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鑫[1]2015年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杠杆企业投融资决策》文中研究指明投资与融资决策的科学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其中企业投融资策略一般包含叁个方面:投资时机、投资规模与资本结构。叁个决策具有协同互动的关系,忽视这种相互影响、灵活互动的特征,会造成企业决策的顾此失彼。因此,本文针对杠杆企业的投资与融资决策问题,基于实物期权理论,运用均衡定价、动态规划、随机分析等方法,建立符合经济学规律和易于处理的数理模型,给出了企业股权、债权与实物期权均衡定价的解析解;探讨了代理冲突下杠杆企业如何同时决策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和资本结构;分析了叁个决策的相互关系,并与纯股权融资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了对比。首先,考虑存在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及债务发行成本的条件下,杠杆企业如何同时决策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及资本结构的问题。假定企业收益流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投资规模满足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时,基于均衡定价理论与实物期权方法导出了企业投资时机、投资规模与资本结构分别满足的非线性代数方程。数值分析表明:给定资本结构下,杠杆企业投资时机与投资规模的变化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企业收益流与市场正(负)相关程度越高,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债务融资规模及财务杠杆率就越低;债务发行边际成本趋于企业所得税率时,杠杆企业的投资决策与纯股权融资公司相似;对比于企业价值最大化投融资决策,股权价值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加速了投资期权的执行,降低了投资规模、债务融资规模、企业价值及财务杠杆率。其次,众多文献在研究杠杆企业的投资与融资决策时,通常视管理者与股东或企业利益一致,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者与股东或企业的利益冲突。为此,通过放松这一假定,研究委托-代理冲突下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问题。考虑企业将投融资决策权赋予管理者时,其如何同时决策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及资本结构。分析了管理者持股与项目风险(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融资决策的影响。数值分析表明:给定资本结构下,杠杆企业管理者决策的投资时机与投资规模变化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对比于纯股权融资企业,杠杆企业管理者加速了投资期权的执行并增大了投资规模;财务杠杆率与债务收益率差价是关于管理者持股比例的U形函数,且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大,会加速投资期权的执行、增大投资规模与债务融资规模,同时降低代理成本;项目风险的增大导致企业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债务融资规模、债务收益率差价和代理成本增大及财务杠杆率降低。
邓勇刚[2]2001年在《期权定价理论与企业投融资决策》文中研究说明分类号．．一、密级－UDC 、 江西财经大学 学 位 论 文 ＿。＿＿．＿。期权定价理论与企业投融资决策
杨招军, 夏鑫, 甘柳[3]2015年在《委托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采用实物期权与均衡定价理论,研究委托-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问题.考虑管理者拥有企业投融资决策权时,其如何同时选择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及资本结构.分析了管理者持股与项目风险(不确定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融资的影响.数值分析表明:给定资本结构下,杠杆企业管理者决策的投资时机与投资规模变化呈现出负相关;对比于纯股权融资企业,杠杆企业管理者加速了投资期权的执行并增大了投资规模;财务杠杆率是管理者持股比例的U形函数,且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大,会加速投资期权的执行、增大投资规模与债务融资规模,并降低代理成本;项目风险的增大会导致企业投资时机、投资规模、债务融资规模和代理成本增大及财务杠杆率降低.
陈树扬[4]2017年在《企业投融资决策中实物期权法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投资目标的风险性较大,因此引入实物期权理论来实现对项目风险的把控,提供安全可靠的投资思路。同时实物期权能够补充传统投资决策的漏洞。本文主要阐述实物期权方法在企业投融资决策中的应用及研究。
彭程[5]2007年在《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投融资活动是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融资活动解决的是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投资决策则思考的是企业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共生互动的关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两种决策在更多情形下是被单独处理的。虽然,后来众多学者通过多方面的反思与探讨,业已对投融资相互影响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直觉,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在某些摩擦因素作用下负债融资对投资决策的单信道影响。本文以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为切入点,对企业投融资决策双向作用的理论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理论结果的指导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检验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企业投融资融合、提高投融资决策效率的对策措施。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在实物期权方法下分析了投融资决策因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产生的互动关系。以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同时期投融资决策间的静态的协同关系,认为随着负债的增加,负债融资会对投资支出形成先增后减的作用关系,而投资支出则会对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由于负债代理冲突下股东会更加注重负债的税收利益因而会产生过度投资问题,相应地,这种过度投资问题会减少投资对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其次,由于折旧税盾对负债税盾的替代作用,折旧会刺激企业投资并对负债融资产生抑制作用,并且,折旧税盾会缓解股东的过度投资问题。再次,由于存量资产和负债会改变企业存量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状况,进一步分析了在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联结下,历史投融资决策对当前投融资决策产生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历史投资会通过收入效应减少当前破产风险,提高负债税收利益净值,因而对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存量负债会通过破产风险和税收利益分别对投资决策产生负向和正向的作用关系。比较股东与企业价值最大化情形的差别发现:如果存量破产风险为零,随着负债融资的增加,股东会由过度投资转为投资不足;如果存量破产风险不为零,随着负债融资的增加,股东会由投资不足转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会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对负债融资产生促进作用,而过度投资则会减少负债融资。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同一时期投融资决策的静态协同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受税收利益的作用,负债融资会显着地增加企业的投资支出,这种正向作用即使在高负债水平下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负债利息税盾的价值促进作用,投资会增加企业的负债融资,但是受高负债水平下高破产成本以及高折旧下折旧税盾替代效应的影响,这种促进作用会有所下降。进一步通过比较股权集中与股权分散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差别,近似地考察了负债代理冲突下投融资决策协同关系的异化。结果发现:在破产风险上升的情形下,股权集中企业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的促进效应比股权分散企业更加强烈,说明股东确实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但对于这种过度投资,折旧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抑制作用;在破产风险下降的情形下,股权集中企业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的促进效应比股权分散企业更弱,说明股东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由于破产风险上升情形下的过度投资问题,股权分散企业会在较低显着性水平上减少负债融资,但是对于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的股权集中企业而言,负债融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随投资支出显着增加;由于破产风险下降时的投资不足问题,股权分散企业会通过减少存量负债水平的方式予以应对,但在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的股权集中企业里这种应对措施相对较少。第叁,实证检验了负债融资与投资支出在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联结下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负债融资会显着地降低企业的有效税率水平并因此对投资决策产生促进。②负债融资会显着地提高企业的破产风险,在总体样本下,破产风险会对企业投资产生约束作用。然而,由于低成长情形下股东会随存量破产风险产生过度投资问题,所以破产风险抑制投资支出的程度会下降,由于高成长情形下股东并没有因为存量破产风险而出表现投资不足的现象,所以破产风险并没有对投资支出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③投资支出会提高企业的有效税率,从而增加负债税盾的价值,但是负债税盾价值的增加只会对低财务约束企业的负债融资形成促进作用,而在高财务约束企业里反而会产生抑制作用。④投资支出会提高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会对负债融资产生约束作用。虽然,在高成长情形下,股东并不存在显着的投资不足问题,但投资支出的风险抑制作用并没有得以体现,并且在低成长情形下,由于股东过度投资问题以及经理决策技术偏误等原因,企业投资的风险促进作用更加强烈。第四,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行为发生的割裂现象,本文提出了通过“引进”和“改进”两条途径进行治理机制完善的思路:其一,加速引入人格化的投资主体,强化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机制;其二,完善高管人员的遴选机制,构建高效的决策主体;其叁,改善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强银行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力。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①通过建立企业投融资决策实物期权模型,对投融资决策因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而产生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投融资决策不仅会因新增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存在静态协同的关系,而且在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联结下会产生动态的作用关系。通过对照股东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投融资差别发现,负债代理冲突下股东会产生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这些投资决策的非效率会相应地改变企业的融资行为,并因此导致企业投融资决策相互关系的异化。②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同时期投融资决策的静态协同关系,并认为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会因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在负债代理冲突的作用下,股东投融资决策的协同关系会发生变化:在风险上升时,股东会产生过度投资,而这种过度投资并不会减少企业的负债融资;在风险下降情形下股东会投资不足,作为对策股东会减少存量负债水平,但是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的股权集中企业采取应对措施的动力相对较小。③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因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负债融资会通过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对投资决策分别产生促进和约束的作用,但是由于低成长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负债通过破产成本产生的投资约束作用会减弱;投资不仅会提高负债融资的税收利益价值而且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并因此在存量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联结下会对负债融资分别产生促进和抑制的作用。
徐延宾[6]2007年在《论实物期权法在企业投融资决策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结合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别是企业面临的来自国内外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针对企业财务决策，尤其是投资和融资决策中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复杂多变等新情况，引入国外已较为成熟的实物期权法，以完善企业的财务决策体系，使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更为准确和适应新的竞争需要。企业的投资决策是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活动的纷繁复杂以及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对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柔性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传统的净现值法由于其自身的不足，难以适应新的投资决策的需要。本文论述了实物期权法在投资过程中面对处理未来不确定性和管理柔性方面的独特优势，首先分析了不同类型投资决策的期权特征及实物期权法在其中的具体运用，以弥补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在这方面的不足，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其次结合博弈的观点，将实物期权方法深入到面对竞争对手情况下的投资决策分析，特别论述了双头垄断竞争下领头者、追随者以及协同投资的决策问题，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具有针对性，最后结合项目生命周期和资本阶段性投入的特点，建立了投资决策期权定价的综合框架，丰富和完善投资决策理论。融资活动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务活动之一，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本文将实物期权法的观念引入到企业的融资决策中去，对融资风险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优化提供新的途径和思路。本文首先用期权的观点分析企业的融资特征，论述了企业与股东、债权人之间具有期权特征的经济关系，引申出看涨期权与看跌期之间的平价关系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联系。接着针对财务杠杆系数在分析和防范融资风险中的不足，进一步用期权的观点分析了企业的融资风险，并进一步指出了融资风险控制的期权方法和途径；其次本文分析了几个具有明显期权特征的融资工具；最后给出了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结构决策，补充和完善了企业资本结构理论。本文认为实物期权法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财务分析工具，更是一种重要的财务观念，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影响将会日益增强。随着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实物期权方法必将引起更多的企业决策者的重视，而实物期权法本身也会有越来越强的适应性和实践性。
王淼[7]2016年在《债务重组下公司证券定价及公司投融资决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步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的转型压力日趋增大,企业债务信用违约也呈现出常态化发展。债务重组作为解决企业债务违约的重要手段,是对债务合约的一种重新安排,对公司证券定价以及公司投融资决策有重要影响,是企业债权人、股东以及管理者都非常关注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债务重组纳入公司证券定价模型,并基于实物期权方法就债务重组与信息不对称下公司投融资决策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债务重组、公司债券定价以及公司投融资决策理论的相关研究,总结了其研究的动态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其次,从债务重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出发,界定了债务重组的内涵并对不同的债务重组方式归纳总结,分析了债务重组产生的原因。然后,利用纳什议价博弈模型研究了“债转股”和策略债务偿还这两种重要的债务重组方式,求得债权人、债务人关于企业价值分配的纳什均衡解,并将其引入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了一个考虑债务重组的证券定价研究框架,在简化的假设条件下,分别推导出两种债务协商情形下的最优协商触发水平、公司价值、股权价值和债券价值。最后,基于实物期权方法,综合考虑了非对称性信息下股东-管理者冲突问题和股东-债权人的债务协商问题,研究了公司的融资和投资决策。通过求解债务协商情况下公司证券的定价和股东-管理者冲突下的最优合约设计问题,得到最优投资触发水平、公司价值的表达式。在参数的合理设置下,利用数值方法分别计算了惩罚水平、讨价还价能力、项目波动率以及市场摩擦对投资触发水平、协商／破产触发水平、最优券息、管理者价值、股权价值、社会总价值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债务协商和非对称信息的影响下,融资和投资决策不再互相独立,而是紧密联系的决策,并且同时对公司价值产生重要影响。
李强[8]2007年在《基于实物期权的技术创新投融资交互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活动中，新技术产出品的市场需求和与未来技术创新的环境均是不确定的，而且，这些随时间推进和企业决策逐步揭示的不确定性可以赋予企业决策的灵活性。然而，除了各种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外，诸如税收、破产成本和融资成本、企业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企业与外部投资者间的非对称信息等资本市场的不完美特征也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假设新技术的产出品价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对现有新技术价值冲击的未来创新依泊松过程出现，由特殊到一般、由简化到现实，逐步考虑并引入资本市场的不完美特征，运用实物期权方法构建不确定条件下企业技术创新投融决策的实物期权模型，并重点比较投融资交互关系随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的不同变化关系。首先，考虑债务融资的利息抵税好处和破产可能，给出同时含有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的技术创新投融资决策模型。通过考察投资门槛值、破产临界值和最优债务利息水平随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的变化关系发现：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延缓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但是，它们对破产决策和最优债务利息水平具有相反的影响作用；而且，企业承担债务的能力和等待投资的灵活性之间具有相互增强的关系。其次，考虑更为一般化的情形，即经营状况变差时，企业可以通过支付融资成本或承受财务危机成本保持运营以等待经营好转，而非选择停止运营或破产的情形，研究得出融资约束会延缓企业采用新技术的基本结论，并通过比较融资约束延缓作用随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的变化关系发现，融资约束的延缓作用随着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逐渐明显；相反，随着技术不确定性的增加，延缓作用逐渐减弱。再者，考虑股东和债权人间的代理冲突，构建同时分析“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统一的实物期权模型。在分别考察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发现新旧债务比例可以作为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一种辨别条件。而且，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减轻非效率投资的严重程度；然而，市场不确定性减轻“投资不足”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技术不确定性更加能够减轻“过度投资”。最后，考虑内部现金流随机波动和内外部融资差异导致投资资金受限的可能，考察决定企业内外部融资能力的基础变量对技术创新投资决策和投资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资金受限会激励企业尽早投资；而决定外部融资能力的基础变量对投资决策影响作用的结论可以从理论上解释现实中企业的某些投资行为和关于这些投资行为的实证结果。此外，市场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等待投资策略；相反，技术不确定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立即投资策略。
朱勤伟[9]2011年在《均值回归模型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问题是当今世界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之一,它关系到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面对当前能源紧张的现状,各国都把如何解决能源问题放在了一个战略性的高度。有色金属在人类发展进步中的地位愈来愈显得重要,它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的重要材料。但是,无论是能源还是有色金属行业,都必须面对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如何针对价格的走势做出正确的投融资决策已成为政府和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关键所在。投融资决策问题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它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基础,关系到企业的整体价值。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体制下,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将对企业做出最优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关系到股东、经理人以及债权人叁方的利益,而他们都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指导各自的行为,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矛盾与分歧,引起代理成本的产生。因此,选择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减少代理成本的发生,已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在下面的两种情况下讨论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问题：(H1)期初,企业没有厂房,其会根据产品价格的走势决定是否新建厂房进行生产；(H2)期初,企业已建有厂房,其会根据产品价格走势决定是否再建厂房扩大规模.本文主要分析了产品价格服从均值回归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问题。在文中,首先运用了实物期权的分析方法对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理论上的求解。然后,通过给定一系列的参数值,对得出的理论结果进行了数值实验,并给出了不同融资策略下的投产价格曲线和产品的敏感性分析。结合理论结果和具体的数值实验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在不同的价格波动率下,企业的投资偏好是有所差异的。当价格波动率处于较低水平时,企业经营者会从自身利益出来,往往倾向于风险更高的项目,造成投资过度的问题。随着波动率的上升,出资者为了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时就会造成企业融资困难,导致投资不足；(2)项目成本、均值回归强度对企业新项目的投产价格有着较明显的影响：项目成本越高,投产价格越高；均值回归强度越大,投产价格越高；(3)不同价格运行规律下,最优投产价格是不同的,即企业的最优投资决策是不同的。产品价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模型的投产价格往往会高于相同条件下均值回归模型下的投产价格。
赵颖[10]2008年在《可转债的属性与投融资决策问题》文中研究说明可转换债券是中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金融衍生产品之一,是一种在发行后的一定时期内能够转换成固定数量股票的债券。可转债赋予投资者一定的选择权,投资者既可以依其意愿选择将债券持有至到期日获得本金和利息,也可以选择在约定的时间内以约定的价格将债券转换为发行公司的普通股票。由于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产品的创新日新月异,资本市场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加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新型加转轨”时期,资本市场的层次尚待完善,金融产品的品种尚需丰富。而且,中国对于金融衍生产品和现代金融工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于可转债这一为数不多的包含有期权特点的现代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就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综合来看,国内外对可转债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条款的设计等方面。由于可转债具有复杂的特性和结构,而且,不同可转债的定价方法也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对可转债的定价研究尚无一个统一、准确的结果。相对于以往的定量研究,这篇文章侧重于定性分析,首先介绍了可转债的价值构成及属性,随即详细阐述了可转债对于投融资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说明可转债属性对投融资决策的影响,然后对中国可转债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可转债股性和债性的体现是和资本市场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时期必然会偏重某一特性。这篇文章结合近期中国的债市和股市,选取2004年和2006年作为中国股市“熊”与“牛”的代表年,利用计量方法研究了可转债市场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进而证实了可转债的属性表现受资本市场环境的影响,并为可转债投融资策略的决定提供了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杠杆企业投融资决策[D]. 夏鑫. 湖南大学. 2015
[2]. 期权定价理论与企业投融资决策[D]. 邓勇刚. 江西财经大学. 2001
[3]. 委托代理冲突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J]. 杨招军, 夏鑫, 甘柳. 经济数学. 2015
[4]. 企业投融资决策中实物期权法应用研究[J]. 陈树扬.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7
[5]. 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D]. 彭程. 重庆大学. 2007
[6]. 论实物期权法在企业投融资决策中的应用[D]. 徐延宾. 山东大学. 2007
[7]. 债务重组下公司证券定价及公司投融资决策研究[D]. 王淼. 湖南大学. 2016
[8]. 基于实物期权的技术创新投融资交互关系研究[D]. 李强. 电子科技大学. 2007
[9]. 均值回归模型下的企业投融资决策问题研究[D]. 朱勤伟. 吉林大学. 2011
[10]. 可转债的属性与投融资决策问题[D]. 赵颖.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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