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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9.1 [文章编号]1002-3054(2015)09-0004-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901 一、中国：被边缘化的活字发明 北宋人沈括(1031—1095)严谨而伟大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有如下记载：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遗憾的是，这是关于活字印刷发明人毕昇的唯一记载。我们从中知道，他是布衣，他尝试过木活字但未能成功，他发明泥活字的时间及方法，他死后其活字的下落。上述记载之外关于毕昇的种种说法，诸如其生卒年，其为铁匠等，均属猜想。那个精确的生卒年份源自1990年湖北英山发现的毕昇墓，但张秀民、任防提出了对墓碑年代有理据的质疑。乃至我们只能根据庆历年的发明粗略地推断其生卒年。称毕昇出身于铁匠的学者，前有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法国汉学家)、王国维(1912)，后有卡特。①(P204)《梦溪笔谈》确实提到一位锻工毕升，但与发明活字的毕昇年龄相差三四十年，且名字有别，不可能是同一人。②(P532-533)或许是谷登堡冶金专家的出身诱发了后人的这一判断，但毕昇尝试过的活字材料限于土木，与金属无涉。 早期泥活字书的最可信者，当为1193年(宋光宗绍熙四年)周必大(1126—1204，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印制自著的《玉堂大记》(选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年代看，是世界第一部活字书。惜原版无存。②(P538-540) 元代人王祯(1271—1368)，曾做安徽旌德县尹，其时已开始写作《农书》，历时十余年。预感篇幅较大，雕印困难，写《农书》中途请木匠制作木活字3万多枚。《农书》中记载了“造活字印书法”。王祯在旌德时，于1298年(大德二年)，用这套木活字印制了自己纂修的《旌德县志》，全书6万字，百本书1个月内印成。后调任江西，将这套活字带去，但江西方面做了《农书》雕版，故这套木活字未竟初衷。②(P547-550)王祯还设计了排字轮盘，将活字按序放在轮盘上，方便排字工拣字。 明代无锡大户华氏家族好刻印图书。华燧(1439—1513)于1490年做出铜活字，印制《宋诸臣奏议》50册，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铜活字印刷品。迟于韩国，且印制效果不如对方。与华燧同时的唐锦和谢启元都说：近世大家多镌活字铜印，②(P561)似可说明其铜活字出于雕刻而非铸造，并透露其时做铜活字者不止一家一户。 将中国活字印刷推向高峰的是清代皇家。自康熙四十年(1701)始，制25万枚铜活字刊刻《古今图书集成》，至雍正六年(1728)终，历时28年，全书正文1000卷，字数1.6亿。据当代学者考证，这套铜活字也是雕刻而非铸造。巨作告成后，关于铜活字之下落有两说。其一： 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活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乾隆《御制诗四集》卷22，诗句“毁铜惜毁彼，刊木此惭予”一诗之注) 遵旨查询：武英殿现在有无铜字板并销毁时有无被人换去之处。据该馆官员等称，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武英殿将铜字板二万七千八百六十斤查明具奏，奉旨著佛保销毁备用，钦此。于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因铸造雍和宫三世佛，复经奏请，此项铜板销毁应用。现今并无存贮铜板，亦无被人换去。等语。谨奏。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奉旨：知道了。钦此。(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四的军机处上谕档) 当代清史研究者项旋考证：军机处档案比乾隆个人的记忆可靠，即铜活字后铸造了雍和宫三世佛。③毁铜字30年，乾隆欲将《四库全书》中罕见的书刊印出，韩裔大臣金简力荐刻枣木活字刊印之，获准。遂刻制25万枚枣木活字，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丛书》134种。用连史纸印制5部专备宫中陈设，用竹纸印制300部，定价通行。以后这些枣木活字再未派上用场，被卫兵们烤火取暖，荡然无存。②(P590-595)，④ 与清代康熙的巨制相呼应的是，木活字在民间家谱制作中的应用。记载家族谱系对一个聚族而居的群落之意义毋庸置疑，而书写乃至印本比之口耳相传，既加固了族群记忆，又增添了庄重意味。魏晋乃至唐宋的谱牒，已难考证。现清晰可见的是，清代印制家谱的盛行，其印制多用木活字。乃至江南有了专门印谱的匠人，称为“谱匠”，他们或在城镇接活，或挑担入乡，担子中有两万余枚活字。因其木活字个头大，家谱开本也大，常常高30厘米，宽20厘米左右。印数自七八部至百部。②(P598-601)家谱的研究自有其广泛多维的意义。 以上叙述的是中国活字印刷的几个里程碑及最粗疏的脉络。张秀民说：活字本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②(P630)有专家认为，判定活字本的一个方法是排版中的横摆、倒置、漏字，但若质量高超，该如何区分？所以劳榦说：“南宋时代传下来的书籍，一定有活字印出来的，但是不一定能认出来。”⑤或许估算百分比大胆了一些，但判定中国传统印刷中活字书未占主流，应为不争之事实。因为在距今不远、证据充分的时代，即西方人未改变我们的印刷术之前，所流行的是雕版而非活字。就是说，祖先发明了活字，认真地尝试过各种质料的活字，且以活字印制过并非少量的文本，但主导方式依旧是雕版。探讨其原因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 韩国学者认为：“中国一直没发明金属活字所用之油墨。”⑥(P62)中国学者承认：我们“金属活字的着墨技术也没有解决”。②(P630)但其实那只是水准问题，中国铜活字的印刷质量赶不上韩国，但并未到不及格的程度，不然康熙帝是不会允许千卷《古今图书集成》付印的。另一方面，这一解答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他企图回答的问题中，即中国金属活字的着墨技术水平受其倚重雕版的影响。 第二种解答是审美，即中国读书人崇尚书法之美，活字书无法像雕版书那样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不错，书法家与优秀雕工联手完成的雕版书极富美学价值。韩国学者说：他们“虽已发明出金属活字，但其印本比不上宋元朝雕版印本美丽”。⑥(P195)而中国的活字书在制作精良及美感上又显然在韩国活字书之下，中国人竟然兼选印本连续谱中美学之上端与下端，且选择下端的还是太平盛世中的帝王。就是说，美感是可以屈就的。就商品而言，如果是同等的成本投入或价格，制造者与购买者当然选择有审美价值的，而价差较大时美感未必是所有购买者的选项。窃以为，这是古今通则。 第三种解答是中文活字的一次性投入太大。这一解答如成立，必是两种结局：其一，门槛太高无人投入；其二，虽有过活字书的制作，但无人跟进。而在中国，两种情形均未发生。华燧、康熙都投资于铜活字，乾隆使用木活字后跟进的“谱匠”甚多，但他们均攻不下雕版占据的更大地面。比一次性投入更重要的是投入产出比，特别是两种印刷方式——雕版与活字在投入产出上的对比。就是说，归根结底是合算不合算的问题。 用脚投了票的人往往失去了用嘴说的兴趣，中国的印刷从业者或许就是如此。他们对两种印刷术之得失必心知肚明，却绝无诉诸文字的兴趣。倒是远来的和尚更有动力，为我们留下了局外人的判断。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痛感有了《圣经》的好译本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地印制出来。伦敦传道会为了搞清楚雕版与活字的成本与可行性，1812年派传教士米怜赴东亚，责成他深入调研后写出报告。米怜在1817年把一些中国印刷工匠带到马六甲，直到1822年去世前，他都在马六甲经营或监督教会的出版事务，常常用雕版出版中文书，亲历并咨询从事印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米怜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雕版在印刷中文上比活字更便宜、更适合。当然他没有了解到中国的木活字所从事的小量印制。其实在米怜之前，利玛窦已经注意到中文书籍“低的不可思议”的价格。⑦(P11-23) 活字比雕版在几个方面更费力。活字在排版后要校对，这在雕版那里是没有的。印刷完毕活字要归位，雕版无此项工作。如需重印，活字法只好重排，雕版则从仓库拿来即可重印。还有一项重要的比较，就是磨损与寿命问题。米怜悉心于此，他讲述： (印刷后)轻轻清洗印版，反复晾干，防止书版表面因长时间蘸墨潮湿而变软，最后再把书版晾干，使之重新变硬，延长其使用寿命。……我们那里的印刷工人证实，如果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质量和优点的话，一副书版可以印出3万部书。⑦(P17-18) 20年后另一个传教士将3万册提升到4万册。那是上限，一般而言，应在1万5千册到3万册之间。我们再看看活字的情况，朝鲜李朝铸造金属字的历史始于1403年，终于1883年，480年间共铸造40次，平均12年一次。为何如此频繁，笔者以为，首要因素是磨损。堪称极品的甲寅字(1434年造，20余万枚)印书155种，16年后铸造了与之同类的庚午字(1450)。曹炯镇说：“可推测甲寅字之使用已有20年之久，所用的活字一定会有所磨损。”⑥(P112)再说康熙帝的铜活字，在乾隆九年(1744)改铸铜佛或铜钱之事，一个说法是，看守为掩盖自己盗窃，建议改铸。皇家随时待用之物和残损无用之物，对盗窃者胆量的考验是大不相同的。且改铸之建议的前提是什么呢，必是铜活字已不堪其用。用这套铜活字印毕《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后，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奏议“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不多，究不能垂诸永久”。③话中意味颇耐寻味，“不能垂诸永久”恐含蓄道出这套铜活字已呈颓势。铜字明明是现成的，何故用它“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不多”，当指将有修补铜字残损之费用。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共1.6亿字，印制300余册。笔者粗疏推算，韩国甲寅字、康熙铜活字服役期比一套雕版的印刷限度(4万册)或许长一点，但也相差不多。概言之，康熙的25万枚铜活字印制了300余份1.6亿字的文献，若用雕版，则必须在雕版上刊刻1.6亿字印制这套1.6亿字的文献。所以每种书印300册，用铜活字是合算的。但每一枚铜活字比每块雕版的印制限度可能相差不大。铜活字稍高于雕版的4万次。铜字与木版印制寿命相差不大，可能是因为一个个字体在整块木板中不易磨损，而每一枚活字要频繁地组合，不断地拆卸磕碰必磨砺其字体，折损其寿命。就是说，若每种书印数千上万册，用活字不上算。 换个角度讨论。乾隆年间宋字版刻每百字工价0.8钱，刻枣木活字百字4.5钱，刻铜活字2.5两。②(P674)，⑧即刻铜字的工价为版刻的30倍。若两方式都只印制一种书，则铜活字在制版上是雕版的30倍。若同为印制30种书，则两方式在制版上成本持平。若同为印制150种书，则铜活字在制版的成本上仅为雕版的1/5。当然，此处只谈制版。铜活字在排版、校对、归位、再排版乃至用材上高于雕版的支出，此处不作深论。同印150种书，就是加上这些开支，活字还是会便宜一些。这是朝鲜李朝和清代康熙选择铜活字的道理所在。雕刻枣木活字的工价是铜活字的1/5，其寿命多当不止铜活字寿命之1/5，且价格上枣木远逊于铜，这是乾隆弃铜就木的道理。 以上说过活字的收益、代价和局限。算账必须讨论与之对应的一方，即雕版。雕版技艺被中国工匠开发到极致。米怜估计，一个好刻工每天平均刻150字。⑦(P20)传教士麦都恩1838年记录了他观察到的中国雕版刻工的工作过程： 第一步是，从上到下在文字的旁边直刻下去，把行间的空白处去掉。然后工人开始刻所有水平的笔画，随后是倾斜的，再后是垂直的，贯穿整行，这样就不用在刻每个字时都旋转木板。⑦(P16) 这种技巧与效率进一步落实在团伙的分工与合作中： 这种把劳动划分为不同工作模块的情形，在二战前被访问中国的田中子详观察到。困难的工作(比如水平的笔画)由熟练的刻工完成，相对容易的工作(比如垂直的笔画)由他的学徒和其他没什么经验的刻工来做，这样一块书版可由多至四名工人来刊刻。⑦(P27) 这种精湛的技艺、高效的分工合作离不开一个民族中刻工群体的超大规模，及漫长雕刻印刷史中技艺的传承与积淀。刻工群体在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分别是何种规模已无法搞清，只能从一鳞半爪的材料中窥测和猜想。制作宋代成都本《太平御览》(南宋庆元五年)有140名刻工，临安府刊《仪礼疏》有160名刻工，苏州刊《碛砂大藏》有400名刻工。综合多名学者对散落各国、各地的宋代雕版书中刻工姓名的统计，去除重复者，“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②(P657)元代的雕版印刷及刻工规模决不在宋代之下，但因元刻本中已不流行记载刻工姓名，统计到的刻工人数是1300余人。②(P664)明清的印刷没有宋元精美，但规模更大。惜因不留刻工姓名的刻本占大多数，已无从统计。 1531年在礼部登记的仅从事出版的工匠数量……近1300名。其中有48名制笔匠，62名造纸匠，77名插图工，77名制墨工，80名切削匠，134名刷印匠，189名折纸匠，293名装订工，以及最大的群体——315名刻工。⑦(P30) 由此可以从刻工所占比例推算出版业的全部工匠。而做官书的匠人只是全部书匠中一小部分，宋时即如此。 宋官书多为临时鸠集工匠开造，待雕毕，刻工即散去。书坊刻工大抵为书坊掌柜长期雇用。②(P657) 中韩活字印刷史中的一项差异耐人寻味，就是韩国的铜活字是铸造的。两国间往来密切，韩国图书不断送给中国朝廷，韩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铜活字制造受其影响，但是中国的铜活字是雕刻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是因为中国雕工资源丰富，技艺高超，乃至发生了“路径依赖”。韩国缺乏这一资源。故很可能是韩国铸造铜活字更经济，中国雕刻铜活字更合算。 中国的雕刻印刷始于8世纪初，至雕版书的黄金期——宋元两朝(元代结束于1368年)，数百年的历史造就出世界上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刻工群体和技艺，也因此极大地降低了刊刻的成本，令雕版牢固地立足于印刷领地。 综上所述，活字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不是源自审美偏好、着墨技术的缺乏、一次性投资过高的障碍，而是基于经济算计的选择。漫长的实践之后，雕版依旧是主流，活字书亦占有了一席之地。但要充分理解印刷还必须认识手抄本，它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印刷术在书写历史中的地位和边界。以下这些数字可以匡正我们对印刷的历史地位的判断。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56787种中国古籍……这些书中的30％为抄本，9％为稿本，12％为校本。因此该书编纂者得出结论，在所有56787部书中手抄本占了大多数(51％)。……最近两个中国学者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在现存1912年前的约12000部中医古籍中，大多数是手抄本。……1177年，宋代的皇家藏书，包括主要藏书机构和皇家档案馆，有59.5％的抄本、32％的稿本及仅占8.5％的印本。……明代，北京文渊阁的藏书包括70％的手抄本和30％的印本……12世纪后半叶常州府无锡县藏书家尤袤，建立了在他那一代人中被认为是最好的收藏，根据现代学者的计算，有超过十分之九是手抄本。⑦(P40-41、50) 雕版书、活字书与手抄本，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文本天下。大印量或有机会重印的文本选择雕版，包括典籍，而这与其说因为典籍的品质，毋宁说是因为它们是科举用书，故需求量大，还包括非科举类的畅销书，诸如历书，脍炙人口的话本、诗词，等等。个位数需求的文本多选择手抄，在一个被科举提升了识字率的社会中，抄手极易寻找。其实，很多手抄本事实上的需求量未必很小，但因其需求者散落各地，无法在一个时点汇聚出一个批量。活字书与手抄本的差别正在于它拥有一个小批量印数的投资人或买家，他们或为皇家，或为编纂家谱的族群。 二、韩国：印汉字不走雕版路 韩国印刷自佛经始。新罗(503—935)、高丽(918-1392)两朝都奉佛教为国教。中韩僧人因传教与求学往返于两国，不绝如缕。《宋史·高丽传》说：淳化二年(991)高丽遣使宋朝，求请佛经，获赠《大藏经》。以后又从辽朝获赠《契丹藏》。993年宋太宗派陈靖、刘式出使高丽70天，很可能传授了印刷术。⑨(P104)高丽朝显宗时，契丹入侵高丽，屯兵松岳城(高丽朝王都，今朝鲜开城)不退，显宗与群臣发愿刻《大藏经》，以求佛力退兵。故自显宗二年(1011)，历德宗、清宗、文宗、顺宗直至宣宗四年(1087)，经6位君主，历时76年完成《大藏经》之刊印。尚在刊刻未成之际，文宗之四子、顺宗之兄弟义天(法号)于1085年入宋游学求法14个月，带回佛经千卷，于1090年刊行《续大藏经》。⑥(P14)1232年高宗十九年蒙古入侵，高丽所藏《大藏经》尽数烧毁。束手无策之际，高宗效法显宗，发愿重刻《大藏经》，于1236—1251年历16年完成《大藏经》之再刻(8万1千余块雕版)。高丽朝200余年的印刷中还包括儒学、中医和其本国著作，但规模以两部《大藏经》为最。然雕版工艺初尝成果之时，他们竞转向了活字，并且日后始终以活字为主。 引用叶德辉的说法——韩国铜活字铸造可能受中国铸铜钱、铜印或鼓铸法的影响，曹炯镇说：1102年(肃宗七年)韩国已铸造带文字的海东通宝，证明其具备了铸铜活字的能力。⑥(P33)韩国铸造活字的记载，最早见于李奎报(1169—1241，高丽时期文学家，32岁入仕做秘书，1235年做户部尚书)1232年代晋阳公所写跋文(载于李奎报著《东国李相国集》)：“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诸司。”曹炯镇说，这篇跋文系铸字印书后所写，且那时正逢蒙古入侵，无暇发明创造，故韩国活字印刷之发明当在1232年之前。⑥(P35)曹氏陈述了两件现存古代韩国活字印刷品之实物。其一为仅一页纸的佛经跋文，但未说明如何证明此为活字而非雕版印品。其二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自1992年始公开的藏品：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一书，该书之末刊记云：“宣光七年(1377——笔者注)丁巳七月#(#为原件残破不清处)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⑥(P36-37)曹氏编制的“韩国古活字年表”中呈现出，高丽朝已兼做铜活字和木活字，前者有多处证据，后者仅一处证据。⑥(P223) 高丽朝创制了活字，未及广泛印制图书，便于1392年被国号“朝鲜”的李氏王朝取代。李朝太祖李成桂因袭了高丽朝掌管印刷的书籍院，其在位期(1392—1398)制作了两次木活字。1403年(太宗三年)李朝开始铸造金属活字。在朝鲜李朝500余年的历史中，制造过太多次金属活字与木活字。在次数上学者间颇存差异。笔者所见，数字最大的是曹炯镇的统计：共铸金属活字40次，壬辰倭乱(1592)前19次，之后21次。其中铜活字28次，其余为铅活字两次(首铸于1436年)，铜铁合金两次(首铸于1573年)，铁活字8次(首铸于1592年以前)。木活字27次，其中18次在壬辰倭乱之后。陶土活字1次(1729)。 李朝印刷史上有三件事情需要强调。两件发生在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世宗李裪在位时(1418—1450)。其一是对活字的贡献，他在位时铸造过4次铜活字，1次铅活字(1436年，先于谷登堡十余年)，其中甲寅字(一称卫夫人字，铸于1434年)是韩国印刷史上的巅峰。其二当更为重要，1443年在世宗督导下，韩国人借鉴蒙古文字，完成其“训民正音”，即创立了自己精妙易学的拼音文字——谚文。1447年铸谚文，印制了《释谱详节》，⑩这是第一部韩文活字书。虽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且为之铸造了活字，但以后韩国印制的多数书籍，仍为汉字，少数为汉谚并书，纯粹的谚文书籍少之又少。兼有拼音文字与铜活字，印制书籍却仍以汉字为主，令世界印刷史研究的开创者卡特大惑不解。(11)(P194)第三件值得说及的是，“朝鲜印刷文化极盛之际”遭遇壬辰倭乱，丰臣秀吉将韩国铸字所的多数活字、书籍连同工匠掠夺到日本。留下的活字或烧毁或散乱，造成韩国印刷文化的空白期。一时间只好靠闲暇的士兵刻制木活字，即所谓“训练部监字”(制造于1599年以后的60年间)。⑥(P36-37)乃至自此以后韩国的印刷业中，木活字成为主打，铜活字退居其后。 笔者在上节论证了古代中国虽发明了活字却因成本权衡仍以雕版为主。故在研读韩国印刷史时，最大的疑问是，韩国人既然用汉字印书(何以不用谚文是卡特的问题)，为什么不选择中国人深思熟虑的雕版。自然诸多前人对此问题投入智慧。 潘吉星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高丽纸、朝鲜纸比中国纸厚重，楮皮纸上纸毛较多，以木雕版印刷有时着墨不匀，除非使用较大力气”。⑨(P137)若此说成立，恐怕需要证实高丽时代两次印制《大藏经》的用纸是从外部进口，不然，在高丽纸已胜任超大规模的《大藏经》的印制后，造纸不可能是他们雕版印刷的障碍。曹炯镇说：“到了朝鲜(朝代的意思——笔者注)，虽已发明了铸字印书，但雕版印书仍与其相符而盛行。”⑥(P17),(11) 可能是韩国学者孙宝基率先提出：使用金属活字，是因为缺少适当的木材雕刻书版。(12)(P310)曹炯镇引用李裕元(1814—1888，李朝后期大臣)《林下笔记》中的观点：韩国缺乏梨木、枣木，故难以刊刻雕版。⑥(P33)笔者核对了《林下笔记》中的原文，陈述简单之极，没有丝毫论证。笔者之疑惑与纸张同理。 劳榦说：“是否采用活字，在主持印刷的人看来，大概以再版的机会大小来做决定。朝鲜的大量采用活字，可能考虑到当地的市场，一次印行，不必再版，还是活字合算。”⑤笔者上节对中国古代选择雕版与活字的讨论中，已表述这一观点：小批量的一次性印刷用活字更合算。但此处的进一步追问，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韩国的印刷，即为什么韩国的印数这么小。曹炯镇说： 朝鲜朝活字印刷发展之主要背景，是在开国初为了要奠定王权，须将儒臣的心力自政治、军事转至儒学，而培养君臣之道。为此以儒学作为国家发展之基础。故要印出很多自中国输入的儒家经典、史学、文集及其他有关学问等的专著，遂利用了活字印刷之优点。……故大多用汉文印中国书籍，其对象自然只限于王室、高级官员、学者等极少数人，可说是特殊阶级的专用品，没有普遍于全国民众。官、私所印出的书籍大多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故不当作商品买卖，且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印刷事业尚无法成长为全国性或民间企业。⑥(P143/145) 此论一石二鸟，既透彻说明印数小的原因，又回答了卡特的问题：为什么韩国图书印汉字而非韩文，以及为什么“早期的朝鲜活字印刷，完全限于印行经典文集和历史伦理的书籍，活字本的佛经几乎绝无仅有”。①(P195) 目的是培养君臣之道——臣僚系小群体——因印数小选择了活字印刷，这在逻辑上固然成立。但是另一种逻辑同样可以支持活字印刷之选择。在两种手段间比较哪一个更经济的前提是，两种手段都可以顺利操作。若一种手段极难运用，两者间的经济考量和选择都将不复存在。比如，若韩国没有枣木、梨木，进口亦受制约，就只好去开发活字，没有权衡两种印刷方式的余地。但是笔者以为，木材的问题或许只是小麻烦，人才的问题才是大障碍。此处之人才者，刻工群体也。 因苏东坡的文学声誉，一段夹带在他给朝廷的两份奉状中的史料得以保存。上文说到的高丽王子义天1085—1086年来宋朝求学，归国前他与宋朝商人徐戬做了一笔交易，徐戬在杭州托工匠刊刻《华严经》2900片，海船送到高丽，得酬银3000两。(13)后徐商人被苏轼拘捕，并奏朝廷。义天为什么要做一件他事先未必认准风平浪静的事情？不会是为了获取精美的雕版样本，以对照和改进韩国雕工的技艺，如是只需几块样板即可。一定是因为合算，交付中国工匠，多快好省。另一条援助韩国的史料：1290年元朝派遣一批匠人赴高丽帮助修理海印寺所藏经版。(12)(P305) 中国的刻工群体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不可复制。能在五代十国期间萌发的刊刻需求与技艺，当能穿越历代战乱。每个时点上不下千人的刻工群体，在数百年中切磋传承，必令技艺炉火纯青，效率达于极致。反观韩国，义天来华时，韩国的一部《大藏经》刊刻了74年尚未竣工。再刻《大藏经》时，虽快捷了许多，毕竟又花费16年。韩国规模有限的刻工队伍，若不能持续不断地接到东家的活计，人员势必流散，战事与动乱更会削弱甚至灭绝这批稀缺的匠人及其技艺。而一旦要刊刻大作，又必须有一支规模可观的刻工队伍。出版在中国古代是皇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皇家需要时从社会招募，完工后匠人们重归私营作坊。故队伍不散，技艺不辍。韩国没有社会需求，若皇家独养刻工群体，不堪重负；不包养，用时又找不到。活字固然有比雕版更复杂之处，但其策略是依赖少数匠人一蹴而就，待活字铸就，印制的技术门槛就没有那么高了，从而摆脱了对一支稳定且规模较大的刻工群体的依赖。托举一门手艺的是众多匠人，工业的支点则是少数精英对工具的发明和制造。雕版是手艺，活字印刷已带工业的味道。自己的社会历史中发育不出刻工群体，倒逼韩国走上活字的道路。 综上所述，两大一小的三个因素促成了韩国的活字印刷。枣木、梨木的短缺是小麻烦、小促进。印量小注定了选择活字更合算。但在权衡成本之前，两种路径之难易已经呈现。故决定选择活字的因素中，应该是成本权衡与趋易避难并重。 三、传入还是字母使然 需求与供应(有时意味着某种发明)的关系，远比常人想象来得复杂。二者的关系可以是单向，也可以是互动。就单向而言，可能是需求拉动了供应——这是广为接受的看法，但若以为总是如此就大谬不然了；也可能是供应创造出需求——供应学派经济学家早就雄辩地论证此理。虽仅凭发明与创造也有开启需求的可能，但无疑发明与需求的互动会令某一发明产生井喷、雪崩的效果，非事半功倍可以形容。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可谓躬逢其时，社会中文本的需求在发明前已悄悄来临。 事实上，直到13世纪，特别是14世纪，宗教图书才得以在世俗教徒中广泛传播，尤以融汇宗教教义、道德说教的文集最受欢迎。当年法国正是以大量生产、传播袖珍本《圣经》而名扬四海。……这种渴求同样也很好地解释了其后新型祈祷文盛行的原因。……祈祷文必不可少的核心部分——礼拜仪式文章汇集。(14)(P82-83) 其中最常见者，莫过于中产阶级家庭必备的信仰作品，因为那是当时普遍的结婚赠礼。成书于1356年的《曼德威尔爵士游记》，甚至在印刷成众多不同的版本之前，已然广获传抄，现存的250本手抄本，分别以不同语文抄誊而成。(15)(P21) 《基督的模仿》，这是一部1441年完成的文集，收录了4篇有关精神方面的论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700份手抄本。(14)(P88) 如上所述，满足这一需求的是手抄本。而其对象已从教徒的礼拜和礼物扩展到人文读物。佛罗伦萨的书商雇佣了45个抄写员，为美迪奇家族创办的菲耶索莱修道院图书馆抄写了200本著作。(16)(P616) 早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抄誊工坊的发展成熟之前，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作品就已经传遍欧洲；时至今日，13、1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誊本，仍有超过2000本流传下来。(15)(P13) 欧洲13世纪以来，大学的兴起将手抄本的制作制度化： 大学的主政者要求，应缜密检查所有重要著述的文字正确性，不允许任何疏漏或错误导致意义上的扭曲。为确保内文一字不易，并防止抄写员赚取不合理利益，誊本的复制必须在最佳条件下进行；基于这个目的，各大学设计出一套精巧的制度。出租的手抄本事先必须经过细心地检查与校订；而后，誊本才能照着抄写，并依固定的税金或“抽头”来收费。抄誊完成后，原册，或称“模板”，即归还商贾，再借给其他人，采用这个方法，则所有的誊本皆抄写自同一原本，当可避免内文的错误，更不至于以讹传讹，愈抄愈离谱。……每次租出的并非一整本书，而是分成数帖，一帖一帖借；这样一来，就能同时让许多抄写员，抄写同一手抄本的不同部分。每一帖的租金皆由校方公定。书贾不得自行调账。此外，他们有义务借给任何有意抄誊的人。——透过大型工作室作业的分工合理化，工匠得以大量制作手册、初级教科书，与文学书籍。(15)(P12-13、21、序21) 手抄本满足和扩大了文本需求，并为即将来临的印刷销售铺路。而给发明印刷术之思路以启示的是两种雕版方式。 其一是雕版图画的印制。 最先制造木刻图版的工坊，很可能就设于修院之内或附近，而来自修院的庞大订单，促进了这种图画的广泛应用。……在朝圣途中、教堂门前、市集场合，卖出的版画数以千计。(15)(P22) 它们可以用于装饰，还被认为有避凶和赎罪的功能。有些图画中，带有数行文字。 其二是扑克牌的印制，这是需求拉动供应的最生动的例证。15世纪初叶，纸牌风靡欧洲。乃至1404年的宗教会议宣布，禁止教士玩牌。纸牌的热潮引发社会争议。1424年圣贝尔纳德在意大利中世纪名城锡耶纳的圣彼得教堂，劝导听众到广场上烧毁纸牌——可见纸牌之规模。与之对立，威尼斯城邦议会在1441年通过了一项保护本邦纸牌印刷商的法规。亦有传说：当时最精美的纸牌，就是谷登堡制作的。(16)(P580) 在交代需求与雕版两大背景后，我们可以说到主角谷登堡了。布尔斯廷说：“在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中，几乎没有人能比约翰·谷登堡更为模糊不清了。”(16)(P587)好在他毕竟还比毕昇要清晰些。谷登堡是改变了世界的人，毕昇不是，但他也可能是间接而间接地改变了世界。如果不是斯特拉斯堡的几场官司之卷宗曾惊鸿一瞥(1740年发现，1760年公布，1870年毁于战火)，谷登堡的业绩几乎淹没。谷登堡出生于德国美因茨，生年不详，本名约翰·根富莱许。“谷登堡”意思是犹太山，其高祖在13世纪买下了犹太人的住所。以后发明家以祖宅之称自名。多数学者以为谷登堡的父亲是铸币家，(14)(P97),(15)(P27),(17)(P156)乃至他熟悉造币技术。Needham所见略异，却也殊途同归： 其父弗里利是精英贵族阶层的成员，这些人都是美因茨大主教宫廷中的商人和官员。像很多其他贵族一样，弗里利也和美因茨的铸币厂有一些联系，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参加了铸造钱币，但很有可能，正是通过父亲，年轻的约翰结识了那些具有熟稔了黄金和其他金属制造技艺的人。(18)(P12) 1434年，在母亲去世和分家一年后，谷登堡去斯特拉斯堡(当时是德国城市，现属于法国)开始了一个多面手发明家的生涯。1448年，他因官司回到美因茨，认识了富斯特。研制活字印刷先期投入很大。谷登堡从富斯特那里先后贷款1550基尔德(金币单位，亦称盾、福罗林)。(14)(P99)谷登堡的传记作者曼恩说：1基尔德约合21世纪初的200美元。林哈德则根据曼恩的前后说法推论应为1000美元。就是说，谷登堡贷款30万～150万美元。(17)(P159) 谷登堡发明的最初印品很可能是：1451年为教皇尼古拉斯印制赎罪券，(19)不低于2000份；1455年著名的42行《圣经》；官司后与富斯特分手(印机归富斯特，且他带走了谷登堡的工作伙伴优秀技工瑟法)，富斯特与瑟法1457年印制的《诗篇》(这是第一本有确切日期可考的印本)；谷登堡则利用自己私存的印机1460年印制了《拉丁文辞典》。42行《圣经》印制了150册，其中40册羊皮，其余为纸本，开本16×12英寸，上下册共1300页。每章起始的大写字母不是印刷，而是手绘，用红色或蓝色，还手绘一些花边，乃至几乎每册都有差异。(14)(P98-100),(15)(P31-32),(17)(P158-161),(18)(P18)纸本售价20基尔德，羊皮50基尔德。谷登堡获得可观的利润。(17)(P159)多数42行《圣经》是用于教堂诵经台，而非私人阅读。这部《圣经》现存近50本。1987年，其中一本现身纽约拍卖场，该本只存第一卷，但保存完好，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以超过5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18)(P35) 1462年，谷登堡印制《拉丁文辞典》后两年，美因茨遭到阿道夫二世的占领和掠夺，追随过谷登堡和富斯特的一些印刷工匠外逃，将印刷术带出美因茨。1468年，谷登堡在美因茨过世。 即刻，印刷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欧洲，成百上千部印机以令人炫目的速度运转。 截止到1480年，西欧各地拥有印刷机的城镇，超过110个；其中意大利大约占50个，德国约30个，瑞士5个，波西米亚两个，法国9个，荷兰8个，比利时5个，西班牙5个，波兰1个，英格兰4个。……光是学者博格考证出来的威尼斯印刷书，出版于1480—1482年之间者，即多达156版，这还不算亡佚、失传、与不可考的版本。……米兰82个版本有案可考。奥格斯堡产量排名第三，总计67版。同期第四名应为纽伦堡，共计发行53版。(15)(P176) 1495至1497年间印成的书本，光是可考者，即多达1821版，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约447版，是来自大印刷社众多的威尼斯。……(15)(P177-178) 在1450至1500年间印刷的各种书籍：残存迄今的就有30000到35000版之多，各自代表10000到15000种不同的著作。……如将册数加总，最保守估计也有1500万-2000万本；印刷铺的分布，全欧洲各地皆有。……仅半个世纪时间，设置起印刷机的城镇，便超过236个。(15)(P248、178) 每版图书的印数逐年增长。1465年，西塞罗和查世丁尼大帝的两种书印数各200册。1472年，书商史威罕、潘拿兹的平均印量为275本。1480—1490年间，多数书籍的印数约400或500本。15世纪末，大出版商的平均印数已达1500本。(15)(P215-216) 16世纪，印刷业便加速发展：巴黎有25000种出版物，里昂有13000种，德意志45000种，威尼斯15000种，英格兰10000种，尼德兰可能有8000种。每种出版物平均印数约1000册，14万至20万种书共印1亿4000万至2亿册。(20)(P471) 简述过谷登堡的发明，及之前的背景和身后的影响，我们转入一个敏感的问题：欧洲印刷术是谷登堡独立的发明，还是东方技术的传入？且看西方学者中的两种见解。卡特说： 我们不可认为以上所提及的人物(毕异、王祯、韩国的活字工匠——笔者注)，都一定就是欧洲印刷发明者的直系祖先。……他们和欧洲印刷发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祖先，不如说是堂兄弟。在远东的胶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和欧洲的印刷发明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很难置答的问题，但就现有的证据来说，答复是否定的。……现在还没有发现足以证实两者有关的证据，在我们掌握正面或反面的证据以前，我们必须排除成见，不作定论。如果说中国的活字印刷对于欧洲的印刷也许没有起什么影响，我们此处可以把中国的影响发生作用的若干反面，做一个扼要的撮述：一纸张的发明，二通过纸牌，三图像印刷品，(21)四中国所印的大量书籍，五此外还有一个可能，虽然不能十分确定，即远东实际所用的活字印刷的方法，曾经在欧洲有过某种转述。①(P204-205) 卡特的论述中有两点瑕疵。其一，卡特说“掌握正面或反面的证据前，不作定论”，这说法的后一半不成立。证明有和证明无是完全不同的，“无”是不能证明的。有一个正面证据就可确认亚洲的活字影响了谷登堡，而“反面的证据”则只能完成具体有限的论证，即证明某一“正面证据”之不实。“反面的证据”自身完不成谷登堡未受中韩影响之证明。其二，“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欧洲有过某种(关于活字的)转述”，卡特将之列入“如果”中国活字对欧洲无影响，其他方面也会发生作用中的第五项。而若存在这种“转述”，卡特“如果中国活字无影响”就不存在了。此处卡特犯的是形式逻辑的错误。或许不限于此。就影响一个发明家而言，听说域外有“活字”还不够吗？ 布罗代尔代表着另一种见解，他说： 但是，去过中国的旅行家的确很多，其中一些人还是饱学之士，因而欧洲发明活字的说法值得怀疑。(20)(P470) 笔者并非古代复杂发明唯一论的顽固拥护者，但必须对产生于欧洲的这一学理的忠实信奉者、坚拒双重标准的布罗代尔表示敬意。一个执著学理的人，要比一个尊重中国和亚洲文化的人看问题更简洁。卡特似乎有些纠结。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这是两种极大可能性之并存与对峙。谷登堡发明之前的欧洲曾有过“中韩活字印刷”之传闻的可能性极大。一是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二是那时欧亚间已有往来。即使文献上没有过丝毫记载，此种洲际信息传递也仍然有发生的可能，这在理性判断之内。另一方面，活字在既无实物也无其信息(所谓传闻)的情况下，谷登堡在雕版印刷(扑克牌和带字的雕版图画)的影响下，独立产生活字印刷之奇想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笔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复杂发明唯一性的认识。但欧洲人发明活字印刷有所不同。谷登堡想到这个点子要比毕昇容易很多，因为他使用的是字母文字。“复杂发明唯一性”的支点是“复杂”，因复杂而艰难，而不可重复。古拉丁文由21个字母组成，常用汉字则有3000之多，这是本质的差异，这差异甚至融入使用者的心理。一个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受雕版印刷的影响，想到活字，在笔者看来，不是太难的事情。并且想到即可，而不是要解决一连串的难题才能走通。谷登堡前面确有一连串的问题，但它们关乎的是成本、质量、效率，不是能否印制出来。 概言之，字母在雕版与活字间可以架起桥梁，这在笔者想象力之内。对一个怀有填补欧洲巨大文本需求之雄心的天才发明家，还有一个微弱、消极的帮助，就是他前面绝无雕版之路可走，这可增添谷登堡反向思考之决绝。不是有雕版画和扑克牌的启示吗？那启示是可以印刷，却不是可以印刷雕版文字。雕版画和扑克牌是雕刻一版印刷千万张，若是做雕版42行《圣经》，则是雕刻1300版，印制150册，二者可称天壤之别。对比前者，若做雕版在利润上只能对后者绝望。对一个多面手发明家而言，谷登堡宁可重操旧业：做宝石磨光器、做广角凸面镜；他有一百种选择，也不会选择雕版印刷，因为无利可图，且无法说服投资人。另一方面，即便他愿意这么想，雕工在哪里？韩国人印汉字书，直接从中国师傅那里学到雕刻，日后还是要改制。更何况谷登堡是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刊刻之路不会一蹴而就，最不属于灵感型发明家。而活字的念头只要一闪，就会让一个操字母文字的发明家为之着迷，一头扎进，克服其困难，挖掘其潜力。笔者以为，当雕版印刷传递到一个文本需求极度旺盛的字母文字的民族之时，他们独立产生活字印刷的可能性甚大。虽然笔者同时以为，中韩活字的信息未传到欧洲的可能性甚小。 谷登堡与韩国人不同的是文字，前者与活字结合，获得的技术与效率上的红利大大高于后者。即使谷登堡的发明是受中韩活字影响，活字的全部潜力，也要靠字母民族去发掘。其巨大潜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与非字母民族绝缘，只属于字母民族。那潜力会吸引其发明家和投资人。因为那潜力就是商人追逐的利润，就是发明家着迷的效率。还因为那潜力与“潜利”一点就通，易于一个个作坊去说服投资人。 四、铅字支配印刷世界 谷登堡印刷术带来的雪崩式后果，是中韩印刷术不可比肩的。其原因首先在于谷登堡印刷术的技术特征，其次是15世纪欧洲的商业化社会环境。本节讨论前者。 谷登堡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不是印机，而是活字及其铸造方式。这样判定很好理解。谷登堡之前的扑克牌、雕版图画印制已有了印机，谷登堡在印机上充其量是补充和改良，少创新可言。而谷登堡的活字对欧洲来说是全新的。虽中国早有活字，韩中两国早有金属活字，韩国更早谷登堡十余年就有了铅活字，但谷登堡的铅合金活字及其三位一体的铸造法，在世界印刷史上是全新的。因金属铅的低熔点(摄氏327度)，使之在铸造上比之铜(摄氏1084度)有了巨大的便利。但硬度欠缺，使之在印刷使用中不能持久，这就是韩国人虽摸索到铅活字，却无法取代铜活字的原因。因欧洲人在铅中加入锑(摄氏630度)，便在保持低熔点时获得了满意的硬度。三位一体铸造法的核心是铜范。韩国人引以为傲的“世界上最早的活字铸造法”，是以黄杨木刻字，插入“海浦软泥”做字范，取代了一次性铸字的“蜂蜡—粘土”字范法。⑥(P177-180)但从海浦泥范中拔出铸好的活字时，要小心翼翼，以免弄坏了范。即海浦泥字范虽非一次性，但肯定不够耐久。铜范无疑是足够耐久的。而制作铜字范，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非钢字做冲子莫属。钢硬铜软，一敲一个。钢字冲—铜字范—铅锑合金活字，三位一体，便利地造出硬度适宜的铅字，且铸造工具耐久。 宏观地看，美因茨周边地带是那个时代欧洲冶金中心，其技术氛围确有令其成为欧洲印刷术诞生地的优异条件。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古代军事上优异冷兵器的需求都倒逼其铁匠们造出含钢的利刃。但那是锻工反复烧冶、锤炼之偶得，不可批量获取。直到14、15世纪之交，高炉产生于印刷术诞生地附近，钢才可以批量生产了。(20)(P447),(22)(P146)不然，没有钢冲子，铜范的制造将变得昂贵和艰难。而如果欧洲冶金中心不在附近，第一代印刷工匠们享受不到钢材革命的红利，铜范就不会即时问世。 无独有偶，印刷舞台之主角金属铅的登场，同钢一样，借助天时地利。伯罗斯特以其慧眼洞悉发明家拣选铅的背景： 采掘的矿山大部分是多种金属共生。……长期以来，含银的铅矿石，主要是方铅矿，是开采最多的。……从中人们得到的是比例极为悬殊的金属：很少的银，很多的铅(比例有时可达1∶1000)。……15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种可以工业化分离银、铅和铜的新技术——熔析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为它使人们从此可以更多地利用银、铅和铜共生的矿石。……由于货币交换的日益密集，对银的需求不断攀升，也间接地促使其他两种副产品铅和铜的产量不断提高。由此欧洲拥有大量的相对廉价的这两种金属，而为它们(尤其是铅)找到合适的用途成为了当务之急。 铅是一种副产品，需要为它找到合适的用途。……首先是用于大型建筑的屋顶，也用于檐槽和管道系统。……教堂里的彩画玻璃窗的小块彩色玻璃是用铅条连接在一起的。铅的物品中，还有出席牌，表示具有某种权力。……铅还被熔做表达虔诚的徽章，成千上万的卖给朝圣者作为纪念品。(22)(P147-148) 而微观地审视，则有必要具体而微地分析判断：哪些是谷登堡的选择和发明，哪些不是。努力辨析发明所属(虽然结论必定有限)，不仅是为了恰当地评价谷登堡，更是为了认识欧洲活字演化的轨迹。伯罗斯特说： 我们对16世纪初以来的情况才有确切的了解，而对于最初谷登堡的工厂，以及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创设的其他工厂所使用的设备，它们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甚至于印刷活动的具体过程，有许多部分我们还不了解。(22)(P144-145) 铅合金字，有极大可能是谷登堡的发明或曰选择： 我们不知道谷登堡是否一开始用的就是铅锑合金或铅锡锑合金，但是这极有可能。……谷登堡曾于1438年在斯特拉斯堡加入了一个专门为埃克斯—拉莎贝尔的朝圣制作小徽章的企业。为了成批大量生产这种小型物品——它们都带有一个本身也是用铅制作的小镜子——在谷登堡的周围集合起了一个团队，其中包括一些金银匠。人们很快就决定选择铅来制作印刷活字，因为锡是唯一可能的另一种选择，可是它质地较软，价格也较为昂贵。(22)(P149) 铅锑合金的情况要复杂许多。金属锑在古代就有记载，但那时并不能很好地与铅区分开来。欧洲人比林古乔在1540年的《火焰学》中描述了提炼锑的方法，我们无法确信他们可以提炼出较高纯度的锑。因为直到17世纪，科学家才明白锑是一种元素。铸造活字的匠人傅尼耶1769年说：“甚至在300年后，把金属元素依正确比例混合，是件棘手而细腻的工作。”(15)(P35)如此看来，我们很难相信谷登堡搞清了其活字中的铅锑的比例。但可信早期优秀的冶金匠人对不同产地的矿藏所冶炼出的金属品性之差异有特殊的敏感，他们会挑选和坚持某地矿石所产出的铅，而非其他地区。作为卓越的发明家，谷登堡很可能有此禀赋，并作出此种挑选，即拣选硬铅(其实含锑)做活字。 关于谷登堡铸字中是否使用铜范则有两说。强调其父有铸币背景的学者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谷登堡有童子功，会用钢冲子压出铜字或铜范。但也有学者认真鉴定了谷登堡当年印本中的字迹，发现书中同一字母的形态变化，比之确定出自金属字模中的铅字的印记，“多得出人意料”。他们提出，有理由认为谷登堡的活字不是木活字，故猜想，谷登堡的字范是沙或土所制，所以其活字形态不一致。(18)(P39) 以上所析，很难让我们确定什么，却可以帮助我们在认识那段历史时有比较宽阔的视野，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而下面两个相关联的事实，则可以帮助我们收拢和聚焦铸造活字演化的路径： 印刷机本身是相对便宜的。添购必须经常更换的活字，才是较大的负担。(15)(P102) 当一台印刷机价值15块至20块银币的时候，铸造活字的设备价值高达60块至70块银币。(22)(P152) 一个普通印刷作坊没有独享一套铸字设备、不断自行更新活字的财力和精力。欧洲当时蓬勃发育的工商业，合乎理性地在此项工作上选择了分工合作。 在这些与印刷相关的新兴工艺上，很快地便有专业人士投入。他们造访一间又一间的印刷铺子，贡献一己之力，协助老板填满活字的库存，或是更换新活字。至于他们制作的各种阳文字范和阴文字范，则由其雇主留存，变成各家印刷铺的私有财产，摇篮本因而在字体上呈现歧异、多元的样貌。……16世纪之时，成套活字的个别制造与贩售，逐渐成为少部分企业的专门事业，企业主则尽可能搜罗最好的阳文字范。到了17、18世纪，十多个财力雄厚的组织，独占了欧洲的活字铸造，这使印刷匠不需要自己动手铸造即有活字可用，产业分工更加合理。(15)(P35-36) 谷登堡选择的正确方向：铸造较硬的铅合金活字，在一批专业金匠的手中一定会细化和完善。不管谷登堡运用了铜范、钢冲与否，只要认定需要铅合金的活字，精通冶金技术的工匠们在寻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工艺时，几乎一定会选择铜范与钢冲。三位一体的这套铸造法，更大的可能是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几代金匠的手中完善的。与毕昇不同(他只懂土木)，比韩国铸字匠高超(他们限于铜活字和海浦泥范)，是因为发明人谷登堡本人是优秀的冶金家。正如马尔坦所说：“若不是因为这些印刷匠曾经当过金匠，只怕连一点成功的机会也没有。”(15)(P35) 探究铅合金活字之产生，并将之镶嵌于人类印刷史中，既帮助我们认识铅合金活字比之此前种种工艺的革命意义，亦促使我们领悟从雕版到铅合金活字之长河中所发生的究竟是何种演化。 作为印刷开创者，雕版所完成的是前所未有的文本复制。其前身之一——石碑拓印似不宜称作狭义的文本。作为复制工具，雕版与其复制品是一对一的关系，即此雕版只能复制此文本。 活字，在复制演化中跃上新的台阶。它通过组合，完成了一对多的复制，即一套活字可以复制诸多不同的文本。 雕版与木活字虽能产生复制品，但其自身的生产不是复制的产物，是一个个雕刻出来的。 陶活字、金属活字，在自身的生产上比之木活字迈上新的台阶，即它们是通过字范、模子复制的。这意味着双重复制的实现：以活字复制文本，以铸造复制活字。双重复制最初的活字候选者均为“硬家伙”。陶被淘汰后，首选是铜，后试过铁。这很好理解，唯硬方能持久，但铜铁活字之铸造颇为不易，其后的革新者们不断尝试，以活字材料上硬度的降低，换取复制自身之便利。 因熔点低，复制铅的活字最容易。加入同为低熔点的锑，便克服了自身“软弱”的缺点。以最易行的方式复制自身，通过不断更新的自身去复制无穷多的文本，使铅锑合金活字攀升到文本复制之极致。皆凭自身品质，黄金成为货币历史中的至尊，铅锑活字成为印刷世界中七强逐鹿(雕版、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铁活字、铅活字、锡活字)的终结者。谷登堡因拣选了铅合金活字而执印刷牛耳，并因此改变了世界。 五、王权与市场 书的性质，在古代印刷业比较发达的中国、韩国和近代前夜崛起的欧洲，完全不同。 中国的印刷，有王权与社会两个支点。中国印刷出生于民间。王权从事印刷始于五代冯道之策动，而冯道的念头触发于四川民间雕版印刷之勃兴。在秦以后的帝制形态中，隋唐的科举制是分水岭。之前是皇家与门阀贵族共治，之后是皇家摆脱贵族，任用官僚去统治。五代王权介入印刷是在隋唐科举制之后，其本意是树立自己的道统权威，副产品却是靠提供考生文本之便利，夯实科举的基础——没有“课本”学生如何赴考。故科举与印刷共同繁荣于宋代。诡异的是，监本虽是王权的产物，因一出世就与科举联姻，乃至初始就带买卖的性质。《册府元龟》(卷608)透露出五代经济凋敝状况下，刻经之投资：“乃分政事堂，厨钱及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笔者无力详解如何“纳及第举人礼钱”。再说刻后销售，《资治通鉴》(卷291)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宋史·职官志五》云：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值以上予官”。《书林清话》(卷六)云：宋代“凡官刻本亦有定价出售”。(23)(P52)官家买卖不是稀罕事，早有盐铁专营。但盐铁是民生所需，经学为朝廷所用，却由朝廷印制卖给考生，确较少可比性。经学读物成为监本也带动了萌芽期的印刷，但一时间为皇家垄断。科举成为晋升之梯，便造就出同期世界一个绝无仅有的庞大的读书群体。儒家经典成为科举必读书。因此中国印刷业虽早熟，仔细检点，科举书是其重头。这个业已形成的庞大读书群体研习“制艺”之余，少不了读点闲书、杂书，捎带着托举起民间书业。 朝鲜历史上，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过渡中，几乎没有封建制的影子，这或许是中国汉代政治制度的影响所致。新罗王朝时，6个氏族公社被改组为行政区，设置了17个等级的官职，“完成了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的构建”。(24)(P46)上层贵族集中于王室和王后的世系，不与其他阶层通婚，故狭小封闭，称为“骨品制”。不同等级的骨品授予不同的政治、社会权利，乃至大小不等的住所。高丽王朝时，引入儒学，且在958年听从归化高丽的后周官员双冀的建议，行科举制，参考者曾多达6000余人。(24)(P111、125)其后，贵族垄断权位的荫叙制渐衰，凭科举不靠世袭的士大夫阶层兴起。贵族们随即开始了科举制下夺回其特权的反扑，最终形成了李朝的“两班社会”(两班指王权之下的文武高官)。两班阶层造成了一个制度：其子弟可不服役，专心学习和科考，并占据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乃至两班垄断了科举，后者为乡吏阶层提供晋升阶梯之初衷不复存在。还有三项配套制度保证两班阶层对权势的持久垄断。其一，不与非两班阶层通婚。其二，官员系列中乡吏被禁止升迁到两班。其三是最为精明狡诈的，两班阶层的庶出子弟及其后代无资格参加科举。如此自行瘦身保证了统治阶层不因膨胀、内斗而崩盘。(24)(P184-190) 世宗出于增进全体臣民的道德教育的目的，顽强地推行“训民正音”字母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当时两班统治阶级的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想继续使用难学的汉字系统，保持他们对学习途径的垄断。(24)(P202)他们有意垄断汉学，抑制研习汉学群体的规模。李朝铜活字印本常在二三百本，既是这一企图之贯彻，也是这一企图之结果——规模既小，多印为何呢？ 欧洲印刷品的性质，一出世便与中韩迥然有别。欧洲第一个印刷团伙，开张伊始，就将内部的经济纠纷上升到官司。可见他们毫无遮拦的赚钱动机。他们在印制上稍事热身(印制了赎罪券)，第一个正式印品就是《圣经》，且日后绝无教廷、王权与他们争夺《圣经》的印制权。就是说，欧洲印刷业发轫时，不像中国有王权、社会两个支点，欧洲这边只有一股人马和动力，为着赚钱的工匠和投资人。即欧洲的书籍，一出世就是十足意义上的商品。立即引发一个动力十足的群体之跟进。之后不到30年欧洲拥有印机的城市超过100个，根本原因在于投资商。如第三节所述，这是不小的投资。为什么这么多商人热衷这项投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好的商品——图书，和一个潜在的“图书市场”。布罗代尔说： 作为奢侈品，书本从一开始就屈从严格的利润法则和供求法则。……人们无法说清印刷业究竟为谁服务。它给一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20)(P473) 中韩的图书业清晰地知道自己为谁服务。不清楚对象是谁，因为那是看不见的手，是庞大的匿名消费群，这正是欧洲图书业发轫时的属性。 书的性质不同，是因为产生它的社会性质不同，社会性质不同是因规则不同，规则不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规则制定者不同。古代凡称王者，为安全计，必要建城。城内是卫城的士兵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商业，城外是规模不等的王的属地和为之纳粮的农人。王是其辖地的规则制定者。中外城市起源统统如此，且多数国家一直如此，只有欧洲在中世纪离轨了。被蛮族扫荡后，残破的城中仅存教堂，城外是封建领地。中世纪的法律是，农奴三年不归便不再属于其主人，成为自由民。一些勇敢的农奴跑进庇护流亡者的教堂中。这些新生的自由民赖工商业生存，并以此复兴了欧洲城市。因城中长久没有王和其规则秩序，行会填补了这一真空，制定了该城的法规。因规章不是王而是市民制定的，故称其为“市民社会”。因当时王缺席而工商坐大，法规服务于工商，又称之“工商社会”。欧洲社会以此有别于“王权社会”，无论是中国的“皇权—科举社会”，还是韩国的“王权—两班社会”。这段历史造就出前者的特征：商人享有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权力，故雄心勃勃，敢作敢为；社会中充斥着市民自愿组织，如行会、大学。 中国的城市中，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出现权力真空，皇权一直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不可能不制定万流归宗于皇权的规则，何况印刷出版与之关系密切。它不可能不干预和抑制民间印刷的发展。考古学家宿白说： 后唐以来国子监雕印经书，并规定以国子监印本经书为标准本，这样就出现了国家对雕印事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当然是雕印手工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后来为宋代所承袭。(25)(P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云： 天圣五年(1027)二月乙亥，诏民间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详，方定镂板。 西方的印刷在其最初发展的年代中，全然不见王的影子。商人们在自己制定的城市法下面，在供求关系和利润法则的支配下，放手大干。当民族国家与王权重新振兴时，包括出版印刷在内的工商业已成铺天盖地之势。王权当然想立规矩。法国皇帝制定出一些非常严厉的法令：对未经批准的著作的作者和印刷商处以死刑(1757)，禁止任何人就宗教问题著书立说(1767)，合法出版商的数量受到限制。(26)(P91)官方干预的结果是： 尽管这些镇压措施有表面效果，但禁书还是到处销售。印刷者、图书收藏家、书商，也许并非受自由主义动机所驱动，因为商业利益和获取金钱的诱惑力已经足够大了。一本受到查禁的书，其价格会立刻上涨，并吊起哪些如饥似渴的公众的胃口。禁书的销量往往比合法书籍的销量大很多。非法印刷出版在巴黎和外省雨后春笋般地出现。(26)(P92)其实关键不是一伙书商们的商业利益，而在于，权利意识、商业价值观、销售网络、市民的购买欲望，已互成经纬，构成了瓦解王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雏形。欧洲中世纪晚期，最令人瞩目的两大自愿组织——大学与行会直接联手：“巴黎大学聘雇的24位书贾，由4位顶尖书商监督，严格遵循传统的运营架构。”(15)(P169) 与欧洲之独立大学对照的是中国的官学一体，或隶属于朝廷如国子监，或服侍于科举为朝廷输送人才。学校不是一支民间力量，也很难与其他民间组织形成合作，相互帮衬。 社会形态差异的重要因子是晋升阶梯的不同。中国古代社会晋升的重要阶梯是科举。识字是参加科举的基础，故识字虽不意味着升迁，却已成为阶层划分的标志之一。它很可能影响到印刷业的三个工种刻工、写手、排字工的收入与待遇。前者不识字，后两者识字。清代查慎行《人海记》载“明代万历二十九年刻《方册藏》：每一百字，写工银四厘，刻工三分五厘”。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载，写宋字版样，每百字工匠银二分至四分不等，刻宋字每百字工匠银八分；写软字，每百字工匠银四分，刻软字，银一钱四分至一钱六分。②(P668-674)即明AI写作工与刻工以字数计算，工价相差九倍，清代相差二到三倍。刻工每日能刻100～150字，写工写字速度是其20多倍。即明AI写作工收入为刻工的2倍，清代为7～10倍。需知刻工是印刷业中印刷匠、折纸匠、装订匠等诸工种中工资最高的群体。(17)(P31)明代浮白斋主人所著《雅谑》中有个段子：“常州刻工马如龙与钱塘抄书人郭天明因争座位而口角，马老郭幼，却被郭骂为老贼，且最终让座给郭。”②(P668)综上可见，书业中识字与不识字者收入与地位上的差异。其实笔者最有心比较的，是雕版刻工与活字排字工(必然识字)的收入。惜未见相关材料。因识字成为阶层标识，笔者疑惑，识字者愿否做排字这类粗活，东家(清代更多的活字印刷是朝廷所为)对他们的报酬标准，这些是否构成中国开展活字印刷的障碍。 活字印刷决定了欧洲没有刻工，只有排字工。“他们必须能读能写，而且通常还得懂拉丁文，才够资格投入印刷事务的门下；有时甚至必须具备阅读希腊文的能力”。(15)(P124)工商社会中的晋升阶梯是经营赚钱，而非科举。识字不成为识字者做粗活的心理障碍，也无法成为获取较高收入的凭据。 最后说说图书通行场域之宽窄。严格地说，它与市场化不是一个问题。但场域之宽窄必然影响图书印量和印刷术之发展。韩国的疆域、人口、文字特征，都决定了其图书通行场域之狭小。与韩国情况相反，中国和欧洲是近代之前世界上两个顶级图书通行场域。其原因不是现行大一统国家的职能，而是通行于广袤地域中的文字。罗马帝国覆灭已逾千年，拉丁文与汉字却在政治结构殊异的场域行使着同一功能。大销量回馈给图书印制者的是再生产的资金和热忱，从而造就印刷业的繁荣。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即繁荣地，中国图书场域之宽阔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些重要成因是这一基础原因的函数。在认识欧洲印刷术的影响时，人们每每说道，它促进了民族文字的成长。这道理再浅显不过：文字需要载体，凭借批量制作的印本，文字焉能不迅速发育。以下是16世纪巴黎出版物中法文书的增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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