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杰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实事求是论文,杰出贡献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第一次提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思想，他身体力行，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革命的实际，寻找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作了正确的理论阐述。瞿秋白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尽管他的论述还不够完善、深刻和具体，但毕竟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一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瞿秋白从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他在苏俄考察两年之后，就解除了对社会主义“隔着沙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回国后活跃在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战线上，成为党的早期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1927年初，瞿秋白编了一部《瞿秋白论文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做了一个实际的总结。他在文集《自序》中明确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的思想。这个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瞿秋白从他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起，就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求得解决革命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对此瞿秋白一再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论述：“哲学不但要解释客观世界，而且要变更客观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决不能有革命的运动”（注：《新青年》月刊第1号。）。 瞿秋白竭力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社会运动”，“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他反对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当做“只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的书生气。他说，他的著作不是为了“藏之名山，传诸其人”，而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
瞿秋白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自然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他在文集《自序》中明确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在《列宁主义概说》中他写道：“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成为空谈”（注：《新青年》月刊第1号。）。为了使这个观点具有说服力， 他举出实例加以论证，指出，五四运动之际，戴季陶、胡汉民等人，都算是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现在他们都抛弃了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瞿秋白认为这是理论与实际脱离的必然结果。对于戴季陶、胡汉民“抛弃唯物史观”有无其他更深层的原因暂且不论，单从理论和实践不能分离这个角度说，瞿秋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瞿秋白进一步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这是他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具体化。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出发点，一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评的革命的方法，决不是死板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注：《新青年》月刊第1号。）； 二是因为各国各地“经济发展有程度之差异，其客观状态有明显与否之不同”，而且“在有时间空间及物质的现实世界中，依其各种力量——各种阶级——互相敌对持（犄）角之势，流动变迁”，“各种社会既然各有特点，也就有特别的发展规律——特别的规律。只有懂得这些特点和规律，我们才能明了变动的历程”（注：《新青年》季刊第1期。），所以， 改造社会“决无死的范式”（注：《新青年》季刊第1期。）， 而是要“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注：《瞿秋白选集》第21页。）。中国革命是“特殊的‘非欧洲式’的革命”（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死板的范式，而要“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揭示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具体说来，就是“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策略战术问题”（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他给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确定的任务之一是“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1923年夏，瞿秋白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积极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现状，弄清改造社会、国民革命、民族革命的重要性，从而投入革命的实际斗争。
瞿秋白还辛辣地批评了“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说他们“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说他们“不但不详细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他告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在党内，瞿秋白还尖锐地批评了彭述之等人是“好像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不愿意……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实践证明，瞿秋白的批评是正确的。
二
瞿秋白不仅率先提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思想，而且其理论实践也遵循了这一思想，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独到见解。瞿秋白比较早地论述了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早在1923年2月， 瞿秋白就提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注：《新青年》季刊第1期。）。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又指出：“中国现实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它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从党的历史文献来看，这是在中国最先实际分析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论述。
此后，瞿秋白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又多次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五卅运动以后，他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思想，这是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个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瞿秋白提出这个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结果。他针对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尖锐地指出：“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注：《新青年》月刊第3号。）。 因此他说劳农阶级应该“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注：《新青年》月刊第3号。 ）。实践证明，瞿秋白强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瞿秋白是我党较早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这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重要成果。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党的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但瞿秋白仍有他的独到之处。
早在1922年，瞿秋白在第一次旅俄期间，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注：《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341页。）1923年初他一回国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在党的三大上，瞿秋白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唤醒农民，与之联合”（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五卅运动以后，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指出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发动农民运动“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他呼吁全党要“努力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与农民携手”，“巩固地结成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革命的主力军”（注：《瞿秋白选集》第274页。）。瞿秋白对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认识也是比较深刻的。他认为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之彻底胜利”（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创见，对于全党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确阐述革命军队、革命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是瞿秋白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又一创见。1926年4月， 瞿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问题。他认为，革命战争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都应当应用。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革命战争是最主要的方式”（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他明确指出，“在欧美独立国家里，如果革命党能够破坏国家军队的内部，使之中立或革命化，那么工人的巷战，未始不能使革命胜利”（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但是，中国革命却不能这样。他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之下的半殖民地”，有“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一是“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梗阻”；二是“城市里大半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驻军”，甚至帝国主义可以“从日本印度调遣坚甲利兵”以镇压中国革命；三是中国军阀的军队“异常之多，而且大半间接受帝国主义指挥”，在“军事技术及军事器械”（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等方面都占有优势。正是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瞿秋白认为：“乡村里的堡垒战即使胜利，也只是地方的，——全国同时暴动，又是技术上不可能的事”，“即使（城）市巷战暂时胜利，也很难持久”，因为“单是草创的义军”（按：即临时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不能和敌人抗衡”。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他要求全党必须重视军事问题，努力做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准备。他特别提醒全党“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这些意见显然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瞿秋白在1926年4 月就提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卓越见解，表明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深刻的正确的。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又一创见，对于全党认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重要性有着很大的意义。
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由瞿秋白等一批先进分子介绍传播到中国的。由于这种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给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在我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政策。而要实现和完成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到适合不同国情的转变，其关键在于是否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本国革命实际真正地结合起来。这个结合过程的实现，在中国是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斗争和多次反复的实践才真正做到的。瞿秋白以他深厚的理论修养，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他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注意和强调这个问题，他的名言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初步指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问题。瞿秋白这个思想，在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充实完善发展成为党的最重要的科学指导原则，而且也正是在这个科学原则的指导下，长期以来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各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并以自己艰苦的努力不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毋庸讳言，瞿秋白同志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犯过“左”倾错误，这在党的幼年时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且，瞿秋白同志不久就承认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重大错误，惟有这一次是犯错误的当事人自己纠正的，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瞿秋白同志是真正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真正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经过瞿秋白等先进分子的介绍，在中国广泛传播了大半个世纪，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受住各种困难挫折的严峻考验，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就在于我们党能够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实践表明，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相统一的正确原则，我们就能够指导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是多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所获得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