四)文化产业的发育程度和国际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地位逐步提升，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之一，而且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经济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性文化，在这一文化的作用下，本土化产品与世界性文化的接轨将直接决定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消费状况。因此着力打造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民族文化产品，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必然要求。受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在内容生产上缺乏真正意义上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片面强调宣传功能而忽视文化产品作为文化商品自身的属性，使我们生产的文化产品难以在国内市场引领消费，更难进入国际文化消费市场，文化服务亦没有真正形成按市场规律而形成的产业形态，以致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此外，中国文化产业不管是在统计指标和学理研究上，还是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经营模式上，都没有按照国际准则进行全球化的发展轨道，这也使中国文化产业缺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化品牌，而塑造国际知名文化品牌，利用品牌的无形价值创造丰厚利润，才是文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因此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仍任重而道远。
(五)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与文化产业的内容匮乏性不平衡
文化资源的多寡、优劣、开发利用率的高低，决定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前提，而有无资本作为产业发展的引擎，有无资本市场的操盘与进退，则决定着文化产品生产的规模、质量与市场竞争力。我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瓶颈之一却是内容苍白、创意匮乏，难以在“内容为王”的“金科玉律”下赢得市场。此外，在中国文化产业实践进程中更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文化资源丰厚的地区在进行产业化选择时，往往陷入茫然和盲目的误区中，以至于过于依赖或沉浸于现有的资源形态中而缺乏创新和创意，过于局限在文化元素的低层级产品开发上，即产业链的下游环节，从而使其文化附加值过低，难以在经济效益上取得更好的成绩。”[9]造成这一困境的核心是思想观念陈旧，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资源和资本的关系。有了丰富的资源，又有了丰厚的资本加上高超的创意策划，文化产业才可能有竞争力。有资源无资本，不可能把资源转化为产品进而成为商品、形成产业，并产生效益，那么，资源便是沉睡的宝藏，释放不出耀眼的光芒；有资本无资源，亦难开发产品，诚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躺在文化资源上昏睡也会饿死人。如何使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走向文化产业强国，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对于未来十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命题。
(六)文化产业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其健康发展的瓶颈
文化产业的特点是创意，创意是文化产业有别于传统加工业的鲜明特征，而创意在哪里，在于优秀人才，人才是文化产业四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环，而我国目前的人才状况令人担忧，人才的匮乏不仅表现在产品创意设计创新方面，也表现在经营管理和行政管理人才上，甚至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探索性、创造性人才亦极为稀少。人才的缺位使我们文化产业的创意缺失，文化产品的竞争乏力，文化品牌的塑造艰难，文化管理难与市场竞争变化相适应。因此，如何加强人才培养，发现本土人才，引进外部人才成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