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青[1]2002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随着昔日的主要敌人——苏联军事威胁的消失，美日两国的内部矛盾渐渐浮上水面，美日同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对此，美日两国在重新考虑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及为保障各自的利益所需要推行的各项政策后认识到，基于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及相同的价值观念，需要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调整以使其适应冷战后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小的形势下，美日两国之所以重新加强美日同盟体制主要是出于各自的政治和战略需要，是冷战后两国利益重新交汇的产物。美国企图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实现其强化和长久维持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防止、遏制和摧毁在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力量或力量联合的战略目标。日本则希望在与美国安全战略协调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身力量，并扩大其对自卫范围之外的全球和地区安全事态行使影响的能力，进而推动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进程。 本文试图从分析同盟理论入手，在回顾美日同盟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背景、原因、主要内容、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在对美日同盟强化对中国的影响和美日同盟的矛盾和分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所应采取的对策，以期能尽可能清晰准确地把握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变化轨迹。文章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章通过整理分析同盟理论，阐述了整篇文章分析的理论前提和框架。文章首先明确了“同盟”的概念，指出同盟形成的前提是同盟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同盟建立的目的、促使同盟形成的因素以及影响同盟作用发挥的因素。由此，为后面章节分析美日同盟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回顾了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演变历史。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日安保体制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美日战略同盟关系的确立。冷战时期的美日同盟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是 1960年《新日美安全条约》的发表，它标志着美日同盟关系的首次重大调整，这次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自主权。第H次调整以 1978年 11月，美日双方订立“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标志，美日安全合作进入了更加对等化、具体化、系统化的阶段。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是日本依赖美军保卫的基本框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叁章分析了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进程，原因及其主要内容和特点。冷战结束后，在多极化趋势日益进展的局势下，美国企图以唯一超级大国的姿态维持国际格局中的单极体制。为此，在亚太地区，美国积极谋求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抑制中国的亚太安全格局，企图把中国和日本都约柬在自己主导的安全秩序之中。这时的日本则把中国视为其在东亚地区地位与利益的潜在威胁，收敛了对美挑战的锋芒，做出了继续作为对美同盟者和支持者的自我定位和继续依靠美国的支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战略选择。因此，虽然美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磨擦不断加剧并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为了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两国不得不采取措施协调矛盾，以巩固同盟的利益。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美日同盟强化对中国的影响，为下一章 互互 分析中国的对策提供了决策依据。这其中，美日同盟关系一直 是影响亚太局势发展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随着冷战后美 日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美日同盟关系在该地区的 地位及影响也逐步加强，而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中国，一直以 来就是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固素。因此，冷战后，美 日同盟的强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总的说来， 美日同盟强化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本文主要从美日 同盟强化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对美日与中国的关系及对中国 自身的影响叁个层面来论述其对我国的影响。 第五章分析了美日同盟的矛盾和分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中国可能采取的应对之策。透过新时期美日同盟关系不断强 化的表象，我们也应注意到美日同盟中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存在 和发展。美日两国因利益冲突和政策差异而导致的矛盾主要体 现在其对经济权益的争夺、对世界秩序的不同设计、以及同盟 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鉴于对美日同盟矛盾和分歧的认 识，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消除美日同盟强化对中国的负面 影响：一、通过合作和恢复力量平衡消除美日同盟强化对中国 国家安全的威胁。二、利用美日在政治上的矛盾对美日同盟的 牵制因素，努力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多极制约机制。叁、大力 发展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增大经济因素在处理中美日叁 边关系中的比重。四、做好新闻宣传，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不给美日以“中国威胁论”为借日强化其同盟提供机会。五。 最重要的、最根?
牛建[2]2016年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日同盟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日同盟自1952年正式成立至今已经六十多年,经历了冷战的全过程及冷战结束后的动荡,但美日同盟却没有因为共同威胁的消失而解体,相反却通过不同形势下的调整实现了合作的深化,联盟的强化,其原因究竟为何?而且,美日同盟自建立之后的发展趋势表明,日本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其在美日同盟内的地位不断提升,由依附国逐渐演变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为何不断满足日本的自主需求,日本如何在同盟内实现地位的提升,美日之间如何实现利益的协调?基于以上两个问题的考虑,本文将从美日同盟内联盟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立足于美日之间的互动,从联盟内探究美日同盟为何呈现如此的发展态势。为此,本文借助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为分析手段,认为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成员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安全诉求会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叁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并对假设进行理论和历史的验证,分析了美日同盟建立之后随着联盟内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的国家自主-安全选择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影响。本文认为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得,实现了共赢。自主-安全交易是利益博弈的过程,美日通过复杂的交易实现各自的目标,可以避免因具体问题的分歧而陷入直接对抗,美日在联盟内实现了利益的妥协,保证了美日同盟的稳定,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满足日本的自主需求,日本为何可以在联盟实现地位的提升。此外,美日在数次交易博弈之后逐渐形成了自主-安全交易机制,这种机制规范、引导、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自主-安全选择,进而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基于国家的自主-安全选择以及联盟自主-安全交易机制的相互影响,可以深入解析美日同盟的历史演变与重大调整,预测美日同盟的走向。本文将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与美日同盟结合在一起研究,通过美日同盟的发展历程验证非对称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相关假设,同时也是利用这一分析模型解释美日同盟自产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分析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势。美日同盟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典型案例,将二者结合研究是可行的。
尹博[3]2015年在《冷战后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海权的影响》文中提出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同盟的终结。相反,美日同盟通过1996年的美日安保联合宣言与1997年的新防卫合作指针实现了转型,并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以及奥巴马上台后重返亚太进行战略再平衡等美国的战略转型中全面深化了海洋合作,由传统的安全同盟、单纯海洋国家同盟发展成了实质上的美日海权同盟。当前,美日海权同盟已成为美国亚太、印太战略的轴心,对东亚、亚太乃至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与战略格局产生着深远影响。因此,深入研究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历程,归纳美日海权同盟的影响因素,分析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趋势,探讨其对中国海权的影响,既具有美日海权同盟研究的学术和理论价值,又具有应对美日海权同盟,维护和发展中国海权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海权同盟的理论与现实为视角,梳理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美日同盟已发展为海权同盟的内容与实质,分析美日海权同盟的未来趋势,最后讨论了该海权同盟对中国海权的影响。具体地,全文共分叁大部分,其中第一、第叁部分为绪论和结语。第二部分为正文,主要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为海权理论和同盟理论的溯源、发展与整合,在分别对海权和同盟理论进行理论溯源和整合的基础上,尝试着对海权同盟理论进行了初步探析,提出了美日海权同盟是该理论最好的现实案例。第二章为冷战后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概述了战后美日两国的海权理念与海洋战略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冷战后美日海权同盟的形成与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美日海权同盟的深化。第叁章为美日海权同盟的影响因素。其中,推动因素主要包括：美日海权理念与海洋战略的相似性,亚太海权竞争激化,美日战略目标的契合性,海洋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集体认同,同盟的高水平制度化,美日经济的密切联系,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海洋合作的形势需要等七个方面。而制约因素则主要有：美日的战略重心分歧与威胁认知差异,美日的战略责任、权力与利益的不平等性,同盟内部互疑与日本的同盟困境,美日的经济合作分歧等四个方面。第四章为美日海权同盟的未来趋势及其对中国海权的影响。该海权同盟的未来发展将表现出六大趋势：将以海权同盟的形式继续深化,涵盖范围将由亚太向全球扩展,将以海上安全合作与应对威胁为核心,将以提升综合国力为根本目标,将以全面的海洋合作为基本内容,将以构建海洋秩序为长远战略。该同盟对中国海权的影响主要包括海权观念与海权发展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海权研究新高潮的出现,促进了中国的海权观念由安全指向向综合性全方位海权指向发展。后者表现为妨害了中国维护海洋主权与领土完整,妨碍了台海两岸的海洋权益维护、海洋合作与国家统一,阻碍了中国在远洋海域的海权拓展。
金明德[4]2015年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的两大对峙阵营,冷战格局逐步形成。为了防范社会主义国家势力的扩散,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建立了庞大的同盟体系。美日同盟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时刻警戒着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北亚的一举一动。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美日同盟短暂的迷失方向,两国关系经一段时间的飘流之后很快又找到了出口。进入新世纪美日同盟进行了多次战略调整,并进一步强化了同盟合作。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和平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美日同盟的调整越来越触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领土争端等均离不开美日同盟台前背后的种种干预。但是从战略上看,美日同盟的目标并不一致。对于美国而言,美日同盟既是防范社会主义势力扩张的“防波堤”,又是抑制和监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保护膜”,美日同盟的前提是美国的主导地位不动摇,美国在亚太区域的霸主地位不容动摇,包括在亚洲,美国都需要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日本则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扩大其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影响力,逐步找回大国地位。在经济领域,美日两国间摩擦不断,虽然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美日两国的经济贸易摩擦,但这并不代表摩擦会被彻底抑制。另外,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也严重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的稳定与否。还有在政治文化方面以及在同盟内部的结构方面,美日之间的冲突也难以解决。这些因素必将会产生美日对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上的分歧。所以,从长远来看美日同盟必定会遭到新的冲击和压力。因此,为了弱化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危害,一方面,了解美日同盟的发展历史、演变过程、内部矛盾及共同利益和各自的小算盘等,有效的应对美日同盟。另一方面,首先应努力提高综合国力,确保我国全方位发展。保证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要建设现代化国防,提高我国的防御能力,要努力发展经济,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其次应制定对台新政策,努力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要积极开展两岸高层互访,促进两岸政治互信的建立,要加强两岸政府间的资金合作与交流,积极促进、推动两岸经贸往来的发展。同时应积极促进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积极开展与美日两国的高层互访,促进政治交流,继续通过谈判和对话渠道和平解决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领土争端。
张仲凯[5]2007年在《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国家战略及实效分析》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冷战后双边同盟调整和加强的典范。作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日同盟得以强化可谓历尽波折，是超越了美日两国经济鸿沟的同盟的升华。虽然是冷战的产物，但美日同盟不但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了下来，并且“升级”为与之前的同盟职能相比较更高的层次。这使美日两国的同盟合作进一步深化，涉及领域进一步拓展。本文将试以相对客观的角度，从美日两国国家战略的层面对美日同盟“再定义”进行分析与研究，探索其强化的原因，并对美日同盟强化后的影响和实际收效进行分析和探讨。文章由分析冷战结束初期美日两国所面临的经贸问题入手，逐步切入两国对美日同盟走向的抉择问题。国家战略作为国家对外寻求利益的政策支持，是促成美日同盟强化的根本因素。文章以美日两国各自不同的国家战略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了同盟得以强化的基础及其内在因素。而后，对于美日同盟强化的效果和影响，文章从美、日、亚太、国际及中国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和评析。文章还分析了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局势特别是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势，重在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其本质和内在矛盾，发挥我国的平衡作用，因势利导，突破其包围而谋求自身的发展。
刘靖南[6]2010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同盟是利益的结合,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为抵制其它国家甚至国家集团而建立的组织。同盟组织的共同利益,也决定了同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本应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逐渐消灭,但是经过了冷战后短暂的漂流阶段之后,美日同盟又得到重新定义、调整和强化。在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朗的今天,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不但引起了东北亚各国的均势结构的变化,而且使东北亚地区陷入了新的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是中、美、日、俄四个大国的利益交汇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并且“朝核问题”、“台海问题”、“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等问题的存在,使该地区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对在该地区处于主导地位的美日同盟的政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利用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意图扩大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以达到掌握亚太地区话语主导权,进而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的目的;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由于东北亚地区一直缺乏相应的安全体制,造成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安全困境。而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加强,则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美日同盟的加强主要是由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在冷战后的今天,美日同盟在东北亚地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因此,研究美日同盟的政策,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李要伟[7]2004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冷战时期，为了对抗苏联，美日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美日同盟存在的基础出现了动摇，并一度陷入了“漂流”状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出于各自战略考虑又开始重新加强同盟关系。美日同盟通过冷战后的强化，其职能和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逐渐由“防御型”同盟转变为“干预型”同盟。“9·11”事件后，伴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大调整，美日同盟正在准备新一轮的调整。世界上两大经济强国的结盟，无疑给地区和世界安全形势及我国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系统地研究冷战后美日同盟发展过程、特点及趋势，对我国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霸权理论为基础，运用国际政治中的系统分析法，以历史性和整体性为原则，总体把握冷战后美日同盟的调整过程。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序章，主要对课题进行解析。介绍了美日同盟研究的意义、方法、目的。第一章，对冷战后美日同盟的调整过程、内容及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冷战后，美日两国主要从修改原有文件及制定新的法律、完善同盟协调机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强化同盟关系。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主要有以下特点：(1)强调共同理念；(2)防范对象多元化；(3)扩大活动区域；(4)拓宽合作领域，提升自卫队的作用。第二章，对冷战后美日两国强化同盟关系的战略意图进行了分析。美国的战略意图是：(1)维持霸主地位；(2)增加自身实力、降低霸权成本(3)防范中国、控制日本；(4)保持军事存在、维持军事优势。 日本的战略意图是:(1)借助美国力量实现政治大国;(2)借助美日同盟增强国家安全系数;(3)保持对华战略优势。第叁章，从日本、亚太地区〔包括我国)和国际格局叁个层次，对美日同盟强化所带来的影响加以分析。第四章，通过剖析美日同盟发展的有利和制约因素，对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有利因素有:(1)“9·n”事件后全球反恐的大气候;(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3)日本国内政治总体趋向“保守化”。制约因素有:(1)“和平宪法”问题;(2)两国国民对同盟的看法不同;(3)冲绳基地问题;(4)美日经济关系。发展趋势:(1)同盟关系进一步趋向法制化;(2)军事合作渐趋浓厚;(3)同盟关系将趋向“平等化”。终章，提出了我国如何应对的建设性意见。对中美关系稳中求进，中日关系以稳为主，促进民间交流，增进相互信任;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全面提高综合国力，有备无患。 本文比较有新意的地方有:第一，系统地归纳了冷战后美日同盟调整的过程及内容。不仅介绍了美日同盟强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且介绍了美日两国在同盟机制、军事一体化等方面的调整。第二，比较全面地剖析了冷战后美日同盟调整的特点，并对某些特点发表了批判性的意见。如对于“强调共同理念”这一特点，作者认为这只是美日强化同盟的一个借口。第叁，运用霸权理论深入剖析了美日两国强化同盟的战略意图。第四，对美日同盟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如何应对的建设性意见。
魏晓东[8]2014年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文中研究说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梦想。要达此目标,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确保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二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后者而言,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之一、中日关系作为一对重要的中外双边关系,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换言之,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回眸历史、审视现实便不难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从冷战结束迄今,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有识之士为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中日双边关系却总是发展不畅、麻烦不断,时至今日乃至跌入低谷。之所以如此,除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外,美国的长期介入和蓄意阻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美国在中日两国间设置重重障碍,中日邦交正常化才迟迟无法实现；正因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复交才最终成为可能；正因美国在中日复交后继续插手中日关系、继续在两个东亚大国间奉行两面政策,才导致中日两国龃龉不断、摩擦升级。因此,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迄今仅对此进行了间接零散的探讨,尚无系统全面的相关论着问世。有鉴于此,本文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及合理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基本逻辑思路,运用文献分析、历史比较、跨学科综合研究等方法,对1949年至2012年六十余年间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不同时期的作用、影响、特征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大跨度系统梳理和深度研究,以弥补该问题学术研究的不足和为改善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尽绵薄之力。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待。第一章,主要就隔绝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探讨。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统治当局奉行“亲美反华”政策入手,就美国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日台和约”的险恶用心及其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美国设置的这叁大障碍是导致1949年至1952年间中日关系陷于隔绝状态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就民间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探讨。文章以美国全面推行对华冷战遏制政策和日本执政当局坚定奉行“亲美反华”政策为背景,就美国阻碍中日经贸往来、反对中日恢复邦交、诱使日本深度介入台湾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把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加诸日本是致使1952年至1962年中日民间往来前行不畅的根源所在。第叁章,主要就半官半民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文章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入手,着重就美国逼迫日本强化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及利用台湾问题继续为中日交往设置障碍展开了探讨,认为美国的刻意阻挠与蓄意破坏是导致1962年至1972年中日半官半民往来裹足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的重要原因。第四章,主要就外交关系确立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阐述。文章以中美关系和解为切入点,就美国“批准”和推动日本同中国建交与缔约进行了探究,认为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发展对华关系是促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关键。第五章,主要就复交后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论述。文章从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与亚太战略利益诉求出发,就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取向变化同中日关系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美国推行对华既利用又防范、既接触又遏制的两面政策及其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以阻挠中国崛起的导向,是造成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迄今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主要诱因。第六章,主要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启示予以分析和阐述。文章从美国和日本两个方面对美国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影响和干涉中日关系主要是由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同日本与强者结盟外交传统的呼应相互作用所致。文章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启示进行了阐述,认为应对美国继续长期介入中日关系保持清醒认识；构建良好的中美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日美同盟阻断我现代化进程；迅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排除美国因素影响之根本。结束语,主要就如何化解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结论性总结。
李彩风[9]2012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工具，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美日、美韩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美国分别对这两个同盟进行调整和重新定义。9·11后，美国进行全球军事战略调整，此后的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更是表现出诸多的差异性。本文为定性研究，对冷战后美日、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文章主要运用联盟理论，首先从冷战期间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起源进行探究，分析了两者在美国远东同盟体系中战略价值，即两个同盟在性质和功能上的不同，以及同盟的非对称性特征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对20世纪90年代重新定义后的这两个同盟所表现出诸多的差异性特征也进行比较研究。冷战后，这两个同盟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重新定义的内容、应对“朝鲜威胁”采取的方式不同、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的地位不同及在大国政治博弈时日韩两国的预期不同等方面。本文在论文最后一部分深入对两个同盟的走向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中国的对策选择。研究表明，联盟理论可以用来诠释美日、美韩同盟的变迁，两个同盟也会将持续存在下去。尽管在美日和美韩的双边关系中会有一些摩擦和矛盾出现，但由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存在，同盟关系仍将维持下去。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美日同盟仍是作为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核心，会具有更广阔的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特征。相比之下的美韩同盟略显得没有美日同盟那么重要，因为美国对韩国的思考在区域上有所限制，仅是局限于朝鲜半岛本身以及东北亚的安全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韩同盟没有上升到区域性的特征，仅停留在次区域性的层次上。面对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不断调整甚至加强的趋势，中国也要加以思考。要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积极处理好与美日韩叁国的关系，发展综合国力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赵俊霞[10]2007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同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抵制第叁国或另一集团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冷战结束后,以苏联为共同敌人的北约、美日同盟本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漂流而得到了强化,美日同盟的强化势必会引起东北亚地区结构的变化。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是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利益的交汇区,所以分析美日同盟强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借助日本的力量和地缘政治优势,扩大美国的权力,主宰东北亚的安全秩序,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新自由主义认为安全制度的缺乏是造成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原因,所以美日两国应加强同盟,赋予同盟新的生命力,以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构主义认为,美日强化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分享知识、观念和信仰。美日同盟的加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重新定位和强化使东北亚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的影响[D]. 刘凤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2
[2].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D]. 牛建. 山东大学. 2016
[3]. 冷战后美日海权同盟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海权的影响[D]. 尹博.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4].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D]. 金明德. 延边大学. 2015
[5]. 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国家战略及实效分析[D]. 张仲凯. 青岛大学. 2007
[6]. 冷战后美日同盟政策研究[D]. 刘靖南. 吉林大学. 2010
[7]. 冷战后美日同盟研究[D]. 李要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4
[8].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D]. 魏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冷战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比较研究[D]. 李彩风. 辽宁大学. 2012
[10]. 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D]. 赵俊霞. 吉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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