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谈香港_香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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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刘蜀永香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英国分三步侵占香港地区:1842年割占香港岛,1860年割占九龙,1898年强行租借“新界”。

○《穿鼻条约》或《穿鼻草约》纯属子虚乌有。1841年1月20日,英人义律单方面宣布的“初步协议”是英对华实行军事进攻与外交讹诈两手政策的例证。

主持人: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世界瞩目的大事,更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英国占领香港地区到明年7月1日,整整156个年头。那么,英国殖民者是如何割占香港的?香港的历史状况如何?今天,请各位谈谈这个问题。

刘蜀永:香港地区通称香港,总面积1092平方公里。香港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秦、汉和东晋初年时,该地区属番禺县管辖。1957年在九龙李郑屋村发现一座东汉墓。墓砖上有“番禺大治历”、“大吉番禺”等铭文,是该地区在汉代属番禺管辖的明证。后来该地先后属宝安县、东莞县管辖。从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到清朝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元朝初年,曾在该地区设置屯门巡检司,后又设置官富巡检司。明清两朝政府亦在该地区设置过官富巡检司。巡检司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本地区管理的加强。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来自祖国内地的移民和香港当地居民一起,共同开发这个地区。东晋末年,卢循领导的浙东起义军曾经攻陷广州城。起义失败以后,余部多退至今大屿山一带。此后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发生在宋朝。宋神宗时,进士邓符协(江西吉水人)在赴广东阳春任县令的途中,曾由海道经过今日“新界”的屯门,对当地风土之美十分欣赏。他在任满辞官之后,举家迁往岑田(锦田),并在此置田园、筑庐墓,从事农业开发。据传,到明朝万历年间,邓氏后裔邓元勋已富甲一方,拥有良田万亩。到清初康熙年间,邓氏已成为首屈一指的望族。此外,北宋末年,进士侯五郎搬至东莞县,其子侯卓峰迁往今日河上乡筑茶寮,做小生意。其后人居住在“新界”的河上乡、燕岗、金钱、丙岗等地。宋代以后,廖、文、彭等族陆续迁人。他们与邓、侯两族合称“新界”五大族。历史证明,中华儿女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英国侵占香港地区之前,当地的农业、渔业、航海业、盐业、采珠业、制香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非是荒凉的不毛之地。

主持人:众所周知,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掠夺瓜分的主要对象。这个条约的第三款,强行将约80平方公里的香港岛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以后,英国又相继割占了九龙以及强租“新界”。请就我国香港地区丧失的历史情况作一介绍。

余绳武:有人把当年的英国称为“海岛和半岛收藏家”。我国香港岛的被割占为这个贴切的别号作了一个注脚。对于中国,英国人很早就有夺占海岛作为通商据点的野心。1635年12月,英王查理一世授权海军上校约翰·威德尔率武装商船4艘赴中国贸易,并指示他:“凡属新发现的土地,若据有该地能为朕带来好处与荣誉,即代朕加以占领。”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派遣商船来华。1787年,英国政府决定派卡思卡特出使中国,其主要使命是向清朝政府要求割让一块土地,作为英国的通商据点。后来,由于卡思卡特中途病逝,英国政府又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向中国提出领土等要求。1834年8月,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要求派遣海军占领香港岛。1836年,在华英商喉舌《广东记录报》公开宣称:“如果狮子(指英国)的脚爪准备攫取中国南方一块土地,那就选择香港吧。”事实表明,19世纪30年代,香港已成为英国殖民势力蓄谋吞并的目标。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批英国鸦片这时已先于英国的军舰侵入香港等处洋面,把这一带变成了鸦片走私的巢穴。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贩毒活动,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三次前哨战中,有两次都发生在香港地区。可以认为,中英鸦片战争是在香港揭开序幕的。英国占领军于1841年1月底以武力侵占香港岛,在驻地升起英国国旗。在《南京条约》订立前,英国已在岛上建立殖民统治机构,拍卖土地,加紧建设城市,将港岛变为事实上的英国殖民地。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时,香港岛的割让在谈判中并未引起重大争议,因为这已是城下之盟,中方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南京条约》的订立,给中国带来空前巨变,一个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刘蜀永: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割占九龙是列强依仗武力欺凌中国的又一例证。1860年3月,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到达香港后不久,就遵循英国在华全权代表卜鲁斯的指令,派遣军队强行侵占了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一带。在军事占领后不久,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巴夏礼以“九龙半岛的混乱状态给维护英国利益带来了不便之处”为借口,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将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永远租借给英国。当年10月,英国通过中英《北京条约》正式割占了九龙。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把割占九龙视为自己任内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他离华归国之前,英方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领土移交仪式。1861年1月19日,驻港英军各兵种二千多名官兵渡海前往九龙参加仪式。下午3时,全权特使额尔金在巴夏礼、香港总督罗便臣和代理按察司亚当斯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新安县令、大鹏协副将、九龙司巡检和九龙城一名军官共四名,清朝官员也被迫前往。巴夏礼把一个装满泥土的纸袋塞给清朝官员,让后者再把纸袋交给他,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侵略者用这种仪式炫耀他们割占中国领土的胜利,清朝官员竟照办不误。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到痛心和愤慨的场面。

刘存宽: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英国利用这一时机,强行租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其附近岛屿,即后来所谓的“新界”。英国强租“新界”主要是通过外交讹诈实现的。1898年4月,中英双方就香港扩界问题开始谈判。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向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出示展拓界址范围的地图,将大鹏湾到深湾一线以南、包括九龙城及许多岛屿在内的大片土地及水域,皆划入拓界的范围之内。李鸿章等没有料到英国胃口如此之大,坚决予以拒绝。窦纳乐却拿德国租借的胶州湾和俄国租借的旅大相比较。李鸿章说,中国已经同意将威海卫租给英国。窦纳乐则强词夺理说,订租威海卫对中国也有利。李鸿章等屈从于压力,不敢再争辩。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字。通过《专条》的签订,英国强租了沙头角海至深圳湾最短距离直线以南、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附近大小岛屿235个以及大鹏湾、深圳湾水域,为期九十九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不平等性质昭然若揭。1899年3月,英方在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谈判不断对中方施加压力,通过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扩大了侵占的范围。英方定界委员、香港政府辅政司骆克本人也承认,通过这一合同,英国“完全控制了那条在《专条》粘附地图上没有包括在英国租借地内的河流(即深圳河)。至此,英国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侵占。

主持人:近年来,诸位潜心于香港百余年来历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撰写了《十九世纪的香港》、《20世纪的香港》等学术专著。据了解,你们对沿用多年的《穿鼻条约》或曰《穿鼻条约》的说法,提出了新的见解。史学界及社会各界都十分重视,能否详细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徐日彪:历史事实是这样的。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代表义律向中方提出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价等无理要求。中国负责对英交涉的琦善在谈判中虽力求妥协,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英人在香港岛一隅“泊舟寄居”,但由于道光帝态度强硬,他未敢接受义律的割地要求,也未与义律签订任何条约。1841年1月20日,义律向旅华英侨发布“公告”,宣称与琦善达成了四条“初步协议”,“把香港岛及其海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虚构。其目的是给英国武力吞并香港制造“条约根据”。果然,上述公告颁布后五天,英军便在港岛强行登陆,并开次日占领了该岛。所谓“初步协议”,本无具体名称。《穿鼻条约》或《穿鼻草约》之名,系后人所加。前者始见于1895年欧德理的《欧西于中土:从开始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英文),后者初见于1928年马士和宓亨利的《远东国际关系史》(英文)。“条约”与“初步协议”并非同义词,欧德理之说无疑不合逻辑。马士等将它称作《穿鼻草约》,掩盖了义律的破绽。我国最早以中文传播《穿鼻草约》说的是萧一山和蒋廷黻。前者根据马士的著作,在1928年出版的《清代通史》(卷中)一书中说双方于1841年1月20日“议定草约”。后者很可能受马士的影响,在1931 年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也称琦善“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不过他只摘引义律“公告”的内容而故隐其名,并将“定约”的日期提前了一天,无形中又抹去了义律作伪的痕迹。尽管中国史家对琦善的评价大多与蒋廷黻有别,但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未见有人对蒋氏所言《穿鼻草约》提出质疑。这就是《穿鼻草约》之说的由来。可见,旧时一些史籍中提到的《穿鼻条约》或《穿鼻草约》,特指义律所谓的“初步协议”。有些论著将同年1月27日和2月13日义律向中方正式提出、琦善均未签署的两个“条约草案”也称为《穿鼻草约》,似欠妥。1月 31日,琦善就27日英方草案拟成修正案《酌定章程》四条,送往义律处,因彼此在割让香港等问题上意见相左,英方未予考虑。有人把它视为琦善擅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的证据,这是说不通的。自1958年英国学者安德葛在《香港史》(英文)一书中首次指出“这个协议事实上从未签订”以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考证,得出了合乎事实的结论。十几年前,笔者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局查阅有关档案,也找不到琦善与义律“达成初步协议”的证据。遗憾的是,我国新版的历史教科书和一些近代史著作,依然保留着沿袭多年的《穿鼻草约》旧说。应当说,1841年1月20日义律诡称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一事,是英国对华实行军事进攻与外交讹诈两手政策的重要例证,真实地反映了近代英国对华关系的性质与特征。这是研究近代中英关系史不可不加注意之处。

余绳武:义律伪造此约的痕迹非常明显,破绽很多。第一,如果双方曾签定草约,上面必定有琦善和义律的签名和印章,且他们必曾将草约文本呈送本国政府审查批准。但是事实证明,清政府事后仅仅风闻琦善私割香港的传说,始终没有见到草约或搜集到其它可靠证据。同样,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未收到经琦善签名盖章的草约文本,他是从英国报纸所载义律对在华英侨发布的公告中获悉此事的,并于1841年5月致函义律,明确地认为在琦善和义律之间“并不像签订了关于割让香港的正式条约。”第二,中英两国关于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的档案保存相当完整,并且均已解密,其中并无一件能证明“穿鼻草约”的真实性。在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沙角、大角后,琦善万般无奈,曾允许“代为奏恳”并不等于他已和义律就割让香港达成初步协议,更不曾订立什么“穿鼻草约”。第三,如果事实真如义律在1月20日公告中所说,他和琦善已就割让香港达成了初步协议,那末,他就根本无需在1月27日和2月中旬喋喋不休地继续要求割让香港岛。义律的这些行动,有力地自我揭穿了关于存在“穿鼻草约”的谎言。

主持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心愿。根据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香港问题的科学构想,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1984年9月,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2月19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并作出了使香港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其他安排,这就圆满地解决了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洗雪了中国人民蒙受的百余年的民族耻辱。当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即将载入史册之际,回首往昔,我们应该牢牢记住那段历史。

绘图:萧泽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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