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国家主义”派的对外战略构想与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困境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新国家主义”原指一种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政治思潮。①当前，“新国家主义”则是民主党政权指导日本对外战略的主要思潮。这体现出民主党对自民党“保守本流”政治路线的继承性，也反映了民主党对外战略中更加突出“单惠性”的现实。在对华关系中，“新国家主义”派简单地用冷战惯性思维将美国“重返亚太”视为冷战格局在亚洲的重演，以图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臆想格局中实现自我定位。“新国家主义”派没有认清和把握东亚地区政经二元结构的复杂性，其对外战略构想具有很强的主观建构性，因而误判连连，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新国家主义”派崛起的背景
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在中美之间找寻准确的自我定位。受制于日美同盟框架的约束，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所处的位置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定位最主要的自变量。2009年9月派系复杂的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面对中美既竞争又合作、战略定位含混不清的现状，其内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对外战略思路。一是“新亚洲主义”，以鸠山由纪夫为代表，主张提高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并在中日和解的基础上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二是“新保守主义”，以小泽一郎为代表，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尽可能地在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分享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红利；三是“新国家主义”，以前原诚司为代表，主张一方面与美国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竭力遏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采取单惠主义方针，奉行“政经分离”政策，以图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相较而言，前述三种思路中以第一种思路最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但这一思路在鸠山内阁下台后很快被继任的菅直人内阁所抛弃。第二种思路比较符合日本现状，但需要政治领导人拥有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和果断行动的魄力，而由于党首小泽一郎司法案件缠身和政治影响力的式微，民主党也抛弃该选项。第三种思路，即“新国家主义”，最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因为在中日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的背景下，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单惠主义主导下的“政经分离”政策会使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徒具其名，更有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凉”厄境之虞。届时不但中国经济将受重创，日本亦会出现第三次“迷失的十年”。然而，由于前两种思路出局，“新国家主义”派便乘势崛起为民主党党内的主流。
“新国家主义”派的崛起背景除上述民主党内的派系因素外，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而出现的美国战略调整、区域局势演变及中日关系变化等因素亦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美国为遏制中国，维系霸权，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并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构建“对华包围网”。美国认为，美元的金融主导地位和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是维系霸权的两大支柱。但二者目前已经开始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因而增强了对东亚地区事务的介入。②具体而言，军事上，美国于2010年提出由海军和空军联合作战的“空海一体战”(ASB)战略构想。为此，美国以和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合作为基础，将原有的美日、美韩及美澳等双边安全合作机制构成的扇形结构延展为涵盖菲律宾、越南及印度等国在内的网状结构。经济上，美国力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主导以全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的综合性、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奥巴马政府2009年底高调宣布参与TPP谈判后至今，已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及越南等8国举行了11轮谈判。③可以说，其目标是以TPP为平台建立一个包括APEC各成员在内的自由贸易圈，并通过主导TPP建章立制工作，牵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同时迫使中国做出“二选一”的抉择，即或是服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或是被排除在圈子以外。
其次，菲律宾、越南等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声索国“挟洋自重”，加剧了南海动荡的局势。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占领南海部分岛礁的行为，中国的态度相对克制，一直秉承“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维权与维稳并举，主张通过双边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然而，菲越等国竟视中国的善意为“软弱可欺”，不但频频做出破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举动，单方面制造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而且积极迎合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一方面摆出一副“小国被大国欺凌”的可怜模样，另一方面加紧与美、日等大国展开安全合作，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冒险行动。
最后，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对华好感度跌至历史谷底，主要政党与主流媒体纷纷热炒“中国威胁论”，妄称中国对日“威胁”，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的不信任。“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向来就有一定市场。日本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高坂正尧曾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说，当一种文明或国家迅速崛起之际，历史就会在这一势头的推动下发生改变，这是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种综合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据此，高坂认定，中国崛起之后必然会在客观上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这不是以中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因为其权力增大本身带来的结果。④冷战后，中美战略定位尚不明朗，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历史认识问题等频频成为焦点，且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开始逆转，因此，中国的一举一动极易被日本过度诠释，“中国威胁”论随之甚嚣尘上。日本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就直截了当地称中国为“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为。⑤日本前国防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甚至认为，目前的中国与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对外膨胀之势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并劝导中国勿重蹈战前日本之覆辙。⑥
以此为背景，当2010年9月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各主要政党和主流媒体非但没有反省民主党执政者援引国内法律去解决外交事件的失当性，甚至矢口否认中日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这一事实。它们妄称中国对日的“威胁”，加深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的不信任。2011年底日本国内民调显示，受访者中高达87%的人认为中国不值得信赖，72%的人认为中日关系“不好”，均为有相关调查以来的历史最低值。⑦日本民众的这种认知充当了“新国家主义”派崛起的“民意”基础。
“新国家主义”派的对外战略构想
以野田佳彦、前原诚司、长岛昭久等为首的“新国家主义”派简单地沿用冷战惯性思维，将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视为冷战格局的亚洲重演，以图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主观建构的格局中自我定位，其对外战略构想也主要围绕这一点铺展。
首先，“新国家主义”派将美国“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等同中美“新冷战”的开始，强调日本在“对华包围网”中的特殊地位，并提出“太平洋宪章”，意欲与美国共同主导亚太安全、经济局势，谋取对华战略上的主动。“新国家主义”派认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东移战略意味着美国的世界战略和对华战略发生历史性转变，遏制中国崛起的含意明确，标志着中美“新冷战”的开始。基于此，“新国家主义”派将美国ASB战略构想当成冷战时期北约对付前苏联“空地一体战”战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日本与当时的联邦德国一样扮演着“盾牌”角色，它们抵御的对象分别是中国和前苏联。⑧鉴于美国国防部已表示未来10年内将削减军费⑨，“新国家主义”派认为，美为了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当然会选择谋求与日韩澳等盟国的合作、动用有限的兵力，以战略据点为依托实现以点制面。在与上述同盟国的合作中，美国无疑将尤为重视日本的作用。“新国家主义”派强调，日本位于中国向太平洋进军的战略要冲，在中国从第一岛链走向外洋的门户位置上，横亘着西南诸岛。西南诸岛的有效防御，可阻止中国从第一岛链之内向外洋扩张，还可保卫冲绳。而要实施对西南诸岛的有效防御，不仅要追加兵力部署，还应该扩大日美间的基地设施共享，加强日美间的兵力运用机制，以对美国形成有效补充。⑩
2012年1月，野田佳彦曾准备模仿“大西洋宪章”提出名为“太平洋宪章”(后改为“野田主义”)的新外交战略构想，并定调为民主党政权外交、安全领域的新政策基础。该构想假设的前提是日美同盟为维持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及和平稳定方面的基轴，日本将与美国共同构建关于经济合作和解决冲突的全面规则：在经济上，扩充TPP框架，并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进度，制订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共同规则；在安全方面，基于国际法提出一揽子规范，用以处理海上航行自由及和平解决冲突等事务，并将中国纳入宪章的约束范畴之内。(11)
其次，“新国家主义”派以“确保南海航行自由，遵循相关国际规范”为口实，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日本“新国家主义”派偏袒和支持菲、越等国，企图将该问题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挂钩，联合菲、越等国压中国就范。“新国家主义”派插手南海事务，从全球层面看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它高呼“确保南海航行自由，遵循相关国际规范”等口号即是明证。从区域层面看，“新国家主义”派以维护日本海上生命线为由掺和南海问题，企图通过加强与菲、越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获取更大的战略纵深，并为日本提供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机会；(12)同时，从政治和行动上偏袒和支持菲、越等国。如2012年4月28日，野田内阁正式决定：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向菲、越、马来西亚三国提供巡逻船和通信系统等装备。ODA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增进相互依存为宗旨的国际援助行为，“新国家主义”派却突破这一规则，将其用于军事用途，(13)内中必有居心。诚如《产经新闻》所指出的那样，“鉴于三国均围绕南沙群岛与中国争夺所有权，此举就含有联合美国、促进地区各国整体对付中国的目的”，(14)这在“日本海洋基本计划”中看得更清楚。“新国家主义”派在其中强调，日本在海洋问题上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包括保护“海洋权益”(包括保护日本岛屿领土、管辖海域、航行自由等)，维护“海洋秩序”(包括防止不明船只与周边国家军舰飞机侵入，管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主导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的建构，提升日本在国际政治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等。(15)以此为背景，在双边层面，日本有意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争议、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争端问题挂钩，以寻求美国及东盟相关国家的声援，并企图通过所谓的亚太海洋安全架构遏制中国，迫使中国就范。(16)
最后，“新国家主义”派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新防卫大纲”，提出强化西南岛屿的防卫态势和兵力部署，同时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既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又积极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2010年12月17日出台的《关于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简称“新大纲”)，确定了日本今后5-10年的安全政策走向和防卫力量建设方向。新大纲倡导日本防卫力量从“基础防卫力量”向“机动防卫力量”转型，强调日本由于中国和朝鲜的因素或威胁而面临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17)为此，日本决定加强西南诸岛和先岛诸岛等岛屿防卫力量，如决定在冲绳岛新增自卫队2000人，使该地区自卫队总人数达到4000人；此外，又对自卫队武器配置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潜艇由16艘增加到22艘，宙斯盾舰由4艘增加到6艘，并选定研制中的F-35型战斗机为航空自卫队下一代战斗机。(18)
新大纲本身虽然未明确指出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却加入了关于武器装备部件向海外转移的必要性内容。之后，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宣布了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关于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决定，为日本与其他国家联合研制、生产新型武器开了绿灯。由于美国从冲绳美军基地撤走9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部署于关岛和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日本西南防卫力量受到削弱。因此，日本加强西南诸岛和先岛诸岛等岛屿防卫的做法首先是强化自主防卫力量。日本借此加强自卫队、加快日美军事一体化，并将之视为落实美国ASB战略构想的第一步。比如，为提高离岛防卫能力，日本自卫队已开始与美协商在美国领土驻留、与美军联合训练演习事宜。(19)2012年4月30日，日美首脑又一致确认将联合开发针对亚太地区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加强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侦察合作，强化冲绳岛和其他西南诸岛的机动性及战备程度。(20)
“新国家主义”派对外战略的困境
日本野田内阁由民主党“新国家主义”派主导，施政以来在内政方面可谓乏善可陈，其形象难有提升的迹象，但在外交方面却主动修补了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而受损的日美同盟关系，同时着力提升日本与东盟、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国的战略合作，以“日美+1”的方式积极打造对华战略包围圈，(21)从而获得“极具进取性的外向型外交”(22)的头衔。然而，受经济衰退及国际权力重新分配的影响，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从容与沉稳越来越踪迹难觅，现实主义与投机主义的色彩及其带动下的急促与焦躁意味日益浓厚。加之日本“新国家主义”派缺乏从政经验，又行政治主导的排斥官僚的做法，致使其一方面急欲在新一轮全球及区域竞争中找到有利位置，另一方面又缺乏通盘考量，对外谋略显得草率粗糙，大搞单惠主义。因此，“新国家主义”派的对外战略构想呈现出一叶障目、一厢情愿及一意孤行的三种错误倾向，以致在全球、区域及双边三个层次上均面临困境。
首先，“新国家主义”派一叶障目地将中美关系视同冷战时的美苏关系，积极充当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急先锋以图渔利，结果反而使日本全球战略的伸缩余地大为缩小。实际上，中美之间客观上竞争与合作并存，主观上正致力于建构“照顾敏感度，保持舒适度”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新国家主义”派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霸权争夺赛已经开始，因此日本应当在“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构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3)冷战时期的对峙是对手之间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目前东亚地区“结构性紧张”局面看起来是由于安全与经济二元结构造成的，实质上则是因为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能力的不足，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需要同时经营两个相互矛盾的战略伙伴系统：一个是以传统盟国为伙伴、以安全为主题的旧伙伴系统；另一个是以新兴大国为伙伴、以经济为主题的新伙伴关系。(24)可见，当前东亚地区的二元结构与美苏对峙格局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美基于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而存在深层的战略互疑，但美国对华的战略不信任并非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25)美国搞战略东移并不等同于对华遏制，而是一种软均势或制度均势战略(26)，是美国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一种手段。因此，“新国家主义”派臆想的中美之间大规模战略敌对和军事对抗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事实上，中美不但在客观上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状态，主观上也正致力于建设“照顾敏感度，保持舒适度”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正如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27)即使在安全领域，对抗也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但“新国家主义”派却将对抗视为美对华关系的主轴、急欲充当围堵中国的急先锋，结果导致日本主动矮化为美国对华软均势战略中的一枚棋子，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地位削弱了、全球战略空间缩小了。这从日美首脑会谈背后的主角是中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仅讨论两国关心的相关议题中可见一斑。
其次，“新国家主义”派一厢情愿地认为东盟及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也会与日本一样对美国亦步亦趋，并共同编织“对华包围网”，结果损及自身。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与日本的一厢情愿大相径庭。一方面，韩澳等国虽然支持美国的东移战略，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想借美国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并不希望中美对抗，更不愿意选边站队。(28)如东盟秘书长素林就强调说，“东盟忧虑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争霸的舞台，不希望看到中美在东亚直接对抗”。(29)另一方面，除了菲、越等国外，东盟其他国家并不希望美、日等国直接插手南海问题，认为这样反而会加剧南海局势的动荡。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多次声称，东盟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无须外部力量的涉足。又如野田首相2011年11月东亚峰会期间曾提议创建一个由各国政府官员、学者参加的海洋合作机制——“东亚海洋论坛”，但因东道主印度尼西亚的反对而未果。2012年3月16日，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在澳大利亚表示，各国不应该“借助传统的联盟与阵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30)此外，通过联合围堵或建构多边框架迫使一国就范的图谋和做法，不符合对话、合作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潮流，也是无效的。即便在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派的一厢情愿也受到了批评。如白石隆就认为，“日本需要加强日美同盟，但这并不是说要遏制中国，日本还须与中国接触”。(31)富坂聪也强调，日本不应一味偏袒菲、越等国，这会激怒中国；日本也不应该像美国“跟班”那样插手南海问题，而要严守中立立场，找到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折衷之处，从而赢得中国的信任，提高日本在本地区的国际地位。通过联合围堵迫使中国就范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32)可见，“新国家主义”派一厢情愿的臆测既得不到多数周边国家的响应，也无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最终损伤日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形象。
最后，“新国家主义”派一意孤行地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采取单惠主义方针，结果将使中日关系陷入双输困境，更会造成日本政局的动荡不安，并最终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中日经贸领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矛盾心态。最近日本有报道称，85%的日本人表示“不信任中国”，但也有67%的人认为日本在经济领域今后最应重视中国。(33)基于此，不管是自诩“保守本流”的自民党政权还是以“新国家主义”示人的野田内阁，均强调在经济上要加强对华关系。继2006年中日提出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后，野田在2011年12月访华期间也向中方提出“推进双方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关系”的6点倡议。(34)但是，战略互惠绝不是低层次上封闭性的经济互利关系，而是全面合作、实现共赢的高层次开放性战略性关系。因此，除了强调经济合作外，加强政治互信亦是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中之重，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的发生凸显营造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要审慎对待领土主权归属、历史认识、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定等复杂且敏感的问题，积极营造良好政治氛围。然而，“新国家主义”派却一意孤行地大搞单惠主义，奉行“政经分离”政策。他们认识到“中国特需”已成为日本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剂良方，因而多次强调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却在钓鱼岛、涉疆等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动作频频，销蚀本已脆弱不堪的中日政治互信。如“新国家主义”派继在南海问题上对华频频发难后，2012年伊始又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重新命名等行动，甚至准许与“东突”等恐怖组织联系紧密的“疆独”组织——“世维会”在东京召开大会，还向其首要分子热比娅发放签证。5月13日，当温家宝总理在与野田会晤中提及中方在钓鱼岛、涉疆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时，野田却反呛表示，“中国在包括尖阁群岛在内的海上活动趋于频繁，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希望中方保持自重”。至于“世维会”问题，野田则将之与人权问题挂钩，声称：“人权是国际社会要追求的基本且普遍的价值观。这个问题可让局长级官员在日中人权对话框架内进一步讨论。”(35)即使是同席的日方其他人员也对野田的上述表态感到吃惊。(36)“新国家主义”派这一连串举动与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周年的气氛完全相悖，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告诫的那样，“日中是近邻，除了正常的国际关系外，还需要礼仪关系，相互礼让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两国领导人而言尤为重要。日本应该右手握着美国，左手握着中国。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日本的存在感，确保日本的发展，确保东亚的和平”。(37)一意孤行地亲美抗中或者对中推行“政经分离”政策，对中国和日本都是损害，是一种双输的选项。就连欧盟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都认识到，“现在日本外交上唯一的悬案就是对华关系。最重要的是，日本应理性、淡定地对待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来说，想获得终极的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两国必须把相互理解作为最优先的课题”。(38)
更严重的是，“新国家主义”派上述举动会引发中国以强硬对强硬，由此又会引出日本国内激进力量态度亢进地对华示威，并借之向政府施压。这种危险目前已见端倪。如2012年4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将从东京都财政中拨专款“购买”钓鱼岛。并非右倾保守派的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则率领本党议员两次高调参拜靖国神社，还批评民主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中国示弱，更要求野田内阁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并考虑常驻自卫队，倒逼民主党在相关问题上加大对华强硬力度。可以想见，野田内阁若沿着“新国家主义”对外战略老思路走下去，且受制于石原、谷垣等人，日本对华关系势将进一步恶化；如若置之不理则将遭到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又一波的声讨。这将拖累日本经济的复苏，使民主党政权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更造成日本政局的动荡不安，最终使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害。
“新国家主义”派作为当前日本对外战略的主导者，用冷战思维将美国“重返亚太”错位为冷战格局的亚洲重演，并在臆想的“日美联合对抗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一结构中自我重塑，确立了紧随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基调。其外交实践将极大地缩小日本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余地，加剧东亚地区局势的动荡，其单惠主义思想下的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尤其会架空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更可能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凉”的厄境。对此，日本方面应尽快警醒并采取积极行动加以扭转，中国等有关国家则应保持警惕。
①参见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Joel Rathus,"The US,ASEAN and China:Emergence of New Alignments",East Asian Forum,August 28,2010.
③「事前協議摇さぶる米TPP日本には保險が壁」，『朝日新聞』2012年4月21日。
④高坂正堯「中国問题とはなにか」、『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113-143頁。
⑤渡边利夫「中国は遅れてきた帝国主義国家」，『産経新聞』2012年3月23日。
⑥五百旗頭真「中国よ、戰前日本の道を步む勿れ」、国分良成『中国は、いま』，岩波書店2011年75-80頁。
⑦「中国不信 日本85%、米64%」，『読売新聞』2011年12月18日。
⑧丸山浩行「米国の对中包囲網の構築で最前線に置かれる日本」，『遇刊工コノミスト』2012年1月17日。
⑨"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 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3,2012,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上网时间：2012年3月30日)
⑩森本敏：米新国防戰略日本は安保戰略建て直し国家再生を，「産経新聞」2012年1月7日。
(11)野田首相“太平洋憲章”提唱へ鳩山政榷の“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から脱却，「産経新聞」2012年1月18日。
(12)Joshy M.Paul,"Asian powers scrambling for regional space",The Japan Times,October 24,2011.
(13)参见日米防衛このなし崩しは危うい，「朝日新聞」2012年5月2日。
(14)フイリピンなどに船艇供与戰略的ODAで“对中包囲網”，「産経新聞」2012年4月29日。
(15)首相官邸：「海洋基本計画」，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上网时间：2012年4月30日)
(16)中比对立激化尖閣諸島でも警戒が必要だ，「読売新聞」2012年5月24日。
(17)防衛省：「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上网时间：2012年3月31日)
(1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戰略概観2012」，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east-asian/j2012.htm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日)
(19)自衛隊、米領に駐留拠点，「日本経好新聞」2012年4月18日。
(20)アジア太平洋の“防衛强化”日米共同声明、中国を意識，「朝日新聞」2012年5月1日。
(21)「日米関係の今後の展開と日本の外交」，日本国際問题研究所，2011年3月、202頁。
(22)杨伯江：“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第37页。
(23)寺島実郎：世界認識の鮮明なる転換—二○一二年日本の覚悟，「世界」2012年2月号。
(24)杨剑：“美国二元战略伙伴系统的构建与调适”，《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第1页。
(2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Mistrust",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umber 4，March 2012.
(26)谷内正太郎编：「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ェツジ,2011年、183頁。
(27)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11882964_2.htm.(上网时间：2012年5月3日)
(28)竹内俊隆编著：「日米同盟論—歷史·機能·周边諸国の視点一」，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年、385頁。
(29)太田泰彦：ASEAN·スリン事務局長“TPPょり域内統合優先”米主導に不安も，「日本経済新聞」2012年2月14日。
(30)Mark Valencia,"ASEAN Floundering over Sea Code of Conduct",The Japan Times,March 26,2012.
(31)尾澤智史：白石隆さんに聞く東ァジァは壞れるか，「朝日新聞」2012年1月5日。
(32)富坂聰：南シナ海問題を仲介するメリツト，「VOICE」2011年8月号。
(33)中国不信日本85%、米64%，「読売新聞」2011年12月18日。
(34)外務省：「日中国交正常化40周年に際する日中『戦略的互惠関係』の一層の深化に向けた6つのイニシアティブ(ファクト·シ一ト)」，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china_1112/pdfs/jc40_factseet.pdf.(上网时间：2012年3月31日)
(35)「日中首脳会談(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2/jc_gaiyo.htm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4日)
(36)胡主席、首相とは会談せずウイゲル巡り応酬，「朝日新聞」2012年5月15日。
(37)中曽根康弘：外交の要諦を話そぅ，「外交」創刊号，2010年9月30日。
(38)口バ一ト·ク一バ一：良好な对中関係、究極の安保，「日本経済新聞「201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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