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人口学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中国论文,新进展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宗教信仰、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多种传统文化的团结统一的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6个自治县（旗），自治地方的总面积为617.0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4.3%。国家还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1978年以来在提干、招工、升学、计划生育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优惠政策。
因此，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民族人口学，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是繁荣学术和学科建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人口研究才正式展开，在80年代的探索与开拓中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10本专著，其中《民族人口学》一书的出版有重要意义。
民族人口学，是民族学和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任务、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
由于它是一门新兴学科，基础资料亟需提供，基础理论尚需完善，应用研究亟需加强。在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教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扶持下，在民族研究人员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努力下，在90年代的前半期民族人口学取得了更为重大的发展，出版了《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1991年）、《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年）、《当代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2年）、《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年）、《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年）、《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问题研究》（严天华，1995年）、《西藏人口发展与问题研究》（张天路，1996年）等20本专著，还发表了4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报告和调查报告。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不仅探索了一些新结论、新论点，而且找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一、新结论、新论点
1.关于人口与民族繁荣问题。人口与发展是人口的本质问题。由于中国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因此，人口与繁荣便成为民族人口的本质问题。但是，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究竟是人口增长快、人多力量大还是人口低速增长、科学技术力量大？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民族地区的人口控制工作也产生一些影响。因此，对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问题进行学术上、理论上的探讨，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参考联合国的有关资料和日本在二次大战后飞跃发展的社会经济，以及中国的朝鲜、锡伯等族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后，发表了《对现代型民族繁荣定量指标的设想》（张天路，1990年第12期《民族团结》），其主要观点有：
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繁荣。人类历史上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民族繁荣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是以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产物，理所当然地要求人口规模大、人口增长快，而对于文化科学没有更多的要求；现代型民族繁荣，则是以现代经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产物，因此，不仅要求人口低速增长，还特别强调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水平，为了便于探讨，设计了14项定量指标。
现代型民族繁荣（初期阶段）14项基本定量指标。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
（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
（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
（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
（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
（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
（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两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
（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
（10）婴儿死亡率降到20‰左右；
（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
（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
（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
（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
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民族繁荣工程，当然指的是现代型民族繁荣，自然应以上面的14项指标来衡量人口与繁荣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1990年时有些民族已达到或超过某些指标，其中朝鲜族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和年龄中位数9项指标和锡伯族的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5项指标，都已分别达到或超过现代型民族繁荣指标。
“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民族繁荣的有效模式。日本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应该说主要采取了三项发展战略：第一，由鼓励生育政策及时转轨为计划生育，以减轻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第二，始终坚持科技立国、教育优先的基本国策；第三，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行市场经济和门户开放。由于及时理顺了“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大大加快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民族）来说很值得借鉴。
2.各民族人口社会变动比例的核实与自然增长率的首次量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反映，大陆少数民族人口由1982年的6729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9132万人，8年间净增2403万人，总增长率高达35.71%，同期的全国人口和汉族人口仅分别增长12.61%和10.94%，少数民族人口为什么增长如此之快？原来大陆的少数民族人口变动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即自然变动、迁移变动（数量很小，可以略而不计）和社会变动（指改变民族成份）。1982—1990年期间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在推行民族优惠政策的作用下，社会变动比率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国内人口部门、民族部门和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并迫切希望进行量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对人口普查资料的开发，计算出了此期间汉族人口社会变动比率为－14.15%，少数民族则占了净增长人口数的56.64%（黄荣清，1995年）。
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社会变动比率最高的为满族（90.94%）、土家族（88.97%）、侗族（80.37%）、瑶族（73.33%）和白族（68.18%），蒙古族和苗族也分别高达64.39%和61.28%，傣族、布依族和回族也在23.88%—31.58%之间；而维吾尔族、壮族、朝鲜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和黎族都分别为0值。
自然，也就可以得到了各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5.88%，仅分别比全国和汉族的自然增长率高3.72个和3.99个百分点。
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自然增长率相对较高的为黎族（26.14%）、哈萨克族（21.98%）、维吾尔族（21.38%）和苗族（21.38%）；自然增长率很低的为朝鲜族（5.49%）、哈尼族（9.65%）、土家族（10.62%）、满族（11.55%）和白族（12.07%）。
3.首次测定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的分性别、分年龄、分民族人口死亡资料，不仅第一次得到了各民族人口的死亡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状况，还能显示出各民族健康水平的高低和分析所导致的原因（黄荣清，1995年）。
（1）校正死亡率状况。采用同一个人口年龄结构为权数计算出1989年7月1日—1990年6月30日的各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的为京族、仫佬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和满族，仅在5.01‰—5.79‰之间；相对较高的为鄂伦春族、佤族、门巴族、鄂温克族、珞巴族、德昂族、布朗族和拉祜族，分别在17.96‰—12.00‰之间；其他各个民族都在6.05‰—11.94‰之间。而全国和汉族则分别为6.27‰和6.25‰。
（2）婴儿死亡率。各个民族的婴儿死亡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对较低的为锡伯族、满族、达斡尔族和畲族，仅在9.05‰—25.16‰之间；相对较高的则有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塔吉克族、哈尼族、柯尔克孜族、傈僳族、撒拉族和藏族，在130.12‰—80.11‰之间。较低的锡伯族和较高的佤族相比，其差度达121个千分点。
（3）平均期望寿命（E[，0]）。各个民族的平均期望寿命相差也很悬殊，相对较高的为京、锡伯、仫佬、满、乌孜别克、汉、高山和畲8个民族，在73.01岁至70.33岁之间；相对较低的为佤、珞巴、拉祜、德昂、布朗、门巴、怒和景颇8个民族，仅在50.81岁至56.90岁之间。
各个民族健康水平的高低，主要受经济、医疗卫生、文化程度、新法接生率、近血缘婚配率、早婚、早育、密育、多育等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某些消极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不良作用，如有的地区人们经常性酗酒；有的在野外、牛棚、马厩或者产妇坐在炒热的沙子上、或者坐在温热的羊粪蛋上生育孩子；有的常吃生肉、生内脏、或者主要吃腌菜、咸菜等。
4.民族通婚比率的界定。民族人口学除了研究婚姻状况（包括已婚、未婚、离婚、丧偶）和平均初婚年龄等项目外，还要研究民族内婚（包括近血缘通婚）和民族通婚（亦称异族通婚或民族外婚）。
民族通婚比率的高低，对民族人口数量变动、健康素质等起着不同的作用。当民族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时候，少数民族和汉族通婚家庭户的子女选报少数民族成份的比例就会较高和很高。根据我们对北京牛街、穆家﨏等几个民族聚居区的调查，1982年的回汉、满汉、蒙汉通婚的289户的506个孩子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的占75.89%（张天路，1989年）。估计从1983年开始实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对报考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汉族降低10分后，选报少数民族成份的比例还会升高。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时，发现民族复合家庭中的汉族母亲所生育的孩子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占0岁婴儿总数的7.54%（张天路，1993年）。即少数民族多得了17.18万孩子。
另外，据西藏卫生厅于1982年对拉萨市中小学生生长发育的调查，其中藏族（民族内婚子女）和藏汉族通婚子女，到17岁时的男生身高分别为161.31厘米和163.12厘米，女生分别为155.35厘米和153.50厘米；男生体重分别为48.55公斤和49.88公斤，女生分别为42.80公斤和44.58公斤。
到1990年时的民族通婚比率相对较高的为满族（65.13%）、蒙古族（52.21%）、土家族（49.23%）、侗族（46.78%）、瑶族（41.96%）、苗族（39.23%）和傣族（32.57%）；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0.99%）、哈萨克族（7.54%）、藏族（8.29%）和朝鲜族（11.12%）。
5.民族人口指标快速演进新结论的定位。过去由于分民族人口资料的缺乏，在分析民族人口问题时，往往把汉族与少数民族（把55个人口、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民族加总在一起的人口指标，这种分析既不科学，也不能反映各民族的实际）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总是汉族先进于少数民族。在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了可以进行分民族直接比较的重要基础数据之后，经过开发和分民族比较，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新结论，即在56个民族的所有人口指标中，汉族都分别被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超过（张天路，1997年），一个“金牌”也没有保住，这里仅举几例：
（1）标准化出生率：低于汉族（21.33‰）的已有朝鲜、俄罗斯、锡伯、满、裕固、达斡尔和蒙古7个民族，分别在14.88‰—21.17%之间。
（2）总和生育率：低于汉族（2.24）的已有朝鲜、俄罗斯、满、锡伯和裕固5个民族，分别在1.56—2.13之间。
（3）婴儿死亡率：低于汉族（24.36‰）的已有锡伯、满、达斡尔和朝鲜4个民族，分别在9.05‰—19.41‰之间。
（4）平均期望寿命：高于汉族（70.05岁）的已有京、锡伯、仫佬、满和乌孜别克5个民族，分别在73.01—71.18岁之间，而高山族和畲族已分别提高到了71.41岁和70.33岁，与汉族水平相当。
（5）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高于汉族（22.84岁）的已有朝鲜、满和蒙古3个民族，分别在23.34—23.28岁之间，布依族也提高到了22.84岁。
（6）成人文盲比率：低于汉族（21.53%）的已有塔塔尔、锡伯、朝鲜、俄罗斯、鄂伦春、乌孜别克、赫哲、畲、鄂温克、达翰尔、满、哈萨克、仫佬、回、毛南、京和壮17个民族，分别在4.86%—21.17%之间。
（7）少年儿童系数：以朝鲜族为最低（24.74%），汉族居第二位（27.15%），而纳西族已降低到28.47%。
（8）人口生活质量（PQL1）：高于汉族（85.2）的已有锡伯、满、仫佬和朝鲜4个民族，分别在93.3—88.0之间。
从1990年的这些事实不难看出，少数民族虽然开展计划生育较晚，生育政策较为宽松，有的民族社会经济的起点很低，但在向人口现代化的演变进程中，不仅赶上了汉族，更可喜的是还把汉族抛在后面。这主要是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起积极作用。
当然，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峻，但各个民族之间你追我赶的态势已经形成，估计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会有更多民族的人口指标赶上或超过汉族。
二、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一门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实现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的保证。在1989年出版的民族人口学著作中，虽然也对此作了专门论述，但和其他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近几年在调查研究实践中对研究方法有了某些新的探索（张天路，1997年），这里只举三个例子：
1.问卷调查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人口学分析研究所用的资料基本上来自问卷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等），这样的成果既反映了“是什么？”比如有的民族已实现了人口现代化，社会经济水平也比较高，但平均期望寿命却不够理想，甚至还低于其他各方面较差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经过田野工作发现，与他们经常酗酒、主要吃腌菜等因素有关；又如有的民族地区近血缘婚配比率相当高，有的与宗教或其他原因有关，有的则是迷信作崇，如当地男女青年不敢与是否带有“蛊鬼”（一种害人的恶鬼）的人结婚，只能与相互很了解的姑舅表、姨舅表通婚等等。
根据我们的多次实践，认为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工作时的主要对象应该选择寨老（群众心目中办事公道、认真，经常为群众调解纠纷、解除困难者）、教师、医生、知识青年等交朋友，促膝谈心，因为他们既了解情况，又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2.关于分析文盲人口新方法。国际上通行的文盲人口分析指标，是成人文盲比率，它的效用是无容置疑的。但我们在分析中国的各民族文盲人口时发现。虽然成人文盲比率年年降低，但不少民族的文盲人数却在年年增多，而且青壮年文盲数不是萎缩而是膨胀，甚至超过老年文盲人数。如何解释和正确解决这个矛盾？便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
经过反复探索发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盲人口时，除了继承和使用成人文盲比率以外，还应增加“人口文盲金字塔”分析法。
人口文盲金字塔是参照人口年龄金字塔的计算和绘制方法而编制的（张天路，1995年），所不同的是，它以成人文盲人口总数作为基数，用各种年龄组的男女文盲人数分别与之相比，将所得比值绘制成图。
中国56个民族人口文盲金字塔塔形，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但都直观地显示了各个历史时期消除文盲的效益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类，文盲消除型。其塔形为下尖、上宽的大跨度倒金字塔形，表明文盲人口的绝大部分已经集中在55岁以上人群，54岁以下各年龄组逐渐加大收缩力度，基本上消除了青壮年文盲。属于这一类型的只有朝鲜、俄罗斯、锡伯和满族4个民族，仅占56个民族的7.14%。
中国朝鲜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中国锡伯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第二类，文盲转变型。即正在向消除型转变或者过渡，塔型已呈倒金字塔形。属于这类塔型的已有蒙古、维吾尔、高山、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鄂伦春和赫哲9个民族，占56个民族的16.07%。
中国蒙古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中国维吾尔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第三类，文盲扩展型。其塔形为正金字塔形，上窄下宽特别显著，表明青壮年文盲大大超过老年文盲，新生文盲问题十分严峻，属于这类的有汉、藏、东乡、苗、彝等40多个民族，占56个民族的76.79%。
中国东乡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中国藏族人口文盲金字塔
对于这类文盲人口的分析，如果只用文盲比率一个指标，仅能看出文盲比率年年下降的良好一面，而看不出壮年，特别是青年文盲年年扩大的严峻态势，便不能为义务教育敲响警钟，很难促使政府下决心采取新的紧急行动。
3.民族人口预测方案的探索及各民族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过去因为缺乏各民族人口的重要基础数据，我们一直没有对少数民族人口趋势进行长期预测。当然，也有关心少数民族人口的人士作过长期预测，如有人预测“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将高达1.62亿。再过39年将达11亿，这等于我国现有人口总数”（中国科学报，1990年）。
这次的预测（黄荣清，1995年），是以1990年人口普查提供的各民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生育率、死亡率、民族通婚等重要基本资料为基础，并假定：
第一，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期望寿命不断延长；
第二，现行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并且汉族和超过1000万人口以上的民族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和其他少数民族下降到2.1以后，就不再下降；
第三，今后不再会有大规模的民族成份变动（因为1986年和1989年先后下达了暂停更改民族成份工作的文件）；
第四，民族通婚有扩大的趋势，而且在预测中只考虑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因为这对人口的民族分布有影响。
在处理民族通婚与民族人口变动的影响时，设计了三种方案进行预测，即方案1，不考虑民族通婚对人口民族分布的影响；方案2，保持1990年人口普查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比率，其子女都申报父亲所属民族；方案3，假定今后民族通婚率按年增长1%的速度发展，并且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汉族妇女所生育的子女都申报为少数民族。
表1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预测（1990—2040年）
资料来源：《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155—166页。
注：比重为占全国人口的%。
我们分别对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进行了预测，其结果是：按方案1，到本世纪末，超过1000万人口的民族将由1个增加到3个，即壮、回、满3个民族；到2040年将增加到6个民族，即回、维吾尔、苗、彝、壮、满6个民族，其中壮族将超过2000万人。若按方案3，到2040年将有9个民族超过1000万。即除了上述6个民族外，还有蒙古族、土家族和藏族人口亦将超过1000万。
结束语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只有10多年，民族人口学的创立只有几年，但在各部门、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人口与发展，或者说在人口与民族繁荣发展方面尽到了心，尽到了力。不过今后的任务还重，路程还长，寄希望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