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与《齐民要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谶纬论文,齐民要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5)01-0116-12 贾思勰，史籍无传，唯《隋书·经籍志》子部农书著录：“《齐民要术》十卷，贾思勰撰”①。《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沿之。《齐民要术》大约写成于东魏天平、武定之世(533-544)间。刊刻本始见于北宋，序称贾思勰为“后魏高阳太守”②。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贾思勰为元魏时人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确以贾思勰为后魏高阳太守④。清人姚振宗推测，贾思勰或与北魏、东魏名臣，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光)人贾思伯、贾思同“同时同族，为郡守以后不仕而农者”⑤。近代以来《齐民要术》和贾学研究者多采其说⑥。 《齐民要术》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科技界的广泛重视，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农书和农业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它有《史记》那样的历史作用、开拓性的农书体例和宏富博大的文献内涵。它总结了后魏以前和后魏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在中国农学史上完成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农书没有一部能与这相比。”⑦此外，《齐民要术》保存了许多北魏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的历史信息，更是研究中古汉语的语料宝库。近百年来，《齐民要术》的相关研究已涵盖作者、版本、成书年代和背景、文献整理、农林科技与思想(种植业、养殖业、畜牧兽医业、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观)、生物学及生物工程、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农业经济经营及理财思想、酒文化、饮食文化、语言学、社会风俗史、数学、民族关系、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等多个领域，发表的论著不下数百篇(部)。但是，《齐民要术》中所见谶纬影响，学界尚缺乏较完整的讨论，或简单归之为“迷信”⑧。 一、谶纬宜时宜地论述 《齐民要术》卷1《种谷第三》：“《尚书考灵曜》曰：‘春，鸟星昏中，以种稷。(注：‘鸟，朱鸟，鹑火也。’)秋，虚星昏中，以收敛。(注：‘虚，玄枵也。’)’”⑨又引《淮南子》：“昏，张中，则务树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昴星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⑩ 卷2《黍穄第四》：“《尚书考灵曜》云：‘夏，火星昏中，可以种黍、菽。(注：‘火，东方苍龙之宿，四月昏，中在南方。菽，大豆也。’)’”(11) 《尚书考灵曜》是尚书纬的一种，其篇名在东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后汉书·律历志中》“贾逵论历”中都有提及，是尚书纬中残存佚文最多的一种，主要论述天地形态、日月星辰运行及帝王受命、灾异祥瑞等。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录有《考灵曜》相关佚文如下： 主春者鸟星，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星，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则入山，可以斩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视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力役。(辑自《礼记·月令》疏、《玉海》卷2、《清河郡本》引《齐民要术》) 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种半夏之斗矣。(辑自《玉烛宝典》卷5) 主冬者昴星，昏如中，则山人以断伐具器械矣。(辑自《玉烛宝典》卷11) 春鸟星，昏中，以种稷。夏火星，昏中，以种黍菽。[郑玄注：鸟，朱鸟，谓鹑火也。火，大火也。](辑自《太平御览》卷823、《齐民要术》卷1) 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收敛。(辑自《尚书》疏、《史记正义》、《齐民要术》)(12) 他如《孝经援神契》等佚文中也有类似内容：“斗指卯，鸟星中，春分序，趣种禾，事垦黍。”(13) 农业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极大，“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因此，中国古代的农民和农学家的“宜时”意识极为强烈(14)，而天时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对应关系，也是古人建构天地人合一宇宙观和“顺天应人”治国理念的一个要素。 《齐民要术》所引《尚书考灵曜》片断，反映了先秦流行的“观象授时”方法之一，即通过观察恒星的周年视运动，确定四时的变换。传说在颛顼时代(约公元前2400年)，已设立火正专司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的观测(15)。据《尚书·尧典》，帝尧命羲和、羲仲观测鸟、火、虚、昴四星宿在黄昏时处于南中天的日子，定出相当于后世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时的标准：“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16) 鸟、火、虚、昴四星宿，亦称四仲中星，具体何指，天文学史界尚有不少争议，暂不论(17)。观象授时的原初目的，未必是为了安排农事。但《夏小正》和《礼记·月令》都已胪列每月的天象、气象、物候、节气和相应的农事安排(18)，则四时与特定农事的对应关系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形成较完整的论述。重要谷物如谷、黍、麦的播种期与四时的对应，在伏胜《尚书大传》中已有明确的阐述：“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收敛。”(19)《史记正义》所引《尚书考灵曜》，显然衍生自《尚书大传》和《淮南子》的相关论述，但《齐民要术》却将《尚书考灵曜》列为征引文献的首位，反映出贾思勰心目中谶纬论述的权威性。 古代农业生产中的宜时观念，更细致地反映在《齐民要术》卷1、2所引《杂阴阳书》、《氾胜之书》关于粮食作物耕种、生长的各种宜忌日辰。如《种谷第三》： 《杂阴阳书》曰：“禾‘生’于枣或杨。九十日秀，秀后六十日成。禾‘生’于寅，‘壮’于丁、午，‘长’于丙，‘老’于戊，‘死’于申，恶于壬、癸，忌于乙、丑。” “凡种五谷，以‘生’、‘长’、‘壮’日种者多实，‘老’、‘恶’、‘死’日种者收薄，以忌日种者败伤。又用‘成’、‘收’、‘满’、‘平’、‘定’日为佳。” 《氾胜之书》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其自然者，烧黍穰则害瓠。”(20) 论者或以为皆属迷信，并解释说，贾思勰只是引述，其实并不以为然，所以才在自注中说，“《史记》曰，阴阳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共梗概，不可委曲从之。谚曰，以时及泽，为上策也”(21)，“贾氏显然以为不必顾虑忌不忌，还是根据适当的时期和土壤燥湿来播种，方是上策。”(22)但近年来学者由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和天水放马滩《日书》发现，《杂阴阳书》、《氾胜之书》所记粮食作物生、长、壮、老、死、恶、忌各种宜忌日辰，在战国秦代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已相当流行(23)。这一系列种植时令宜忌观念从战国流行至唐。有学者认为，这种观念基本上是依据与特定作物所属五行相冲克的支辰来排比，而非从农业科技的角度提出，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其必然和合理的一面，透过其阴阳术数外衣，“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在探讨作物栽培与时令关系上的努力和尝试”(24)。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农作物时宜观念的“表现形式是迷信的，但其内容很大程度上并非迷信，而是与节气结合在一起的劳动人民长期生产经验和教训的总结”(25)。 上引种植时宜观念暂未见于今存纬书佚文。但从这些观念与阴阳五行论述的密切关联及其流行的时代来看，推测其与谶纬观念体系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齐民要术》卷1《种谷第三》：“《孝经援神契》曰：‘黄白土宜禾。’”(26) 卷2《黍穄第四》：“《孝经援神契》云：‘黑坟宜黍、麦。’”(27) 卷2《大豆第六》：《孝经援神契》曰：“赤土宜菽也。”(28) 卷2《水稻第十一》：“《孝经援神契》曰：‘汙、泉宜稻。’”(29) 孝经纬在诸纬中佚文保存最多，其中尤以《援神契》和《钩命決》佚文篇幅最大。《援神契》篇名在《白虎通》、《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后汉书》中屡屡提及(30)，从佚文看内容主要包括日月星占、物候节气，及帝王圣人瑞应异貌、天地崇祀、五德之运等。《纬书集成》录有《援神契》相关佚文如下： 黄白宜种禾，黑坟宜种黍、麦，苍赤宜菽，汙、泉宜稻。(辑自《周礼·地官·载师》疏) 土黄白宜种禾，黑坟宜黍、麦，苍赤宜菽，汙、泉宜稻。(辑自《太平御览》卷823、卷838，《格致镜原》卷61，《天中记》卷45) 赤土宜菽。(辑自《太平御览》卷841)(31) 中国古代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导致各地土壤的差异。《史记·周本纪》：周弃“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也”(32)。“土宜或地宜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和这样的过程中孕育生长出来的”。(33) 从先秦秦汉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关于土宜或地宜的概念发展得已颇精细。如《尚书·禹贡》中将各地(九州)土壤区分为白壤、黑坟、白坟、赤埴坟、涂泥、壤、青黎、黄壤等土质。《周礼·大司徒》把土壤区分为十二类，要求按照不同类型的土壤性质种植所适宜的农作物。《管子·地员篇》列举十八种土壤及其性状和肥瘠次第，并已有黄堂宜黍、秫，赤埴宜大菽与麦，黑埴宜稻、麦的具体论述(34)。《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也有关于土壤与主要粮食作物关系的详细讨论。《齐民要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却首列纬书的相关论述。 二、谶纬与植物命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描写动植物的诗赋大增，蔚然成风，动植物学及包含丰富动植物学知识的作品屡屡出现，如张华《博物志》，嵇含《南方草木状》，戴凯之《竹谱》，崔豹《古今注》等(35)。《齐民要术》则从农学、植物学的角度，记载了多种农作物和植物品种(36)。“那时可以称名识别的品种已经很多”。贾思勰“于每种重要作物，往往先引晋初(三世纪)郭义恭《广志》所载品种，然后列举作者写书时(六世纪)的品种(37)”。有些品种是贾思勰自己命名的(38)，也有些品种的名称，引自纬书。 《齐民要术》卷10《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介绍多种北朝统治区域之外(如淮河以南地区)的物产。其“竹”作物如：“《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竹、紫脱常生。’”(39) 《斗威仪》是礼纬的一种，其篇名于《后汉书·方术传》李贤注中始见著录。其内容主要陈述君王应五德之运而生分别招致的各种天、地祥瑞及天文占。《纬书集成》录有《斗威仪》相关佚文如下：“君乘木而王，政太平，
竹、紫脱，为之常生。”(辑自《艺文类聚》卷89，《唐类函》卷189，《玉海》卷197)(40)
竹，竹之一种。《续博物志》卷10：“
竹，皮青内白如雪，輭韧可为索”。(41) 《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又引“《孝经河图》曰：‘少室之山，有爨器竹，堪为釜甑。’”(42) 《纬书集成》所辑《孝经河图》作：“少室之山，大竹堪为釜甑。”(辑自《太平御览》卷962，《格致镜原》卷67)(43) 三、谶纬与养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采桑饲蚕在新石器晚期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甲骨文中已有祭祀蚕神的卜辞。历代关于蚕神的文献记载，长期多元并存，有先蚕、嫘祖、菀窳夫人、寓氏公主、马头娘、蚕母、三姑等说。秦汉宫廷祭祀先蚕。《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又称“今蚕神曰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很可能是宫廷后妃负责养蚕者的蚕神化，流行于东汉时期。汉晋民间祭祀的蚕神则很可能是马头娘(44)。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女化蚕》见于干宝《搜神记》(45)。 《荀子·赋篇》之《蚕赋》，叙五泰(帝)对蚕的形容：“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46)言蚕身柔婉如好女，而昂首似马。这是古人对蚕马形似的观察。《齐民要术》卷5《种桑、柘第四十五养蚕附(一)》引《周礼》：“马质……禁原蚕者”，并引郑玄注：“质，平也，主买马平其大小之价直者。”“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蚕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故禁再蚕者，为伤马与?”缪启愉指出，这是郑玄以纬学解释经文之义(47)。 《周礼·夏官》原文：“马质掌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皆有物贾。纲恶马。凡受马于有司者，书其齿毛，与其贾。马死，则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若有马讼，则听之。禁原蚕者。”(48)，马质是夏官下属机构，掌管马政，评定马价，供应军马。“原蚕”，指春蚕后入夏再次孵化。养蚕事宜为什么关马政官员的事?郑玄的解释是，“蚕与马同气”，“原蚕”可能会“伤马”，所以要由马质颁布禁令(49)。“原蚕”为什么会“伤马”?因为蚕马同气。为什么说蚕马同气?天上的辰星(即房宿)，古人亦称天驷，即天马。《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50)所以马与“大火”相应。“大火”配卯，卯配在月建上是二月。至于蚕，郑玄注引《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月直‘大火’”浴蚕种的月份，正是二月。龙为天马，马属“大火”，蚕为“龙精”，在“大火”二月浴种孵化，故称“蚕与马同气”。这样的转弯抹角穿凿附会，正是谶纬论述的一个特色。 《种桑、柘第四十五养蚕附(一)》又引《春秋考异邮》：“蚕，阳物，大恶水，故蚕食而不饮。阳立于三春，故蚕三变而后消；死于七，三七二十一，故二十一日而茧。”(51) 《春秋考异邮》，春秋纬之一。今存佚文内容以春秋史事和天文占最为丰富，兼及《洪范》五行说、风角等，亦颇杂糅阴阳五行、易数、星象以解说动物的生命形态。如： 三九二十七，七者阳气成，故虎七月而生。阳立于七，故虎首尾长七尺。般般文者，阴阳杂也。(辑自《太平御览》卷891，《事类赋》卷20) 虎斑文者，阴阳杂也。(辑自《文选》卷48《封禅文》注) 七九六十三，阳气通，故斗运，狗三月而生也。[宋均注：狗，斗精之所生也。](辑自《初学记》卷29，《太平御览》卷904，《清河郡本》) 阳立于三，故狗各高三尺。(辑自《初学记》卷29，《清河郡本》) 阴合于八，八合阳九，八九七十二，二为地，地主月，月精为马。一月数十二，故马十二月而生。(辑自《事类赋》卷21，《格致镜原》卷84，《事词类奇》卷25)(52) 《考异邮》佚文中也有三条解释蚕的生命形态和生活习性(第一条即辑自《齐民要术》)，与上引对虎、狗、马的解说相映成趣： 阳物大恶水，故蚕食而不饮。阳立于三春，故蚕三变而后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茧。(辑自《齐民要术》卷5) 四月蚕饵丝。(辑自《太平御览》卷814) 蚕，阳者，大火恶水，故食不饮。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蚕以三月叶类会精合相食。(辑自《太平御览》卷825)(53) 《要术》所谓“大恶水”，应如《太平御览》卷825作“大火恶水”。大火即辰星，非五行之火，如前引《蚕书》所云二月直“大火”，则浴蚕种。后人则以五行相克解之，称“蚕阳物，属火，恶水，故食而不饮”(54)。 四、谶纬与风俗信仰 《齐民要术》不仅是一部完备的农业科技百科全书，也保存了许多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风俗信仰的历史信息。如： 卷2《种瓜第十四》引《龙鱼河图》：“瓜有两鼻者杀人。”(55)鼻即瓜蒂(56)。 卷6《养羊第五十七》引《龙鱼河图》：“羊有一角，食之杀人。”(57) 同卷《养鸡第五十九》引《龙鱼河图》：“玄鸡白头，食之病人。鸡有六指者亦杀人。鸡有五色者亦杀人。”(58) 这几条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饮食禁忌。“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59)果蔬、六畜有异相者，战国以来一般视为妖邪之物，食之害人(60)。《纬书集成》所辑《龙鱼河图》与饮食禁忌有关的佚文，还有： 白马玄头，食之杀人；下病，食马肉，亦杀人。(辑自《太平御览》卷893) 犬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辑自《太平御览》卷743) 黍米糜粥合糒中，食病杀人。米食不可以合穄，食洞下，杀人也。(辑自《秘府略》卷864)(61) 《齐民要术》卷2《小豆第七》引《龙鱼河图》：“岁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头发少许，合麻豆著井中，咒敕井，使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方疫鬼。”(62) 又引《杂五行书》：“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验。”“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竟年无病；令疫病不相染。”(63) 卷5《种桑、柘第四十五》引《龙鱼河图》：“埋蚕沙于宅亥地，大富，得蚕丝，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镇宅，大吉，致财千万。”(64) 又引《龙鱼河图》：“冬以腊月鼠断尾。正月旦，日未出时，家长斩鼠，著屋中。祝云：‘付敕屋吏，制断鼠虫；三时言功，鼠不敢行。’”(65) 《齐民要术》和《杂五行书》一再提到的“七”、“二七”等数字，很可能源自古人对神秘数字的信仰或观念(66)，如前文所引《春秋考异邮》所谓“七者阳气成”，“阳立于七”。所引《龙鱼河图》佚文呈现的则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求医避疫和驱除物害的巫术信仰。 《龙鱼河图》是谶纬《河图》的一种，今存佚文六十余条，记玄女助黄帝制服蚩尤及昆仑天柱、玄洲、祖洲等神话传说。于上古传说帝王神话之外，还保存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山川、星辰气象、动植物、器物、人体器官诸神神话，以及辟邪、驱鬼、求子等巫术，衣饰、饮食等习俗禁忌。 何谓“河图”?历来聚讼纷纭。有学者认为“在先秦有着不同的含义，其最先是指一种玉石或典册，后来演化成太平盛世的一种祥瑞，再后来成为一种预测吉凶祸福的预言书。”(67)两汉时期正式成形的谶纬文本，除了七经纬，还有《河图》、《洛书》。《尚书璇玑钤》说：“河图，命纪也。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录代之矩。”(68)《春秋命历序》说：“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69)从现存的《河图》、《洛书》佚文来看，确以帝王受命、符命瑞应、星占、分野、地理及各种异闻为主要内容，神话色彩颇浓。有些内容与七经纬有重叠，但并不包含解释经义的内容。《河图》、《洛书》中的部分观念和论述很可能在战国末期已经逐渐形成(如《吕氏春秋》、《史记》提到的预言书)，但作为谶纬文本的《河图》、《洛书》诸篇之最终定型，应与《七经纬》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同。东汉顺帝时，张衡上疏，认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河》、《洛》、《六艺》(指六经纬)八十篇，实成书于哀、平之际。李贤注引《张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70)则东汉已有不下四十五篇官方认可的《河图》、《洛书》类谶纬文本流传。《隋书·经籍志》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71)合计其数，但具体篇名已失载。《龙鱼河图》是否成书于汉代或属于该四十五篇之列?目前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后汉书》李贤注曾引《龙鱼河图》，张守节《史记正义》屡引之(72)。证诸《齐民要术》，则确知《龙鱼河图》至迟在北朝已有流传。 五、小结 《齐民要术》所包涵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贾思勰在《要术》的撰写过程中，“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73)，亦即广泛征引查考前人文献，博采谣谚中的民间智慧，咨询有经验的专家，辅之以亲身实践和检验。《齐民要术》所征引前人文献，约一百五十多种(74)，书目包括《诗经》、《管子》、《周官》、《吕氏春秋》、《尔雅》、《淮南子》、《史记》、《汉书》、《方言》、《氾胜之书》、《政论》、《四民月令》、《广志》、《神农本草》、《吴氏本草》、《食经》、《食次》、《博物志》、《家政法》、《陶朱公养鱼经》、《范子计然》、《师旷占》、《养生要论》、《玄中记》等。纬书如《尚书考灵曜》、《孝经援神契》、《礼斗威仪》、《孝经河图》、《春秋考异邮》、《春秋元命苞》、《龙鱼河图》等7种(75)，以及与谶纬观念体系关系密切的《杂五行书》、《杂阴阳书》等，亦在征引之列。一些纬书佚文，现在仅存于《齐民要术》，令《齐民要术》成为纬书辑佚的必备来源。 《齐民要术》的撰写体例，“一般说来，每篇开头引用一些古书作小字夹注，其内容大都为名词的解释和产地品种等；接着就是贾氏自己写的大字正文，其中夹杂小字夹注，内容为栽培法之类；然后又引用古书上有关栽培法之类的文字，一般都作大字。但是这也只是部分如此，也有完全引自他书的。就全书说，贾氏自己写的文字大概不到一半。他看过很多古书，因此能够广泛地引用。但是他这书绝不是杂钞成书的，就他自己写的部分看来，他对农业的确有他自己的体会与心得。”(76)也就是说，贾思勰征引前人文献时，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根据一套自己设计的农学撰述框架和论述体系的需要来选择。在这样的撰述脉络中反复征引自魏晋以来多次遭当局“禁绝”、仅北魏政权即曾两次颁布严厉禁令的纬书，是否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学知识体系中，谶纬确曾拥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齐民要术》征引多种前人文献讨论特定专题时，一般以文献问世的时代先后为序。而其卷1《种谷第三》、卷2《黍穄第四》讨论谷物的播种期，首引《尚书考灵曜》，再引《淮南子》、《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文献。卷1《种谷第三》讨论不同土壤与主要粮食作物的关系，首引《孝经援神契》，次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这种撰述次序，可能是因为在贾思勰的认知中，纬书成文时间早于《淮南子》、《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文献，也可能是因为贾思勰认为纬书论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齐民要术》屡引纬书，可能也与贾思勰及其家族的学术思想背景相关。笔者之前提到，清代以来研究贾学的学者多认为贾思勰或与北魏、东魏名臣贾思伯、贾思同同时同族。 贾思伯、贾思同兄弟，北魏末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光)人，《魏书》、《北史》有传，故里有墓。墓在今山东省寿光市县城西南城关镇李二村东北。据1973年出土《魏故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使持节镇东将军青州使君贾君墓志铭》，贾氏本武威冠族，自承为西汉贾谊后人，十世祖即东汉末至三国魏著名谋士贾诩。“九世祖机，作牧幽蓟，中途值乱，避地东徙，遂宅中齐。为四履冠冕。考道最州主簿、州中正、本郡太守。伯父元寿，中书侍郎。追赠青州刺史。自大傅已降，贤明间出”(77)，成为世居齐郡益都县钓台里的显宦世族。贾思伯事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历任州郡长官、廷尉卿、卫尉卿、太常卿等职。贾思同历任北魏襄州刺史、东魏孝静帝侍讲、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拜侍中。 贾思伯伯父贾元寿，北魏孝文帝时为“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78)贾思伯、贾思同“门有旧业，经明行修，唯兄及弟，并摽儒素”(79)；贾思伯撰有《春秋杜氏辨》，曾为孝明帝侍讲，授杜氏《春秋》(80)；贾思同“少厉志行，雅好经史”，曾为孝静帝侍讲，授杜氏《春秋》(81)。可知齐郡贾氏实以经学传家。孝明帝时，朝议建明堂，议者对规格制度争议不休，思伯上议，力主五室说，于《周礼》、《礼记》、《诗经》、《孟子》之外，又援引《孝经援神契》等纬书为证，“学者善其议”(82)。显然很熟悉谶纬之学。贾思勰如与贾思伯、思同同族，很可能也曾受过类似的经学、纬学教育。 《齐民要术》征引纬书之现象，当然也应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东汉以降，谶纬逐渐形成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百科式知识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虽然因政治上的严厉打压而逐渐边缘化，却禁而不绝，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影响仍然深远；丧失官方支持和保护的谶纬文本，虽然在这一期间大量佚失，但其独特的观念、话语、意像、论述、知识体系，却在有意无意间，影响时人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成为当时社会政治语境中顺理成章的流行话语和论述范式，并逐步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乃至民间，在两晋南北朝的政治、社会、经济、生产、科技、文化、信仰、习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83)。例如“北朝墓志中大量存在的谶纬式流行话语、意像和范式表述，不能简单理解为政治宣传的陈词滥调或实用主义的应景策略。那其实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惯性思维之自然流露。”(84) 石声汉曾指出，《齐民要术》中出现一些“阴阳谶纬的气味”浓重的片断，是因为“从战国时代起，阴阳五行这类朴素的自然哲学，浸透了当时人类精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两汉之交，更是‘读书人’想做官时必须具备的‘知识’，无意或故意地装点到农业生产上来，也无非‘一时风尚’底反映。”(85)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类“一时风尚”的“知识”，能够在中古中国活泼泼地生存上千年，自然会有其合理之处。例如，《齐民要术》所引《尚书考灵曜》关于谷物播种期的时宜论述，“固然是很富于实践意义的科学知识”；《孝经援神契》中的土宜论述，“也是值得重视的，‘相地之宜’的总结”(86)。 《齐民要术》卷1《收种第二》讨论“粪种”之法，引《周官·草人》：“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彊用蕡，轻爂用犬。”(87)即面对不同性质的土壤，要采用不同的动物骨(牛、羊、麋、鹿、貆、狐、猪、犬)或大麻子煮汤，用来处理种子。石声汉认为，这类论述，从表面来看，阴阳谶纬气味极其浓重，似乎全是迷信，毫无科学价值。但用这些骨汤来拌种，其实是在种子外面附加了一层浓缩的有机物，即合乎理想的微生物培养基，再和上兽粪，就接种了一群微生物。这就为幼根在土壤中准备了很好的生长条件(88)。从这些例子来看，谶纬论述体系中确实吸收了一些在当时理有用的科技、生产、生活知识和经验。 注释： ①《隋书》卷34《经籍志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10页。 ②本文所引《齐民要术》皆据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目前所知最早的《齐民要术》刊刻本为北宋崇文院本，刊印于1023-1031年，已残缺。(缪氏校释本《前言》，第7页)《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卷102子部农家类《齐民要术》提要：“后魏贾思勰撰。思勰始末未详，惟知其官为高平太守而已。”(第852页)“高平”当为“高阳”之误。贾思勰曾任东魏青州高阳(郡治今山东临淄)太守。参孙金荣：《贾思勰为官“高阳”郡治考》，《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③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27页。 ④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整理：《直斋书录解题》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⑤《隋书经籍志考证》卷31子部农家类，《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开明书店(上海)，1937年，第493页。 ⑥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王仲荦：《有关〈齐民要术〉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61年第3期；李群：《贾思勰与〈齐民要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孙金荣：《籍贯与故里——贾思勰生平事迹考略(一)》，《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⑦肖克之、张合旺：《〈齐民要术〉研究概说》，《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⑧石声汉曾提醒读者《齐民要术》中的某些段落中“阴阳谶纬的气味浓重到了极点”，指出《要术》所引纬书及纬书注包括《尚书考灵曜》、《孝经援神契》、《春秋考异邮》、《礼斗威仪》、《春秋元命苞》五种(《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第17页)。游修龄先生在《古农书疑义考释》一文中指出《要术·小豆第七》文末引述《龙鱼河图》和《杂五行书》中用谷物驱鬼辟疫的信仰，并以之为语料，解释“二七”一词(《中国农史》1981年，创刊号)。缪启愉先生《齐民要术校释》对涉及谶纬的一些引文作了校勘和注释。但此类关注和严肃讨论在贾学或《齐民要术》研究中并非主流，也缺乏系统性的讨论。 ⑨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74页。引文中的注文，缪启愉认为应是郑玄注。(第77页) ⑩何宁：《淮南子集释》卷9《主术训》：“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中华书局，1998年，第687-688页。 (11)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05页。引文中的注文也应是郑玄注。 (12)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9页。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尚书考灵曜》，作“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菽。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也。”(标点据《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7页)与《纬书集成》所辑小异。 (1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中，第953页。 (14)卢嘉锡总主编，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5)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6)《尧典》所记四宿昏中位置之天象，究竟反映了哪个观测年代，以及《尧典》成书的年代，学界有许多争议。冯时认为《尧典》所记历法体系反映了夏代历法的某些特点(《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或说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之一(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17)郑文光认为鸟即张宿一(长蛇座υ1。但竺可桢认为当指星宿一，即长蛇座α。还有其他说法)；火本指大火星(心宿二)，但至商代中叶以后，初昏看不到大火东升，而鹑火即柳、星、张三宿正在南中天，所以改指柳宿；虚指虚宿一(宝瓶座β)；昴指昴星团(金牛座17)，参见《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8、60页。 (18)卢嘉锡总主编，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104-105页。 (19)《尚书·尧典》郑玄注引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第12页。 (20)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73页。标点略作改动。 (21)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73页。标点略作改动。 (22)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23)吴小强：《秦简〈日书〉与战国秦代农业经济生活》，载《秦文化论丛》第10期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24)金良年：《“五种忌”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史林》1999年2期。 (25)贺润坤：《从云梦秦简〈日书〉的良、忌日看〈氾胜之书〉的五谷忌日》，《文博》1995年第1期。 (26)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84页。 (27)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05页。缪启愉认为“黑坟”指黑色的坟壤，可能是遇水才能解散的黏壤。或说富含腐殖质、肥沃而松软的土壤称黑坟。(卢嘉锡总主编，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117页) (28)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13页。缪启愉校：“《周礼·地官·载师》唐贾公彦疏引《孝经援神契》作：‘苍、赤宜种菽。’”(第114页) (29)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42页。缪启愉校：“《太平御览》卷839‘稻’引《孝经援神契》同《要术》。‘汙’是低洼停水的地，明抄讹作‘汗’，湖湘本等作‘汙’，金抄先脱后补，字迹不显，像‘污’。”(第143页) (3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上《解说》，第52页。 (3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中，第962页。 (32)《史记》卷4，第112页。 (33)《诗经》、《左传》、《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均有提及。详见卢嘉锡总主编，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111-112页。 (34)同上，第112-113页，117页。 (35)赵杏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理论与实践举要》，《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3期。 (36)仅粮食作物品种，就有“粟的品种97个，黍12个，稷6个，梁7个，秫4个，小麦8个，水稻36个”。(李群：《贾思勰与〈齐民要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 (37)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38)贾思勰对植物品种的命名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以培育人命名，如“巍爽”，“李浴”等；二是“观形立名”，如高杆、矮杆、有芒、无芒等；期三是“会义为称”，即据品种的生理特性如耐水、抗虫、早熟等命名。(李群：《贾思勰与《齐民要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 (39)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775页。 (4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中，第521页。缪启愉校注指出《太平御览》卷963“期竹”亦引《礼斗威仪》，稍有异文。(第778页)笔者案：《太平御览》卷963“期竹”亦引《礼斗威仪》作：“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期、紫脱，为常生。”(中华书局影宋本，1960年，第4275页)《艺文类聚》卷89“期”作“蔓”。 (41)旧题晋李石撰，实为宋人所撰。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6页。 (42)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776页。据缪氏标点，下句“安思县多苦竹，竹之丑有四：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黄苦者”属上，亦视为《孝经河图》的引文。但其注释指出：“《初学记》卷二八引作《河图》，是：‘少室之山，大竹堪为甑器。‘无’苦竹’条。《太平御览》卷九六二引作《孝经河图》，所引与《初学记》同(‘甑器’作‘釜甑’)。但下面有双行小注：‘此竹亦爨器也。安思县多苦竹。苦竹有四：有青苦，有白苦，有紫苦，有黄苦。’正注文有乖乱。”(第780页)是“安思县多苦竹”句很可能为《齐民要术》注文，非《孝经河图》原文。 (43)正如缪启愉注释所言，相同文字，《初学记》称引自《河图》，所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认为《孝经河图》或即《河图》之误(《纬书集成》卷上《解说》，第58页)。 (44)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77-85页；陈文华著《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45)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第172-173页。 (4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18，中华书局，1988年，第478页。 (47)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326、330页。 (48)孙诒让撰，王文锦、孙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57，中华书局，1987年，第2374-2376页。 (49)《要术》续引《淮南子》：“原蚕一岁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为其残桑也。”(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326页)提供了另一种较合理的解释。 (5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邢昺撰《尔雅注疏》卷6，中华书局，1980年，第2609页。 (51)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326页。 (52)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中，第785-786页。 (5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中，第786页。 (54)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校记引清沈秉成《蚕桑辑要》。缪启愉认为，《考异邮》所说是北方养的三眠四龄蚕品种，所谓二十一日而茧只是凑“三七”之数，实际上是不够的，就算早蚕也得二十三四天才老熟(第328页)。 (55)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161页。缪启愉校记指出，《艺文类聚》卷87、《初学记》卷28、《太平御览》卷978期及唐孟诜《食疗本草》所引《龙鱼河图》文字同《要术》所引，惟《太平御览》“杀”作“煞”(第162页)。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下所引，文字同，出处于缪校所录之外，更增《格致镜原》卷63，《事类赋》卷27(第1157页)。 (56)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注引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说，指两鼻即瓜末端残存的“骈生柱头”的痕迹(第163页)。 (57)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441页。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下所引同，出处作《太平御览》卷902，《艺文类聚》卷94，《齐民要术》卷6，《天地祥瑞志》卷19(第1157页)。 (58)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450页。缪启愉校记指出《太平御览》卷918引《龙鱼河图》文字与《要术》基本相同，《初学记》卷30期所引则多“鸡有四距亦杀人”句(第451页)。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下所引作“玄鸡白头，食之病人。鸡有六指，亦杀人。鸡有四距，亦杀人。鸡有五色，亦杀人。”出处包括《初学记》卷30，《清河郡本》(《太平御览》卷918，《格致镜原》卷80，《白孔六帖》卷29(第1157页)。 (5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763页。 (60)有趣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詰咎》三七背贰：“赤豕，馬尾犬首，烹而食之，美氣”(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则异相牲畜或有食疗之效。 (6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下，第1156-1157页。 (62)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116页。缪启愉校记指出，本条所引《龙鱼河图》内容及下条《杂五行书》所叙，皆见引于《太平御览》卷841，稍有异文与错脱；又，古籍所谓“二七”、“三七”之类，概指二个七、三个七，非指二十七、三十七。《纬书集成》卷下所引作：“岁暮夕四更，取二二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著井中，咒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出《太平御览》卷841，《艺文类聚》卷85，《清河郡本》，《齐民要术》卷2，见第1156页)“除夜四更，取麻子、小豆各二七粒，家人发小许，投井中，终岁不遭伤寒温疾。”(出《四时纂要》卷5，《本草纲目》，《清河郡本》，见第1156页)。 (63)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16页。《杂五行书》，编者、年代不详，书久佚。《后汉书·阴识传》李贤注、宋高承《事物纪原》曾引之。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五行类收录有《杂五行书》佚文，其内容与《龙鱼河图》等纬书颇类似。《纬书集成》卷下所引《龙鱼河图》佚文：“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枚，令人毕岁无病”，(出自《太平御览》卷31，第1155页)与《要术》所引《杂五行书》第二条基本相同。 (64)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334页。缪启愉校记指出，《太平御览》卷825引《龙鱼河图》内容有脱空，无“以一斛”以下文句。《纬书集成》卷下《龙鱼河图》即据《要术》所引增补相关文句(第1155页)。 (65)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版)，第334页。这段佚文未见于他书，《要术》所引成为其唯一出处。 (66)参见游修龄《古农书疑义考释》，《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67)任蜜林：《〈河图〉、〈洛书〉新探》，《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4期。任氏认为《吕氏春秋·观表》中已视《河图》为预言书。 (68)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上，第378页。 (69)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卷中，第886页。 (70)《后汉书》卷59《张衡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912-1913页。 (71)《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41页。 (72)参《后汉书·张衡传》“思玄赋”注，《史记·五帝本纪》、《封禅书》、《扁鹊仓公列传》正义。 (73)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序》，第18页。 (74)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可参见胡立初：《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载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第2期册，1934年。 (75)《齐民要术》明确征引的纬书片断达15期条，其他受谶纬观念影响显著的引文尚未计入。 (76)万国鼎：《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77)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文物》1992年8期；孙金荣：《籍贯与故里——贾思勰生平事迹考略(一)》，《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贾氏虽然东徙齐地数百年，仍为武威郡望。《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卷72《曹世表传》：“与武威贾思伯、范阳卢同、陇西辛雄等并相友善。”(1622页) (78)《魏书》卷72《贾思伯传》，第1612页。 (79)《魏书》卷72期史臣赞语，第1625页。 (80)《魏书》卷79《冯元兴传》，第1760页。 (81)《魏书》卷72《贾思同传》，第1615页。 (82)拙著《两晋南北朝之纬学——经学界之通纬风尚》，载于《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64页。 (83)拙著《谶纬与两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载于《中华国学研究》2008年第1期。 (84)拙著《谶纬与十六国北朝的社会与政治》，载于《1期至6期世纪中国北方社会、民族与边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8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 (86)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 (87)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57页。 (88)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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