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韵论文,中国传统论文,美学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UT-8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国文化典型的物质载体，中国传统建筑在古老而悠远的东方大地上，以其规划严整的伦理秩序、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重生知礼的现世精神而迥异于西方，儒学规范、老庄风神铸就了她光彩照人的绮丽风姿和独具品格的美学神韵，是东方极具魅力的一种“大地文化”。
在文化本质上，大凡建筑，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展现于大地上的一种空间文化形态，它以其特殊的“语汇”，表达着一定的人生观、宇宙观、环境观、审美心理和审美感受，具有实用、认知、审美有时兼具崇拜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又是民族文化品格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建筑就是哲学的外化。中国的宫殿、欧洲的教堂、伊斯兰的礼拜寺、印度的曼荼罗、日本的枯山水，无不充盈着丰富多姿而又博大精深的文化哲理，正如罗杰·斯克鲁登在其《建筑美学》中所言：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建筑艺术的文化哲理就是建筑现象在哲学高度上的深层阐释。
悠悠千载，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深受儒、道、释三家文化濡染，而尤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巨。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儒学历经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文脉渐进流变，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文化洪流，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孕育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映射着光辉灿烂的哲学智慧。
（一）
出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以他超人的睿智，创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型制与布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建筑是一部土木写就的“政治伦理学”，是伦理的宗教化和审美化。在儒家看来，建筑除具有实用性的功能之外，更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重要手段。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曾称“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表征也。”中国古代的宫殿、都城、坛庙、陵寝等建筑，都是“礼”这个最基本的伦理规范的外化物态，建筑与伦理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建筑伦理化了，伦理也建筑化了。例如，从儒学规范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尤为强调礼制秩序，《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基本模式，明清的北京故宫，其在遵守儒学规范的都城礼制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其平面布局，自南向北依次为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鼓楼，形成一个强烈的中轴序列，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对称布排其他建筑，并且太和殿之宝座恰好设在全城之中轴线上，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这种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建筑排列，正是礼制等级分明的产物。再如古代住宅的建筑布局，也集中体现了儒家上下、男女之礼的基本思想。《黄帝内经》序文开宗明义：“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墨子》也说“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将伦理与房舍拉上了关系，道出了中国传统建筑最本质的哲理内涵，而住宅就是这种伦理规范的物质营构。
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这种“大”，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的群体组合上。“群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灵魂”①从古代都城、宫殿、坛庙、寺观、陵寝，到皇家园林以至民居的组群建筑，中国建筑对群体组合可谓情有独钟。在设计布局上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有机构成和端方正直，着意于构筑群体组织有序的建筑之美。从群体到单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注重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构出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魄力，又能在近观时予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而西方古典建筑，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罗马的凯旋门、印度的泰姬陵，还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吉拉尔达塔、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钟塔，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于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巨大的形象震憾人心，使人吃惊，……这些庞然大物以宛若天然生成的实体物质地影响人的精神。”②如果说，西方建筑是雕塑式的，那么中国建筑就是绘画式的。梁思成先生对中西建筑的区别作了精彩的论述：“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如同欧洲的画一样，是可以一览无遗的；中国的任何一处建筑，都像一幅中国的手卷画，手卷画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开看过去，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房屋，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全部看完。”③梁思成先生还说，中国建筑“与欧洲建筑所予人印象，独立于空旷之周围中者大异。中国建筑之完整印象，必须并与其院落观之。”④可谓中的。
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处理上的平面布局和群体组合，在于讲究建筑个体与群体组合的风水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地面上热衷于建筑群体的全面铺排，象征严肃而有序的人间伦理，鲜明地体现了中华古民的空间观念和审美意识，是中国建筑有异于西方建筑的重要特色，历经千年而持久不衰。从建筑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既是高度重视现实人生、具有实用理性取向的文化精神的表现，也融渗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了中华古民的无比智慧和独特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之哲学智慧，是它重要的源头活水。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以其深邃广博的文化哲理，熔数理、天理、命理等于一炉，渗透于先秦建筑营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种重要范本。《易·系辞下》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建筑由“以避风雨”的实用功能，发展为“大壮之美”的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渐进而漫长的文脉历程。
明堂、辟雍、坛庙、宗祠等礼制性建筑，则是中国建筑高深豪迈的文化哲理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极具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映了宗法礼仪和伦理规范，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建筑。每一种型制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在阴阳观念、风水意识等指导下，充分运用数理的象征手法，在设计营构上追求群体空间有机统一的整体和谐的境界。从总体到细部，从建筑型制到构图作法，莫不表现出一种寓意深刻的数理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古典模数理论，在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大放异彩。如《礼记》载明堂型制：“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玉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这种喻义天象的艺术构思可谓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至于“左祖右社”的建筑型制，更是作为立国之标志，天下之象征。天坛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祭天祈年之所，主要建筑为圜丘和祈年殿，圜丘各部分构造取数为阳、为九与九之倍数，由于采用同一种数差“语汇”，使建筑形象节奏明晰、浑然一体。圜丘、祈年殿铺排于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圜丘四周围以两道矮墙，拓展了空间，又在祈年殿前置一狭长庭院，与后面之大庭院形成尺度悬殊的空间对比，使祈年殿的尺度更显高大。天坛以“天”为主题，平面取圆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无论其数理构图的比例，还是群体组合的手法和技巧，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圜丘作为“空间的建筑”，祈年殿作为“时间的建筑”，整个天坛就是一座反映东方宇宙时空观念的哲学建筑。
如果说儒学规范对宫殿、都城、陵寝、坛庙等礼制性建筑的影响，主要是强调建筑的伦理秩序和功能，灌注着坚固的理性精神，表现出的是一种阳刚之气的“大壮之美”；那么老庄风神对园林建筑的影响，则更强调建筑中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充盈着多姿的浪漫情怀，体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阴柔之美。
（二）
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天”“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极富有美学神韵的文化因素。中国人一向认为人与大自然是血肉相联、融合相亲的。汉董仲舒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⑤宋代程明道则云“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和”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执着地体现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恢宏、深邃的时空意识。⑦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作为儒家哲学的重要补充，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天人合一”的环境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无为而无不为”，认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拥入大自然，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也即是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身与物化”、“万物复情”、人“与物为春”的“天和”境界。道家这些深邃而丰富的文化哲理，构成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园林，作为一种特殊的出于人对大自然的依恋与向往而创造的建筑空间，一种人欣赏人化的自然美与建筑技术人工美的特殊方式，它是人对大自然欣喜的回眸与复归，是自然美、建筑美以及其他人文美的相互渗透与和谐统一。⑧它汲取了传统山水诗论、画论的创作经验，把山水诗、画的意境与造园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境，使自然美与艺术美达到了高度统一。从设计营构来说，园林建筑是一种处理空间的艺术，通常借用门、墙、窗、楼、阁、亭、台、池、榭、轩、廊、桥等小的空间结构与山石、林木、花草、流水等自然景物错综结合而构成有对比、有节奏的风景画面，通过若断若续的曲折的平面结构，把丰富多彩的风景点缀组织在有限的空间里，使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欣赏到园内的景色和景深的变化，给人一种悠然自得、回味无穷的审美感受。正如沈复所说：“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⑨因此，中国园林建筑的美学神韵，也正在于它所营造出的那种审美意境。意境美的产生在于情景交融，情由景相激而启于内，景因情起而人格化，物我同一，主客相契，这是自然之“道”与人心之“道”的往复交流。“目既往返，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不知何者为情，何者为景，自然化作我心，我心亦即自然。“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惟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得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故之可弥六合也。”⑩十芴茅斋，一方天井，给郑板桥多少人生感悟呵！在观感体悟中，无异于整个人生宇宙。这种超脱功利的时空意识，一洗尘俗后的大化流行，使得精神与宇宙同存同在。恰如宗白华《艺境》所说：“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
将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作一比较，似能更看出中国园林建筑的意境之美。西方园林建筑，突出的是人工之美、技术之美，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式图形触目可见，一切景物建构，无不体现方中矩、圆中规的精确的数的关系。西方园林正是通过数的关系，把几何学、物理学、建筑工程学的成果加以物化。黑格尔对此曾作过这样的美学概括：“它们（园林）照比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一座露天的大厦。”中国的园林建筑则大异其趣，追求的不是几何式的规整性，而是自由性；不是抽象化了的人工技能之美，而是具象化的自然风韵之美，黑格尔对此也深谙此道，指出中国园林建筑“是一种绘画，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模仿自由的大自然。”(11)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堪称杰构。它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依势排列，巧于因借，叠山理水，养花植草，可谓匠心独运。它湖面辽阔，溪流淙淙，山陂得宜，花树争艳，通过对景、借景、引景及显隐、主从、避让、虚实等造园方法，或连属、或阻隔，将“北雄南秀”的我国不同民族园林的文化特点熔于一炉，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东方的“凡尔赛宫”，“人民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是神话性的东西都体现在这座宫殿中……希腊有雅典女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则有夏宫（颐和园）。谁没有亲眼目睹它，就在幻想中想象它。这是一个令人震惊、无可比拟的杰作。”(12)
“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也体现在中国人的风水意识中。因此，考察中国传统建筑中“天人合一”的时空观，不可忽视对富于东方神秘智慧的“风水”理论的探讨。它是建筑环境观的具体展现，也是中国传统建筑颇具魅力的组成部分。风水理论关注人与自然的交融、同一与和谐，主张“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亦即说，人要顺应“天道”，以自然为本，只有选择合适的自然环境，才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与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一致的。风水不仅把人看作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更把大地本身看成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有机整体，各部分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协调。这种大地有机自然观，既是风水理论的核心，也是东方传统建筑哲学的精华。
风水理论以阴阳为根本，以气为核心，同时杂以五行、八卦等思想学说，兼容儒、道、释三家思想，广泛应用于中国传统建筑中。从建筑的选址，建筑环境的配置，到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的宏观把握，乃至家具陈设等局部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体系。许多古建筑，如北京紫禁城、明十三陵、遵化清东陵、陕西黄帝陵、乾陵、易县清西陵以及众多的城镇、寺庙、村庄等多不胜收的成功例证，大多都是风水理论指导下的营构佳作。
（三）
在对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对建筑影响的匆匆巡礼之后，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也就愈益凸显出来。与西方古典宗教性建筑相比，中国传统建筑始终灌注着重生知礼的现世精神。从建筑的设计布局、功能使用、空间环境，到营构尺度、内外装饰，乃至家具陈设，无不浸润着重生知礼的精神追求。因此，重现世人生、讲人伦秩序、淡宗教迷狂，便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神韵的重要体现。
这种重生知礼的精神追求，首先表现在建筑的设计观念上。传统儒学重视人的群体的生命现实，关注群体之中的个人的做人准则以及如何做人，而不大去考虑人的死亡问题。孔子《论语》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易传》称“生生之为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重视现世人生、珍爱生命的思想反映在建筑上，就是“人伦之轨模”的设计原则，建筑就是人际关系的空间模式。如供世上活着的君主居住的宫殿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独立个体的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平面铺开、严格中轴对称、空间规模巨大、各单体建筑相互连接和配合有序的群体建筑为特征，以展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皇权声威、礼制名份和尊卑等级。极富现世人情味的陵寝建筑，平面作对称铺排、多重进深，有明确的中轴线，体现了儒家所崇尚的威风、体面、严正、大方的性格。再如经过中国化之后的佛教性建筑，冲淡了宗教神圣的灵光，采用了无处不显示着儒家生活情调的中国庭院式建筑型制，世俗气氛相当浓郁。园林建筑则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染，打破了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以模拟自然山水取胜，可以说是对儒家礼制性建筑的一次反动。它希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人为场所的自然化，尽可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13)将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营造出一个广阔自由的审美世界，处处充盈着道家贵生、重生、养生的现世情怀。
其次，还表现在中国建筑对尺度的选择上。西方建筑，大都以超乎寻常的尺度夸张，高耸入云，直指神秘的苍穹，极力营造神的空间和氛围，使人产生对神的恐惧感和敬畏感，以实现宗教对人的心灵的威慑。可以说，西方古典建筑是以神性的尺度来营构的。而中国古典建筑，则以人的尺度来设计建造，即使高大壮丽的宫殿、寺观，尺度虽有扩大，但也有所节制，给人的是一种亲和感，不象哥特式教堂，“人们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14)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这种天生的“淡泊”，即便是佛寺或佛塔建筑，也充满着理性逻辑的建筑构图，比起欧洲教堂来并不过分巨大的建筑尺度，使得即使身居其内，人们也不至于过分陷入宗教的迷狂，在这里洋溢着佛国净土般的宁静、平和与自然，充满着儒家提倡的人本主义的理性精神。
第三，在建筑语汇上，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对重生知礼向度的精神追求。建筑作为一门象征型空间艺术，并不是砖瓦石块的简单拼凑，而是以自身的面、体形、体量、群体、空间、环境等丰富的艺术语言，组合成华美的乐章，传达出深刻的寓意，就如同“诗意”“画意”一样。早在1932年，梁思成，林徽音在《平郊建筑杂录》中就写到：“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无论哪一个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分析颇有见地。
单以体量和群体为例。西方宗教性石头建筑，如欧洲的教堂，多以单体建筑的体量巨硕、高耸入云见长，以巨大的物质重压，极力渲染人对上帝的无限崇拜和迷狂。相比而言，由于中国人那种天生的淡于宗教而执著于伦理，因此，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如宫殿等，则以群体组合、体量相对较小、地面有序铺排取胜。关于这一点，只要去看一看北京城就可明了：皇宫位居轴线中段，前面有长段铺垫，面后是有气势的收束，太庙、社稷坛分列宫前左右，城外四面分设天、地、日、月四坛，大片矮小的民居则是陪衬。全体一气呵成，强烈地显示出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向心意识和严肃而宁和的现世伦理秩序。
要之，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正在于迥异于西方的文化观念。西方以神为中心，因而把冥冥中的上帝奉为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把为侍奉上帝而建筑的教堂，视为最高等级的建筑。神是永恒的、超验的，采用坚固耐久的石材建造庞巨的神庙和教堂，永恒的神灵与永恒的建筑同在，一部西方古代建筑史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石头建筑史”。而中国古人则认为，人是此在的万物的中心，人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现世的君主是人间的最高主宰，为人世君王建筑的宫殿，是所有建筑中等级最高的。而人生又充满着变易，淡于宗教而重于现世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建筑看作是永恒的东西，建筑似乎也就没有必要用坚固耐久的石头来建造，因而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宫殿和坛庙的“木头建筑史”。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竞永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之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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