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
国家构建、民主化回应与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
孙 超
［内容摘要］ 以往关于中亚国家构建的文献多着眼于中亚民族—国家建设，忽视了与此密切相关的国家权力集中与制度合法性建设的有机联系，更回避分析中亚各国应对外部环境的制度适应性。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得益于稳定秩序三角，即权力集中、合法性策略以及对国际民主化浪潮的灵活回应。具体来说，中亚政治精英迅速适应了国际社会中的民主扩散进程，在此基础之上培育了独特的选举文化来完善总统制权力框架，以积累制度合法性，并通过政治共同体建设培育了新的政治民族。这些因素有力地促成了中亚政治秩序的稳定。这种稳定局面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延续。
［关键词］ 国家构建 驯服民主化 中亚 政治稳定 制度合法性
一、导言:中亚政治稳定之谜
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一个政治稳定的强大政府是政治现代化最为必要的因素，也是较难达到的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易滋生动乱，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自2000年以来，与其他的后苏联空间次地区① 按照巴里·布赞的说法，除俄罗斯之外，后苏联空间次地区分为波罗的海国家、西部国家集团、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与西部集团和高加索地区相比，2000年之后中亚政治显然较其他次地区呈现出更加稳定的态势。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382页。 相比，中亚政治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稳定性。除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两次因权力继承问题而引发的政治危机之外(即2005年郁金香革命，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大规模骚乱)，中亚4国基本上保持政治稳定。① 具体参见杨恕:《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形式及其评估》，载王缉思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268页。 中亚各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尝试了不同的政体类型——自由民主制、有限可控的民主制度、软性或强硬的威权统治，但这些尝试却无法为西方人所标榜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作注脚，更难成为“转型学”研究的典型案例。令学界困惑的是，同样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政治改革，中亚各国的政治转型并没有沿着西式民主道路“线性发展”(linear progress)，但依旧能赢得民众的多数支持。② Ajay Patnaik，“Central Asia:Between Stability and in Stability，”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53，No．3 ～ 4，2018，p．189．
持续关注冷战后政权变革的斯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卢坎·威(Lucan Way)尝试解释这一谜题。他们将后苏联空间各国政体纳入威权体制模型进行分析，认为此类政体的稳定与两个变量有关，即同西方联系程度和自身组织化水平。③ 具体参见斯蒂文·列维茨基和卢坎·威的一系列文章，Lucan Way，“The Real Causes of Color Revolution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9，No．3，2008，p．62;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No．2，2002，pp．51 ～65;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International Linkage and Democratiz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No．3，2005，pp．20 ～34。当然，列维茨基和威并没有详细研究中亚各国政权，其文献也只是研究了发生颜色革命的吉尔吉斯斯坦，其后出版的专著所提出的有关民主化国际因素理论没有将中亚政权作为案例进行直接研究。参见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83～236．但其构建的理论粗糙，难以解释与欧美各国保持密切联系，且长期受到影响的中亚各国却一直能够保持体制的稳定性。欧洲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批评中亚国家的政治不仅是不民主，更是转向个人主义统治，从而催生了更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威胁地区安全。④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388页。 但其推论面临着更多否定性回应，在当前“伊斯兰国”组织圣战分子回潮、阿富汗安全环境恶化的前提下，中亚面临的安全威胁依然是有限的。胡安·林茨(Juan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沮丧地发现，中亚的3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度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是最低分，多元化程度甚至低于当时残存的南斯拉夫。这些政权由于苏联解体和武装冲突的蔓延导致的经济混乱延迟了民众对政治的满足条件。① ［美］胡安·林茨、［美］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472页。 因此，中亚各国的政权建设中国家性要高于民主化，正是对国家性的强调促成了中亚政局的稳定。另外一些学者将此归因于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示范效应，即中俄两国实现现代化稳定繁荣的理念在中亚“政治观念市场”上大受欢迎，从而造就中亚各国领袖注重体制安全的风格，由此导致中亚体制长期稳定。② Mariya Y．Omelicheva，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5，p．59．但这种宏观的解释框架依然无法回应中亚地区政权的特殊性。对于中亚政权的稳定特性，甚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界定为民主化的“亚洲模式”(A-sian Model)，即在控制行政权力的前提下，将政治稳定和可预期性视为政治发展最重要价值。③ Fatima Kukeyeva and Oxana Shkapyak，“Central Asi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Vol．81，2013，p．80．
国内学界也一直关注中亚的体制稳定和安全，大多是从主权行为体的制度建设和威胁控制入手。一类文献从民族—国家建设研究入手，探讨中亚政治演变的动力效应。当前的中亚国家多未在历史上形成以国家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各国从未有稳定和连续的国家民族意识，民众多将忠诚附着于以血亲为基础的部族(clan)和以地域为基础的氏族和部落(tribe)。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国家身份形成需要政权付出大量努力。④ 曾向红、杨恕:《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以塔吉克斯坦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0～163页。 部族政治强调成员首先应对部族忠诚，将国家视为资源和庇护力量的源头，以部族为核心发展权力网络。这种稳定不是静态的、均衡的，而是动态的权力平衡。正是这种权力平衡塑造了中亚的稳定和秩序，反之违背了权力平衡效应，政局可能会出现动荡和紊乱。① 具体参见包胜利:《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创建”之间的悖论——论哈萨克斯坦族际政治的困境》，《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赵龙庚:《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影响》，《世界民族》2006年第5期;包毅:《简析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部族政治文化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焦一强:《影响吉尔吉斯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3期;薛福岐:《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两度政变与政治发展前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乌兹别克斯坦］穆尔塔扎耶娃:《苏联的民族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实行》，《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吴宏伟、肖飞:《土库曼人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吴宏伟、张昊:《部落传统与哈萨克斯坦当代社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6期;雷琳、王林兵:《吉尔吉斯南部动态移民潮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民族—国家建设与体制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合而为一。中亚的政治变迁也是围绕中亚各国的国家性建设而展开，政权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利用各民族已有的神话、历史和文学将主体民族塑造为现代民族国家。② 曾向红、杨恕:《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以塔吉克斯坦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孙超:《我们是谁——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政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吴爱荣:《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进程探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 这种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是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暴力的。正是这种策略避免了中亚的政治剧变。另一种解释强调中亚对外部威胁的强力应对促成了稳定局面的形成，这种视角属于“冲击—反应论”。随着学界对“三股势力”研究的深入，中亚政治安全稳定性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③ 杨恕、林永锋:《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苏畅:《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基本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苏畅:《中亚国家政治风险量化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1期;许涛:《关于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苏畅:《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廖成梅、王彩霞:《“伊斯兰国”对中亚的渗透探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罗英杰:《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杨恕、林永锋:《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许涛:《关于中亚地区伊斯兰运动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 这类文献指出，正是中亚国家多年治理实践减少了中亚地区蔓延的“三股势力”对政权的冲击，反过来强化了政治稳定。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拓展了中亚地区问题的研究议程，对中亚政治“稳定之谜”从国家性、社会和宗教层面给出新的解释。但此类研究对国家精英的观念一致性处理忽视了政权建设的制度动力，即对中亚政权的稳定性从“想象”共同体出发，强调部族精英和国家精英“构建”的作用和力量，却没有深究政权构建中的制度约束及苏联政治遗产带来的路径依赖。④ Rico Isaacs and Abel Polese，“Between‘Imagined’and‘Real’Nation-Building:Identities and Nationhood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Nationalities Papers ，Vol．43，No．3，2015，pp．372 ～373．此外，以“行为体”为中心设置国家建设议程、应对外部威胁的“刺激—反应(强化)”模式的理论分析弱化了对政治稳定内在活力原因的探寻。
国内学界对行为体能动作用的关注事实上将“行为体”拉回了政治议程的中心。正如福山所言，2000年之后各国面临的政治转型更接近于第一波大众运动式特别是1848年那种革命压力下的转型。① L．Diamond，F．Fukuyama，D．Horowitz and M．Plattner，“ Reconsidering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5，No．1，2014，pp．91 ～92．尽管福山的论断未必正确，但他敏锐地发现西方转型学研究囿于国家自主性而带来范式危机。将行为体拉回讨论体制稳定的结构性变量之中，能更加系统地窥探中亚的政治变迁和演进，消除“悲观共识”(dismal consensus)。② 西方学术界日前兴起一股“悲观共识”，即认为后苏联空间的政体由于权威体制的稳固面临固化和衰朽的风险，这种偏见影响了西方学者对中亚政体的透彻分析，以至于总结出“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模糊的类型来减少对中亚政治研究失败的学术风险。具体参见Vladimir Gel'man，“Bring Actors Back in:Political Choices and Sources of Post-Soviet Regime Dynamics，”Post-Soviet Affairs ，Vol．34，No．5，2018，pp．282 ～296．本文尝试在行为体—结构分析模式中寻找到平衡点，认为中亚体制的稳定基于政治精英在回应外部民主化挑战前提下，利用苏联政治遗产进行权力集中、建设强力国家，促成保守性政治文化发展出了“稳定秩序三角”。而正是这“稳定三角”内在互动推动了中亚政治稳定性的形成。下文将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第二部分将围绕国家建设提出理论模型，从结构性视角思考后苏联空间国家建设的三个方面，即权力、合法性和民族国家的三方互动联系;第三部分总体讨论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通过比较的视角，以中亚5国为例，运用理论对其体制变迁进行分析性叙述和过程追踪，最后一部分进行总结。
二、后苏联空间各国国家建设整体方案的形成
研究15个后苏联国家的共性政治规律并不容易。除使用统计学方法的尴尬之外，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各政治体极大的地缘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在苏联时期就已展现出来。即便如此，一些比较政治学者依旧执着探讨后苏联空间各国政治演进的共性规律，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对这些行为体的排他性关注容易被理论合理化，也更容易理论化。① ［美］阿伦·利帕特著，吉磊译:《比较研究中的可比较案例策略》，载高奇琦主编:《比较政治学前沿: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页。 其次，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面临的任务相同，各国官僚制、军事单位、经济网络、行政区域甚至是国家边界都面临重构的使命。各国均要面临国际承认、国家构建和跨国交往等各项议程。西方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制定了各项议程，也要求这些国家尽快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最后，政治精英在新国家建立之时就亟待处理三元关系，即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和跨界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民族(族群)问题成为后苏联空间各国国家构建进程中棘手难题。② Alexander J．Moty，l“After Empire:Competing Discourse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 Post-Imperial Eastern Europe，”in Barnett R．Rubin and Jack Snyder，eds．，Post-Soviet Political Order :Conflict and State Building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 ～15．
除了应付国家建设和民族问题之外，这些新生政权还面临复杂的外部压力。苏联解体带来的霸权震颤(hegemonic shock)给后苏联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三重压力:即维持既定不变的政治结构将会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制干预的风险，受西方支持的“民主支持力量”和“民主援助项目”，以及亲西方政治精英为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尝试。③ 具体参见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ru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No．3，2014，pp．561 ～597。为了缓解这些外部压力，政治精英开启了政治再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转型(transition)，或被称之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④ 转型(transition)一开始就与民主联系在一起，最早见于罗斯托的著名论文“Transition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探讨民主生成的起源问题。参见Dankwart A．Rustow，“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No．3，1970，pp．337 ～363;L．Diamond，F．Fukuyama，D．Horowitz and M．Plattner，“Reconsidering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5，No．1，January 2014，pp．86 ～ 87;Michael Mcaul，“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World Politics ，Vol．54，No．2，2001，pp．212 ～244．转型的前提是后苏联空间各国国家政治精英需承认当前政权体制带来的是落后、无序的政治光景，同时接受外界支持进行民主转型。民主化被视为一个摆脱共产主义政治遗产，转型至民主制并巩固的过程。⑤ 戴长征、李宏佳:《从“政治发展”到“民主化”——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区域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54页。 在一些研究中，非伊斯兰国家、二战前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国家经历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诞生和巩固后共产主义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① 详见 Grigore Pop-Eleches，“Historical Legacies and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No．4，2007，pp．908 ～926;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39～57页。
这种对后苏联空间新兴国家民主化禀赋和特质的强调无疑是进一步增强这些国家走向善治的压力，也为欧美各国对这些国家的干预提供了合理性。自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上大力支持东欧和后苏联空间国家民主转型。民主化成为服务于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最为实用的工具。② Thomas Carothers，“Democracy Promotion under Clinton，”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8，No．4，1995，p．13．对于刚从苏联解体中挣脱出来的新兴国家来说，国内的条件并不能维持持续性高强度的民主化进程，一些新兴政权开始逐渐在国家建设上用力，以至于戴蒙德(Diamond)质问亨廷顿所研究的“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第三波”是否已然终结。③ Larry Diamond，“Is the Third Wave Over，”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No．3，1996，pp．20 ～37．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意识到，民主化更多成为西方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而非进行善治的手段，民主化引起的混乱和动荡也逐渐显现出来。民主化一旦开启，未来的方向就不确定，政治秩序反而成为难题。④ 参见 Guillermo O'Donne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勘探布置1孔，孔深15m。闸基高程0.3～6.8m主要为第②层壤土，构成地基主要持力层，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渗透稳定性好，强度较高。
历经苏联解体和民主化初期建设经验的后苏联空间政治领袖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化带来的弊端，一些国家开始探索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即国家建设模式。相比民主化而言，国家建设是权力集中、制度合法化增强以及认同问题解决的过程。当然，国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权力争斗的过程。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表示，在新兴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对抗挑战而并非谈判妥协成为后苏联空间各国新旧政治精英互动模式。⑤ Michael Mcfau，l“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World Politics ，Vol．54，No．2，January 2002，p．228．在民主力量和非民主力量对抗的过程中，国家建设的隐含意蕴往往是非民主力量占了上风，这导致民主化的进程终止，新型威权国家的诞生。
也有观点认为民主化与国家建设是政治现代化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公民权的确立和扩散的过程;另一个是国家权力获得和巩固的过程。① 具体参见 Guillermo O'Donne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7 ～14。围绕着这两个维度兴起了广泛的学术争论，即谁为先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苏联空间各国走向“民主转型”，但这种民主转型并没有带来国家建设的有效成果，反而造成权力去中心化趋势。各国政治精英敏锐地发现90年代引起的几次大的国家危机——俄罗斯内部的分离危机、塔吉克斯坦内战、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出现的地方分裂势力，都是中央权力弱势带来的结果。民主化造成的权力去中心化往往降低分离和反叛的机会成本。② Marta Reynal-Quero，l“Ethnicity，Political Systems and Civil War，”The Conflict of Resolution ，Vol．46，No．1，2002，pp．29 ～54．2000年，南斯拉夫率先出现颜色革命，政治反对派倾覆米洛舍维奇政权，夺取国家政权要职，开启了新一轮民主化扩散浪潮的序幕。因此，在这种国际情境下，后苏联空间各国权力精英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组合型策略，即尝试通过民主化赢得西方的承认和支持，同时寻求适合国情的国家建设方案。2000年之后随着美俄两国围绕前南斯拉夫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也让双方分别意识到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再难构建。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民主推进”战略展现出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特点。西方国家对“古阿姆”组织的支持有目共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遭到挤压。美国的触角随着反恐战争的推进延展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③ 阮宗泽:《对21世纪初中美俄新三角关系的几点看法》，《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5期，第15页。 如表1所示，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民主推进”战略，一些后苏联空间国家权力精英在国家建设方案上形成了共识，对政权建设强调以稳定和秩序优先，突出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以国家共同体为核心塑造政权的合法性。这就形成了一些新兴国家的政权稳定的“三元逻辑”，围绕国家性构建民族—国家—人民共同体，分别对应着政治民族构建、军政权力集中(暴力的合法性垄断)以及选举型文化的塑造。一方面，围绕着国家机器的运转形成了稳定的统治集团，并确立了国家对社会的优先性，从而确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新旧政治精英达成妥协，形成了“总统式英雄”政权，以政治强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将人民、民族和国家统一在强力的政治文化范畴中，并以国家作为认同的核心塑造统一的共同体。① Anna Grzymala-Busse，Pauline Jones Luong，“Reconceptualizing State:Lessons from Post-Communism，”Politics＆ Society ，Vol．30，No．4，December 2002，p．534．
如表3所示，乌兹别克斯坦的部族体系已经存在接近一两百年的时间。当前乌兹别克斯坦内部也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地区(塔什干、纳曼干、安集延和费尔干纳州)，这一部分历史上原属于浩汗国;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布哈拉、撒马尔罕、卡什卡达里亚州、苏尔汉河州、吉扎克州以及纳沃伊州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历史上原属于布哈拉汗国;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花剌子模州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历史上原属于希瓦汗国一部分。④ Yury Fedorov，“Uzbekistan:Clans，Succession and Stability，”Security Index ，Vol．18，No．2，2012，pp．43～44．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这三个地域之间差距较大，而内部又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建构起乌兹别克斯坦独特的政治经济地域景观。在这三个地区中，费尔干纳州、塔什干市和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最具有地方代表性。约60%的乌兹别克人居住于此，这些地区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中心地区。这三个地区的精英基本上控制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和经济资源。
表1 后苏联空间政治精英国家建设的组合方案
在这种民主化的压力下，一些中亚国家制度构建并没有停滞，反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亚强人总统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强人的领导下，国家性问题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除紧跟俄罗斯体制而赢得俄罗斯的相应支持之外，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持续将国家的意识形态发展为全民族的政治共同体认同。总统率领民众在丰富油气资源的基础之上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并构建统一有力的民族共同体，“保障民众的安全与福祉”。③ 详细参见Mariya Y．Omelicheva，“Authoritarian Legitimation:Assessing Discourse of Legitimacy in Kazakstan and Uzbekistan，”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5，No．4，2016，pp．1 ～21．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且还能将总统塑造成为高于政治之上的领袖形象。这两国的社会力量被国家话语牢牢掌控，西方民主势力很难寻找到一致立场的精英支持。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之后，中亚各国深切认识到美国和欧盟更愿意支持亲西方的面向市场的政权，而不是该地区现存的脆弱体制。④ 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的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18页。 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的理由，一些国家采取平衡外交战略，同时欢迎大国在中亚竞逐，上演了“小国政治的喜剧”。⑤ 具体参见王树春、王洪波:《冷战后小国推行平衡外交的不同结果——基于欧亚和东南亚小国的对比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3期，第3～21页。 而中亚的政治稳定局面也逐渐形成。
第三条道路则专注于本国的政权建设，形成了“以我为主”发展特色。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威权制度的建立将拒斥西方的“民主化”推进为源动力。在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感到自身深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俄罗斯人的本能和传统的不安全感发挥着作用。这导致俄罗斯国家精英不断探索防范颜色革命的新技术:对有威胁的海外非政府组织进行取缔;加强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建，打压反对党;发展爱国青年组织，鼓励爱国社会运动;拓展以“普京主义”为内核的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③ 具体参见孙超:《普京用政治技术防范颜色技术》，https://www．guancha．cn/sunchao/2015_03_17_312095_2．shtml。 白俄罗斯邻近俄罗斯。这个地缘邻近的小国形成了对俄罗斯长期追随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不利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培育，加之俄白利益捆绑强化白俄罗斯在长期政权建设中不断巩固“威权政治”，警惕西方民主浪潮的威胁。④ Kathleen J．Hancock，“The Semi-Sovereign State:Belarus and the Russian Neo-Empi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2，No．2，2006，pp．117 ～118．最后就是中亚强人总统制，这是中亚国家精英在有效回应西方民主化浪潮前提下形成的国家建设策略。这种政治策略将民主驯服为支持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对巩固中亚的稳定政治秩序发挥关键作用。
三、中亚各国政权生存和建设:在挑战中前进
中亚各国自独立起面临三项任务:进行国家建设、转向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社会。① Claus Offe，“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Social Research ，Vol．58，No．4，1991，pp．865 ～902．其中国家建设，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成为其他两项有效进行的必要前提。② 参见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民族—国家方案是一份宣言，界定了领土范围的管辖权(国家)和政治共同体(民族)。③ 菲利普·罗伊德著，练睿民译:《民族国家创建方式》，载郭忠华、郭台辉编译:《当代国家理论:基础与前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中亚各国建国之初遇到了大量的问题，首先就是国家能力提升和国家认同形成的难题。复杂的政治斗争、恶化的地方经济和不断滋生的族群冲突给中亚各国的稳定秩序带来冲击。由于中亚国家大多未在历史上形成以国家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民众多将忠诚附着于以血亲为基础的部族(clan)和以地域为基础的氏族和部落(tribe)，难以将对苏联时期各地方政权政治的忠诚上升为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认同和支持。因此，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国家身份形成需要政权付出大量的努力。④ 曾向红、杨恕:《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以塔吉克斯坦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0～163页。 因为现代意义中亚强国不仅要懂得控制国内人口和吸取国内需要物资和人力资源，而且也需依赖最低程度的专制治理和不稳定形势的治理。⑤ ［澳大利亚］琳达·维斯、［澳大利亚］约翰·霍布森著，黄兆辉等译:《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6页。
依靠旧有的官僚制度，中亚政治精英们面临着复杂的社会情势:这些精英没有建立凝聚力强的政党，也没有阶级和社会基础，而设计出来的政策也很难有效执行。⑥ Boris Rumer，“The Gathering Storm in Central Asia，”Orbis ，Vol．37，No．1，Winter 1993，p．101．支持中亚总统的民众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表达忠诚，在危机和冲突中更容易被动员起来。为了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些领袖依附于旧有的部族和集团，一时之间中亚的统治似乎具有“倒退”之嫌。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成为总统之后，一方面巩固玉兹势力在哈萨克斯坦政治中的绝对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哈萨克族对国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构造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并立即开启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设议程。卡里莫夫不仅支持乌兹别克语的发展，还以乌兹别克人为中心，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对国家历史进行再思考、品读和阐述，支持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发展。①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2、128、130～137页。 卡里莫夫一直竭尽心力构建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国家，并谋求民族团结，乌兹别克斯坦在2005年之前一直被视为中亚的“稳定之锚”。但即便是卡里莫夫，也很难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地区政界高层。中央与地方之间通过非制度化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央若要任命地方大员，必需要经过地域部族领袖的同意，而地方培养出来的精英若要在中央任职，需要与其他地域部族精英竞争，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总统的认可。② Lawrence Markowitz，“Local Elites，Prokurators and Extraction in Rural Uzbekistan，”Central Asian Survey ，Vol．27，No．1，2008，pp．1 ～14．这种极其特殊关系发展出乌兹别克斯坦部族政治中“新庇护主义”。这种庇护主义不仅高成本地维持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也加速了权力的地方化。③ Marlene Laruelle，“Discussing Neopatrimonialism and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in the Central Asian Context，”Demokratizatsiya ，Vol．20，No．4，2012，p．317．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在苏联解体初期担任土库曼斯坦总统，这对于土库曼其他部落精英来说，是其所属的特克部落的胜利，特克人依然占据国家职务的3/4以上，尼亚佐夫获得了特克部落的极力支持。尼亚佐夫在任期间建立威权政府，吸引外资开发本国丰富的油气资源，对外坚持中立原则，制定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④ 王四海、秦屹:《中亚国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作用——以土库曼斯坦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8～118页;赵龙庚:《土库曼斯坦:改革开放走新路》，《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2期，第60～61页。 土库曼斯坦总统在构建国家民族上也不遗余力，与中亚4国一样进行民族史学重新书写，支持伊斯兰复兴运动，逐步实现“去俄罗斯化”进程。⑤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3、122～123、133～134页。
相比中亚3个强人总统而言，另两国在苏联解体之后陷入族群冲突和内战争端之中。吉尔吉斯斯坦在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期间，频繁修改宪法，扩大总统权力，最终逐步走向家族政治。在其执政期间，部族主义一开始在农村地区影响较为明显，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多，部族主义在政治上影响力逐步增强，部族主义思想渗入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之中。① 薛福岐:《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两度政变与政治发展前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7页。 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以及经济转型面临困境，吉尔吉斯斯坦陷入以部族为主导的南北地域集团的争斗之中。阿卡耶夫侵蚀了南部精英的权力影响力，造成比什凯克中央南方弱势。而塔吉克斯坦也面临政治分裂的风险。1991年塔吉克斯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31%的选民支持反对派候选人——来自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胡多那扎罗夫(Davlat Khudonazarov)，但最终还是拉赫蒙·纳比耶夫(Rakhmon Nabiev)胜选。反对派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政府有意操纵选举，拒绝承认大选结果。1992年，反对派力量在杜尚别游行示威，迫使政府重新组阁。很快北方和库利亚布集团对此表达不满，立即爆发了部族地域集团之间的冲突，并迅速升级为内战。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不同，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并不是由民族自决引起的，而是各部族地域集团因争夺中央政权而导致冲突升级的结果。尽管内战各势力以部族—地域来划分，但各势力并没有脱离中央政府，正式提出独立建国的诉求。因此，塔吉克斯坦内战可以被视为部族政治权力斗争、伊斯兰激进势力影响以及近邻阿富汗干预共同作用引起的内乱。② Lena Jonson，Tajikistan in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Radical Islam ，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06，p．42．塔吉克斯坦内战不仅没有解决部族政治带来的问题，反而给塔吉克斯坦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带来危机。由于部族—地域、伊斯兰认同在内战中得以强化，如何建设世俗化的国家民族就成为塔吉克斯坦现代国家建设较大的难题。在内战结束后，代表库利亚布部族—地域势力的拉赫蒙上台组阁，有意识任用不同部族—地域精英担任政府要员，并开启和平进程。塔吉克斯坦战后重建工作已迅速开展，但内战带来的心理创伤和认同危机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消除。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中亚的渗透加深。一些中亚国家认为向美国提供反恐支持，同美国开展相关的安全合作，可以避免美国对其内在体制的干预。④ 曾向红:《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41页。 然而，这种判断很快被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所改变。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对美国中亚政策的批评也让美国意识到，“再精致的民主化概念和政策如果不能落实在中亚政权变革上就是零”。⑤ Mariya Y．Omelicheva，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5，p．4．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能给反对派提供更大的“诉求”场域，另一方面民主选举的渗透也会迫使中亚政治领袖意识到制度中性的重要性，反而促成反对派力量的生长。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带来的“街头抗争”反映出政治反对派在持续性、定期的选举中可以联合起来，转变为可怕的颠覆性力量。① 具体参见 Nicolas Van de Walle，“When Do Oppositions Coalesce in Electoral Autocracies?”Einaud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No．01 ～05，Cornell University，August 2005． 非民主国家，不论是在民主化道路上转型政体还是权威政体，都是与国家建设相悖的。② Thomas Carothers，“The‘Sequencing’Fallacy，”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8，No．1，2007，p．14．
地区秩序的形成往往以地区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为基础。苏联解体之后，后苏联空间新出现15个独立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围绕在俄罗斯周围，一些国家迅速加入欧盟，成为新欧洲的成员国。① 1995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完成入盟谈判，正式加入欧盟。2002年波罗的海三国顺利加入北约，脱离了欧亚地区安全复合体。 而其他国家则依然处在后苏联空间地区，受俄罗斯强力影响。受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莫斯科处于体制经济的活动中心，俄罗斯政权取代苏联政权继续发挥杠杆作用，继任的国家对保存经济整体性的动机依然强烈。② 侯敏跃、［俄］亚历山大·利伯曼主编:《转型时代联邦主义与地区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在利伯曼(Alexander Libman)看来，俄罗斯通过小多边甚或是双边合作既能够减少欧亚地区大多边主义中一些国家制造的破坏性行动，也是欧亚地区各国“用行动投票”的结果。③ 1992年统一武装冲突的崩溃，1993年俄罗斯倡导的统一货币的失败，1994年后独联体本身出现越来越多问题促成俄罗斯精英对多边主义一体化产生更大的疑虑。参见侯敏跃、［俄］亚历山大·利伯曼主编:《转型时代联邦主义与地区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顾炜也认为俄罗斯通过“拉小车”既能够保证弱势的俄罗斯在东亚的收益，同时减少维持成本，当然代价是缩小“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范围。④ 顾炜:《中俄战略协作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对于新成立的中小国家来说，共存于苏联的历史记忆导致同俄罗斯合作的模式非常熟识，与俄罗斯合作的目标并不在于达成新的目标和标准，而是在于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即拥有高度经济合作和政治凝聚力的共同体联盟。① Alexander Libman and Evgeny Vinokurov，Holding 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2012，pp．12 ～13．因此，小多边主义经济政治一体化合作较俄罗斯完全主导的安全联盟更具有重要性。这是因为在俄罗斯观念中，真正的强国需要将国内和国际角色联系起来，如果外层(国际)削弱了，那么内层机会不稳定，影响到俄罗斯在全球层次影响力的拓展。②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如果说国家建设上的挑战、经济转型的困境都是中亚各国在独立初期摸索所遇到的问题，国家“承认”问题就表现为中亚各国以何种姿态获得尊重和支持。中亚各国在建国之初就陷入“身份焦虑之中”。这既表现为中亚各国如何迅速抛弃苏联时期“地区共和国”的观念，摆脱对莫斯科政治服从的传统心态，首次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走向世界处理对外关系，也表现为如何在与美国、俄罗斯和周边大国打交道时获得“平等地位”，更在于如何理顺中亚次地区各国关系，以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合作。② 具体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5～155页。 在20世纪90年代，中亚各国遭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蔑视，这种蔑视主要表现在美国并不将中亚视为对外政策的“特定对象”，甚至将“中亚”一度视为俄罗斯理所应当的势力范围，且对美国没有利益妨害。③ Evgeny F．Troitskiy，“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Global Security ，Vol．27，No．3，2007，pp．416 ～417．在美国对外战略中，中亚成为周边大国角逐的场域，是全球安全角逐的重要战略中心。但是，正是地区比国家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思维阻碍了中亚各国展现主权意志和国家魅力。也正是这种环境的存在使得中亚各国逐渐强化了维护国家荣誉的行动:迫切参与国际交往，加入国际组织，创设与中亚相关的国际议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各国尽管具有要求秩序稳定的诉求，但族群冲突和地域分歧却是中亚发展成为“战争火药桶”的最大隐患。2000年之后，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之后，中亚政权虽然面临体制安全潜在威胁，但总体保持稳定，其主要原因还是上文提到的“稳定三角”秩序原理。尤其是颜色革命之后，在西方力量深度介入中亚后，原本形成的政治秩序又进一步稳定，甚至可以说促成了“中亚体制安全和稳定”。
后苏联空间的国内政治秩序的巩固并不是苏联制度遗产自然发展的结果，因而也因各国的政治转型而产生不同的国家建设组合方案(如表1所示)。各组合方案在变革社会中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秩序。围绕着是否继续体制转型形成两个方向:一个强调民主化或者“欧洲化”，构建符合西方民主治理模式的政治体制，典型代表如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另一个则围绕着内在的“以我为主”的制度构建而提升体制安全，例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等。而每种方向也因国家精英对西方民主规范支持与否形成了两种策略，即包容性策略和“他者化”策略。各国对民主化浪潮的不同回应和策略成为各国国家建设道路的分水岭。一些国家内部发达的公民社会摒弃自苏联时代以来的权力精英对国家职位的垄断，通过社会运动实现政权更迭。① 曾向红、杨恕:《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颜色革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6年第2期，第57页。 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就出现了“国家治理不灵”的情况:一方面，独立后的政权已丧失了执政能力;另一方面社会抗争力量缺乏妥协和协商的精神，最终走向“颜色革命”，但通过这种街头抗争实现政权更迭并未带来政治稳定，相反上台后的抗争领袖采取“他者化策略”，将俄罗斯视为“民主转型和巩固阶段”的潜在威胁，这不仅带来了地区冲突和内部危机，也加剧政局恶化，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另一些国家采取包容性策略，接受西方的影响，在建立民主制基础上强化总统制，形成强人政治格局。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摩尔多瓦。摩尔多瓦作为后苏联空间的边缘性存在，其国家就建立起议会制政权，实现了“政治多元主义”。但是，由于总统卢钦斯基(Petru Lucinski)与议会的长期对立，这导致摩尔多瓦总统权力弱势，也影响其处理对俄关系和国内德涅斯特河左岸分离问题。反过来，国家分裂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摩尔多瓦中央权威更难以树立。① 孙超:《分离冲突的起源:基于国内外联动的视角》，《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29～30页。 议会制难以成为各国在解决国家性问题上的有效设计，摩尔多瓦的“教训”甚至成为后苏联空间各国学习国家建设的“负面案例”。正如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在其文中所言，摩尔多瓦领袖们经常谈及“尤先科”的失败表现，事实上他们是否真能认真学习还未可知。② ［日］松里公孝著，龙腾译:《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与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47页。
四、中亚政治制度“稳定秩序三角”的形成
与相对于积极进行民主化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比，中亚各国精英深切认识到民主化的实质在于保护已构建的体制的安全，并生发出促成中亚体制认同增强的政治规范。对“民主”中亚式的理解，即在不否定西方的普世价值基础上，坚持在强国家性道路上形成独特治理风格。在国家建设的组合方案中，除吉尔吉斯斯坦以外，中亚4国采取了“包容性”策略，在有效吸取其他国家政权建设失败的教训中走上了自主政权建设的道路。这种“包容性策略”既没有排斥西方对中亚各国的影响，又赢得了国际声望，反而促成了中亚国家建设的进行。这种相互协作的关系促成了中亚稳定式政治文化，加速中亚“政治稳定三角”的形成。下面详细叙述促成中亚政治稳定的诸要素。
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马克思对自由的探寻和信仰其现实的根基在于对现实不自由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异化理论正是其展开对自由真切追寻的理论前提。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研究目前已经达成了共识性的认识，那就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生成源自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尤其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种种不自由状态的揭露和批判。异化的生存状态使人根本无法获得全然属于自我的发展空间和生活意境。因此，只有通过对于异化特别是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才能实现人类对自由的价值诉求。
(一)大国的地区竞争与国家性强化优先地位的确定
相比国家建设而言，中亚各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这两项任务的战略目标较为清晰，且有现成模仿和借鉴的经验。但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回顾来看，中亚各国完成这两项任务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在从单一经济结构转向市场经济时，中亚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最后则是促成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协调并进，巩固国家建设成果。在剔除“计划经济崇拜”、“公有制迷信”和“平均主义意识”前提下，中亚各国根据自身的禀赋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整个90年代，5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渐进式，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缓慢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另一种类型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休克疗法”。① 常庆:《中亚五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探讨》，《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70页。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亚各国调整了国家对市场互动关系，中亚各国热情拥抱全球化，扩大开放政策促使外资加速涌入。外商带来的先进设备和工艺以及市场管理经验一度形成了增强国家力量的“后发优势”。② Gregory Gleason，Market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Strutural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1．但中亚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带来风险。由于中亚国家精英关于市场经济知识存量和改革经验极为有限，国家精英同时需要过渡空间给新旧体制转换提供余地。这导致经济转型更多地带有强力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色彩，经济转型给社会也带来摩擦成本。这些因素也一度影响中亚各国精英对转型和全球化的态度。③ 张养志、郑国富:《中亚五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7年第1期，第48～50页。 在整个90年代，中亚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呈现下降趋势，通货膨胀急剧增加，国家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加重，中亚各国贫困问题凸显。① 具体参见杨进:《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0页。 这些挑战严重影响了中亚政权的稳定性。
尽管小多边主义在解释俄罗斯地区秩序的形成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欧亚联盟还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构建，各成员国并不热心于积极参与俄罗斯地区秩序的构建。反而这些国家更愿意采取“平衡外交”，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取得平衡，通过大国博弈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堪称“小国政治的喜剧”。③ 具体参见王树春、王洪波:《冷战后小国推行平衡外交的不同结果——基于欧亚和东南亚小国的对比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3期，第3～21页。 俄罗斯对这种地区秩序的形成不仅未能完全达到权力护持的目标，其形成的秩序的吸引力也在逐渐下降，中小国家的追随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而非地区合作利益。④ Fredrik Doeser，“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 Small States:The Fall of the Danish‘Footnote Policy’，”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6，No．2，2011，p．243．中亚各国大多是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地区秩序形成的起点始于1995年成立的独联体关税同盟，随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加入。该组织力图实现在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下进行的宽广合作，实现资本、人员和贸易内部自由流动，实施共同的关税方案。但是，这一组织很快就因各国关税税率不统一而难以运行，1998年各国突遭经济危机而开启贸易保护主义，致使该组织停止运作。2000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涵盖了前关税同盟成员，在2006年吸纳了乌兹别克斯坦。⑤ 乌兹别克斯坦认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工作缺乏效率，俄白哈三国拟建的关税联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从这一组织中受惠，2008年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 相比于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成了部门委员会，职能涵盖了交通、能源、关税合作和移民管制等领域，并切实加强了欧亚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⑥ Alexander Libman and Evgeny Vinokurov，“Autocraci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The Eurasian Case，”Post-Communist Economies ，Vol．30，No．3，2018，pp．4 ～5．201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成立关税同盟，2015年将其发展为欧亚经济联盟，以扩充成员、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机制对接合作“三步并举”的策略推动一体化建设，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很快加入。2016年，普京在圣彼得堡论坛上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即在欧亚经济联盟的基础之上，有意使用“欧亚地区”，其实质是通过小多边主义的机制运作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之中。
表2 美国对中亚各国的双边民主援助(1992～2008)
俄罗斯倡导的欧亚地区一体化增强了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相互依赖。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使之在政权建设上与俄罗斯有着体制上的“亲近性”。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对地区秩序形成的目标不仅在乎护持地区权力，更在乎维护自身威权政体的稳定和持续性。尽管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在下降，甚至中亚各国出现“去俄罗斯化”的现象和行为，但俄罗斯通过施加给中亚各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塑造了中亚政权的威权特质，甚至与美国形成了国家建设方案相互竞争的格局。“9·11”事件之后，由于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的地缘战略位置，中亚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成为美俄竞争的重点地域。美国力图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安全和价值体系之中，塑造中亚的发展方向和地缘政治环境。① 参见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0～163页。 (参见表2)欧盟也将中亚内部的体制问题视为致力于解决的关键目标，制定通过《新中亚战略》，拟定了在民主、法制、教育和贸易等多方面与中亚各国进行合作的计划，向中亚各国提供长期稳定的援助资金。中国也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个多边合作平台为中亚互联互通发挥着积极作用。与其他三方不同的是，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在于寻求“互利共赢”，维护地区的和谐与稳定。② 《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8/c_117273079_3．htm。
例如图2所示，对于“Y”字形道路交叉处，图2a为地理国情道路中心线表示方法，图2b为基础测绘数据表示方法，两者整合后生产数据库中表示为图2c。
本组两例患者均诊断为SAP继发胰周坏死组织感染，经微创穿刺治疗后痊愈出院，后并未出现AP复发，但2年多后再发胰腺尾部假性囊肿。这种迟发的PPC的成因并不明确，结合临床及实验室检查分析，考虑为首次AP发作致胰腺组织破坏后胰腺包膜未完全愈合，可能残余微小胰瘘，此时胰管与腹腔相通，少量胰液间断外渗至腹腔间隙，引发局部组织增生、包裹，积液形成。随着囊肿形成及机体修复，内瘘逐渐阻塞，胰管与囊肿不再相通[9-11]，最终形成囊肿。此两例患者提醒我们SAP临床治愈后可能存在微小胰瘘，长期渗出但症状不明显，直至形成PPC，时间较长，故应增加对患者的随访频率，以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一时之间，中亚地区成为各国相互展示影响力的舞台。美俄两国成为中亚“大游戏”的主要角色。美国由于在中亚拥有全球霸权“先占优势”，视中亚为其冷战胜利的成果，极力弱化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俄罗斯一直将中亚视为特殊利益的地区和传统势力范围，阻止美国对该地区的渗透。③ 赵华胜:《中亚:谁的“大游戏”》，《国际观察》2016年第4期，第91页。 尽管美国并不强调将中亚政权塑造为民主国家，但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民主改造将中亚国家塑造为亲美阵营的成员。美国常对中亚政治指手画脚，为民主改造奠定“舆论基础”。美国部分官员或学者就中亚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作出评论，公开表达强硬立场。美国对中亚的援助多带有政治倾向，对支持民主建设方面积极回应予以回报，而对不符合美国意志的政权构建则提出批评，甚至进行相应制裁。俄罗斯也意识到美国在中亚的渗透，并提早布局。俄罗斯尤其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危机之后，俄罗斯总统创建了特别部门——地区间关系与文化对外交往局(The Directorate for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ntacts with Foreign States)，旨在推动后苏联空间地区亲俄国家的友好交往。④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ffice Subdivisions，”http://en．kremlin．ru/structure/administration/departments． 其第一任局长科勒洛夫(Modest Kolerov)批评西方在后苏联空间塑造亲美势力，影响了一些新兴国家的主权的发展，以至于一些国家的“主权化”(sovereignization)建设频遭中断。⑤ Modest Kolerov，“What We Know about Post-Soviet Countries，”https://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_7337．
美国在中亚策动的颜色革命导致对中亚各国体制的威胁激增，对美国的疏远和防范使得中亚各国转向俄罗斯寻求庇护。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亚政权的稳定得以强化，威权政体的向心性和体制间合作与协调增强。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这些体制间共同合作包括采取集体行动，打击反对派，警惕民主化的扩散，包括不给异端分子提供庇护、封锁敏感互联网站、相互禁止政治异见者在他国印刷作品，不允许西方民主类非政府组织进行跨国活动等。① Thomas Carothers，“Backlash against Democracy Promotion，”Foreign Affairs ，Vol．85，No．1，2006，pp．55～68．中亚各国也积极回应俄罗斯的倡议，以主权和国家性作为原则“提防”西方的民主化浪潮。从2005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驱逐了60%的NGO组织，并通过法案对媒体进行国家管制，谴责美国削弱其主权。② Ibid．，p．57． 塔吉克斯坦的官方媒体谴责美国支持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是一种犯罪。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以干预内政为由驱逐了两名美国外交官。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要求美国撤出玛纳斯空军基地，以获得俄罗斯承诺的3亿美元的经济发展贷款、1．5亿美元赠款和减免1．8亿美元债务。③ 曾向红:《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第37页。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谴责美国不要尝试利用非政府组织干预他国内政，并通过较为严厉的法案限制本国政党与外国实体的交往。④ Vitali Silitski，“‘Survival of the Fittest’: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ac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ollowing the Colored Revolutions，”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3，No．4，2010，p．342．被西方引用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年底发生在哈萨克斯坦西部港口城市扎瑙津(Zhanaozen)事件，反对派和所谓的“人权人士”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多人伤亡。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多名反对派人士，并控制媒体，对扎瑙津高级别安全官员进行逮捕。⑤ Colin Knox and Sholpan Yessimova，“State-Society Relations:NGOs in Kazakhstan，”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Vol．11，No．3，2015，p．301．在与俄罗斯密切的多方位合作中，中亚各国政权的国家建设的理念竞争暂告一段落，而与俄罗斯的“体制接近”也促成了中亚政权延续后苏联时代的集权传统，国家性建设占据主导地位，而民主化力量随着美国等西方力量在中亚的影响力的下降而逐渐丧失观念市场，对中亚政治精英的吸引力下降。
正是这一系列举动也让美国充分认识到在中亚进行民主推进项目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目标。由此，美国开始调整战略目标，将地缘政治而非政治更迭作为美国中亚战略最为核心的目标。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通过将中亚国家整合进南亚所谓的“大中亚计划”，以实现美国的目标。对中亚民主的推进也演变为美国与中亚的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安全、能源和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合作。① 贾少学、毕洪业:《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及前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44页。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通过新一轮制裁法案，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但美国在中亚对俄竞争呈现出整体温和情况。俄罗斯在中亚趁机扩大影响力，继续通过小多边主义渗透俄罗斯的国家建设方案，辐射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活力。② 陈亚洲、曾向红:《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政策:继承与调整》，《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87页。 而中亚各国也保持平衡立场，与各个国家进行开放式的合作。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起来。中国与中亚的合作渗入“上海精神”的要素，尊重多样文明，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合作准则，促成了新型关系模式的成型。中亚政权也因民主化浪潮的暂时消退而呈现出稳定性态势，而这种稳定态势也积累成为稳定性“惯性”，为其他体制稳定性要素的成长奠定基础。
由于无论哪个大国都无法在中亚取得绝对的影响力，同时中亚各国极具特色的多向度外交促使中亚地区形成了复合式的权力结构网络，上演一出“地区国家政治的喜剧”。为了争夺影响力，大国更为重视在中亚地区的国家构建的“理念扩散”。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理念扩散推动中亚各国政治自主性意识的迅速觉醒。自独立以来，中亚各国就一直奉行多向度的对外政策(multi-vector diplomacy)，通过制衡大国权力以提升国家能力。这种多向度的对外政策通过与大国的多方接触平衡了地区主导国俄罗斯的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中亚各国国家性优先的国家建设工程的内在动力。中亚重要的地缘位置和多元的政治文化纽带决定了中亚各国很难追随单一大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对于中亚统治精英来说，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外界支持政权稳定，减少对政权的威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亚国家精英重构国家经济体制，接受西方的各类援助，欢迎周边大国在中亚地区进行合作互助，巧妙平衡美俄“大博弈”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① Alexander Cooley，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 ，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5 ～26．哈萨克斯坦将自身视为“维和国家”，坚持多方向对外政策，期待在多个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建立在“自力更生”(Mustaqillik)基础上，获得国际上的尊重和承认，成为“大国”。② Bernardo Fazendeiro，“Keeping Face in the Public Sphere:Recognition，Discretion and Uzbekistan'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1991 ～2006，”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4，No．3，2015，pp．342 ～343．吉尔吉斯斯坦与美俄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在“9·11”事件之后，比什凯克郊区同时存在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和俄罗斯的坎特空军基地。土库曼斯坦实行严格的中立政策，避免与任何国家结盟，欢迎跨国公司参与土库曼斯坦能源开发和管道建设。塔吉克斯坦秉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支持建立在友好、互惠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正是这种务实的避免选边站队的对外政策促成了中亚国家建设国家自主性的强化，推动了国家性强化优先议程的确立。
(二)“民主化”的驯服与权力集中
中亚各国独立之后，面临着国际承认的难题。而民主作为20世纪90年代普遍承认的价值规范和制度选择，不仅能够帮助中亚各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还有助于各国摆脱苏联解体初期的孤立状态，赢得国际承认和声望。因此，中亚各国的民主化并不遵循“历史顺序论”的理论模式，即良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发展的质量相一致。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9页。 对于中亚精英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任何宏观的理念都与现实的政治格格不入，人们渴望的是真正的人类价值、友谊、创造性和政治亲切感”。④ Alexei Yurchak，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4 ～9．在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推进项目推动了正式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旨在构建起仿照西方社会—国家模式的三权分立框架和自由公民社会，这些制度也在中亚各国次第出现。但事实上，中亚精英们在接受美国和欧洲政府民主援助的同时，在非正式体制上进行“自主建设”，甚至可以说通过日常政治实践的方式改变了这些制度运行机制。中亚各国领袖已经将“民主”视为国家建设理想的政治价值，与当地的政治规范相结合，逐渐成功驯服民主化的力量，培育出新的治理文化。
随着20世纪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中亚各国“民主化”在地化的进程却在成功进行。一些民主制成为中亚各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制度形式，并融入中亚体制稳定框架之内，内化成中亚各国的意识形态外壳。因此，当西方批评者批评哈萨克斯坦政府“矫饰”的民主变革，在政治自由发展上进展缓慢时，纳扎尔巴耶夫并没有回避这些质疑，而是回击西方观察家的选举报道，并始终强调哈萨克斯坦内生的游牧文化与民主精神相契合。他将民主价值改造为凝聚哈萨克斯坦强大的部落集团、部族和地方势力的重要力量，即构建中心化国家的思想工具。① Sean R．Roberts，“Doing the Democracy Dance in Kazakhstan:Democracy Development as Culture Encounter，”Slavic Review ，Vol．71，No．2，2012，p．318．大多数哈萨克人在苏联解体之后依赖强劲家族网络，而民主价值则填补其冷战后的意识形态真空，更多凸出的是顺从权威，起到连接民众与政府的重要作用。② Ibid．
新时代教学改革下，机遇与挑战是共存的。所以说多元识读教学法在独立学院的应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同时对大学英语教师的英语能力和英语教学素养也是个挑战。大学英语教师应该适应新时代教学改革的形式，提高自身的英语能力并且不断处于时代前沿，在英语课堂上不应处于固步自封的状态，时刻提醒自己改变教学模式，适应新形势，适应新学生。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认为民主化必须要回应“历史实践”(historical practices)。③ Erdin Beshimov，“Akayev:We Do Democracy the Kyrgyz Way，”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akayev-we-do-democracy-kyrgyz-way． 在颜色革命的前夜，阿卡耶夫也间接承认在没有强力领袖的前提下，民主化可能会导致国家解体，政治和经济动荡。历经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在颜色革命带来的混乱中逐渐意识到民主并没有一个标准，将民主进行“好”和“坏”、“先进”和“落后”的分类都是错误的。④ Mariya Y．Omelicheva，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5，p．80．尽管正式制度建立起来，但非正式规范影响日常政治运行，政府腐败，庇护主义盛行，最终促成了2005年和2010年两次“革命”的发生。⑤ 杨恕、靳晓哲:《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评析》，《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94页。 2011年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第一次议会选举，阿坦巴耶夫成为总统之后，其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秩序恢复稳定。但是，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早期民主化制度建设产生大量的反对力量，其执政存在政治风险。与之前的民主化动辄推翻政府相比，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反对派与执政党相互之间权力制衡实现了体制内“民主化”，即通过渐进性、稳定性政治发展将民主发展到一定水平，促成政权的平稳发展。① 有关体制内民主化，参见李路曲:《“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及其类型学意义》，《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40～53页。 民主化在此刻回归到“本土化”政治实践中，而非激进的政治变革或保守的排斥主义，正是这种“吉尔吉斯式”政治平衡促成了2010年以来的政治较为稳定的局面。
第三阶段：形成融合标准最终版，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军民共同表达的要素及代码，第二部分为军用特有的要素及代码。
相比于邻国激进的民主化道路，乌兹别克斯坦将自己比作中亚的“稳定之锚”。其实质是中央对各地方进行强力控制。乌兹别克斯坦日常政治生活往往被划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依赖国家机器强力维持社会稳定的集权政府;另一方面是引导民众通过“非法”(informal)实践、通过各种社交网络获取社会资源和福利。② Laura Adama，Mans Svensson，Rustam Urinboyev，“Everyday Life in Post-Soviet Uzbekistan，”in D．Burghart and T．Sabonis-Heif，eds．，Central Asia in the Era of Sovereignty :The Return of Tamerlane ，Boulder，CO:Lexington Books，2018，pp．488 ～491．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爆发时，包括美国著名的中亚专家奥尔科特(Martha Olcott)在内的西方学者表示，乌兹别克斯坦若不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将可能不断重演安集延事件。③ Martha Brill Olcott，“Uzbekistan's Tipping Point:The Violence in Andijan and What Comes Next，”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olcott-may19testimony．pdf，pp．1 ～4． 这些西方学者并没有理解中亚政治集权的因果机制，将一个应对不断膨胀地方分立主义的政权建设完全视为民主化的异端。
尽管各国政治精英意识到权力秩序稳定原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有所不同。这导致各国政治稳定程度呈现巨大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度国家只有乌克兰，由于其执政精英的妥协性，短期内虽然避免了流血政治冲突，但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相比存在重大的政治隐患，也为日后颜色革命埋下伏笔。② ［日］松里公孝著，龙腾译:《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与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41～42页。 而叶利钦和卢卡申科一直集聚权力资源，实现总统—议会制向超级总统制的过渡。在90年代末期，叶利钦在国家关键职能部门任命了大量强力部门的属下，包括对总理普京的任命。普京不负众望，在赢得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着手进行宪法改革，加强总统垂直权力的构建，突出联邦主体的优先地位。③ 孙超、钮维敢:《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3期，第156页。 俄罗斯政府也非常警惕西方所倡导支持的民主化项目，支持后苏联空间各国亲俄的领袖和体制接近的政治秩序，这反而加剧了后苏联空间地区各国政权建设竞争性方案的冲突。④ Lucan Ahmad Way and Adam Casey，“The Structural Sources of Postcommunist Regime Trajectories，”Post-Soviet Affairs ，Vol．34，No．5，2018，p．10．在总统—议会制占据上风的制度框架下，总统权力集中成为必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利用民族主义诉求营造政治共同体赢得合法性，分别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结果却大为迥异。两国的变革也发展出共性的政治策略，即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更是最高行政长官，政治精英完全实现“赢者通吃”的政治局面。亚美尼亚的政局更是有趣，尽管多次面临经济危机和多轮政治抗争，但亚美尼亚强人总统总是能够利用与阿塞拜疆“边境对抗”诱发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其政治核心地位。⑤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07．
推荐理由:本书是基于传统家户制度大型专题实地调查而形成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家户制度”，从家户的由来与特性、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治理制度等入手，研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其变迁过程、特点、动力及其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本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和2018年天津市重点扶持出版项目。
在跨境电商旅游英语理论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引进微课，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及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发现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展开自主的探究及解决，教师在此过程中应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在课前设计过程中针对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制作视频，在网络上搜集一些精彩的微视频，结合教材内容平自我制作，保证视频中的英语知识点学生们不同学习层次学生能够理解[2]，并在微课制品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提出针对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问题进行探究解答，促进学生们学习积极性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表3 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地区
部族政治之所以能够在乌兹别克斯坦成型，并不简单是传统势力塑造的结果。在苏联时代，中亚的民族识别和划界工作较为粗糙，一些族群并没被识别划定。用于分类的“乌兹别克人”几乎囊括了生活在当地的多数少数族群，大量族群被同化，用于重塑历史上的乌兹别克认同。族群与地域在苏联时代模糊不清，促成了部族—地域集团的形成。在苏联晚期的乌兹别克干部清洗之后，卡里莫夫成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上任之初，卡里莫夫小心翼翼，与其他地方政治精英谈判和沟通，与反对派合作，以求得政权平稳运行。正是如此，三派部族—地域势力达至平衡，卡里莫夫在权力的游戏中逐渐巩固个人权威，其反对派也难以联合起来对政权构成威胁。苏联解体之后，卡里莫夫一方面要维持国家平衡，不至于造成资源分配出现严重倾斜;另一方面还需要应对族际和部族关系中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国家性优先就成为政局稳定的突出任务。但也是如此，被设计好的乌兹别克斯坦体制(有人声称那不是设计的，而是外部因素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清楚地显示出它在新的挑战和变化的环境面前缺乏足够的弹性。① ［德］伊尔纳扎罗夫著，王时芬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的转型战略:悖论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86页。 这也导致2005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在一些制度上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变革。
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权建设不同于哈萨克斯坦敢于进行制度调制，更不能出现类似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激进民主化的建设方案。民主化在乌兹别克斯坦被驯化为“善治”的制度形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政治发展的外壳。2010年卡里莫夫在就职演说中将马哈拉(mahalla)作为乌兹别克斯坦自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国家从“强大国家转变为强大公民社会”，② 王明昌、吴宏伟:《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社会组织马哈拉探析》，《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第39～40页。 同两院议会一起被视为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民主化重要的努力。在能源经济和各国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持续发展，甚至一度出现繁荣。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派在强力要求社会稳定的政局下难以生存，而民主一度被替换为稳定和安全而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制度建设依然在乌兹别克斯坦稳步进行。随着米尔济约耶夫的上台，乌兹别克斯坦政局的稳步渐进式改革将逐渐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政治演进的动力，政权建设将促成乌兹别克斯坦有力驯服“民主化”的力量，为其稳定体制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安排专门的施工人员针对孔内水头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观测，保证孔内的水头高度能够符合相应的工程施工标准，发现孔内的水头相较于孔外水头较低，则需要及时将泥浆池中的泥浆抽取到孔内，减少钢护筒在外力作用下出现变形情况。其次，在施工现场做好黏土的准备工作，及时向孔内充填黏土，待回填至护筒底以上5m高度后，停止回填黏土。
(三)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形成和建设
如上文提及，在中亚各国，分散的认同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基于地区的、宗教的和民族的认同分歧构成了中亚具有分裂性特色的“地方主义”势力，即显赫的家族和部落的部族认同扩展到地区层面，形成与国家权力的分割甚至对垒。③ 杨恕、曾向红:《中亚各国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动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6期，第23页。 这种认同非常复杂，既不是完全以“部族”(clan)或“部落”(tribe)为核心，也不是纯粹的个人网络和家庭纽带。① 参见
dil Tun
er-K
lavuz对部族政治的批评性研究，dil Tuner-Klavuz，“Polit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Clan’，Region and Beyond，”Central Asian Survey ，Vol．28，No．3，2009，pp．323 ～334．这一点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比克斯坦非常明显，两国民众经常通过口音来辨识地区，通过血缘关系增进认同。正如福山指出，现代国家的形成除了对所在地区暴力的合法性垄断之外，还需要创造象征、符号、公共仪式以及大型工程来凝聚认同。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9页。 就中亚而言，“发明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所谓形式化指的是制度化权力运作体系的确立和形成，而非仅靠暴力、强制和胁迫，而仪式化则表现在政权权威的获得上，其特点是寻求与过去民族共同体相互关联，通过不断强化，创造仪式和直观的象征体系呈现出国家的崇高感，以此获得对政权的认可和国家性强化的认同。因此，如何依靠制度和认同最大限度地巩固体制安全成为中亚政权的核心生存要求。
深度+主题的游学指南——《XX主题/深度游》。根据当地文化，设计经典特色性强、体验沉浸感重的满足不同文化需求的休旅线路。闻名景区的文化旅游+外事体验为主的常规线路；美丽乡村、山居民宿、特色家庭、工厂企业为代表的微观特色线路等。
现代国家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创设联系，而选举则是现代政治体制运行所必需的程序，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于权力逐渐集中的政权来说，选举是向国际社会宣称合法性并加速国内权力分配和权力巩固的重要步骤。③ Donnacha O．Beachain and Rob Kevlihan，“Imagined Democracy?Nation-Building and Elections in Central Asia，”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Vol．43，No．3，2015，p．4．选举代表的是民众对国家的认可，也是意识形态渗透性宣传的重要时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先是土库曼斯坦，随后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强人总统通过全民公投，牢牢掌控权力(参见表4)。相对于总统和议会选举，全民公投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反对派领袖和精英集团在一次次公投中逐渐边缘化，甚至难以通过制度手段发挥力量。通过全民公投这种制度化的手段将国家作为统一的共同体以公民投票权利的方式营造出来，强化了权力获得的合法性，也为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也多次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不断修改宪法修正国家建设的轨迹，确保政权能够最大程度的生存下来。
表4 中亚各国的全民公投:支持者(参与者)
与全民公投相比，总统选举也是展现中亚领袖克里斯玛型魅力的地方。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分别在总统选举中，基本上赢得了90%以上的选票。① 哈萨克斯坦在1999年、2005年和2011年举行过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分别赢得了81%、91．15%和95．55%的选票;乌兹别克斯坦在2000年和2007年举行过总统选举，卡里莫夫分别赢得了95．7%和90．77%的选票。 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如何将克里斯玛型权力转化为法理型权威成为中亚领袖进行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而这一动力也推动中亚领袖将最大限度地开动国家机器来构建符合现代政治框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纳扎尔巴耶夫在长期连任中，意识到自己哈萨克人的身份，并谨慎地在哈萨克人与哈萨克斯坦人之间进行平衡。纳扎尔巴耶夫被称为“祖国之父”，其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支持，象征着他能够将国家凝为一体。他在2011年选举演说中曾表示总统选举是一种联合的力量，能够突破血缘、族群和宗教之间的障碍。① Donnacha O．Beachain and Rob Kevlihan，“Imagined Democracy?Nation-Building and Elections in Central Asia，”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Vol．43，No．3，2015，p．11．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任总统卡里莫夫和米尔济约耶夫在选举中则专注于国家道路的方向，强调“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模式”，对选举过程中真实性的强调以及对民主价值的渐进性努力成为其强调的重点。这种将民主、发展道路和克里斯玛型总统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做法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强劲的合法性资源。土库曼斯坦将国家人格化，将国家、民族和领袖人格合而为一，通过总统选举为执政合法化提供依据。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超低功耗设计已经成为了模拟集成电路领域研究者的重点研究方向[1]。在可预见的未来，超低功耗模拟集成电路的发展将给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家居、无线传感器网络等低功耗应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2]。基准电流源和基准电压源是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电路设计提供了与稳定的参考电流和参考电压。在超低功耗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中，要求其拥有极低的功耗以及较高的电源电压和温度特性，以满足超低功耗的要求。
除了在选举上有所表现之外，中亚各国民族—国家建设往往被冠以“在地化”的特征。这种强调依靠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去除苏联时代的政治影响，制造新的符号和传统来实现国家自我认同和识别，一时成为中亚各国政治精英普遍采用的策略。这种新的符号的制造以破坏原“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符号为标志，以教育和历史叙事为核心，辅之以文化的手段，突出民族国家诞生的传奇和神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推动民族共同体建设上不遗余力。2005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哈萨克电影工作室转变为国有控股公司，花费巨额资金提高电影产量，制作鸿篇巨制反映哈萨克民族意识形态的作品。② Rico Isaacs，“Nomads，Warriors and Bureaucrats:Nation-Building and Film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Nationalities Papers ，Vol．43，No．3，2015，pp．404 ～405．其中，耗资巨制的电影《游牧战神》(Nomad ，2005)、《无畏一千勇士》(Myn Bala ，2012)都是讲述18世纪哈萨克斯坦游牧民联合起来抗击准格尔入侵者的作品。这种将爱国主义、英雄史诗和哈萨克人的自豪感联系起来的作品无疑能够激起崇高感和哈萨克人的共鸣。类似这样的努力还有《穆斯塔法·邵凯》(Mustafai Shoki ，2008)以及《我童年的天空》(The Sky of My Childhood ，2011)。③ Ibid．，p．405． 乌兹别克斯坦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将自身作为加盟共和国进入苏联历史看作是苦难，视俄罗斯人为殖民者，将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关的象征物和书籍进行销毁。④ 吴爱荣:《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进程探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4～135页。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长期努力推广本国语言，自1993年开始施行乌兹别克语拉丁化，并制定时间表，以彻底切断乌兹别克语与俄语的联系。土库曼斯坦的历史书写改变了苏联时代压抑土库曼人民族主义的观念，强调土库曼人独有的民族统一史，将塞尔柱王朝(Seljuk Empire，1040～1094年)视为土库曼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阿什哈巴德建设大型博物馆展出塞尔柱王朝的文物，同时展出的还有独立后土库曼斯坦国家的藏品。① Ahmet T．Kuru，“Between the State and Cultural Zones:Nation Building in Turkmenistan，”Central Asian Survey ，Vol．27，No．1，2002，pp．76 ～77．土库曼斯坦将沙俄征服中亚的重要战役“格奥克捷佩堡战役”作为本国纪念日(每年1月12日)，以缅怀1881年在保卫格奥克捷佩堡战役中为抗击沙俄军队而牺牲的土库曼人。在两任土库曼斯坦总统的领导下，土库曼人的国家共同体意识在逐步强化。
对符号和国家内容的需求最为紧迫的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解体初期，两国早期拒绝沿袭苏联时代共产主义的象征符号，取而代之的是以两国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崇高感的源头不再是“人民英雄”或“进步力量”，而是来源于反抗“原宗主国”压迫的传奇或半传奇式的民族英雄。② Francesc Serra Massansalvador，“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Russia's Regional Influence，”http://aei．pitt．edu/29783/1/SerraNationbldgCentAsiaLongJune10．pdf，p．7． 索莫尼(Ismail Somoni)被认为是萨曼王朝最具权势的领袖，被写入塔吉克斯坦历史，印在塔吉克斯坦货币之上，本国的最高峰也以其命名。古代口传文学中英雄的玛纳斯(Manas)被塑造为民族之父，在吉尔吉斯斯坦到处可见。③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2～113页。 但这种精神性象征并无法维持地方权力之间平衡和政治稳定。很快塔吉克斯坦就因各部族—地方势力争夺中央政权而陷入内战。历经内战之后，由于部族—地域、伊斯兰认同在内战中得以强化，如何建设世俗化的国家民族在塔吉克斯坦就成为较大的难题。代表库利亚布部族—地域势力的拉赫蒙上台组阁，有意识地任用不同部族—地域精英担任政府要员，并开启和平进程。由于和平进程代表拉赫蒙政府和联合反对派的利益，库利亚布政治势力和少数乌兹别克族群并未顾及。④ Dov Lynch，“The Tajik Civil War and Peace Process，”Civil War ，Vol．4，No．4，2001，p．64．而吉尔吉斯斯坦也面临着国家重建难题。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是民族和宗教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由于南部部族政治和乌兹别克跨境民族的存在导致南部分离意识强烈，加之泛伊斯兰思潮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成为极端势力影响的重要区域。乌兹别克族人向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大量移民，在1999～2009年10年间人口增长了大约16．2万人，数量接近吉尔吉斯族人口数量的1/3。① 雷琳、王林兵:《吉尔吉斯南部动态移民潮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90页。 但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奥什”骚乱导致近8万乌兹别克族人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加剧了南部地区的族群矛盾。南部地区吉乌两族的族群仇恨不仅促进了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传播，更加剧了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对乌兹别克族的仇视和乌兹别克族的疏离感。
对领土控制力的弱势更提升了威权政治对塔吉两国政权的吸引力。逐渐成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厌弃分裂带来的乱局。塔吉两国新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尽管还很弱，但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两国的政权变更的可能性下降。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在两次“革命”都没有改善的前提下，“民主化”力量被驯服为稳健的力量。在没有外部支持的前提下，两国内部的分离力量也难以转化为全国性的叛乱，政权发生暴力更迭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随着两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逐步开展，两国政治稳定的趋势将继续增强，体制稳定性的概率会持续上升。
由于每一项涉农专项资金都涉及部门利益，要想改革一步到位几乎不可能，可以考虑“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着眼于体制机制的完善，在现有条件下分步骤整合涉农专项资金；另一方面立足于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着力推动涉农专项资金监管与绩效评价制度的健全。
五、结 论
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5国，历经近30年的转型，在国家建设上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家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腐败问题较为普遍，经济发展机遇并不充分，公民社会发育还并不成熟。2019年年初，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报告，将中亚5国列为“趋于稳定的威权政体”(Semi-Consolidated Authoritarian Regime)，认为中亚当前的政治窘境是“民主发育并不充分的结果”，也是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意识形态在欧亚地区盛行的表现。② 自由之家将民主分值从1(最高)到7(最低)。2018年中亚各国的分值为:哈萨克斯坦(6．71)，乌兹别克斯坦(6．89)，土库曼斯坦(6．96)，塔吉克斯坦(6．79)，吉尔吉斯斯坦(6．07)。参见自由之家报告，“Nations in Transit 2018:Confronting Illiberalism，”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nations-transit-2018。 尽管自由之家的报告中对中亚的政治分析存在偏见，但其对中亚体制趋于稳定的判断符合事实。中亚体制的稳定也随着中亚体制延续“稳定三角”而得到不断的强化。
相对于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国家，中亚5国更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相应形成的“国家性强化”的建设方案也与俄美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相关。如图1所示，中亚地区政治秩序所逐步形成的“稳定三角”不仅与中亚各国的权力集中和国家建设有关，也巧妙回应了大国博弈和民主化浪潮。“9·11”事件之后，中亚各国受到的“民主化”力量与“体制安全维护”两种道路的对垒更为强烈。在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建设中，“国家性的强化”得到了俄罗斯的强力支持，也获得了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的肯定和认同。而这形成了中亚体制稳定的核心和动力。
图1 中亚政治秩序逐步形成的“稳定三角”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亚各国的政权建设吸收和驯服了“民主化”力量，巧妙回应了国际民主化浪潮。而中亚政治强人乘势集中权力，提升国家能力，强化政治共同体建设，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各国政治民族的形成。此外，长时段运用全民公投和总统选举巩固了中亚政权的合法性，塑造了中亚式选举文化，有力稳定了国家政治秩序。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中亚体制的“稳定三角”，三者的相互强化推动了中亚各国政治秩序的稳定(参见图1)。尽管各国在国家建设的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有不同，但“稳定三角”在各国均有存在。这种应用现代国家治理技术发展出中亚特色的国家建设方案不仅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知识，还创设了新的“地区文化”，推动中亚地区性的形成。
这种稳定是否长期延续下去?从理论上讲，中亚稳定的威权制度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但同时也蕴含着其他风险。例如，中亚地区存在部族(部落)矛盾、族际冲突、由腐败和失业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以及伊斯兰极端势力威胁。这些问题可能会对中亚地区和国家形势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民主化重压留下的后遗症，尤其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负面影响。① 王伟:《西方式民主不是治理族群冲突的良方——新兴民主国家族群冲突不断滋生的机理分析》，《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32～46页。 不过，从苏联解体后的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带来的效果可以判断，民众对政权更迭带来发展的期望在逐渐下降。可以说中亚体制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亚民众的利益。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中亚威权政治的巩固是大概率事件，但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种可能性即中亚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建设同步，完成福山所谓的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另一种可能性即走向政治衰朽。走向政治衰朽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与政治权力集中的带来的活力问题、公民社会演进所展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特定的时空场域都有联系。② 释启鹏、韩冬临:《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政权崩溃——“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0～155页;包刚升:《第三波民主化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1974～2013)》，《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第76～95页。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是未来有关中亚体制学术研究的重要议程。
当然，中亚的政治稳定也符合周边各国的利益。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旨在促进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上海五国机制在国家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以打击三股势力为组织定位的基础，突破了西方国家的结盟合作的模式，建立起“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尊重甚至维护中亚弱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新型合作模式不仅有力打击了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以维持地区的稳定，同时促进了中亚各国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周边大国的经贸往来和政治互信。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表示中国与中亚各国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层面、双边和多边层面与上合组织国家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这对中亚政治稳定的延续是极为有益的。
［作者简介］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感谢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华侨大学王志远教授、南京大学毛维准副教授和《国际关系研究》主编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章错漏由笔者负责。
标签：国家构建论文; 驯服民主化论文; 中亚论文; 政治稳定论文; 制度合法性论文;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