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支出论文,消费者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04-0005-17 一、问题提出 在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究竟是把全部收入用于当期消费，还是只将其中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当期消费，该问题涉及消费者均衡理论对消费者真实决策过程的反映。现有的消费者均衡理论基于“纯消费者”的同质收入假说，假定消费者既定收入全部用于当期消费，这不仅明显有悖于消费者行为常理，而且导致消费支出剩余产生的储蓄在个体消费者行为中完全消失。消费者均衡理论的这一缺陷，导致其理论假说脱离消费者微观行为实际，并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无法在微观消费者均衡决策中建立起本应有的科学理论支点。 事实上，消费者均衡理论“限制条件”中的商品组合和“均衡条件”中的商品组合并不是同一个数量。消费者一般并不会把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当期消费支出，因而两者的货币量与商品组合实际上是不一致的。Deaton and Muellbauer[1]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明确指出消费者预算线
中的x是总的支出而非收入，并在该研究中保持这一细微差别。然而，Deaton and Muellbauer[1]并没有给出为什么要用“支出限制”而非“收入限制”作为消费者选择约束的充分理由，进而没有解释和解决这个不同于收入限制的“某个预先确定的支出量”是如何被确定的关键理论问题。 显然，单个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如何确定自己的支出水平以导向效用均衡？这一问题在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中一直悬而未决。此问题的由来是，消费者均衡“限制条件”中的既定收入究竟是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还是实际支出？如果是实际收入，则与一般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支出情形、实际的商品消费组合水平不符。如果是实际支出，那么这个不同于实际收入的消费者实际支出是如何确定的？不能解释与解决这个问题，消费者实际上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效用均衡。 进一步质疑的问题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一般不是一个“纯消费者”。根据杨小凯和黄有光[2]建立的生产者—消费者相联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说，人们要进行消费，一般需要通过向市场提供专业化分工劳动获得的收入来实现。当消费者顾及为获得一定收入而以生产者身份付出的成本时，支出均衡决策就会发生变化。这个成本就是消费者为获取相应收入(收益)而以时间为维度支出体力、脑力、承受身心压力与放弃闲暇付出的生命成本(Life Cost)。本文采用生命成本概念是为了揭示收入和消费的真实本质均在于对人生命本身付出(作为生产者)与收益或效用(作为消费者)的维系。作者认为，消费者均衡的本质首先是消费行为对消费者生命本身的收支均衡，即消费者为获得相应消费品效用和为获得此效用付出生命成本之间的均衡，然后才是消费者把相应收入用于购买不同消费品产生的效用均衡[3]。前一个均衡问题长期被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忽视，导致我们一直在使用消费者“虚假”均衡来研究人类行为的真实问题。 实际上，现有消费者均衡“限制条件”中的既定收入，在真实世界中并非就是“均衡条件”中消费者的实际支出。前者表示消费者“可以”支出的收入，后者表示消费者在“可以”的前提下受效用均衡规律决定的“愿意”支出的收入，两者的概念与数量皆可能不同。这是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面临的困境之一。而两个收入(限制条件)相同的消费者，其支出决策可能会不同，表现为均衡条件的商品组合不仅均小于限制条件而且相互不同。这是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面临的困境之二。现有理论中，Stiglitz[4]把消费者既定收入等同于消费者支出，即把消费者均衡“限制条件”中的收入与“均衡条件”中花费的收入相等同，而Deaton and Muellbauer[1]则指明消费者预算约束只是其支出而非收入。可见，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重要概念的解释仍然是不一致的。由于消费者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其假说的正确性与完备性对经济学学科理论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源于戈森[5](Gossen's Law)而沿袭至今的消费者均衡理论的微观基础的正确性进行解构，解剖其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并对其进行理论与条件重建。 二、消费者均衡：条件缺损与理论重建 1.消费者均衡条件缺损 消费者均衡研究消费者在既定偏好、收入与价格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包括消费者限制条件、均衡条件、消费者预算线及其方程等。消费者均衡运用静态均衡方法进行分析，属于微观经济学研究范畴。基于戈森定律的消费者均衡条件为：
其中，I为消费者既定收入，X为商品，P为价格。(1)式为消费者均衡的“限制条件”，(2)式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6]。然而，这组条件实际上不具备一致性。式(1)限制条件：
中的收入I是消费者现期可支配的既定(全部)收入，决定消费者“可以花”多少钱，而消费者均衡条件：
中解释的是消费者“如何花”钱(收入)，以实现消费者最大效用。消费者约束条件中“可以花”与均衡条件中“如何花”在真实的消费者行为中其实可能不是同一个货币量，也不是同一组商品量n。从前者到后者中间缺一个“花多少”的思维决策过程与均衡条件。 在微观决策中，一般存在消费者收入“可以花”、“花多少”、“如何花”三个环节与思维决策条件。“可以花”是包括负储蓄在内的消费者可支配与花费的最大收入，即其限制条件，“花多少”与“如何花”是均衡条件。其中，“花多少”(花费或支出多少收入于当期消费)这一环节决定消费者“支出”对“收入”的均衡，解决的是在既定收入条件下“花多少”为效用最大的消费者“支出均衡”问题。“如何花”(即消费者如何使用与花费受支出均衡约束的那部分收入到具体商品组合的购买)是消费者的具体使用或购买行为，解决的是消费者在“支出均衡”条件下如何把所确定的支出额使用于购买不同的商品组合，以实现消费者在支出均衡条件约束下的“使用均衡”。例如，某消费者的月既定收入I=8000元，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月实际消费均衡支出
=6000元。消费者把这6000元用于购买商品
为既定收入I=8000元时消费者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并满足式(2)的均衡条件。这就是单个消费者在现实消费中“可以花”、“花多少”、“如何花”的一般性微观决策过程。 显然，新古典消费者均衡理论缺少一个“花多少”为效用最大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决策过程与决策条件，而直接把消费者“可以花”的既定收入I替代并等同于消费者的实际支出，忽略了消费者的支出决策行为及其实际支出与既定收入是两个不同的货币量这一重大差异。这一忽略就好像假设人有出生与死亡两个环节一样的符合事实，但其中个体发育成长环节即消费者均衡中的个体异质性收入—支出均衡差异这一重要的消费者异质行为结构被忽略了，从而使得消费者均衡理论与消费者行为事实脱节。由于既定收入条件下的消费者支出均衡是真实消费者均衡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消费者获得收入后，首先要考虑“花多少”为效用均衡，然后才考虑“如何花”的效用均衡问题。这样，现有消费者均衡条件中的货币支出量与商品组合(见式(2))和限制条件中的既定收入及商品组合(见式(1))可能不是同一个货币量、同一个商品组合。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的这一忽略不仅和真实的消费者行为决策不符，而且由此对消费支出剩余(储蓄)的微观行为的不切实际的忽视，成为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①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预算线以及消费者商品组合中花费的收入是消费者实际支出的收入，并非是式(1)限制条件中的既定收入I。真实世界中的预算线是消费者有能力且有意愿支出的那部分收入，一般小于式(1)限制条件中的既定收入I。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没有对这一重要情形作出区分并给定条件，造成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缺损。②这个小于既定收入(如I=8000元)的用于消费的实际支出额(如
=6000元)，消费者是如何决定并指向效用均衡的？ 2.支出均衡与使用均衡：消费者均衡决策的一般人类理性行为过程 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研究的是消费者在偏好、收入、物价、生命成本付出既定条件下，消费者支出达到最大效用的选择行为问题，不考虑收入、物价变化等时间序列因素对支出行为产生的影响，同样属于静态均衡分析。本文把消费者支出均衡研究置于消费者均衡分析的理论框架之中，并对其进行补充完善，这可以使本文对消费者支出均衡问题研究所处的理论位置讨论更加清楚。 既定收入(可以花)条件下的消费者均衡决策行为，包括消费者收入的支出均衡(花多少)与购买或使用均衡(如何花)两个环节。在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行为的第一步是决定“可以花”的钱“花多少”到现期消费支出，进行消费者支出均衡决策，支出均衡即消费者收入的支出效用最大。第二步是把决定“花多少”到现期消费的钱使用于购买相应的商品组合，进行“如何花”的消费者购买或使用均衡决策，从而完成消费者均衡决策的一般人类理性行为过程。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一直缺乏对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支出均衡”(消费者第一均衡)这一实现消费者均衡的必要条件的构建，而直接把消费者“使用均衡”(消费者第二均衡)作为实现消费者均衡的充要条件。显然，这是一个过度抽象的脱离消费者行为实际且违背人类行为理性的理论假说。因为有理性的消费者一般都会顾及自己为获得此收入投入了多少成本，并据此盘算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支出多少为划算(效用最大)，而后在这个支出预算空间内实施“如何花”钱的消费者购买或使用均衡决策。 经验证据显示，消费者进行消费时手中必须先有收入，而这个收入被认为只能来自上一时期的生产。因此，从生产—消费行为相联系的角度出发，消费者均衡决策行为应包括获取收入、支出收入与使用收入三个环节。其中，消费者获取的收入为其既定收入，作为实现消费者均衡“可以花”的限制条件。消费者“花多少”既定收入于现期消费以获得最大效用，是实现消费者均衡的支出均衡条件。消费者“如何花”其受支出均衡决定的那部分收入(一般小于既定收入)于不同的商品组合以获得最大效用，是实现消费者均衡的使用均衡条件。显然，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缺少“花多少”收入为效用最大的消费者决策过程与支出均衡条件。而一旦支出均衡条件缺损，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微观基础是不可靠的。这也是Deaton and Muellbauer[1]明确把支出而不是收入作为消费者“选择限制”的原因。不妨把现有的消费者均衡理论假说进行解剖：消费者把全部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并实现消费者均衡，而真实世界中的消费者只把既定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当期消费来实现消费者均衡。究竟是哪一种消费者行为假说更加合理并符合消费者行为实际呢？ 从对消费者均衡决策过程解构可以发现，消费者收入“可以花”、“花多少”、“如何花”是实现消费者均衡的一组系统条件[7]。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中的限制条件(见(式1))和均衡条件(见式(2))，只是关于消费者收入“可以花”和“如何花”两个问题的解释，而缺少了“花多少”这一衔接前后两个消费者行为的支出均衡条件。其消费者预算线和商品组合假设的是一个统收统支的“月光族”消费者模式，或者是直接给定消费者支出水平而不对这一支出是否符合消费者均衡原则作出解释，这既不符合真实世界中的一般消费者行为特征，也不符合消费者均衡理论要求解释消费者最大效用决策行为的理论要求。由于消费者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单个消费者支出行为直接影响市场需求曲线合成，进而影响储蓄与国民经济运行。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缺损实际上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统一并能够尽可能解释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微观行为基础埋下羁绊。 同理，目前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预算线及商品消费组合也是基于既定收入I的预算线与商品组合。显然，这只是显示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最大商品消费组合的客观条件。当消费者基于支出均衡考虑的实际消费支出小于“约束条件”I的货币量时，消费者真实的预算线及其代表的商品组合就会低于I的既定收入水平，即有
。此时，传统的消费者预算线既不能反映单个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决策情形，也不能反映消费者真实的商品消费组合。而在此基础上由单个消费者需求曲线向市场需求曲线的需求量加总时，会出现更大的脱离消费市场实际的合成谬误，使得消费者均衡的微观实在性基础与宏观实在性基础同时丧失。 3.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理论演绎与模型构建 (1)理论演绎。消费者均衡根本上是要解释与解决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的效用选择行为问题。戈森[5]的消费者均衡定律又称“享乐均等定律”。在经济哲学意义上，消费者均衡需要解释消费者生命之“在”因何可以与如何能够在偏好、收入、价格既定条件下实现消费效用(快乐)均衡之“觉”的人类理性行为命题。这既是消费者均衡理论建立的根本的人类行为科学基础，也是建立消费者效用“大”的数量均衡条件的逻辑依据。然而，新古典消费者均衡理论中只解释了消费者收入“可以花”的约束条件和“如何花”的使用均衡条件，对于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可以“花多少”收入为效用均衡解与预算约束解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消费者行为决策中实现消费者均衡必不可少的第一均衡决策环节。 根据消费者均衡的限制条件，既定收入I为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而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支出一般小于既定收入，这将引起消费者的实际预算支出空间与商品消费组合水平的改变(减小)。现实世界中，消费者预算线其实并不是消费者的既定(全部)收入，而是既定收入条件下体现消费者有意愿支出的一条线，这条线才是在既定收入的客观约束条件下体现消费者主观意愿的均衡消费水平。关于消费者支出均衡，本文可以观察到两个重要的消费者经验现象：一是人们的实际支出一般会小于其实际收入(这个小于额就是存在于微观消费者行为中而在宏观经济学中进一步研究分析的储蓄)，消费者是按照其支出约束(均衡)而不是收入约束来进行商品组合选择与消费的。二是两个收入相同的消费者实际的消费支出往往不同(不考虑赡养情况)。这两种现象在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中既没有涉及，亦无法解决。而这两种消费者行为在理论上均是需要由消费者均衡规则决定并予以解释的，否则就会因“均衡条件”中的消费者支出与“限制条件”中的消费者收入不一致而使消费者均衡成为一种虚假均衡。因此，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是一种没有考虑消费者既定收入与实际支出差异的过于简化而可能背离经验事实的消费者均衡。把全部收入用于当下消费的消费者行为假说既不能反映消费者实际的行为思维与决策过程，也不符合消费者效用均衡原则。理性的消费者一般不会用超出必要消费的全部收入去购买现有消费者预算线上的任何一个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点上的商品组合。那么，既定收入条件下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点)是如何决定的呢？ 其实，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之所以没有区分出消费者既定收入与消费者实际支出间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消费者均衡、预算线、商品消费组合的不同影响，除了对消费者支出均衡行为决策过程的疏漏外，还与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是一种纯消费者的认知局限有关，即没有把消费者获取收入(作为生产者)时的难易程度对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一并考虑进去。这个问题涉及对生命存在哲学与消费者行为本质的理解。从生命哲学角度讲，消费的本质在于满足生命快乐的需要，而用于消费的收入归根结底需要通过生产(竞争)行为才能够获得，并且这种生产性竞争行为只有指向效用最大化，才能够获得优胜劣汰式的生存与发展优势，即个体效用均衡。也就是说，可以假定每个消费者都要以生产者身份向市场提供专业化劳动获得的收入来进行消费，即每个消费者的消费一般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可能具有异质性的代价(生命成本)才能够获得。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就建立在这一具有微观实在性基础的消费者行为假定之上(当消费者为获得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趋于0时，并不妨碍这个一般性假设在具体应用中的成立)。 (2)模型构建。综上所述，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是影响消费支出决策、决定消费者支出水平、实现消费者均衡的首要限制条件。它表明，消费者均衡首先是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与收益(消费品效用)之间的边际均衡。消费者对任何一组商品的最优收入支出量应该是使最后1元钱购买该组商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与为获得这1元钱所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相等。生命成本以消费者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生命时间(Time of Life)为计量单位，用
表示。消耗于生产过程中的人的生命时间是一种带“质”之“量”或者叫委托之量，即同一生命成本单位可以包含不同质的生产者身心成本支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支出均衡条件是消费者为获得该消费品的边际效用(MU)与消费者为其支出的边际生命成本(
)相等。即： MU=
(3) MU为商品的边际效用，亦可理解为消费者消费该商品得到的边际收益MR。即有： MU=MR=
(4) 式(3)和式(4)运用了成本—收益均衡的生产者均衡分析原理。因为，当明确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需要付出成本时，成本—收益(效用)均衡思想对于消费者行为同样适用，并且是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这样就把消费者均衡与生产者均衡原理统一起来。而MU或MR等于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的消费支出量与所增加的总效用(ΔTU)之比。即有： MU=MR=ΔTU/ΔI (5) 式(3)中，边际生命成本MT[，L]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所增加的生命总成本。即有：
ΔI为边际收入或其代表的边际消费量，
为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所增加的总生命成本。 综合式(5)和式(6)，实现消费者支出均衡的条件为：
式(7)和式(8)表明，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货币支出购买消费品所增加的正效用与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所增加的生命成本支出(负效用)相等，即实现了消费者均衡。这一消费者均衡可称之为消费者“支出均衡”，或者叫消费者第一均衡条件，它决定了消费者在“可以花”的既定收入条件下“花多少”钱为效用最大的均衡问题，同时决定并区别于“如何花”为效用最大的消费者(使用或购买)均衡条件。 根据式(9)，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大小成为其决定消费支出水平的关键因素。从效用均衡角度进一步解析式(9)，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负效用，而消费者收入及其用此收入购买的消费品则是一种正效用。运用杰文斯[8]关于物品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属性便是物品的效用以及劳动的边际效用与边际负效用相等为劳动时间均衡的思想，式(9)的消费者支出均衡思想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式(1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的累积性偏好和一般具有考虑未来消费的行为思维，使得人类的劳动时间均衡会超过当期商品消费效用与劳动负效用的生命成本支出均衡水平，从而成为消费者在作为生产者时获得的既定收入I大于其当期实际消费支出的客观基础。因此，劳动的边际效用与边际负效用相等，决定的是劳动者包含了未来消费需求的均衡劳动时间和消费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够获得的最大收入I，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与现期商品组消费的边际正效用相等则决定了消费者的现期支出水平
。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为：
式(10)和式(9)一样都是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或者叫既定收入I条件下消费者愿意“花多少”收入给当期消费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只不过，式(10)进一步转化并明确表达了式(9)中内含的效用均衡关系。其中，
表示消费者生命成本付出产生的负效用，
代表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生命成本，
表示随着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的边际生命成本付出增加而增加的边际负效用。
表示消费者的当期均衡消费支出
表示消费品产生的正效用。式(10)表明，当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生命成本产生的负效用
与该时间内生命成本付出后获得的收入
及以该收入购买的消费品产生的正效用
边际相等时，才是实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决策一致性的消费者“支出均衡”。 式(10)把式(9)的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所增加的生命成本支出与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支出所增加的效用相等的消费者支出均衡视角，转换为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生命成本支出产生的负效用与每增加一单位生命成本支出产生的正效用相等来定义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两者的涵义是一致的。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消费者支出均衡认知视角转换，是因为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是其边际生命成本支出增加的结果。而且，式(10)更加明确地表达了既定收入条件下实现消费者支出均衡的条件是：消费者为增加一单位收入增加的生命成本付出产生的负效用与用该收入购买消费品增加的正效用相等。式(10)为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进行“花多少”的消费支出均衡决策明确了均衡条件①。基于以上论述，消费者支出均衡原理可以表示为图1。
图1 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定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中纵轴MU表示消费者消费某个商品(组)的边际效用，
表示消费者为获取一定收入而以生产者身份向社会提供专业化劳动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横轴I(Q)表示消费者收入(或者是既定价格水平下该收入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Q)。图1中MU为消费者以一定收入购买并消费某个商品组的边际效用曲线，
是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而作为生产者时的边际生命成本供给曲线。图1是对杰文斯劳动时间均衡模型与图示的一个转换[9]。根据杰文斯的研究，劳动的负效用应是一条多斜率曲线。它表示消费者为获取一定收入而作为劳动者时的劳动供给先是因不适应的负效用比较大而使得生命成本付出较多，继之则因劳动过程中适应性增强等而使劳动变得有些乐趣，负效用减少乃至出现劳动的正效用，使得劳动过程中的生命成本付出的增长速率放缓。随着劳动时间进一步延长，劳动的负效用再度明显上升，生命成本付出明显增加，直至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能够并愿意供给的边际生命成本量N点②。在N点，消费者的收入为I，形成消费者“可以花”的既定收入。N点可以理解为面向未来的消费者的生命成本供给与收入均衡点。而消费者在未来(t+n期)是否消费掉剩余的收入，则具有不确定性。 生命成本供给曲线
表明，随着劳动供给增加与劳动时间延长，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的边际生命成本与总成本付出呈总体上升趋势。该曲线几乎可以用来解释劳动者每日、每周、每年乃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劳动供给情形，并用以说明人们对于日休息、周休息、年休假或者退休的生命周期需要。MU为消费者以一定收入消费某个商品组的边际效用曲线，它表明消费者消费某个商品组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增加而递减。E为消费者支出均衡点，即消费者为获得相应收入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与此收入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此时，消费者均衡的收入支出量为
。消费者的支出均衡条件为：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增加的边际生命成本(负效用)与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给消费者带来的消费正效用相等③。 显然，在消费者支出均衡确定并且在消费者偏好、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消费者以支出均衡确定的收入
来作为选择商品
的约束条件，消费者支出预算线AB相切无差异曲线
于E点，两种商品的均衡购买组合为
。而如果以既定收入I来作为限制条件，则消费者收入预算线A′B′相切无差异曲线
于E′点，两种商品的均衡购买组合为
，见图2。可见，支出均衡约束与既定收入约束是两个不同的均衡消费量。由于超过支出均衡点
的商品购买会给消费者造成成本(负效用)大于收益(正效用)的净痛苦，所以，消费者实际的现期消费决策是根据支出均衡约束来进行的。理性的消费者不会用既定收入I去购买商品组合
，而会把剩余收入形成储蓄，从而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确立于微观消费者行为之中的一个确凿的理论基础。
图2 支出约束与收入约束不同的消费者均衡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4.支出预算约束与消费者支出均衡变化 (1)消费者支出均衡约束。根据上述理论，消费者预算线应为基于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实际支出
，而非消费者的既定收入I，其与无差异曲线
相切于均衡点E，预算线方程为：
这里，m≤n，
≤I。如此，则基于消费者支出均衡的约束条件为：
其中，P为商品价格，Q为商品数量。消费者支出预算方程中的m小于或者等于公式(1)的n，
小于或者等于既定收入I，即有m≤n，
≤I。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支出一般要比其获得的既定收入小。而I-
=S，S为储蓄。这就为储蓄这一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概念在消费者微观行为中建立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支点。这不仅有可能使得微观经济学本身的微观基础分析更加正确与可靠，也为宏观经济总量与微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合乎逻辑的数量关系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基于“支出均衡”约束的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使用均衡”条件则应为：
因此，消费者预算线是消费者实际支出约束，而非既定(全部)收入约束。消费者归根结底是按照其支出均衡约束而非收入约束来安排消费的，在这一点上，Deaton and Muellbauer[1]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而在异质收入情形下，获得收入相同的消费者其支出均衡点可能不同，付出生命成本较大的消费者的当期消费支出水平会较低，由而产生了消费者预算支出约束水平的差异。在消费两种商品的情况下，两种商品的价格比决定预算线的斜率，这和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没有差异，差异的是这里的消费者支出线反映了消费者真实的消费支出情况，其预算空间受约束于消费者的支出均衡点而不是既定收入水平，并给不同于消费者收入的“支出限制”一个均衡解。基于此，本文提出的消费者均衡理论包含了两个新的重要内涵：一是消费者的商品消费组合水平随消费者“支出均衡”变化而变化，消费者“支出均衡”决定消费者预算线和不同消费水平商品组合的“使用均衡”；二是消费者的商品组合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收入并与其成正方向变化(与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假说一致)，还取决于消费者获得收入的难易程度并与其成反方向变化(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假说没有解释与解决这个问题)。获得一定收入的难度与生命成本付出越大，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反之，越高。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为什么一些人是节俭的超储蓄的消费计划者，而另一些人则成为花钱过多的夸张贴现的消费行动者的重要原因[10]。 (2)消费者支出均衡变化。深入讨论上述问题，当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下降)，而消费者为此付出的生命成本或生活压力同样增大(下降)时，受消费者支出均衡约束的消费者预算空间仍然有可能保持不变，而不是传统消费者均衡条件下的预算线向右或者向左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人的收入增加了消费却没有同步增长，而另外一些人收入减少了消费却没有同步减少，即所谓的“不管消费者收入如何变化消费仍然保持暂时稳定之谜”(迪顿悖论)的部分原因[11]。迪顿基于经验数据提出的人们的消费变化曲线要比收入曲线更加平滑的现象，即居民消费对收入变化的反应过度平滑(Excess Smoothness)的“迪顿悖论”[12]现象，除了消费者自身的消费行为习惯、消费行为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而使得其不随收入变化而及时变化外，消费者为获取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变化可能也是其中原因。如收入增长与为获得此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同时增加或生活负担(如房价等)预期随收入增长而加重，则消费者支出均衡可能仍然会保持暂时稳定或者过度平滑。如果把此一原理结合时间序列中消费者基于往期生命成本支出形成的消费“习惯资本”(t-n期消费)对现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就可以进一步解释许多消费者的微观消费行为的不变/可变之谜，从而为消费函数理论的构建和国民经济运行提供具有可靠微观均衡基础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工具。因此，尽管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研究使用静态均衡分析并和消费者均衡的经典研究保持一致，但仍然可以通过拓展研究变量、引进时间序列进行需求动态均衡分析，从而解释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行为，并和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函数理论研究相融合。 需要强调的是，消费之本质在于满足消费者生命之需要，生命为消费付出的代价成为影响消费者支出决策行为的自然(理性)约束尺度。然而，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一单位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往往不同，即不同消费者为取得同一元收入耗费的生命成本经常是具有异质性的。这一异质收入思想同样可以采用Amartya[13]关于不同人群的“可行能力”差异概念来说明。可行能力是指个人可以选择的各种能力的具有集合性的功能。Amartya认为，人们的可行能力一定程度上受社会机制设计的限制。如果制度设计中一些人的机会选择权利被剥夺，那么，这些人寻找公平机会的可能性就会被削弱，进而造成获得资源上的不公平与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14]。假如一个消费者在作为生产者时受制于这种获取资源的不公平的制度设计，就会使得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一单位收入付出不同的生命成本，这种实质不公平情形的存在必然影响并导致其消费支出决策的差异。 根据生产者均衡之成本—收益边际均衡原理，基于可行能力差异的异质收入现象会让消费者把消费支出与为取得该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相联系，以获得不同生命成本付出情景下的最大消费效用。显然，基于生产者—消费者行为相联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观点，消费者就应当不是“纯消费者”，而是包容了具有收入“异质性”的消费者。这样，消费者如何在异质收入条件下获取最大消费效用，便成为消费者随获取收入的难易程度变化而变化的最优支出选择——支出均衡问题。诚然，消费者支出均衡决定与解释的是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花多少”于当期消费为效用最大的问题。即便是冲动型消费行为，事实上仍然是人们在商品宣传等复杂情感与情景的引诱下放大其消费品的偏好满足效用而改变支出均衡策略的一个结果，从而显示出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对多种复杂消费者行为变化的解释力。 5.消费者均衡的完整条件：一个消费者均衡理论新框架 上述研究表明，在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一般需要首先进行“花多少”的“支出均衡”决策后，才是“如何花”的“使用均衡”决策。前者取决于消费者收入支出的边际效用与消费者为获得此收入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之间的均衡，并影响消费者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储蓄)之间的效用均衡；后者则取决于各商品的价格与效用之比，并影响消费者不同商品组合购买的具体数量和效用均衡。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缺乏支出均衡这一必要条件，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并对此进行补充，构建了关于消费者收入“可以花”、“花多少”、“如何花”的一组新的完整均衡条件：
式(14)为消费者均衡的“收入限制”条件，决定消费者“可以花”多少钱。式(15)为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决定消费者“花多少”钱为效用最大。式(16)为“支出限制”条件，决定消费者在支出均衡约束条件下可以选择的商品组合，
为消费者支出均衡约束的货币量，
为受
约束的消费品组合，一般有：
≤I，m≤n。式(17)为消费者“使用均衡”条件，决定了消费者在支出均衡约束下“如何花”
这部分钱，以实现“支出约束”条件下的消费者效用均衡。式(14)—(17)为实现消费者均衡的一组新的完整条件。 基于此，上述根据生命成本假说建立的消费者均衡理论解释了消费者实际思维过程中存在前后两个不同消费决策程序的消费者均衡。一是受获取收入的难易程度决定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其均衡条件是消费者每消费一元所增加的边际正效用与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生命成本的边际负效用相等：
。在相同收入条件下，生命成本支出较大的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会较低，从而导致其较低的消费支出水平、消费预算线与商品消费组合。二是消费者“使用均衡”，即在消费者“支出均衡”决定下使用于购买不同商品组合的最大效用均衡，其均衡条件是人们熟知的消费者购买一组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其价格之比，即：
。在两种消费者均衡之间，消费者“支出均衡”比消费者“使用均衡”对消费者消费决策的影响更加基础。并且，当且仅当消费者同时实现了上述两种情形的均衡时，才是实现了个体全面的消费者均衡。据此，本文提出了关于消费者均衡的两个补充定律： 第一，在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支出取决于消费者为获得该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收入付出的边际生命成本越大，边际消费倾向就越弱，在必要消费满足的情况下，消费者引致消费购买的东西就越少。反之，则越多。 第二，当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产生的正效用和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为获得相应收入付出生命成本产生的负效用边际相等时，为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在此预算空间内形成购买商品组合的“使用均衡”为消费者的最大效用，即实现了既定收入条件下的消费者支出—使用均衡解。 三、验证与分析 1.钱与钱不一样，消费者“心理账户”现象的验证 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一般把消费者区分为消费的“行动者”(注重眼前享受)与“计划者”(注重预期未来)两类。Shefrin and Thaler[15]认为，消费者意识中有一个心理账户系(Mental Accounting System)。在这个心理账户系中，人们会把不同的收入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典型的如把投入大量生命成本挣来的钱和获取的意外之财放置于不同的心理账户。理性行为者一般不会拿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一掷千金的去豪赌，但是，如果通过其他不费多少力气的途径得来的钱，拿去豪赌的几率就会高许多。Thaler[16]认为，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收入进行有理性的支出并安排储蓄计划，但是对意外获得的钱有不同的态度。“心理账户”实际上就是人们对金钱进行分门别类的分账管理和预算的心理估价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会把现在的付出和过去的投入联系起来，并以此衡量消费支出决策。对此，Kahneman and Tversky[17]认为消费者在做消费决策时，经常是对多种选择结果的估价过程。而最基本的估价方法就是对选择进行损益结果评价，只不过这里采用了更具心理学色彩的解释方法。 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支持并进一步解释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的“心理账户”现象[18]。本文认为，消费者之所以会把不同来源的收入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进而对不同来源的钱具有不同的“心理诱惑”和“内在冲突”，产生消费冲动或消费保守的“双重偏好结构”，形成消费与储蓄行为的差异和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归根结底是对于不同途径获得的钱人们付出的生命成本会有不同，有些付出与效用或许只是心里感觉甚至是幻觉上的。由于消费者对不同账户的钱所付出的生命成本往往不同，其消费支出是否划算，就要看这个支出决策是否实现了消费者的生命成本支出与消费品效用(收益)均衡。经验现象是，经历艰辛的创业者一般会比较珍惜钱财，额外之财往往更加容易被消费，这些消费者行为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人们在获取不同资源上付出了不同的生命成本造成的，并可以推广到对水、空气等公共资源滥用情形，以及形成相应公共管理对策的解释。所以，消费者“心理账户”差异的本质，仍然是生命成本付出的差异。这样，可以用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原理来更加彻底地解释“心理账户”的产生过程。 2.信用消费，收入不变条件下的消费扩张对支出均衡条件的检验 信用消费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消费方式。随着信用体系与互联网金融日益发达，信用卡消费的便利性和延后还款消费方式，以及信用卡消费同时具有的循环信用功能，较大刺激了人们的即期消费情绪，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一种重要手段[19]。信用卡发展蓝皮书显示，中国2012年的信用卡交易量为10万亿元，比2011年增长31.60%，而信用卡交易额已经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26%[20]。2014年，银行信用卡发放累计超过4.6亿张，信用卡交易额达15.2万亿元，占比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8%，信用消费对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 信用卡有助于刺激消费的理论机理，可以由人们的消费时间偏好中短期贴现率往往大于长期贴现率来解释。而造成这种消费者时间贴现率差异的真正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对当下快乐与痛苦的感受更加敏感，对未来的苦乐感相对模糊，从而引发了由苦乐感知时间差异产生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的改变。由于信用卡消费有助于当下的消费快乐实现，而付费则被展期到未来。这样，在消费者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信用卡消费也会有助于放大眼前的消费快乐效用，而把归还贷款的成本痛苦展期到未来，并被未来还款的时间滞后冲淡其痛苦感。这一经验情形有效检验了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在收入不变、效用放大的情况下形成新的支出均衡点的理论有效性。所以，信用卡推动的消费扩张实质上是改变了人们对消费支出的苦乐均衡点的感知，使得消费的当期快乐效用放大，付费的痛苦成本压力感减缓，从而使得消费者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产生消费支出扩大。并且，这种收支的苦乐感知变化往往容易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内化为消费者内心的心理改变，并和交易成本降低的真实存在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影响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策行为，见图3。
图3 收入不变条件下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在图3中，消费者在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因信用消费、网络消费等诱惑而使得消费支出均衡点由E点扩大到
点，均衡消费支出额由
增加为
。而没有收入增加的消费扩张留给消费者未来消费的货币会减少。所以，边际效用曲线MU加总为消费者总效用时很可能是减少的。由图3可知，消费者支出均衡不仅取决于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大小对消费品效用之间的均衡关系，而且即使在收入、价格与偏好序列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信用消费的延期支付使得消费者对消费品快乐效用与挣钱辛苦的苦乐感知发生位移性改变，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支出策略，从而形成新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点。这一情形检验了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在消费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消费者行为的支配作用并展现出它的理论适应性。 3.出格消费，收入递增条件下的消费格局演化对支出均衡条件的检验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们获得收入随人均GDP提高而变得容易起来。这种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增长一般同时表现为人们获得具有同等购买力的单位收入的生命成本付出下降，即人们可以用较少的生命成本付出来获得递增的收入。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环境中诞生的新生代由于没有老一辈挣钱辛苦的记忆效应困扰，消费、花钱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在传统意义上，消费以结果满足为导向，吃饱穿暖就是其典型特征，这实际上追求的是消费的基础效用。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消费者的支出约束也会相应放松，以追求消费过程中的更高的效用均衡。体验消费，一种在追求消费结果满足的同时甚至更加追求消费过程享受的消费模式，成为在支出约束改变条件下的新的消费者行为选择。在消费者均衡中则表现为支出约束放松条件下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更高的效用均衡点。这一点其实已经被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所解释，只不过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是用收入约束来代替支出约束的，在解释消费者追求体验消费的情形下会缺乏足够的弹性。 在体验消费之外，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增长、获取收入的当期生命成本和生命周期成本下降，以及信用消费、互联网、交通技术革命带来的消费过程交易费用集成式的下降，消费对象和消费手法也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扩张而更加多样化，消费者对于理想消费生活形态的认知会向多样化发展。此时，消费者会冲出原有的消费视野“格局”，通过实践“未知的发现和体验”，在消费中谋求“自我拓展”与“自我实现”。这里的“格”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见识、视野、风格等，“出格”就是超出原有的消费视野、领域与风格的新的消费范围或范式。“出格消费”就是指消费者通过购买自己固有消费领域以外的东西，来拓展自己消费“格局”的新消费方式[21]。本文认为，体验消费、出格消费等新的消费者行为形态，其实都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人们收入提高、获得单位收入的生命成本下降、消费过程中的交易费用降低以及现代营销环境中的消费品效用被刺激性放大，从而导致人们追求更高消费者行为效用均衡的结果。即在收入提高与获取收入所付出边际生命成本
下降的条件下，消费者支出约束将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消费格局演化中实现自动均衡，支出均衡点由E点移动到
点，消费支出额由
变为
，既定收入则在生命成本付出下降(N′＜N)的情况下从I增加到I′，从而检验了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在消费者收入递增条件下保持支出均衡约束的有效性(见图4)。
图4 收入递增条件下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4.性别消费差异反映生命负重差异，以情绪论解释女性消费缺乏理论效力 根据“喜好”而不是根据“需要”购物成为现代女性消费的一个重要行为特征。经验表明，女性逛商场比男性具有更强烈的偏好与冲动，且经常缺乏理性。现代女性进商场大多表现为主动、兴奋型的消费“行动者”，男性则显得相对被动与行为谨慎。2014年11月11日，“天猫”一天的成交额达到571亿元，据此阿里巴巴表示要感谢中国的“败家”女人[22]。2015年“双十一”，“天猫”成交额达912亿元，相比2014年同期增长近60%。据天猫国际披露，2015年10月中旬以来，参与“双十一”预售的超过70%为女性，年龄由23—35岁不等。为什么女性在经验现象中购物、花钱会比男性积极、冲动一些？这需要给出有效的理论解释。 就女性消费的冲动性、偏爱性而言，一些学者认为，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而增加无理性消费。根据相关统计，在发工资后约有一半以上女性会增加逛街次数。在极端情绪下，40%多的女性会通过多逛街、增加消费来化解情绪。甚至有研究发现女性生理周期也会增加其情绪性消费刺激的可能性[23]。性别与消费冲动调查显示，女生选择“有许多后悔买的物品”选项人数占全部人数的72.31%，而男生选择该选项占比仅为27.69%，表明女生更容易发生冲动消费[24]。根据相关调查，90%以上的18—25周岁的女性，都产生过各式各样的冲动消费情形，冲动消费金额超过女性消费总支出的20%。与此同时，网络消费中的女性消费的情绪化倾向也比男性为重。或者说，男性在消费方面更加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以阻止不必要的开支，而女性的自我控制能力则相对较弱[25]。 对于女性比男性购物更加主动、冲动的消费者行为现象，仅仅或者主要以情绪性、生理性解释可能缺乏普遍的理论效力。因为，并非所有女性都存在消费冲动现象，而且代际之间的女性消费者行为也存在重大差异。假如性别情绪是代际稳定的，那情绪解释就更加缺乏说服力。传统社会中那些很苦的农村妇女与男性一样基本上都不存在受情绪影响的冲动消费情况，都很节俭。即使是在现代同代女性之间，家境比较贫寒的女性，消费仍然会倾向于保守与节俭。这就说明，女性更加情绪化的解释缺乏普遍性的理论效力，背后必然存在一些更加触及消费者行为本质与生命成本收支均衡方面的原因。 其实，引起女性比男性更加喜欢购物直至现代女性更多的“冲动消费”行为，其性别消费差异背后的实质性原因是男人在家庭生活结构中养家的担子更重、挣钱更加辛苦，从而折射为具有性别特征的消费者行为差异。由于男性承担家庭力田承业、养生奉死主要职责的较具传统色彩的社会角色仍然沿袭不替，而女性对于家庭经济负担的身心压力感则较男性为轻，其挣钱的边际成本概念就较男性模糊，因而在消费上花钱就容易表现出不着边际的感性特征。马云说的“败家”女人的“乱花钱”行为，实际上反映的是女性消费者中存在更多的消费支出的成本—收益不对称情形。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收入提高，女性为追求更高的消费效用乃至购物满足感，开始进一步把感性消费显化为情绪化消费与冲动消费，归根结底，这与总体而言女性不是家庭挣钱的主体，缺乏对花钱的沉没成本与收益边际均衡的感知与认知有关。而“富养女儿”的中国式养育观所培养的女孩子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偏好，则使得女性冲动消费现象更具中国特色。而所有冲动消费的根本成因无非是在某些诱因下放大了消费的当期效用，进而改变了消费者的支出均衡点，从而验证了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对于性别消费差异行为的有效解释力。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1.主要结论 消费者均衡决策的完整过程应是关于消费者获取收入(可以花)、支出收入(花多少)与使用收入(如何花)的连续与统一过程。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没有区分消费者既定收入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异并对这种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继而导致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缺损。本文基于消费者—生产者决策一致性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假定，揭示了存在于消费者之间的异质收入现象，通过解释消费者生命成本收支均衡原理，在消费者均衡条件中细分出一个“支出均衡”条件，使得这一理论假说更加逼近真实的消费者思维模式与决策行为过程，并给出了关于消费者预算约束是“支出约束”的均衡解。这一研究不仅有可能促进微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分析更具可靠性，也为宏观经济总量与微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合乎逻辑的数量关系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当然，本研究限于静态均衡的消费者均衡理论的经典视角来研究消费者支出均衡问题可能仍然具有局限性，如果转换问题视域则有可能拓展到动态均衡研究，以便解释更加丰富的消费者行为现象。而对消费者支出均衡的研究还存在通过拓展经典理论来进行研究的可能的其他方法。 由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可知，收入相同但为获得此收入付出不同生命成本的两个消费者，其经典的既定收入与消费可能性线相同，但实际上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点和消费者支出预算线会不同。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基于“纯消费者”理论假说，不考虑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成本进而必须实现成本—收益(效用)均衡问题，这一疏忽，使得其对收入相同而支出不同的消费者行为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极大削弱了消费者均衡理论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价值。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认为，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不变，而付出的生命成本增加或者减少，那么消费者支出线可能会出现下降或者上升；如果消费者在单位工作时间内的生命成本付出不变但收入增加或者减少，则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随着收入的下降而下降，从而能够对合成的宏观消费市场运行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促进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消费者均衡这一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理论硬核中的融合。 当消费者因信用消费、网络消费等诱惑引起当期消费支出增长而收入没有增加时，消费者因对苦乐感的短期与长期感受差异，会加大消费快乐的短期贴现率。这种透支未来消费资源的经济刺激手段只能短期有效，而且对消费者总福祉会产生不利影响(见图3)，对现有产业结构提升会产生“滞留”效应，因而是需要谨慎选择的。当消费者的持久收入稳定递增而为获得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呈现边际递减时，消费者将谋求在更高效用与更低生命成本付出条件下的新的消费者支出均衡水平(见图4)。这种新的消费者均衡点与体验消费、出格消费等新兴消费模式的出现，展示了人类消费趋乐模式的新空间。这种消费需求新空间有赖于“供给侧”改革的配合，否则将会使得追求更高效用水平的消费者因供需结构失衡而产生消费者行为“变异”，到境外抢购马桶盖、奶粉、电饭煲等，就是这种消费者新均衡追求下的行为新失衡。 理论、数据与案例分析表明，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基础性地支配着人们的消费决策行为，而消费者支出均衡及其约束下的消费者行为会随着收入约束变化、获取单位收入的生命成本变化、消费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变化、消费品刺激效用等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显示出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对于消费者行为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弥补了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收入同质性的单一结构均衡的理论局限，形成了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生产者—消费者决策一致性的体现异质收入差异的新的消费者均衡原理。这一理论不仅能够解释消费者均衡决策过程中会随为获取单位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变化而变化的丰富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结构，而且消费者支出均衡剩余形成的储蓄，为国民经济运行建立了一个确凿无疑的微观基础。从而有理由确信，微观经济学与宏微观经济学在消费者均衡这一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理论中有可能进一步融合，也使得微观经济学本身的微观基础更加正确与牢固。 2.研究展望 消费者支出均衡基于消费者生命成本—收益(效用)均衡视角，构建了符合消费者一般行为事实的消费者均衡假说并将成本—收益(效用)均衡分析法置入其中。这一包容了收入异质性与消费者支出均衡决策的新的消费者均衡理论，能够使生产者行为与消费者行为、生产者均衡与消费者均衡、商品供需均衡与生命成本收支均衡、成本与效用均衡、消费者行为(统治)与竞争性市场均衡、消费者支出均衡与市场供需均衡、劳动力要素供给与生命成本供需均衡、福利供给与最大快乐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机理更加自洽与统一，使微观经济学的模块化理论情形得到改变，并有可能促进微观经济行为分析进一步确立于人类自身行为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统一方法论基础之上。 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者支出均衡理论揭示了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行为与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的生命成本付出行为的内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市场的供需均衡与微观市场中单个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为获得相应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所引起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揭示了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的消费者均衡之间的内在关系。当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发生预期或非预期性变化时，消费者就有可能在效用均衡目标下调整自己的消费支出决策。尽管由于消费习惯与信息不全等因素影响，这种调整可能是滞后与平缓的，但其市场加总与延期反应仍然足以对宏观经济周期运行构成实质性影响，从而显示出从消费者微观决策变化预期国民经济运行周期变化并进行宏观经济政策预调整的必要性。而消费者支出均衡不仅反映消费者的消费与储蓄行为决策，从而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基于生命成本假说的消费函数模型改进——消费函数理论由各种收入假说衍化为生命成本假说[3]，使其能够进一步实证检验人们的消费决策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对国民收入分配、投资与消费决策、宏观经济运行机制与政策设计、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周期干预政策等做出调整，从而有可能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耦合为一个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建立新的理论分析基础。 诚然，和瓦尔拉斯定律(Walras' Law)的“无剩余”条件假设不同。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消费者的支出刚好等于其收入即花光所有收入，市场是出清的[16]。而受支出均衡决策的影响，消费者支出可能会出现剩余，也可能会消费掉全部收入，市场有可能是不出清的。这个支出均衡点的决定以及同等收入条件下的支出决策差异是如何导向效用均衡的？这是传统理论所没有回答的。实际上，包括瓦尔拉斯在内的之前所有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从来没有考虑过消费者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支出均衡决策问题。本文研究的问题正是被以往消费者均衡理论忽视的消费者的一个真实决策情形。本文提出的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存在着“花多少”钱为效用最大与“如何花”钱为效用最大的两个具有先后决策程序差异的消费者均衡问题，更加符合人类行为实际，并在经典的消费者均衡理论框架内进行条件补充。而支出均衡决策引起的消费支出剩余在引进时间序列后又构成动态环境下的跨期选择问题。该问题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讨论，不属于本文研究范畴，并可以参考作者的相关研究[7]。 终如Deaton and Muellbauer[1]所识，世界是一个由复杂个体与结构构成的复杂社会，消费者行为同样如此。忽略消费者个体的支出均衡差异，用简单、统一的收入约束而不能够细分人们具体的支出均衡条件，是不符合消费者行为实际的。有充分理由对传统的基于“纯消费者”假说的消费者均衡理论进行质疑。因为消费者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每个人的消费支出背后都直接、间接沉没着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具有异质可能性的成本。而收入的异质性决定了消费者无可辩驳的支出均衡决策差异与支出均衡条件的确立。鉴于以往的消费者均衡理论研究，本文突变性的以能够包容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个体之间的异质收入现象及其由此引起的支出行为差异为消费者均衡分析的逻辑起点，建立了最接近现实的消费者支出均衡决策模型，使得消费者均衡理论进一步完善并刻画了一个符合真实的消费者行为世界。 ①式(9)和式(10)与杰文斯用劳动的边际效用和边际负效用相等原理来定义人们的劳动时间均衡的思想是近似的。只不过，这里定义的不是人们的劳动时间支出均衡而是消费者的收入支出均衡。杰文斯关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均衡模型为：dl/dt=dx/dt·du/dx。其中，l代表劳动的负效用，t代表劳动时间，x代表劳动产出，u代表劳动产出的正效用。该公式用劳动者在时间t内生产一定劳动产出产生的劳动负效用与该时间内形成的劳动产出和该产出给劳动者带来的(消费品)正效用边际相等原理来定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均衡[8]。显然，杰文斯是从劳动产出效用对劳动负效用的苦乐均衡角度来解释均衡的劳动时间形成，本文是从劳动的负效用对劳动产出效用的边际均衡角度来解释消费者的支出均衡问题。本文发现，杰文斯的劳动时间均衡实际上包含了劳动者“当期”与“未来”两个消费的时间均衡，只不过杰文斯认为没有必要在此作出区分，未来消费的“储蓄”问题也就在这里消失了。本文对此作出区分，使得对消费者均衡行为的分析进一步走向实际。 ②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支付的体力、脑力与放弃闲暇等生命成本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负效用，而由此获得的收入与消费品则是其正效用。但是，这个劳动过程负效用是一个净负值概念，即劳动过程中的痛苦减去快乐的净痛苦剩余。因为，有些劳动过程(适度、愉悦的劳动、和谐的劳动组织等)也有快乐。只不过，总体而言，现阶段劳动的痛苦仍然普遍大于快乐，且上下班路途时间越长，工作身心压力越大，劳动过程的痛苦净剩余即劳动负效用就越大。 ③图1为消费者线性预算支出约束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在此基础上，可以有多种变化，如两个消费者获得的收入相同，付出的生命成本不同；两个消费者获得的收入与付出的生命成本皆同，支出不同。这些变化均可以在本理论框架内通过改变支出均衡点得到反映。另外，消费者在t+n期消费掉自己的全部剩余收入并实现跨期消费的最大效用均衡，只是一个基于单纯自利经济人并完全信息的假定。因为消费者未来消费需求与爱心、赡养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变化。一旦这些变化发生，消费者会通过改变未来支出均衡点来修正自己的行为并满足消费者支出均衡在动态环境下的理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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