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石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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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7-0009-06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P.11)十七大报告还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P.11)“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P.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引导中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理论基石,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直接的理论基石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整合了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一个内涵宏富、意蕴深刻、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这就是体系构成、理论框架、哲学基础。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体系构成。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P.11)这明白无误地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由上述三大理论成果构成的。为什么这三大理论成果能够整合到一起构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时期相继创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具体地说,它们的理论主题是一致的,都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的理论主线是一致的,都是把发展作为硬道理和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它们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人为本、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们的思想精髓是一致的,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回答是紧密相联、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应当认识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有内涵。之所以说是“现有内涵”,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还在发展,今后这个理论体系中还会增添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成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

构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有若干基本理论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撑,构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基本理论构成的:(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理论;(3)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4)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理论;(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7)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9)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10)“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理论;(11)社会主义武装力量建设理论;(12)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和谐世界建设理论;(13)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理论;(14)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理论。这些基本理论纵横相连、紧密结合,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框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分别对这个理论框架的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说,就是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党的这条思想路线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解放思想,不打破“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和干扰,就不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与时俱进,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党正是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表明,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关系是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看,两者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成果,各自都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既不互相包含也不能互相代替。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探索。

首先要看到,五六十年代的探索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密切联系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P.7)扩展开来,也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践和探索以及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指导思想、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和经验教训。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五六十年代的实践和探索,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就没有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2](PP.148-149)

在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的探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关键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没有来得及取得重大突破就很快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误区,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因而五六十年代的探索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还是有重大区别的。一是工作重心的变化,实际上是纲领性的变化,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前进路径的转折,就是由僵化和封闭转变为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强国之路。三是发展模式的转换,突出表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伟大创新。另外,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实际了,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出发,在2050年以前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总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像过去盲目地提出“超英赶美”、“三年实现共产主义”。总之,新的历史时期,不论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目标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都更加明确、更加实际了。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以及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发展战略也更加科学。这都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五、六十年代的探索是伟大而艰辛的,许多精粹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但这种探索后来不幸扭曲和中断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总结成功与失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着对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科学态度,引领党和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和发展轨迹的角度来看,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3](P.8)按照这个精神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以邓小平理论为开创性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但由于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还在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处在发展中。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又有所区别。区别就在于它们分别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另一个问题是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的是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部关系。相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则指的是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关系。由于它们都是同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因此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连续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相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最新成果。

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不但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地位与意义,而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柱。例如,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理论、走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思想路线等。如果没有这些理论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厦就建立不起来;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作为源头,也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产生。二是对30年改革开放实践对于邓小平理论检验的结果到底怎么看?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而且私下里意见分歧很大,甚至是针锋相对。笔者坚定地认为,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巨大发展,就没有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人民生活总体水平的明显提高,中国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邓小平讲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他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有方向、有目标和有前提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了建设小康社会,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为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和经历一些曲折都是正常的、难免的。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得比较早,但有一些问题的发现是需要有一个问题积累的过程的,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容易发现。例如,贫富差距、农民收入相对降低、腐败相当严重等问题。有人把现在基尼系数大、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原因都归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一个大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只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原话是:“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P.152)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尤其需要注意:一个是“工人农民”,一个是“辛勤努力”。怎么能说成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不管什么人、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先富起来呢?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原意。至于后来情况的发展,自然有其原因,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大政策。面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甚至要出现两极分化的状况,邓小平认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p.1364)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4](p.1364)他还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一定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得出的指引中国前进方向、发展道路、战略目标和步骤的正确理论,是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理论。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和放松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贯彻,而是要求我们采取完整准确的科学态度对邓小平理论加以再学习、再认识,以做到真正地理解和掌握。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着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

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有没有历史必然性。从江泽民作为总书记这段历史来看,其国际情况和国内情况,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相比,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国内出现了政治风波,虽然被及时平息,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有两个基本思想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要通过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第二个是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防腐倡廉等。这两个基本思想,邓小平从1989年以后多次谈到,集中阐述是在《邓小平文选》最后一篇文章即视察南方的谈话。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后,主要就是抓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改革、抓建设、抓发展;一是抓党建,开始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思考和总结,提炼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中,有三个贡献是很突出的:第一个贡献是在邓小平已经做了很多铺垫的基础上做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概括,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运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互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个思想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从经济体制的角度进行概括则是江泽民完成的。第二个贡献是对党的历史方位两大变化的概括。十六大报告对此做了论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概括对于党的建设,对于我们党正确认识自己、提高党的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党历史方位的上述变化,要求我们党所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相符合。否则,就会产生已经是执政党了还要不断搞阶级斗争而乱了自己这样的历史错误。第三个贡献是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而且提出党的建设要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涉及共产党如何执政这个问题了,特别强调了“两个务必”和工作重心的变化,即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武装斗争变成生产建设。后来,邓小平在1956年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8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出了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应当看到,对于执政党建设讲得相对比较多的是江泽民。因为江泽民所处的时期,国外有不少共产党(包括苏共)相继垮台,还有一些不是共产党的其他执政党(如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这从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党提供了警示,使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执政和执政党建设问题。从以上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应运而生的,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五、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最新成果。十七大报告专门用一个部分的篇幅对之加以阐述,包括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以及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等。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其中涉及怎样看待以往的发展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避免片面性,认为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了,以前的发展就都是不科学的。以前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确有不科学之处,如统筹不够、资源浪费、污染严重等。但不能因此说以前的发展都是不科学的,这样说就绝对化了。以前的发展在科学中有不科学、而且不科学部分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显现、愈来愈严重、不但影响当前还要影响子孙后代,因此才引起我们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是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思想产物,没有一定的发展就不可能提出科学发展观。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同抗击非典有直接关系的。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我国大地,这就是大家仍记忆犹新的非典型肺炎对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袭击和威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英勇奋斗,取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伟大胜利。同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问题,并且强调在发展中要“关注人文指标”。[5](pp.396-397)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在总结抗击非典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然,没有抗击非典也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但可能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快。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借鉴汲取了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例如,我们认识到,不能走一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等都需要很好地研究。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在十七大报告中有新的概括,这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P.15)这四句话全面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虽然话语简洁但内容丰富。例如,“核心是以人为本”怎样理解?以人为本同西方的人本主义,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什么?“本”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要提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实践的人,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世界上并没有孤立的和抽象的人。以人为本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以人民为本,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本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实现发展的过程中,要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再一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条件和根本要求。十七大报告讲了四条:一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二是坚持改革开放。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大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强调改革开放,同时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有针对性的。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改革开放的脚步不能停更不能倒退而且还应坚持往前走。但改革开放要科学,采取的措施要加以论证,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三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是要搞好党的建设。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其它战略思想的关系。十六大以来除了提出科学发展观还提出了一些其它战略思想,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和谐世界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等等。有一种意见是把上面这些内容都整合到科学发展观里面。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在这里起着统领的作用,在这些战略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同这些内容都有内在的联系。

注释:

①参见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Cooper.Ramo):《北京共识》,载俞可平主编:《中国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载香港《信报》200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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