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对经济全球化认识的三大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见解，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着种种误区，从而妨碍和影响了人们的正确认识和客观研究。
误区之一：经济的全球化将意味着全球的一体化。
全球化、一体化，这是近年来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两个概念，它们基本上属于当代世界经济的范畴，是特指经济的全球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它们既互相联系又彼此有所差别。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种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和深入地进行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在某个地域内、某个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制定和实行统一的规则，其结果是使该地域经济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关系变得极为紧密。1979年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一体化做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认为经济一体化是“一种以生产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现象。大工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趋于统一化，大企业在一些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统一调配和利用劳动力、原料和资金。”（参见刘桂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面临的挑战》，《国际观察》1995年第1 期）我国有些学者则认为“经济一体化，一般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生活或其他某些重要方面，在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逐步发生内部联系，从而结成整体的过程。所谓一体化，实际上是整体化的意思。”（《世界格局转换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第122页，中国财政出版社1993 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放松政府对经济不必要的限制，为全球经济进一步充分发挥世界市场的作用创造积极的条件。
但是，在理论研究和人们的通常谈论中，我们经常看到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一体化相混同的现象。如果仅仅是从世界经济的视角思考问题，将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结成一个全球整体的现象称之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决不能将其任意夸大，即使是对于经济一体化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既有跨国公司，也有主权国家、地区经济集团、国际经济组织等等，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国家，国家作为实现其阶级统治和本民族利益的集中代表，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总是通过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体现出来的。而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利益，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但是这并不等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利益都能做到协调一致， 彼此谅解合作。 从严格意义上讲， 一体化（Integration），是指把事物的各部分组合成为一个整体。 但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无论它们的关系多么密切，总是会留有一定的缝隙，存在一定的矛盾，而不可能融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整体。
例如，即使像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在经过40余年的冲突整合，最终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 即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和政治联盟（EPC）条约，并于1999年1月1日启动欧元， 实现欧洲货币的一体化。但也不能否定欧共体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依然存在，也并不排除各主权国家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加之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历史文化的差异，在全面实现一体化的道路上仍荆棘丛生，路途遥遥。欧盟尚且如此，其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情况更可想而知。
也有些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联合国的作用日渐突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联合国看作是“全球政府”，这难道不是全球一体化的佐证吗？毫无疑问，联合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广泛性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国际事务的“独特影响”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但是，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不是一个超国家组织，更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它只能在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七项原则的前提下履行它的职责，以实现它的宗旨。这七项原则都体现着尊重各国主权的精神。联合国只有严格按照宪章精神办事，特别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重要原则，它的工作才会富有成效，否则，就会失败，遭受挫折。所以，那种试图将联合国搞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做法，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强调全球一体化，主张建立“全球政府”不仅当前行不通，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目前以致今后，国际关系中基本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今后仍会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并会对主权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国家主权完全“转移”到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政府”手中的程度。何况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不会销声匿迹。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强调全球一体化，很可能为超级大国所利用，并为其推行世界霸权主义提供一个可利用借口。
误区之二：经济全球化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福音或是祸害。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是利还是弊？是得还是失？是福音还是祸害？对此，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我认为，必须立足于现实世界，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出发，进行全面辩证的分析。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是主权国家，但是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力孱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早在60～7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析，提出世界经济“中心与外围结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不发达国家是“外围”或“边缘”。“外围”国家受“中心”国家支配，是“中心”国家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由于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中心”国家建立的，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则受到损害，因而是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原有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它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一位苏联学者计算，在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因对外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而受到的损失，外国跨国公司汇出的利润，向发达国家支付的外债本息，以及为取得科技成果和其它各种知识产权而付出的高价，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因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遭受的损失，大批人才外流等等，每年至少要损失900亿美元之巨。 这是长期以来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根源，也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祸害。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也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缺少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自己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改变其贫穷落后的处境，实现其繁荣富强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福音。
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经济全球化到底是祸害，还是福音？必须根据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实际上，从60年代开始，东亚“四小龙”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有的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它们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向世界市场，在充分发挥内部自身优势和潜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开拓国外市场。80年代以来，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加速了各自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0年间， 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5倍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 是这一期间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七位、发展中国家首位，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五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迟缓，经济长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联合国认定的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情况则可能相反。
误区之三：经济全球化将会导致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
“趋同论”的观点形成于50～60年代，由于当时东西方紧张关系缓和，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即在共处中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先是提出武装颠覆社会主义的战略，继而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即在共处中对社会主义实施“演变”；民主社会主义则提出了“和平改良”的主张，即在共处中将两种社会制度揉合在一起。“趋同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笼的，它歪曲了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理论，把“和平共处”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融合”；它适应了民主社会主义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的需要，使其成为麻痹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趋同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最终结果。
“趋同论”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条件下，通过它们之间经济交往与技术合作的不断发展，就会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实现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合一，从而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趋同论”的观点在70～80年代曾经喧嚣一时，它不仅得到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的赞赏，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表示认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趋同论”遭到破产。因为通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西方一些政界要人公开宣布，20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国家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彻底消灭和埋葬社会主义，而决不会搞什么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趋同论”趋于沉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影响的扩大，“趋同论”又出现重新抬头之势。尤其是在国内，一部分人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混合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及私营经济的大量出现，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趋向模糊，甚至有人公开提出，目前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市场经济体制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国家要逐步走向世界市场，就必须彻底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实践，付出沉痛代价后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最先采用，并逐步将其发展完善起来的。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弊端，不仅导致经济危机频繁发生，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形成了市场经济加计划控制的新模式；而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曾经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暴露出不少缺欠，尤其是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此，建立一种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新体制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这样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追求的经济模式是一样的。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具有独立的社会性质，它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中。
一些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出现多元化的趋向，社会主义国家也提出要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出现“对接”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国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两种社会制度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界限更加难以区分。一方面，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制经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制经济，仍然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并没有改变或超越所有制的社会属性，而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在一定范围、一定行业内存在的多种所有制是受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制约和影响的，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服务的。那种认为两种社会制度所有制形式“对接”的看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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