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关系的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现实操作上是以所谓国家利益为准绳的；在精神道德主张上则由以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为依据。对华政策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不会偏离上述基石，反而因文化传承的差异、现行政治制度不同和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的大异其趣更加彰显了这些内容。美国在对华关系中与中国在人权、贸易以及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问题上与中国所发生的冲突，都有表面的现实症候，但归根到底都要从上述文化因素（注：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把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当作文化体系两大组成部分来研究。）中去找原因。换句话说，了解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有助于研究中美磨擦冲突中美国方面所主导的东西。文化因素虽然不像政治操作、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那样具象，但后者都是前者的表现；后者是结果，前者是起因。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在谈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说：“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注：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页。）另一位美国学者M.J.麦哲也说：“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行动和自组动作的基本动力。”（注：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页。）费正清先生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辟有专章讨论美国历来的对华政策，结果发现美国人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他将之归因于文化差异。“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注：费正清：《中国与美国》[M]（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98页。）《美国与中国》再版距今已半个世纪多，费正清的话并没有过时。
（二）
什么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就是“白人清教徒塑造的美国的国家传统”。（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0页。）“美国的主流文化，是所谓‘瓦斯普’(WASP)价值观，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5页。）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美国相当长远的精神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注：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M]，三联书店，2000年3月版，第7页。）基于这种宗教价值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肩负着教化世界的使命。这种根植于美国白人文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的世界观，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注：Morrell Held and Lawren-ce S.Kaplan,Culture and Diploma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s,Co-nnecticut,1997,p.4.转引自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第19页。）美国人的这种使命感也体现在对华关系中。美国学者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的“前言”中说：“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国家使命感，对‘东方人’的成见，以及对一种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构成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5页。）早在194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备忘录：重审并制定对华政策”文件即明确表示：“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的出发点，主要在于贸易和理想主义。我们的理想主义表现在传播福音，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对于中国年复一年的国际上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同情。……中国也不尽符合我们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期望。中国人本质上是不信宗教的，他们对基督教会的劝人入教相当冷淡。美国生活方式，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除了对于极小群中国人之外），对中国人从来都是不可理解的，不值得向往或者是难以得到。而中国也没有能够获致足够的统一力量来保卫其领土和行政完整。”（注：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附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11页。）美国这种救世主的姿态在与新中国的关系中并没有多少改变，在中国的政治民主、人权、台湾、西藏问题、宗教信仰等领域的态度上甚至更厉害了。邹谠先生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是60年代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美国人当中大多数对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很具“神话”的性质，并且是有害的神话：“它适应我们的感情需要，却不符合正确的判断和行动的要求。”他还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在同一时期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并且致力于无法实现的目标。”（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美国历来的对华政策表明美国外交的文化内涵，也即摩根索所谓“民族特性”。（注：原文可能是National Identity，现多译为“自性”。）邹谠著作的第一章“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格局”引用政治学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说：“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缩写。”美国生活方式包含基督教人道理想。美国人早就希望新的中国文明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美国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是美国希望看到民主政体在中国建立：“美国从未来的憧憬中得到极大的激励：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注：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美国人认为“凡美国正当地关心的现实问题，都有普遍意义”；“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与一支力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习惯于听人家讲美国人的特点在于他们对世界秩序所承担的特殊责任”。（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页。）美国政治社会的超稳定状态使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得以延续并反映在外交政策中。“正因为美国人自己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他们把别人……表达的意识形态，诸如共产主义……等，看作是反常，甚或是误入歧途。”（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5页。）1949年后美国对华态度虽然是以世界的冷战格局为背景的，但根子还在意识形态。冷战后的美国意识形态在基本的价值观如宗教信仰和民族优越感方面仍没有改变，所以说“美国丢不下意识形态。”（注：王缉思：《美国丢不下意识形态》[N]，《环球时报》2000年5月5日第7版。）
（三）
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人权”观点使他们相信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因而要在世界推广：“美国的理想主义促使我们去推动别人创造一个各国政府都尊重其公民的权利、不对他们实施任何暴行的世界”。（注：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9页。）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最有可能违背这种理想主义呢？当然是共产党领导的有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要它保持现有的政府体制，它就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注：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M]，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18页。）1992年克林顿在大选期间批评布什政府的对华政府“太软弱”，没有利用美国的影响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也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在亚洲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却证明非常可怕：那就是中国。”（注：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M]，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7页。）因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是一个罪恶的诺言，它在平等主义的幌子下剥夺了人们的财富。仅从概念上讲，它也侵犯了基本人权。”（注：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外交—威慑：美国对华战略》，[M]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45页。）美国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基本的自由”的国家，美国不能保持沉默；因为保持沉默即意味着背离自己的优越文化传统，也不算对中国尽了朋友的义务。“无论美国人对具体的政策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仍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中国领导人需要听一听美国人发出的他们所信奉的历史真理的声音……经济活力最主要依赖于政治的自由……”（注：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外交—威慑：美国对华战略》，[M]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43页。）1995年6月“美国人大会”（艾森豪威尔于195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举办非党派性质的会议，出版阐述美国政策问题的权威性书籍）决定将美中关系列为专题进行研究，参与的专家们在如下观点上意见一致：中国到21世纪初将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强国之一，到下世纪中叶或许会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中国有理由成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而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利益是什么美国人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手，而不是一个伙伴。在历史上，一个新的全球性大国崛起时，往往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还有不稳定因素和战争的威胁。”（注：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M]，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页。）如果中国成了美国的对手，那么美国今后要解决国际问题就困难了。“一种极为理想的做法是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在不发生战争、或出现不稳定局面的情况下承担90年代新角色，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这是成功的关键。”（注：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M]，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3页。）换句话说就是和平地演变中国，促进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美国人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人的“权利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注：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M]，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17页。）
9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冲突主线是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其实与人们后来讲的“冷战思维”是一回事）构成的。意识形态使美国人把社会主义中国和民主的美国视为“全球对手”。“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美国盟友”的中国“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注：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9页。）这是弗吉尼亚洲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中国最惠国地位问题的听证会上发表的看法。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与美国极少有共同点：中国领导内部的一条强硬路线“把美国、它的价值观和它的生活方式视为对中国的威胁。”（注：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1页。）中国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表示轻蔑，既反映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也反映中国的自信。“它体现了与西方不同的处事方式。”（注：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2页。）美国人认为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概念要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或司法传媒独立。“它有史以来从未根据征求被统治者同意或尊重大多数人意志的原则行事。”（注：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2页。）结论当然是：中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其民主价值观的障碍和威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在人民之间造成了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情绪。”（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43页。）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31页。）要由一整套世界观和理念构成，为解释现实提供基础。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对华关系的政策和策略，也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现状的态度。
（四）
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也是美国对华关系的文化因素之构成部分。据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说：美国的民众并无可靠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媒体和官方舆论“设定了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然后传送给美国民众，“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注：（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M]，外文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页。）克林顿常对美国人说，“接触”政策是按美国意愿改变中国，美中贸易给美国工人带来就业机会就是现成的例子。美国人看中国往往走极端，要么看成“特殊的朋友”，要么看成可怕的敌人。用克林顿的话说，要么把中国看成给美国工人带来机会的“亚洲虎”，要么把它看成“世界最后一条共产党巨龙”，对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注：（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M]，外文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2页。）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由“精英”左右，而美国“精英”又认为自己肩负“以美国理想重塑他人的使命”。“‘美国使命’既是个宗教概念，又是美国的现实制度，它坚信世界的发展注定要选择美国的道路”。（注：（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M]，外文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页。）中国人大抵不是基督教徒，美国人热衷中国的基督教问题，就是所谓“美国使命”在作怪。“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绝妙地说明了美国人因为他们的独特经验和特点，是多么有可能忽略世界的多样性，反将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归结为熟悉的，易于处理的东西。”（注：（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29页。）美国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全然不顾我们的评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注：（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页。）美国人都对“美国使命”抱有幻想，视自己为“向全球传播民主福音的特选民族”。（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页。）《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6月14日刊登题为《让中国朝正确方向走》的文章，说“中国要想成为美国所景仰的那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由于美国的影响，中国正朝着美国所指引的正确方向而发展。”（注：（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M]，外文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6页。）美国把自己放在对华关系的什么位置显而易见。“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体制具有从不怀疑的超级优越感，只要有机会，美国的‘优越感’将克服一切障碍。”（注：（美）托马斯·博克、（中）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M]，外文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7页。）1949年之前，中国在美国人眼里是未开化（不信仰基督教）的贫穷落后国家；作为肩负“天定命运”的“上帝选民”，美国人通过经济扩张把美国价值观带给中国人，使中国变为信奉基督的社会。1949年后，视中国为“特殊的朋友”的美国一下子发现自己面对“共产主义敌人”。这是美国意识形态最不能容忍的东西。中美关系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张力一直延续到冷战后的今天。9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要求遏制中国影响力的趋势。“意识形态在美国人看中国时所起的作用，加剧了这种对中国实力的看法。作为仅存的由共产党治理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是美国对之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主要国家，由此就产生了对中国意图夸大的估计。”（注：（中）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1998年5月版，第20页。）中国已被美国看成对国际和平和世界秩序的威胁，可见美国意识形态偏见之深。美国通过媒体在宗教问题上批评中国的人权，其根源也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宣传给这些变化了的印象在每一点上都浓浓地上了色，以至于它们变得比实际更加光怪陆离。”（注：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M]，时事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52页。）
（五）
美国对华政策作为整体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也受美国政治文化、政治思潮的影响。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人权、自由和民主观念，美国人把这些政治价值观等同于宗教。“可以说，这种信仰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辩论中起着定调作用的根深蒂固的逻辑，成为政治家们衡量自身判断他人的标准。它是一种‘自然真理’，无须证明。在美国外交思想中所谓‘民主国家无战争’的论断就是例证。偏离这种信仰便意味着与‘魔鬼’妥协。”（注：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4页。）美国人权、宗教组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便基于这种信仰。美国人对自己文化价值观的普世性极感兴趣，美国人通过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80年代美国出版大量研究成果，强调美国政治文化和民族风格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专著大都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在20世纪时已具有了相似的文化视野并发展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注：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73页。）
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命运感……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说明了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及其余世界的：‘山巅之城’的概念，理想主义和传教士精神以及战无不胜的美国技术。”（注：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73页。）
美国领导人喜欢把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具体化：美国的冷战政策，战后卡特的人权外交，里根的“重建美国的伟大形象”即为表现。美国人视自己为“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这种“天命”观是“美国对外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思想基础。”（注：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5页。）尽管美国目前有多元文化主张的挑战，但主流文化的人权、自由、民主观念仍为价值观的核心，仍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
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也是影响对华关系的因素。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制定就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政策上的孤立主义影响。（注：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1页。）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一下子丢失了明确的敌手，孤立主义因而抬头；经济全球化使美国中下阶层接受贸易保护主义主张。1994年底中期选举后，保守主义思潮占了上风，在贸易上拟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产业集团企图与政治保守势力联盟，结果在随后几年的美对华关系中闹出“最惠国待遇”回合交锋。这是政治思潮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一例。限于篇幅，兹不展开讨论。
（六）
美国学者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将诸多因素列入决策程序观察，如总统的风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作用，外交机关构成人员的特点（所谓“外交机关的亚文化群”），国防部门的政策制定程序（所谓“军方的亚文化群”），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国会与行政的关系，公众的政治参与选举政治，大众传媒与舆论等等。其中，国会和选举政治在美国的对华关系中制造的声音最多。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是个复杂而混乱的过程，中国人尤其要明白美国总统并非独自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又是很有政治色彩的过程，它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除了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这一根本性的因素外，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还包括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些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着政治信仰如何转化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如何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作用。”（注：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6页。）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突出制约与监督机制，注重权力的制衡。“三权分立”中的国会这一方面，“作为代议制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对总统和联邦法官的监督权。”（注：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页。）美国总统与美国国会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立的，合作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使与国会多数同属一党，美国总统也难做到政治上的统一领导。资中筠先生在谈美国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时举了中国内战时期和1989年后两个例子：美国政治中的有识之士曾主张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受到国内党派斗争的影响，“致使理性的选择受到牵制，造成决策总是落后于现实，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步步陷入被动，错过时机。”（注：资中筠：《追根溯源》再版序言第3页。）美国1989年之后对华政策又受党派政治斗争影响，国会仍然以“援台反华（共）不力”攻击行政当局，在野党攻击执政党。“把本来已经矛盾四出的政策推向更加偏执和危险的境地，究其根源还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加狂妄自大，与半个世纪前如出一辙。”（注：资中筠：《追根溯源》再版序言第3页。）
美国社会结构的对立为两党制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又为之提供了思想基础。“两党制是美国民族妥协观念的产物。”（注：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47页。）美国不存在一党完全执政，另一党完全在野的情况。总统所属政党无法完全控制国会，两党都可以多数的优势推行政策主张。同属一党的国会议员不一定支持总统。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持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与美国政党组织体系松散，执政党领袖对本党议员缺乏约束有关。换句话说，议员不必担心得罪本党领袖。这些都是观察美对华关系时应考虑的因素。从1990年起布什和克林顿两任三届总统与美国国会就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斗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美国，“选举是政府和执政者的合法性的唯一根据。”（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201页。）选举决定政府的更迭和官员的去留，选举影响政党政治，选举影响对外政策。美国的选举政治决定总统和国会议员等主要决策者由谁担任，因而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美国的选举模式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环境，继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对美国政治权力分散的现实，前总统福特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并没有帝王般的总统，”（注：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90页。）选民意见的摇摆使美国内外政策常缺乏连续性。1992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以及1996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都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在1992、1994年选举中，中国问题成为两党政治辩论的议题，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对华政策，总统被迫对华作强硬姿态。如1992年在总统竞选中，布什在贸易和武器扩散上对华采取了强硬政策。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也是为了选票。在大选年中，布什不愿看到在得克萨斯州（他的政治大本营）的GD制造厂关闭生产F-16战斗机的生产线，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注：赫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M]，台湾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54页。）1996年蔓延全美各个角落的“反华情绪”跟“大选年”也不无关系。1997年众议院以259票对175票再次通过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这并不能说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就少了攻击人。美国公众舆论“遏制中国”的势头不可能不左右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一些细节，比如李登辉访美一事。
小结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社会构成极其复杂，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从未消失。美国坚持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须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坚决反击。”（注：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M]，见朱世达主编：《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6页。）美国人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构成是对外政策中的恒定文化因素，会有细微调整，但主旨不会变。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恒定模式，会有左右摆动，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分，主流文化多元文化之分，但也始终服务于美国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观。美国对外政策可以出现孤立主义或国际主义倾向，但美国人对世界的“使命感”不会消失，“上帝选民”的心态不会消失。美国对华关系文化因素里的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制度因素尤其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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