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诗学之比较——《比较文艺学》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诗学论文,导论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学”作为“文论”、“文艺学”的原初状态，是来自西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古典文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亚里斯多德生前著作很多，如《工具论》、《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论灵魂》等，涉及的领域很广，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文艺理论，在不少著作中均有所触及，而专门研究文艺问题的，今传有《诗学》和《修辞学》。在《修辞学》中，他运用心理学来研究修辞和雄辩，开了后世文艺心理学的先河。《诗学》是一部未经整理的讲稿，他在这一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包括诗的起源、诗的历史和诗的特征。当时古希腊的文艺主要是由戏剧（重点是悲剧）、史诗以及抒情诗构成的，亚里斯多德在分析悲剧的基础上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研究，探讨文艺规律。所以他在《诗学》中论的不是狭义的诗的技艺，是包括戏剧、诗歌、批评在内的文艺理论。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研究文艺理论的著作都称为诗学。我们这里所说的“诗学”，指的也不是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各种文学的学问和理论，即对文学的理论研究和科学探讨，也就是当今学术界所说的“文论”、“文艺学”。本书所论的中西比较诗学各题，是我们近几年来对中西文论中具有可比性的若干文学理论问题、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对目前诗学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中国诗学根基的有意识的寻找。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学学科上所讲的诗学，都是沿袭西方的；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观念、原理，绝大多数都是“舶来品”，实际上是存在一个中国“缺席”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统治着，我们所熟悉并且不断在传授的诗学，并非是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学。本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上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欧洲中心论”也随之而动摇，人们越来越感到在文化发展上要摆脱原先的局限，必须重视文化的外求和横向的拓展。为探讨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实现全球共享，必须重视“他种”文化的研究，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种”文化。在西方还是“欧洲中心论”的时代，东方文化在西方被当作是“他者”和“非我”，处于被压抑、受排斥的地位，现在在新的文化形势下，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任何体系和中心都是相对的，一个文化体系要发展，同样也需要外求，西方文化外求的参照系主要是东方，而东方文化要确定自己本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使它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也需要以发达地区文化为参照，求得自己的发展和更新。面对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前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在未来的21世纪，人们研究的目光将转向全球。为此，诗学学者如何从本学科的现实出发，建立新视野，以开放的态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诗学研究，特别是对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进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欧洲中心式的阐释，认识、探讨各类不同文化框架中的普遍文学现象，有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诗意表达”等，谨慎探索这方面前行的途径，建立一种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应是我们在面向21世纪时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由于东西方文化、文学有极大的差异，有很不相同的质素，要建立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学，就应有东方各国诗学学者的参与，去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因为现在形成的诗学框架并不是建立在世界整体的文学研究基础上，而是以西欧的文化、文学作为基点，忽略了许多遥远的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文学，却又用这个本来未能涵盖它们的狭隘框架去框定它们，这就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要建立一种“为整个人类走向大同之域”（季羡林语）的“诗学理想”有很大的距离。在东方，中国的文化、文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独具特色；在诗学范畴和观念以及人思的方式上，都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这就使处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诗学学者，难以进入其中，彼此的互相印证也十分困难。中国的诗学学者如能摆脱过去比较封闭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之间的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点，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世界比较诗学的研究史上，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如何比较研究中西诗学，我国的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日益蓬勃地展开，并且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但在我们看来，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的“诗学对话”尚未真正开始。比较文学的真义就在于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越来越趋向于多文化的文学总体研究，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线的文学研究”，因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性质》，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5页。）正是文学中的统一、共同的东西，使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具有一种互相对话、互相比较的可能。诗学作为反映着不同文化、文学精髓的聚焦点，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和对话也同样是必要和可能的。当然，这种比较不是以一种诗学模式去套另一种诗学，也不是用一种诗学模式去“攻克”另一种诗学，而是突破各种界限，作“文心”上的沟通，把握异中之同，了解同中之异，从中概括出更具有总体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早在本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就说过：“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注：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现在，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已备受关注，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难在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把握。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刘若愚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刘若愚197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文学理论》，从探求东西方超越历史文化差异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出发，在介绍中国自成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把阿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加以改造，用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把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实用的六种理论，力图从中整理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一个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结构的理论框架。他还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考察了上述六种理论的出现、发展和相互关系与作用，并将其与西方相似理论作比较。他在运用现代的、理性的眼光清理解释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时，清醒地看到了自己面对着的种种困难，如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用术语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化特性等，这些常常使人难以领会其确切的意义，在西方文论中也很难找到与它们具有相同涵义与等价的术语和概念。为了揭示和辨别潜藏在某一术语中的某种潜在概念，寻求更精确的意义，他提出要注意每个术语运用时的上下文答案，考虑批评家的基本思想倾向、他所举的例证、“以及他对同一术语在文学批评和其它著作中早期或当代的用法等等。”（注：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见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意见。他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相似理论作比较时，也是先从纵向探究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源和流，在这一基础上才从横向作进一步的考察比较，如书中对中国的玄学论与西方的模仿论以及表现论异同的比较，就不仅清理和解释了中国玄学论的流变及其特点，又揭示了它与西方的模仿论和表现论的某些相通之处。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可比的文论在中国和西方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很难在历时的方向展开，所以这种以共时研究为基础，打破时间先后次序，在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
体范围内进行某些问题的综合性的比较，应受到我们的特别注意。
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一章“导论”中曾阐明他写这本书的终极目的：
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它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我相信，对历史上互不相关的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例如对中国的批评传统和西方的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因为特殊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某一具有自身传统的文学的批评标准，也不能应用于其它文学；反之，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观念限于某些文化传统，某些观念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反过来这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通常是建立在实际的文学作品基础上的）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所共有的，哪些特征限于用某些语言写成、或产生在某些文化传统上的文学，哪些特征是某种特定的文学所独具的。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注：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见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可见，作者撰写这本书，立意是很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终极目的是要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他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观点，应是当今诗学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的“理想”，它可以牵动人们去作各种各样的尝试，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去做。在我们看来，刘若愚这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能用一种跨文化的眼光，以今天更发展了的科学文艺理论，来清理中国的传统文论，探讨、剖析那些暧昧朦胧的术语，展示其蕴含着的艺术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提出了益人心智的精湛见解。这是只有“单文化”眼光的学者所不能做到的。
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著名华人学者叶维廉也有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读他的论文集《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注：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探讨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也就是力图在跨文化、跨国别的诗学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另一是试探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被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危机。他认为，在欧洲文化系统里，寻找共同的文学规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不存在“批评模子中美学假定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及范围的问题。”由于在欧洲文化系统中进行比较诗学研究，是单一的文化体系中的比较，得出的艺术原则，不一定适合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学，无法构成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学据点和批评模式。但长期以来，“不管在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批评家和学者们都往往以一个体系所得的文化、美学假定和价值判断硬加在另一体系的文学作品上，而不明白，如此做法，他们已经极大改变了、甚至歪曲了另一个文化的观物境界。”（注：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为了避免这种“垄断的原则”（以甲文化的准则垄断乙文化），不再重犯这种歪曲本源文化美学观念的错误，他提出应重视对各种不同文化系统的理论作比较和对比研究，特别要重视中西方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到互照互对、互比互识，以开拓更大的视野，互相调整、互相包容。这样做，既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世界上有许多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和不同的美学假定；也让中国读者了解到儒、道、佛的架构之外，还有与它们完全不同的观物感物程式及价值的判断。他也借用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有关作品形成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为条件，再加上自己所认识的新的要素，打破艾氏从西方批评系统演绎出来的四种理论（模拟论、表现论、实用论、作品自主论）的架构，而根据作品产生前后状况，总结出“五个必需的根据：(1)作者。(2)作者观、感的世界（物象、人、事件）。(3)作品。(4)承受作品的读者。(5)作者所需要用以运思表达、作品所需要以之成形体现、读者所依赖来了解作品的语言领域（包括文化历史因素）。”他认为在这些据点之间，有不同导向和偏重所引起的理论，从大的方面看有下列几种：(1)观感运思程式的理论，(2)由心象到艺术呈现的理论，(3)传达目的与效用的理
论，(4)读者对象的确立，(5)传达系统自主论（语言），(6)作品自主论，(7)起源论。以上是叶氏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的建构。
在国内，曹顺庆著的《中西比较诗学》（注：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第一本系统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专著。他按我们现行的文艺理论框架，从艺术本质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几个方面，对中西方相应的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侧重点则放在长期被西方忽略的中国传统文论上，在比较中着重是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古代文论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阐明，眼光和视野已超出了本国的文化系统，这就使他所阐发的理论具有创意和特色。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注：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国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页。），是90年代以来在国内有影响的比较诗学著作。这部书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诗学论述的基本模式，面对中西比较诗学存在的特殊困难，为了跨越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给予文化背景的比较以“非同一般的重视”，并且以此为前提和起点，确立全书的结构，由文化背景比较进展到范畴比较，把“诗学范畴作为诗学观念的‘网上纽结’”（注：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国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页。），从而展开中西诗学影响的事实比较。全书由背景比较、范畴比较、影响研究三编组成，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探索，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倡导以跨文化的比较方法，来寻求中国诗学自我超越的途径和前景。
在国别比较诗学方面，有狄兆俊著的《中英比较诗学》（注：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学苑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以西方文论中的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为框架，把中英两国相对应的诗学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建立中英诗学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功用诗学和表现诗学，并且分别探索中英诗学二重性的内涵，以无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观和主观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诗学二重性内涵；以主观和客观、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来展示英国诗学二重性内涵，并从中英诗学二重性探索其共同的规律和特殊的规律，为进一步探索诗学深层结构开辟了新的蹊径。该书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对中国传统诗学（如道家审美理论中的表现理论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但能给人启迪，能引起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此外，朱徽编著的《中英比较诗艺》（注：朱徽编著：《中英比较诗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分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语种的中英诗歌，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特色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之处，寻求“契合”点。作者用现代批评理论作为指导，把中英诗歌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和横向的不同文化的观照中进行观察分析，对中英不同诗艺技巧作比较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分别比较研究中英诗艺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与突出、汉诗英译中的语法、中英十四行诗等问题。下篇主要是比较研究中英著名的诗人、诗作，许多见解精辟独到。由于作者视野比较开阔，能从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对照、比较以及相互交流、影响的角度，去认识、概括中英的诗艺，特别是中国的传统诗艺，这就为跨时代、语种、民族界限的诗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
如上所说，中西诗学比较，在中国学界，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这种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比较，确实难度很大。现在，中西学者都注意到要寻找能解释东西方文学的文艺理论框架，注意研究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体系、现象，为创建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诗学在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在东方很有影响，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应是世界比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我们能在文化思维上“打破垄断”，从双方出发，以开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态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一种体系的理论原则去套另一种理论体系，是可以进入共相研究的，也可以日益靠近我们所寻找的真正具有全球性诗学框架的理想。
中西比较诗学的先行者早就指出，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难很多，进行这种比较必须对中西文论都有相当的了解。西方文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文学的概念、范畴，一般都有严格的科学内涵，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也是非常清楚的。比之西方，中国古代文论专书不多，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少数人做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比较多是凭借传统的理论和个人的体验来评论作品，他们的志趣主要不在于探讨深奥的哲理，而在于总结经验，阐明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具体看法和主张，而且多采用评点的形式，生动活泼，常常是通过隽永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种理论形态带有直观性、经验性的特点，重体会，讲究妙语，往往不把话说尽、说死，理论观点和美学见解，都是自然地在批评话语中表现出来，观点、见解随作品流动，只有读过作品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它，如果没读作品，就难以领会其中的道理。有的理论是“诗化”的，鉴赏式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要弄清楚它，还得反复琢磨和借助想象，所以理论的效果经常是评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同西方的科学型文论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论，更多是艺术化的，它的体系是潜在的。这样的理论是需要“解读”的，而要准确地“解读”，又十分不容易，首先是要对它作历史的“还原”，历史的“还原”必须建立在资料搜集和积累的基础上。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已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我们拥有的是一座丰富的理论宝库，要拿它同另一种形态的理论作比较，使其有可能“相遇”、“对话”，还要寻求一种彼此沟通的渠道。
重要的是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
中西异质文论有许多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因素，因为彼此都难以摆脱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但中西文论都是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结晶，必然蕴含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共同性，应是异中有同，所以可以通过比较，从表面差异很大的中西文论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困难在于：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大多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来体现理论内容的，言简意赅，理论的弹性较大，许多概念、范畴，如意境、形神、文气、风骨等，不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同一内涵的表述的概念有时也很不一样，所以就要在“还原”的基础上对它作一番“破译”的工作，以当代话语进行新的解读，再将其同西方文论作比较，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做到“借异而识同，籍无而得有”，找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也认识各自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的特殊规律。
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彼此差异的跨度很大，要相互沟通、理解很不容易，故要有“对话”的“中介”，即找出一些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互证互对，互比互识，在比较中看中西文论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形成怎样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有哪些“同”和“异”，从而进一步实现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的结晶，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有不少外国汉学家著文阐明它在世界诗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理论价值，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西方的学者要真正跨越文化，把握它的实质，困难仍然很多，所以要使中国的传统文论能够走向世界，与各民族诗学交流、比照，在相互汇通的过程中，共同熔铸出新的诗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可以使诗学进入世界和现代性的新阶段，中国的诗学研究者应肩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当然，这种世界性诗学理想的实现，应是一种开放的、“将成”的、不断变化发展而又多元共存的群体的探索，我们只能从“我”做起，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方法，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上，努力去探索“自己”谨慎前行的途径。
近几年来，我们就中西诗学中的若干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形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著作《比较文艺学》。全书除导论外，共分上、中、下三编凡十章。上编“中西文学观念比较”，主要对中西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自然观、真实观、创作观、功能观等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中西两大文论体系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异同。中编“中西文论形态比较”，是对不同类型文学理论的比较，中西方文学理论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形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对文学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本编主要是从中西叙事理论、中西抒情理论、中西形上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在中西叙事理论比较中，着重从中西方叙事理论的传统——诗史之分：志与事、一般与个别；中西叙事理论的不同特征——文史哲：历史旨趣与哲学意味；文学叙事：理与事、文与事；作为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哲学等方面论述中西叙事理论的异同。在中西抒情理论比较中，着重是从心性设计，理性与情性的冲突、兴论与表现论诸范畴之比较，作为心学和心理学的中西方抒情诗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中西形上理论的比较上，主要是从形而上学与中西形而上理论的相关性、中西形上文论的主要形态、中西形上文论的内涵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和阐明。下编中西文论范畴比较。由于中西文论中理论范畴众多，每个范畴都有其独特意义，在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具有可比性，有的不具有可比性，在本编中我们只选取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五对范畴：神思与想象、雄浑与崇高、比兴与隐喻、虚静与迷狂、教化与净化进行比较，同时力图对有关问题作出较深刻的阐释。
本书研究的命题与时下已有比较诗学成果的区别是：
第一，注重各个论题自身“理论依据”的反思和说明，力图打破“垄断”，克服“随意性”。
第二，从中西方不同文化出发，注重中西诗学视野的融合，坚持研究者跨文化的“诗学立场”，纠正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防止“中国中心主义”。
第三，重视中西诗学的系统性，坚持在不同诗学系统中考察我们所选取的命题和范畴，在中西诗学的观念、命题、范畴的共时性比较研究中，力图对它们的“结构方式”、“系统规则”、“文学相关性”、“文化相关性”、“话语模式”、“功能模式”等问题有所关注。
第四，在对本书所涉及中西诗学各题的研究中，注意到将“可比性”和“不可比性”的论题、范畴区别开来，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地看待中西诗学之间的关系。
第五，中西诗学范畴是中西诗学体系各自网结和基本词汇。由这些范畴构成的系统是中西诗学最隐蔽的“理论真实”。对它们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向这一“真实”，使我们更深入理解作为“路标”的诗学范畴性质、功能、系统性等问题，本书特别突出这一研究，是为前面所说的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补，为建立新型的、更具世界性的现代诗学理论探索道路。
中西比较诗学是以中西文学理论比较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它包括中西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诗学的比较研究。由于中西方文化出自不同的源体，文化的跨度很大，所以中西比较诗学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跨文化诗学研究。本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比较诗学研究的兴起，中国诗学的巨大价值已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有的学者还断言：“比较诗学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兴起和繁盛。”（注：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30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成果问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各种理论依据和路数，使中国诗学的推出和西方诗学的引进更具有可通约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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