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生武侠小说研究--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只应包括在书中_人物性格论文

王东生武侠小说研究--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只应包括在书中_人物性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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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武侠小说的文学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其人物形象的艺术水准。我们在以上章节已粗略涉及了武侠小说中人物塑造的一些特殊技巧,如极限模式、夹缝模式、悖谬反讽模式等,在这一节里我们仍单独把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提出来进行研究,探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中性格塑造的艺术特质。

金庸本人相当注重人物的性格塑造。他说:

“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很离奇的很长的,要读者把这些情节记得很清楚不大容易。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同时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从本质上讲,武侠小说以虚构的江湖世界作为人物的活动背景,其人物性格显示出纯化、深化、变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显示出作家更大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性。首先,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武侠小说的人物命名由作家精心构思,成为人物性格的直观外化符号,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内涵。这是其余的小说类型都不具备的。

人物命名的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悖论式。如“黄河老祖”,看起来是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老”是“老头子”,“祖”是“祖千秋”。“昆仑三圣”看起来是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因为何足道琴、棋、武功号称“三绝”,于是又名何足道以示自谦。这样的怪异名字是武侠小说中制造误会的契机,人物名称于是和情节交融。《陆小凤》中有一个人叫“龟孙子大老爷”,真是怪不可言,说穿了居然也令人沉思,“因为他自己常说他自己没钱的时候是龟孙子,有钱的时候就是大老爷了。”

(二)反讽式

岳不群表面上卓然不群,江湖上又称“君子剑”,其实却心机阴沉,含而不露。杨过何“过”之有?又如何“改之”?但他却受父亲之过与命运之过的拖累,一生坎坷,倍尝艰辛,好象真的有与生俱来之“过”似的。

(三)标志式

柳余恨闻名知人,只不知生平遗恨,何时消解?包不同货真价实,凡事总要另作主张。至于他至爱的小女儿包不靓,虽然始终未出场,但只这一个千古其一的芳名,就足以令读者如雾里看花,呼之欲出而又思之难详,不觉神往久之。

(四)隐喻式

“花满楼”如诗如画,有香有色,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无限热爱的盲人?“西门吹雪”四字,已足够映出人物的高洁出尘、傲岸孤僻。

(五)评价式

金庸以阿朱、阿紫为喜爱乔峰的姐妹俩命名,隐隐有“恶紫之夺朱也”的古文化意蕴在内。因为阿朱温柔贤淑,是女性的正格;阿紫则乖僻狠毒,则是人性的异化了。

其次,武侠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模式:

(一)人物性格的圆融涵化

武侠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般都能根据其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成长历程,塑造出有主有从、有血有肉的圆型性格特征来。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人生相比,一方面经过了纯化即鲜明化,使性格特点得到突出,另一方面又经过了深化即延展化,使性格特征得以夸大,其人物性格是超越现实而高于现实的。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的生活原型化和细节真实化,塑造的是令读者高山仰止的英雄人物。其次,武侠小说的人物性格又是源于社会现实而忠于艺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江湖”与“武林”这一作家虚置的特定艺术背景之下,人物的性格对其行动的支配又有其必然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在这一点上,它又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作品中性格的绝对化和神性化的倾向。在《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博大仁爱的胸怀充彻天地,沙威对法制的严苛捍卫不会有一丝人情通融,马吕斯与珂赛特相爱一节写得如天使夜曲,颤人心弦。与此相比,武侠小说似乎还更多地写到了人性的内部冲突和挣扎的无奈。王重阳文武兼修,一代英杰,与林朝英又互有情意,但却终究好事不谐,究其原因也十分可笑而无谓,竟然只是两人的武学俱臻上乘,互不相下,每当情苗渐茁,争竞之心也随之加剧,终于落得一个出家于终南山下,一个自闭于活死人墓中。两人虽然俱是武学的旷世奇才,开创门派的宗师,但在感情生活上又表现出十足的笨拙与狭隘,简直比之中人犹有不如。每个人都有一些性格弱点,不但终生难以克制,而且有的根本就难以自知,这也是人性中的普遍悲剧。王、林之恋,看得令人惆怅叹惋之至。

一般说来,武侠小说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容易使人物陷于善恶对立格局而产生脸谱化、简单化的倾向。但是,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总是能力图抑制这种倾向,兼顾到人物性格的丰富层面。如洪七公世外高人,如神龙夭矫,但在贪吃一癖上竟与顽童无异。平凭了多少平凡人生的情趣。欧阳锋号称“西毒”,心狠手黑之事举不胜举,但作者也写到了他对欧阳克和杨过的舐犊情深。当然,这种亲子之情也是以西毒独特的言行方式表达出来的。欧阳克被巨岩压住双腿,痛不欲生。欧阳锋的话简短而斩截:“放心好了,我必能想法救你。现下你缓缓运息,只护住心脉,只当两条腿不是自己的,别去想着。”这种独特的“解痛方法”,只能是西毒的个性化语言。洪七公曾救他性命,但他却在得救之机打伤洪七公,令其武功尽失,之后又抢夺洪七公的住所。小说写道:

待走到欧阳锋身旁,洪七公睁眼笑道:“好威风,好杀气啊!”欧阳锋脸上微微一红,这时一出手就可将他立毙于掌下,但不知怎地,只感到他一股正气,凛然殊不可侮,不由自主的转过头去,避开他的目光,说道:“回头就给我们送吃的来!你们两个小东西若在饮食里弄鬼,小心三条性命。”

这里,洪七公已武功全失,却仍敢于讥讽西毒,其作为精神气质上的凛然虎威,实为天下罕有其匹。而欧阳锋一向以心毒自许,却在这场人格力量的较量上受到震慑,不敢逼射洪的目光,其潜意识中的一点“恩将仇报”的负疚感和人性中未泯的良知做了电光般的一闪。一定要写出毒物不毒,如此方是人学,而不是魔鬼妖怪。正因为此,欧阳锋虽然坏事做尽,却终究不失了一代宗匠的身份,临死前当得起义薄云天的洪七公的一句称赞:“好欧阳锋!”并与之相拥而死。倪匡也慨然以“上上人物”允称这一反派形象。

(二)人物性格的灭裂组合

除了圆型人物之外,武侠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还有许多更具特色的技巧。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一般是平衡而稳定的,性格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性的。在武侠小说中,人物则因其终日处于变幻莫测的生活环境中,突发事件接连不断,恩仇、敌友、吉凶、生死情境的瞬息万变,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杂糅乖张性。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人物性格的跨度极大的突变成为可能。例如《倚天屠龙记》中,谢逊的老父妻儿突然被自己一向敬爱的师父成昆残杀,这位至情至性而又武功极高的莽汉,在这样的血海深仇和残忍欺骗面前,理智全失,坠入魔道,为祸武林,直搅得天翻地覆。直到张无忌诞生,他又渐从神经病态中苏醒,恢复了人性中的慈祥、善良;小说最后,他自悔一生杀孽良多,坦然受辱,皈依佛门。从玉盘山上的大魔头,到冰火岛上的慈父,又到少林寺中的高僧,看起来三种性格水火不容,但还是在武侠小说的虚置情境中得到了比较合理的统一。再如《碧血剑》中的金蛇郎君夏雪宜,也是一个具有迷人魅力的复合型人物。他的悲惨身世令人同情,他的报仇方式又令人心寒;他对温仪是情真不渝可歌可泣,但对何红药却又是始乱终弃毫无良心;他有行侠仗义之举,却也有贪图财宝之念。他按照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慨然去做,留给读者的文化意义却是难以评说。只好说是一个半正半邪、亦正亦邪的江湖人物,行事之怪僻难测,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类具有灭裂组合的性格的人物,是武侠小说所特有的人物类型,但因其对现实生活的变异感太强,很难具有太高的文学价值。这类人物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在于发挥了其接受心理期待中的补偿效应,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

(三)特殊个性的单向放大

武侠小说的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武功描写又总是占了相当的篇幅,要把每个人物都塑造得圆满丰富殊属不易。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武侠小说形成了一种独特而行之有效的性格塑造模式,就是“特殊个性的单向放大”。对于次要人物,常常突出其性格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点,通过极度夸张使之鲜明化,为读者接受造成生动鲜明的印象。与传统文学术语中的“扁平人物”相比,扁平人物所夸张与突出的一般集中在道德伦理层面,如悭各、伪善、忠勇、智慧,并通过情节的逐渐累积来深化这种品质。武侠小说的个性放大则往往把笔触深入到人类性格中的某些极细微的性格特点,并通过夸张手法用一两个情节就可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例如:南海鳄神的憨直。他的口头禅是“倒也有理”,时常为一个“不欺弱者”的英雄教条而被段誉调弄得缚手缚脚,最后居然被迫拜段誉为师;包不同的执拗。他的口头禅是“非也非也”,凡事总要与人争辩不休,最后不满慕容复的卖身投靠,坚执不从,死于慕容复手中;觉远的迂腐。他的经书被盗,不去争夺,只想通过评理说服,来劝得恶贼归还;马夫人的虚荣和恶毒。这个女人只为乔峰没有正眼看她,便处心积虑地要置之于死地;哑婆婆的醋劲冲天,她只为丈夫不戒和尚与别的女人说了几句话,便愤而出走,称情圣般的不戒和尚为“天下第一负心薄幸、好色无厌之徒。”

个性放大的喜剧人物中,桃谷六仙值得一提。这六个心智不开的武功高手,唯一的性格特征就是喜欢纠缠不休,胡搅蛮缠地争辩。这样单纯的符号化的人物自然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类作品都不会涉及的,但却在武侠小说中大显身手,看得读者为之喷饭。但是作为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来看,他们似乎没有文化价值(混沌未开),甚至也说不上有人性的代表意义(现实人生完全不是这样的),因此,桃谷六仙又称桃谷六怪,“仙”“怪”都是非人的指称。据说金庸曾计划删掉这组人物,倪匡为之力争,几至涕泗滂沱,乃做罢论。然深入思之,桃谷六仙的争辩自然是毫无意义,但人类大到学术文化的烦琐论战,小到邻里亲友的争吵驳诘,所争的难道都是真理吗?《天龙八部》中的华夷之辩,《神雕侠侣》中的师徒能否恋爱,《笑傲江湖》中的正派邪派剑宗气宗之争,以庄严的面目出之,不掩其内含的虚弱无聊,这些慷慨激昂的争辩又与桃谷六仙的胡搅蛮缠有何不同?这样,桃谷六仙又成了黯于事理而振振有词的文化象征符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可以找到他的影子。这正是武侠小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艺术真实现。

(四)人性异态的反向延伸

武侠小说不但描写人物的正常心态,也大量涉及到人格的病态与变态,并对这种异态的人性进行反向延伸,建立起比现实性文学更加丰富多样的人物性格系统。武侠作家对变态心理学的掌握和精当的运用,使小说打破了过去正邪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格局,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深刻揭示出人物之所以邪恶乖僻的心理根据,这样就使人物的行为得到合理化的解释和个性化的表现,同样建立了内宇宙和外宇宙的双层对应机制。同时,简单的武功争斗中蕴含了人性的对抗、刺激和挣扎,灌注了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使武侠小说由紧张、激烈的打斗故事演进为具有文化感和哲理性的艺术作品,读者也可以从这里对“恶”的形成获得更加深刻理性的认知。象李莫愁在以克制情感为门规的活死人墓中度过少女花季,一旦步入江湖,情感遂由压抑状态一变而为放任渲泄。其初压抑既深,则与陆展元相爱的情感也愈烈,“直教生死相许”正是她反复吟唱的心曲。但谁知这场情缘竟因何沅君而破裂,于是感情由受挫而变态,转而与江湖为敌,成为人人心惊的女魔头。金庸写这个赤练仙子,写得还颇有格调,远非垂涎于她的公孙止可比。她虽然心狠手辣,性情乖张,但却忠情不二、贞洁自守,尤其动人的是写她眷爱郭襄一节时善良母爱的人性流露,更是屈中筋节。设想如果将郭襄交由她抚养,或许能使她恶行稍敛,不致于落个葬身火窟的悲惨结局?李莫愁高歌着“问人间、情是何物?”,昂然赴死,终其一生也没有参透“情”字,没有摆脱自己心中的愁思悲怀、情天恨海,过几天真正“莫愁”的自由快乐的日子。观乎李莫愁的一生际遇和内心压抑,又感到其行可诛,其情可悯,绝非一个“坏”字所能包容。

总结一下,武侠小说人物塑造的艺术技法,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艺术普遍重表现,重神似,重气韵生动,与持艺术摹仿论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中国画提倡“古画画意不画物”,认为“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它所注重的是意境而非实物,是创造者的主体情趣而非客观印象。所以齐白石又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真正的艺术精品在“似与不似之间也。”中国诗也讲究“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超其象外,得其环中。”杜甫用诗写人物:“举觞白眼望青天。”寥寥七字神气毕现,刻画的是人物的精神气度。中国哲学又讲:“得意忘言。”这些都可以作为武侠小说美学的解读原则。“五四”以来,中国小说注重吸收西方小说的技巧,再现性很强,表现出与世界文学相交融的趋向。武侠小说却仍旧坚实地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忽视细节上的毫发毕现,追求人格整体的气韵生动。传统小说中的武松打虎,智深拔柳,虽与理之所无,却为情之必有,置英雄人物与非常情境中夸张显现,当代武侠小说正是发扬着这些优秀艺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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