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翼双飞：1921-1931年中国的通俗小说与商业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翼双飞论文,通俗论文,年中论文,说与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中国通俗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发展的瓶颈阶段，传统型的社会谴责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明显地不适应读者的需要。1921年通俗文学的老牌刊物《小说月报》转交给新派人物沈雁冰编辑，并不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突然对新文学感了兴趣，而是读者对《小说月报》越来越冷漠。1920年第10期的《小说月报》只印了2000份，是《小说月报》有史以来销量的最低点。沈雁冰接编后的1921年第1期的《小说月报》印了5000份，而且马上售完，第2期就印了7000份①。从印数的消长中可以看到《小说月报》在市场上的冷暖。此时的中国电影也处于发展的艰难时期。从1905年电影落地中国开始，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西方引进的电影就是不能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文化视野之中，“国产片是否真的绝望”、“中国电影的生路”等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就像服了一贴灵丹妙药一般，中国通俗小说和电影在1921年以后忽然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脱胎换骨般地面貌一新，双双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这是一贴什么样的“灵丹妙药”呢？它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此效应？这其中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一、两个电影案例：《火烧红莲寺》和《啼笑因缘》
真正被中国观众所接受的电影是《火烧红莲寺》。当时观众看这部电影的疯狂状态，报纸上的报道连篇累牍。沈雁冰感叹道：“《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之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如同作战一般，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彩，并不是因为那红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为那红姑是一个女剑侠，是《火烧红莲寺》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影片的批评从来不会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那样好那样坏，他们是批评昆仑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②沈雁冰是对这部电影持批评态度的新文学作家，连他都对这部电影产生的疯狂状态连连感叹，就更不用说报刊上的那些溢美之词了。
《火烧红莲寺》是一部什么电影呢？这就要从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说起。《江湖奇侠传》是1923年连载于《红》、《红玫瑰》上的长篇武侠小说。这部武侠小说一经连载就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很多人每个星期(《红》、《红玫瑰》为周刊)都等着看故事的发展，成为了“江湖奇侠传迷”。这其中就有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的儿子。张石川看到儿子这么痴迷《江湖奇侠传》，突然来了灵感，随即与郑正秋和周剑云商量，决定由郑正秋根据单行本中第八十回“游郊野中途逢贼秃，入佛寺半夜会淫魔”到第九十八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浏阳县妖人说实话”等章回改编电影剧本。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5月13日，电影《火烧红莲寺》第一集就出世了，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大受欢迎，从第二集开始，《火烧红莲寺》干脆抛弃平江不肖生的原著，剧情更加天马行空——逃出红莲寺的知圆和尚联合崆峒派与昆仑派展开恶斗，双方剑仙各自施展绝技，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胜负难分之下又互请高人，直杀得天昏地暗，也引得上海的观众对影片如痴如醉，欲罢不能。由于越拍越怪诞，到第十一集时遭到了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取缔。可是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权力仍然敌不过观众巨大的热情，第十一集禁映后不久，第十二集却很快就上映了，第十二集与第十一集放映时隔仅两个月。电影一直持续拍了四年。《火烧红莲寺》的这把“火”，足足烧了十八集。
《火烧红莲寺》的“火”还未熄，又一部电影将观众的感情推向高潮，那就是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拍摄的《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是张恨水1930年3月17日到1930年11月30日连载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的畅销小说。连载的《啼笑因缘》赢得无数读者，报纸订阅量由此大大增加，读者纷纷给报馆写信，谈自己的读后感想。一股“啼笑因缘旋风”随即形成。《啼笑因缘》刚刚连载完，第二天《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就告知读者，“明星影片公司，已决定摄制影片”。1932年，由张石川导演，胡蝶、郑小秋主演，明星公司摄制的《啼笑因缘》正式与观众见面，掀起了新一轮“《啼笑因缘》热”。电影《啼笑因缘》也是连续电影，一共有六集。不过，不像《火烧红莲寺》那样越拍越天马行空，六集《啼笑因缘》基本根据小说改编。它吸引观众的不是令人咋舌的离奇，而是委婉缠绵的悲剧，赚取的不是掌声，而是眼泪。
在电影的推动之下，小说《江湖奇侠传》和《啼笑因缘》更为畅销，正版、盗版不计其数，成为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中国电影更是从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以明星公司为例，到1927年已经亏损19000多元，公司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据丁亚平根据有关史料的统计，明星公司拍摄《火烧红莲寺》以后的1928年，依靠第1—3集，盈余47393.93元；1929年，依靠第4—9集，盈余25505.79元；1930年，依靠第10—16集，盈余25505.94元；1931年，依靠第18集，盈余19986.83元③。电影公司的亏盈还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外来的艺术形式电影在中国扎根了，它开始有了广大的接受者。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和电影都找到了发展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携手并进，比翼双飞。为什么通俗小说和电影联手就能成为各自发展的动力呢？其中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
二、精彩情节和本土文化的结合
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早期中国电影工作者非常明白电影要走进中国必须要有本土性。为了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中国电影最初是将一些戏曲搬上银幕，以至于中国人最早叫电影为“影戏”，但是这一招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中国电影开始在古代文学和曲艺中寻找素材。例如《庄子试妻》、《莲花落》、《崂山道士》、《荒山得金》、《胭脂》、《猪八戒招亲》、《孙行者大战金钱豹》、《薛仁贵征西》、《珍珠塔》、《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孟姜女》、《唐伯虎点秋香》、《牛郎织女鹊桥会》、《莲花公主》、《韩湘子九度文公》、《济公活佛》等等。从片名中就可以知道，它们来自于《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和一些民间传说。看得出来，电影试图用中国观众熟悉的故事来加强电影的本土性，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早期中国电影工作者确实很努力，可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到20世纪20年代初时，中国电影开始关注通俗小说的改编，例如包天笑就根据自己的创作和翻译的小说改编过电影《一缕麻》、《友人之妻》、《空谷兰》、《多情的女伶》；徐枕亚改编过电影《玉梨魂》、周瘦鹃改编过电影《水火鸳鸯》、朱瘦菊改编过电影《采茶女》等等。对通俗小说的改编给中国电影带来了起色，包天笑改编的《空谷兰》就有了很好的票房。此时的电影虽然说有了生机，但是绝对谈不上繁荣，甚至还谈不上扎根，因为中国观众还没有真正认可这种艺术形式。
为什么中国电影的扎根和繁荣是由《火烧红莲寺》和《啼笑因缘》完成的呢？如果我们将中国电影之前的努力与这两部电影的上映进行分析比较将会得到很多启发。
首先是电影需要精彩的故事情节。之前，中国电影改编的传统戏曲以及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改编的小说有故事，故事也很传奇，但却不是曲折多变，因此谈不上精彩。《火烧红莲寺》改编的《江湖奇侠传》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将中国武侠小说从“江山”描述转为“江湖”描述，语境更注重奇幻，人物更注重神奇和正邪。小说第八十回“游郊野中途逢贼秃，入佛寺半夜会淫魔”写的是湖南卜巡抚私访被挟持到红莲寺，看见了他一向尊敬的红莲寺主持知圆老和尚居然在那里赤身裸体地看艳舞，卜巡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知圆老和尚究竟是什么来历？一向具有善名的红莲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恶迹？卜巡抚的生死究竟怎样？小说的第八十回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悬念。《火烧红莲寺》一开始就将这个悬念呈现在观众面前，然后依据小说的思路重新编造情节，电影续集中的情节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曲折多变，每一部的结尾都留下一个新的话题，为后一部铺垫，十八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连续剧”。如果说《火烧红莲寺》的故事情节是天马行空，《啼笑因缘》中故事情节却是本色生活。张恨水的这部小说写的樊家树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的多角恋爱故事，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之间的缠绵感情可以生发出很多曲折离奇的情节来，本来情节就复杂，偏偏还出来一个刘将军将樊家树和沈凤喜的爱情生生打断，情节就更为变幻莫测，一部接一部，电影将情节层层深入推进，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其次是平民意识。之前的中国电影或者根据中国传统戏曲改编，或者根据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中国戏曲的主要人物不是英雄气概就是才子佳人，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与自我的现实生活并不一样的听和看的舞台艺术；“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一种道德小说，是通过才子佳人的感情故事告诉国人应该怎样做人的小说，中国老百姓会深受感染，仰视其中的人物，学习和接受其中的道德启蒙。《江湖奇侠传》和《啼笑因缘》就不一样了。这两部小说是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写的是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诉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与中国平民的感受没有什么距离感。其中有三点最能得到中国平民百姓的共鸣：一是侠义精神。侠义精神是中国国民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国老百姓在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后总是祈求两种救助：清官和侠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清官实在太少，于是他们总是将希望寄托在理想中的侠客。还是张恨水说得到位：“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呢？这是人人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④《江湖奇侠传》是部武侠小说，讲的是除暴安良；《啼笑因缘》虽是部社会言情小说，侠义之举也是小说中浓重的一笔，关氏父女救沈凤喜、杀刘将军，干得就是除暴安良的事。二是将民间的轶闻故事转化成故事情节。中国虽然佛教信众很多，但是和尚的形象并不高尚，和尚的破戒出轨常常成为中国民间故事的元素，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江湖奇侠传》就是根据这样的传说和话题演绎故事，《火烧红莲寺》再将这样的传说银幕化、形象化，老百姓心目中原来就有的那些元素现在被编得曲折离奇，被演得活灵活现，当然会产生共鸣。三是平民心态的真实表露。这在《啼笑因缘》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对沈凤喜、沈三弦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城市平民的生活现状和爱慕虚荣、患得患失的心态，中国平民百姓再熟悉不过了，看这样的小说和电影就是将自己的生活心态检视一遍，其中的共鸣可想而知。
再次是武侠小说为电影特技的发挥提供了最佳脚本。江湖世界和武侠人物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本来就充满着神秘和不可思议，这就给电影的特技表演留下了巨大的表现空间。《火烧红莲寺》中最为观众惊叹的是红姑的飞行，电影中红姑只要一飞起来，总是赢得惊叹声一片。电影导演深谙观众的胃口，就在红姑的飞行上大做文章。到了第三集的时候，就给红姑的衣服着成红色，让她在白山黑水的背景下飘拂飞行。看到这样的镜头，观众更是欢呼不已。到了第十二集的时候，为了刺激观众的审美意识，电影中的红姑变成了分身两人，而且均由胡蝶一个人扮演，一个人怎么变成两个人呢？而且均在天上或飘拂或打斗，欢呼之后的观众都目瞪口呆了。除了红姑的形象之外，电影还别出心裁地做出蛇舌变换天桥吞食民众的场景，将很多观众吓得毛骨悚然，以至于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查禁了这部电影。电影的特技镜头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本来江湖世界和武侠人物的那些神秘和不可思议就是一种想象，现在电影居然能够将这样的想象和不可思议形象化了起来，岂不新鲜和刺激！
三、市场运作的经典之作
本书著者不肖生！他就是身怀绝技的剑侠，这书中的剑仙侠客，都是他的师友，这书中神怪的事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这部书实情实事，与那向壁虚造的小说，根本不同。书中关于湖南方面的剑侠奇迹，略述如下，你如果不信，随时随地找一个湖南朋友问问，就能证明确有其事了。
这是载于《申报》1923年1月5日第2张第8版上关于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著《江湖奇侠传》的广告。此年此月他著的《江湖奇侠传》开始在《红》杂志上连载。后来，《红》杂志改版为《红玫瑰》，小说继续连载。至一百零六回后，向恺然回老家湖南，由赵苕狂续写，断断续续地写到1929年。伴随着小说的连载，有关不肖生和《江湖奇侠传》的广告连篇累牍。图书广告在晚清就开始盛行，但往往也就是个预告或售价发布，像围绕着《江湖奇侠传》连载如此密集地刊发广告并不多见。另外，《江湖奇侠传》的广告词有着较强的文学笔法，就如前引广告，强调这是一个会武功的奇人写出来的奇妙的小说⑤。
根据《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保持着这样的广告风格。自从第一集电影拍摄之时，有关《火烧红莲寺》的广告就铺天盖地，只要翻阅此时任何一份报纸和那些大众刊物大概都逃不脱《火烧红莲寺》广告的眼球轰炸。那些广告词如果连起来看就是一部《火烧红莲寺》制作、放映的本事评介。我们欣赏两段：
韩云珍骚媚入骨，大肆勾引手段，郑小秋坐怀不乱，被逼假做新郎。
九集红莲寺中逍遥仙姑把桂武陆小青杨天池劫至宫中，于三人中选一人充作东床，讵知此三人皆非好色之徒，虽仙姑一再威逼引诱，俱难入床，后三人密议，使陆小青佯为心许。桂武与杨天池得脱樊笼，出外作杀伯之呼。此中所经之事，亦香艳，亦滑稽，最后金罗汉兴仙姑之剑，断其锋光，则全恃摄影术，但见银光二道，自仙姑眼中飞出，光极锐利，能束缚人之自由。昆仑诸健儿，俱非所敌，唯金罗汉能产之……大侠人心，仙姑一角，仍由以表演风骚戏著名之韩云珍承之。桂武陆小青亦仍由郑小秋皆饰，其他重要角色，亦如旧。凡未观以前诸集者，见此集后，必欲叹红莲寺影片为观止。如已见过以前诸集者，则知此集之妙，自能与前数集相映成趣。只映三日，尚希各界早临，以免向隅。
——《红玫瑰》1930年2月20日第24期
名震遐迩万众欢迎之火烧红莲寺每一集出世必四方轰动，故出品稍迟，老看客即纷纷来信催促，本公司不胜感慰。唯第十一集，因取材偶不经心，致召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之取缔，嗣经本公司缮具呈文，陈明中国影业风雨飘摇之苦况，及红莲寺关系国片存亡之实情……今第十二集已经检会修正又与诸君相见于荧屏。
——载《申报》1930年7月5日第5版
第一则是《火烧红莲寺》第九集的广告，其中强调的是色、奇、侠的故事内容，以及电影的特技和明星。第二则是《火烧红莲寺》第十二集的广告，讲述的是《火烧红莲寺》第十一集由于过分离奇，被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取缔的事情。第一则是正面介绍，第二则是自我批评。无论是正还是反，都是宣传影片。《火烧红莲寺》拍了十八集，每一集都有大量的广告，观众就是这样被“烧”进了电影院。
在电影《火烧红莲寺》红火之时，《江湖奇侠传》乘势结集出版，所打出的广告是：
《江湖奇侠传改编火烧红莲寺》
火烧红莲寺影戏，其情节皆取材于《江湖奇侠传》书中，本书是(不肖生)第一部得意杰作，全部十一集，一百零四回，一百万言，自从这部书出版以来，全国轰动，人人爱阅，(明星公司)及(大世界)等，均在本书采取情节演义，价值之高，可想而知。本书叙述清代剑侠奇绩，五十余件，首尾联贯，又长江湖上见识，爱武侠者，非看不可，定价一至五集每集七角，六至十一集各九角，七折；全部十一集实洋六元二角三分，外埠函购寄费每集各八分半，全部二角一分，上海及各省世界书局发行。
——《红玫瑰》1930年2月8日第17期
《火烧红莲寺》火了，小说《江湖奇侠传》又反过来借《火烧红莲寺》得势了。虽然电影只是借小说的故事开了一个头而已，但是小说出版者绝不会放弃任何乘势而上的机会。
《啼笑因缘》同样是广告开路、广告造势。比《江湖奇侠传》和《火烧红莲寺》多了一点的是《啼笑因缘》还“造”了很多活动。这些活动有些是主观的，有些是客观的。先说主观活动，主要有三项。一项是“代抄小说”。《啼笑因缘》最初连载时反应平平，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关注，有些读者看到后来就想补看前面，由于还是连载阶段，没有单行本，怎么办呢？《新闻报》就刊登启事，代抄《啼笑因缘》。一部有人愿意代抄的小说，岂不令人关注。一项是开设读者信箱。为了不断地给小说阅读加热，《新闻报》专门开设了《啼笑因缘》的“读者信箱”，由张恨水和《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等人直接与读者互动。张恨水等人利用“读者信箱”在小说连载过程中不断地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在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还让读者设计小说的结尾，不同的读者当然有不同的小说结尾设计，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和争论。《啼笑因缘》在连载时之所以热度不减，“读者信箱”的添柴加火功不可没。一项是广告竞拍。《啼笑因缘》火了，每天的连载文字放在什么位置就成为了报纸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在小说连载文字旁边刊登广告当然就有最高的阅读率。于是《新闻报》就开展广告位置竞拍，以付钱的多少决定广告位置离《啼笑因缘》小说文字的远近，其结果是报社赚了钱，小说有了很多人阅读，人们都想看一看是什么小说居然能够吸引商人们这样的关注。严独鹤们深谙市场的运作，一场“啼笑因缘旋风”就这样被他们鼓动了起来。旋风鼓动了起来就有了商机，严独鹤们再寻求其中最大的商业化。《啼笑因缘》1930年11月30日刚刚连载完，第二天严独鹤就告知读者：“《啼笑因缘》小说……排印将竣，约月内可以出版。”原来《啼笑因缘》连载接近尾声的时候，严独鹤就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与严谔声、徐耻痕三人迅速成立了三友书社，抢先获得了《啼笑因缘》单行本的出版权。截至1933年1月30日，单行本已经销售五万余部。单行本最初的定价是2.6元。扣除给张恨水的版税和成本费，他们三人每人获利都在万元以上。再说客观活动。与严独鹤们一样，随着《啼笑因缘》阅读热，电影、评弹、说书、鼓词等等各种艺术都乘势而起，其中还引发了一场电影的“啼笑官司”。这场“啼笑官司”成为了《啼笑因缘》客观的造势活动，推动了小说的热卖和电影的热映。小说刚刚连载结束，明星公司就已经购买下版权，由严独鹤作为编剧准备改编成六部电影。1930年12月1日严独鹤在报纸上宣称：“明星影片公司，已决定摄制影片”。为了防止别人侵权，他们特地在报纸上刊登版权所属启事。可是，很多剧团、电影公司已经排演或者拍摄《啼笑因缘》，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于是明星电影公司官司不断，其中与大华电影社的官司更是打得满城皆知，涉及当时的大律师章士钊、大闻人黄金荣，惊动了政府内务部⑥。电影《啼笑因缘》在各种法律纠纷和街谈巷议中上映，不看内容，也要看个稀奇，电影的火爆可想而知。
四、深远影响和深层思考
《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带来的小说畅销和电影热映的效应对中国文化市场来说，标志着中国通俗小说与电影联姻比翼齐飞时代的来临。只要稍微看看此时的那些电影片名就会发现通俗小说与电影几乎是同步前行：
明星电影公司：《火烧红莲寺》、《大侠复仇记》、《黑衣女侠》等；
长城电影公司：《一箭仇》、《大侠甘凤池》、《妖光剑影》、《江南女侠》等；
天一电影公司：《唐皇游地府》、《火烧百花台》、《乾隆游江南》、《施公案》等；
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大破九龙山》、《火烧九龙山》、《古宫魔影》、《黑猫》、《55号侦探》等；
友联电影公司：《儿女英雄》、《红蝴蝶》、《红侠》、《荒江女侠》等；
……⑦
武侠为主，侦探为辅，加上大量的言情、滑稽，构成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商业片”的浪潮。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从此以后武侠片成为了中国电影的“独门武器”，只要是武侠片在中国总是有相当不错的票房，那些优秀的武侠片常常扮演着开创新时代的先锋，例如1982年香港拍摄的《少林寺》不仅开创了全世界新武侠电影拍摄热潮，也成为了中国大陆新时期电影的开路先锋。这种势头至今依旧，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每一次轰动都少不了武侠电影的身影。
与电影的联姻也对通俗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创作者开始有意地向电影靠拢。这样做不仅仅是有名，还给作者带来了大笔的金钱。包天笑后来有这样的描述：明星公司找他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开始不敢接，因为他从不知道电影剧本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电影公司开了很高的价码：“我这写五千字一个剧本，拿他们一百块钱，比了当时两元一千字价值已经高得很了。”⑧写电影剧本是当时写小说的稿费的十倍，况且所谓的写也就是改编自己的小说，真是何乐而不为呢？包天笑接了，其他通俗文学作家争着改编，甚至有些作家干脆自己办起了电影公司，例如朱瘦菊、徐卓呆。当然，对通俗小说创作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美学表现手段。观众对电影中侠客的“口吐飞剑”和“自天而降”特别感兴趣，只要银幕上一出现，就能引起一片欢呼。这种电影手法在李寿民等人的武侠小说中被大量地引用。黑气、黄气、橙气、红气、紫气，他小说中的剑侠都是驭剑而行，口吐五气，神乎其神。侦探小说讲究的是逻辑推理，此时也有人向电影艺术上靠。俞天愤将他的侦探小说的情节拍成照片，穿插在文字描述之中，理由是电影依靠表情和动作才那么风行，侦探小说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也应该有表情和动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的比翼双飞引发我们很多深层的思考。应该看到这是2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辉煌成就。这样的成就能够取得，首先得益于商品社会的文化氛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中国国内战乱连绵，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压迫不断加深，可是中国经济却在战争和抵制日货等要素的刺激下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形成了史学家称之为的“黄金时期”，而上海扮演的是发动机的角色，“大上海”的地位也就是在此时得以确立⑨。社会重商的结果必然要求文化消费，文化消费的核心就是愉悦文化观念的流行。此时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能够比翼双飞，没有商品社会这股文化氛围的旋风，就无法振翅飞翔。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城市人口的急速扩大。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都属于城市大众文化，城市大众文化的基础是市民群体。据统计，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华人人口分别比1900年扩大了约2倍和3.6倍⑩。从职业结构上看，工人占三分之一，那些非产业人口却占三分之二，商、杂、学已经成为了上海主要的人口身份(11)。换言之，上海已经形成庞大的市民群体，他们构成了此时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比翼齐飞最稳定的接受群体。再次，随着商品社会逐步形成，市场的力量就越显得强大。以广告来说，中国广告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报刊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都是寥寥数语介绍商品而已，到了20年代广告已经在各大报刊铺天盖地，广告内容渗透到各个行业、各种商品的宣介中，广告语言也越发形象化、生动化。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给广告提供了文学想象的基础和空间，文学性的广告也成为了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比翼齐飞的最初动力。
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能够比翼双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均具有浓厚的民族性。20年代的上海市民绝大多数来自于周边的乡村，虽然有着市民的身份，却是乡民的脑袋，他们敬畏于激进的思想宣传，却融洽于本土的文化滋润。1917年以后新文学登上文坛并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新文学的挤压和市场的逼迫使得此时的通俗小说放弃了清末民初“新国民”启蒙企图，转而到市场之中寻找活路，开始更多地表现(相当程度上是被逼迫去迎合)市场所需要的民族性，放弃宣教者的角色，以平民的视角描述平民的喜怒哀乐、日常生活。通俗小说首先取得了成功，取得成功的通俗小说又以事实引导中国电影走上民族化之途，在这块领域中它们比翼双飞，自在自得。它们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要想占据中国市场，从平民的角度演绎民族的生活和民族的文化显然是有效的途径。
借鉴和交融往往会成为文学艺术种类更新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曲艺(弹词、鼓词等)本来就有互相改编的传统。20世纪20年代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比翼双飞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第一次本土的文学艺术与外来的文学艺术的融合，是中国第一次语言艺术与电声表演综合艺术的融合。这样的交融不仅具有很强的现代色彩，还在于给各自的发展打开了巨大的互补和发展的空间。
注释：
①李频：《大众期刊运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②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载《东方文艺》1933年2月1日第30卷第3号。
③丁亚平：《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④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载《周报》1945年11月第2期。
⑤向恺然1916年就曾出版《留东外史》一书，“平江不肖生”的笔名就是出版此书时用的。向恺然出版了《留东外史》之后，虽然成名，却并未带来好运。他穷困潦倒，蜗居上海。1922年包天笑办《星期》杂志，上门求稿。向恺然为其写了《留东外史补》和《猎人偶记》两部书稿。有一次饭局，包天笑与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说起向恺然的状态。沈知方随即登门拜访，约请他写武侠小说，稿费从优，向恺然一口答应，这就有了《江湖奇侠传》。所以说，向恺然和他的《江湖奇侠传》是被“掘”出来的。
⑥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买到了《啼笑因缘》的版权并且在报上发表启事，不准他人侵犯版权。这个时候，与明星影片公司一直处于竞争状态的大华电影社气不过，就与黄金荣勾结，走后门从政府的内政部得到了《啼笑因缘》的版权，然后又用高薪的方法挖明星影片公司的主要演员。明星公司没有办法就赶进度，想先放映，占领市场。终于在1932年6月，开始放映第一集。当时剧院里座无虚席，正要放映的时候，大华电影社不知用什么手段从法院弄来一个“通令”，不允许放映。明星影片公司措手不及，只好交了三万元罚金，影片到下午五点才开始放映。电影放映之后就很火。大华电影社很不舒服，黄金荣从幕后转到了台前，说大华电影社拍的电影是他要拍的，并且要大华电影社到南京内政部去告状。明星影片公司惊吓了起来，只好请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并按照杜的指示，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是黄、杜调解，敲了明星影片公司十万元的巨款，双方才算“和解”。这就是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啼笑官司”。
⑦李少白：《影心探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⑧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96页。
⑨此时有“上、青、天”之说，是指中国沿海城市上海、青岛、天津的经济快速发展，上海居首。
⑩(11)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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