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理论对我国改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第5期由吴敬琏教授推荐发表的、 由他的研究生李绍光翻译和介绍的布雷恩·阿瑟（W.Brain Arthur ）的《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一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和注意。该文原载于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于1988 年主编的《作为一个进化的复杂系统的经济学》一书。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吸收了阿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在本刊作了广泛介绍，并且应用于我国“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的研究之中。最近，我国出版了《复杂》中译本〔1〕。 这本书详细记载了阿瑟在一个由美国核武器科研中心举办的桑塔费研究所研究经济进化理论的过程。阅读这本书，也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更多的了解，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启迪。
一、经济进化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那些新的研究课题？
阿瑟本人并不是一开始学习经济学，而是学公司管理的运筹学的，曾经在德国一家公司作过实习，又到孟加拉做过人口调查，他有爱尔兰人的观念，在爱尔兰人看来，最高形式的英雄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他被绞死的前夜，在审判席上发表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这种传统使阿瑟有一种逆叛性格，不服从某种传统的权威。
他在实际生活和技术发展史上，发现了一些同传统经济学相悖的现象。
新古典经济学使人相信，自由市场总是会筛选出最佳、最高效率的技术，这点不错。但是，为什么采用QWERTY键盘设计（目前流行的打字盘上头一行六个字母的设计）。克里斯多夫·斯格勒思在1837年设计这个字盘时，是故意放慢打字人的打字速度。但是，许多人都学习这种字盘，成为千百万人使用的标准字盘，致使这种字盘永久占领了市场。
再看70年代Beta 和VHS 两种录相带版式的竞争， 显然专家们认为VHS在技术上还略逊Beta一筹，但是，一开始，VHS在市场上占有份额多，以致VHS版式成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美国开始民用核能研究时，专家们认为高温气体冷却更安全、更有效。当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突然决定要加快建立核反应堆，并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当时唯一能接近使用的反应堆是海军为研制核潜艇而设计的轻水反应堆。海军的设计因此而被扩大为商用生产。
阿瑟的这一发现首先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注意，即在经济社会体制发展史上也存在着锁定和路径依赖的事件。诺斯教授曾用英国和西班牙的制度差异造成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制度差异的例子作了有力的说明。
但是，阿瑟的观点却受到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反对。当阿瑟在美国学术会议上论述这个观点时，一位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喊道，“在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当阿瑟在莫斯科作同样的演讲时，一位最高苏维埃成员站起来说：“您所描述的这些情况也许会发生在西方经济中，但在我们完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总是能得到最佳的结果。”〔2〕
无情的事实是无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或者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资源并不能得到最合理的配置，经济并不能达到最佳结果。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上处于对立的状态，但是，理论根源却是相同的，都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即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根据这一理论，即价格是由劳动价值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的均衡价格，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计划经济中，通过看得见的手计算出来的均衡价格，即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也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亚当·斯密时代以来，自然科学中流行的是牛顿力学，与牛顿力学相联系的线性代数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世界似乎是按照某几个定律运行的，社会是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进化的。无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其基本思维形式源出于此，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阿瑟的发现说明在技术和社会进化中，既存在着优胜劣汰，但也存在着劣胜优汰的多种复杂情形。在传统经济学中，是假设存在着报酬递减规律，或者资本利用率下降趋势，由于这种规律起作用，因此，总可以出现优胜劣汰。但是，阿瑟发现除了报酬递减外，实际上还存在着报酬递增，所谓获得者效应，即一旦拥有，就不断拥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美国波音公司、麦克唐纳公司等等，以及硅谷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都出现报酬递增，占领市场的情况。因此，这里可能出现多态的复杂均衡情况，既可以出现优胜劣汰，也可以出现劣胜优汰，即“锁定”在僵化的计划体制下，这种锁定状态更严重。
阿瑟的发现说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微小的事件被扩大和发展，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经济并不是按照常规经济学中论述的某几个固定不变的规律运行的。阿瑟的经济发现同牛顿物理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以后的发现是完全符合的。当人们观察大量简单的原子和分子如何相互作用，研究蛋白和DNA相互作用时，就会看到最初的微小变化， 会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这一切变化取决于分子结构相互之间正负反馈的作用，在经济中即表现为经济组织之间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作用，因而出现各种复杂情况，经济不断处于变化中，经济结构时常在组合、退化和发展。
从《复杂》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经过经济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电子计算机专家的共同讨论，对经济社会的结构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们一致认为，经济社会系统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它具有以下共性：
1.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的网络：在细胞中，作用者是细胞核和粒线体、在胚胎中是各种细胞，在生态系统中，是生物的物种，在人脑中是各种神经细胞，等等。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作用者是个人，家庭或企业、公司等等，每一个作用者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由自己和其他作用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环境中。每一个作用者都不断在根据其他作用者的动向采取行动或改变行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控制力是相当分散的。在一个胚胎中，没有一个主要的细胞，在人脑中没有一个主要的神经元。这个系统所产生的行为结果，是产生于这些作用者的相互行动。在经济系统中，经济的总体效果也并不决定于某个中心的决策，而是取决于千百万个作用者的无数日常决策的结果。
2.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层次的作用者对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比如一组蛋白、液体和氨基酸会组成一个细胞，一组细胞会组成生理组织，一组生理组织会形成一个器官，器官的组织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在人脑中，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语言控制中心，另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行动皮层，还有一组神经元会形成视觉皮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个人之间组合，会形成企业，企业联合会形成公司，以致形成经济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
在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共同的是都能吸取经验，经常改善和重新安排它们的建设砖块。比如，生物体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改善和重新安排它们的生理组织，人在与外界接触中不断学习，加强或减弱神经元之间的无数的相互关联，企业、公司或部门也会不断重组，加强和减弱某些组织，提升工作卓有成效的个人，以适应经济、技术和环境等等的变化。
3.所有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将来。从微小的细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中，具有这样基因的生物体才能与之适应。这种预测功能就像所有建设砖块一样，会不断吸取经验，完善和重组。在经济系统中，经济组织的预期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因预测股票市场上涨而购买，反之而抛售。
4.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会有许多小环境，每一个小环境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每个作用者利用一个小环境的同时，也会打开更多的新的小环境，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是永恒的新奇。有时小环境的扩大，会引起大系统的变化，因而造成各种不同的结果〔3〕。
把经济社会系统看作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观念彻底改变了自从牛顿时代以来形成的把经济社会系统看作是靠几项不变的定理运行的机器的观念，也改变了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形成的简单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这种理论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就是研究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及其进化的结构和特点，这对我国当前的改革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冯·诺伊曼的宇宙观
冯·诺伊曼是一位匈牙利数学家，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设计工作，被公认为电子计算机的开创者，早在本世纪40年代，他就作了一个思维实验，想象一台机器飘浮于一个池塘的水面上，在这个池塘里有许多机器的零部件，这台机器能在池塘中找到制造机器所需要的合适的零部件，然后制造并复制出这台机器，这叫做机器的自我繁衍。表面上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实际上，这种思维是冯·诺伊曼从研究分子结构的数学模型中得出的，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他预言，任何自我繁衍的系统，无论是自然的， 还是人工的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功能：（1）它必须起到计算程序的作用，是一种在繁衍下一代的过程能够运行的算法；（2）它必须起到被动数据的作用， 对其他因素的作用作出反应，并复制和传给下一代。
冯·诺伊曼的这种宇宙观，为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拆解DNA 的分子结构之谜所完全证实。DNA的双螺旋结构正是具备这两种功能，DNA一方面是一个基因数据库，编入了制造和分解细胞的程序，另一方面这种基因数据库对其他基因材料能作出反应。这两种功能决定了生物体的自我繁衍和进化。
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果把一块石头抛在天空，石头就会顺着一条抛物线落在地面，但是，如果把一支鸟抛向天空，鸟就会飞向树林。但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无生命的东西演化而来的。冯·诺伊曼设想的机器池塘也许太具体了些，但是，再抽象一些，把机器池塘设想为分子的池塘，那么，正是反映了若干亿年前生命的起源过程。冯·诺伊曼的宇宙观不仅揭示了生命的起源和生物进化过程，也揭示了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和进化的奥秘。
生命的特点在于分子的组织，生命可以比喻为一种计算法，就是分子之间类似于计算机作出的开和关，即正反馈和负反馈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物体无非是由许多基因组成的，这些基因类似于小计算机形成的网络。这些小计算机相互作用的程度完成生物体的计算任务，这是有机体进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结构。
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系统也可以看作是许多并行操作的小计算机的网络，它们之间像计算机一样，开和关，发出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各种信号，形成了经济社会系统的计算功能，这也是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和进化的结构。
每个人，每个组织，事实上都像小计算机进行着计算，在经济系统中进行盈亏的计算，计算的工具也许是货币或其他实物报酬。在政治系统中进行着对领导人拥护或不拥护的计算，计算的工具也许是选票或其他能表示拥护程度的指标。在文化系统中进行着对某种信仰的计算，因为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某种信仰，计算工具也许是拥护某种信仰的人数，或者对某种信仰的忠实程度。在经济社会系统中，正是根据这些小计算机进行的各种计算，形成了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结构。
就拿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家庭来说，家庭成员之间也在进行着现在和将来的盈亏计算，家长在家庭成员的拥护程度也各不相同，作为家庭聚集力的文化背景即某种信仰也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家庭结构的差异。有些家庭比较融洽，但似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再拿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即动员体制来说。经济系统的计算功能减弱，经济组织不计盈亏报酬，不惜人力物力，依靠政治体制中各级领导的权威，大力加强信仰系统的作用，这样一种系统导致整个系统的计算失误，某种偶而出现的形式如人民公社可以无限扩大，以致可以在全国推广，把负反馈当作正反馈，靠树立个人政治权威和强化信仰系统来维持系统的运行，结果造成整个经济系统变成停滞、僵化的系统，而且造成政治动乱和信仰危机。
用冯·诺伊曼的宇宙观来解析经济社会系统和各种组织运行中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一位用冯·诺伊曼的宇宙观来探索生命起源的学者作了一次试验。他在美国的灵长类研究所观察族群的社会制度时，给一只在等级制度中占有地位的猴子吸了点大烟，结果这种等级制度发生了混乱，它的统治区就发生了派系，不时对这只不能尽责的领头猴子发起攻击，但又迅速撤退。无独有偶，这位灵长研究所的所长是个酒鬼，成天醉醺醺的，职员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但又必须工作，所内发生的争论都是“这事你应该同我商量”，研究所出现了派系，朗顿遭到了辞退〔4〕。其实，等级制组织是基层建设砖块慢慢发展起来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把自己分为许多部门和子公司，是因为总公司的主管不希望公司的50万雇员直接来向他请示报告工作，让其下属组织都有适应复杂性的应变能力，并有自己的动力机制。朗顿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根本不可能把每一种情况都考虑到，所以这种系统总是碰到复杂的情况就变得无所适从，总是表现得既僵硬，又脆弱，常常会在踌躇犹豫中嘎然而止。
我们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从经济系统来说，让经济组织能进行盈亏的计算，便于它们合作和竞争，正反馈，报酬递增，负反馈，报酬递减，使企业重组，技术不断进步。从政治系统来说，实行民主政治，让受群众拥护的领导人当选，使失去信任的人落选，使正负反馈机制能真正发挥作用。从信仰系统来说，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使反映改革、开放思想和现代文明的理论深入人心，成为增加组织凝聚力和活力的保证，这样，使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有了比较符合实际和适应复杂性变化的计算能力。十五大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开放和进化的状态。
但是，从一种系统进化到另一种系统有其困难之处。这种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社会系统是一种自我繁衍的系统，陈旧的计算方法和计算预期，某种陈旧的信仰可以像DNA一样， 衍生在下一代组织身上。另一方面经济社会进化是群体组织的进化，而不是单个组织的进化。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旧系统的繁衍和扩大，可能出现“锁定”状态，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保持秩序的稳定，也会出现“锁定”状态。
三、进化发生在混沌的边缘
在国际学术界，往往把前苏联的激变看作是激进的改革，而把中国改革看作渐进的改革。由此引发了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争论。经济社会系统进化的理论也许可以给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从一种系统过渡到另一种系统，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在物理学上叫做相变，在生物学上称作“突变”，在神经生理学上称作“突触”。但是，“相变”、“突变”、“突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发生在混沌的边缘。
例如，把冰块加温到华氏32度，冰块会化成水。在低于发生转变的温度下，分子保持结晶体秩序（冰块），在高于发生转变的温度，分子处于混沌（水）。如果温度恰好在转变点上，秩序和混沌相互交织，呈现出复杂永恒变化的状态，叫做“相变”，这种相变发生在混沌的边缘。
作为生命起源的“分子池塘”，大概在40亿年前发生了某种分子的“相变”，生命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上保持平衡，既不能陷于过度的秩序，又不能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才得以形成和进化。
至于神经生理学中的“突触”，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如果固守某种旧的知识秩序，那么思维就会僵化，但是，如果头脑里一片混沌，一片混沌，那么也不可能获得新知。只有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上，才会突然感到有所发现，出现“突触”或顿悟。
回顾中国改革的过程，在不少地方正是符合了进化发生在混沌的边缘上的特点。中国改革的起始阶段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安徽凤阳几户农民开始了制度创新，然后扩大到全国，然后才有中央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首先是举办深圳特区。深圳特区的成功，使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然后才有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然后才有十五大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的突破。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秩序保存下来了。但是，在混沌的边缘上有所突破，引发了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
反观前苏联的情况，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经济社会系统，使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僵化的状态，使之无法适应复杂性的变化。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表面上看来很巩固，其实好像一个沙堆，一粒沙的滚落，引起了连锁反应，以致于出现了沙崩。在苏联解体后，某些地区出现无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组织并不具有进化的功能。正像在生物进化中，在动荡之后占优势的物种也许并不比动荡前占优势的物种更好〔5 〕。
从这种比较中看出，经济社会系统作为有生命的系统总是从自下而上地、从大量极其简单系统群中突现出来，而不是工程师自上而下设计的机器〔6〕。在自下而上组织而成的、具有灵活弹性的系统中， 进化油然而生。但同时，在该系统中，自下而上的活动必须导入正轨，使之无法摧毁组织结构，进化才有可能。
在中国政治系统进化中，我们可以同样发现这个特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村民自治开始的，目前已发展到扩大基层民主建设，发展到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在文化系统中，一方面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吸收外来的文化，在思想观念结构上有了进化的可能。
在混沌边缘上的进化有赖于解决经济社会系统进化的以下两个难题：
1.从旧的系统向新的系统过渡中总会有旧的计算和动力规则转到下一代组织身上。但是，一旦出现了新的计算和动力规则，旧的计算和动力就会对此作出反应。这时就有可能激活原有的组织，或者刺激在旧系统下受到压抑的因素复活，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往往压抑了一些组织和人才，出现了劣胜优汰的情况，在向市场体制过渡中，使一些组织和人才受到激励，从而释放出其活力，这样就能在体制转换中出现“路径依赖”，而不是使旧系统处于锁定状态。
2.自下而上的组织创新有助于组织群体的系统转换。一方面，在组织群体中存在着网络的联系，一部分组织的进化，会引起其他组织的连锁反应，会促进系统的转变。另一方面，上层组织是下层建设砖块形成的，下层组织的变化对上层组织的变化会起到催化和促进的作用。“所以就出现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阶梯上推的作用，每一个层次的上推都要经过某种类似自动催化的相变阶段。”〔7 〕这也是体制转换中的“路径依赖”，而不是使旧的系统处于锁定状态。
总之，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同生物系统进化一样是某种共同演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演化的过程。真菌为海藻提供了住食，海藻为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合欢树为蚂蚁提供住食，蚂蚁又保护了该树，花朵为密蜂提供了食物，密蜂传授花粉，把种子撒向田野。这同达尔文时代简单地看作优胜劣汰的过程是不同的。这种过程是一种共同优胜的过程，而避免共同劣汰的过程。这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在强调系统自下而上的作用时，并不是忽视上层（或者具体地说是政府）在系统转换中的作用，体制转换决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上层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掌握好秩序和混沌的边缘。我们常常说“统而不死，活而不乱”，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度，统是一种秩序，统得太死，变成僵化，就要使之处在混沌的边缘，使系统活起来，但也不能导致混乱到破坏秩序的程度。其实，在各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游戏中，游戏高手都懂得这一点。例如，踢足球，弱队往往采取边线进攻的战术，以使进可攻、退可守。下围棋，总是先走角、走边，其目的都是使自己处于混沌的边缘，以寻求胜机。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巩固农村根据地道路，使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过程中，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有时强调秩序，有时强调开放搞活。实践证明，掌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对改革是有利的。
2.领导者应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加强它们的力度，以使它们在系统进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无论在企业改革中，或在农村建设中，都出现许多优秀的砖块，甚至板块。如果能进一步放大它们的作用，目前改革中的不少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同时，领导人必须负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因为任何微小事件的放大，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结果。
3.领导者必须着重于完善计算和动力的规则。从向社会主义市场系统过渡来说，重要的是完善以下三个规则：一是市场规则，其中货币的计算工具应起决定作用；二是民主规则，其中选票的作用应起决定作用；三是合作规则，在《复杂》这本书中提到一种针锋相对的合作，即对善意者，重信义者给以奖励，对恶意者，背信弃义者给以惩罚。在电子计算机模拟试验中，合作者远胜于背后藏刀者，合作原则很快在人群中流行起来了。〔8〕同时， 领导者应该认识到一些规则是作用者在发展过程中自己界定的〔9〕。
可见，改革要求各级领导人具备很高的素质，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掌握领导艺术，有丰富的知识和洞察力，学会合作的本领。改革实际上是每个人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过程，以适应复杂性的进化系统。
阿瑟最有兴趣的是第三世界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因此，在桑塔费研究所工作结束后，在大学办公室，用电子计算机做了一个模拟，在《复杂》这本书中有一章，称作“玻璃房中的农业经济”，他在屏幕上看到，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在以物易物，现在他们有了联合股份公司，第二天，他们知道要成立中央银行，再过几天，他们居然有了工会，下一步他们还想做什么？他们之中一半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10〕。
电子计算模拟，无非是一种思维实验，但是，它也预示着经济社会系统通过比较和学习的催化而来的自然进化。
注释：
〔1〕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科学》， 三联书店，1997年版。
〔2〕见《复杂》中文版第43—44页。
〔3〕见《复杂》第197—200页。
〔4〕见《复杂》第287—288页。
〔5〕见《复杂》第450页。
〔6〕同上，第390页。
〔7〕见《复杂》第445页。
〔8〕同上，第369页。
〔9〕同上，第350页。
〔10〕同上，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