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研究，实现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Information论文,Intelligenc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6-03-28
〔分类号〕G350
1 从情报学的历史发展看情报学的两难
1.1 情报学一直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
情报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
在情报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注意的问题是以技术的应用作为特征和图书馆学相区别开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样的区分似乎是有成效的，因为图书馆学在80年代以前，秉承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传统，尽管并不是完全不注意和不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但是信息技术至少还没有占到支配的地位。此时，情报学以其对技术的专注还能够和图书馆学相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80年代以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其他领域的运用也处于初级探索阶段，计算机科学有自身的发展领域和研究理论的问题，所以以信息系统、信息的存贮与检索为主要领域的情报科学虽然以技术为自己的特征，但基本上也能够避开来自计算机科学及信息技术的冲击，得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存在。尽管在80年代以前，也有若干学者对于情报科学的定义不清、缺乏理论体系等问题有所评论，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即有对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质疑[1]，在80年代有Brookes B.关于情报学尚没有建立起理论体系的评论[2]。Machlup在著名的信息科学多学科研究后，认为情报学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基础[3]。但是总的来看，其内在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尚没有达到否定情报学存在价值的程度。
1.2 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加剧
1.2.1 情报学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 在计算机普及以后，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已经普及，而且图书馆学对其研究内容也及时作出调整，信息技术的研究已经不再是情报科学的专利。从这一方面来看，情报学已经越来越难以和图书馆学区别开来。在西方，无论是从学科还是从职业来看，情报学总是与图书馆学放在一起，并称为图书馆与情报科学(LIS)。特别是虚拟(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提出来后，作为客观知识组织在网络时代的形式，已经无法区分对其进行研究到底是图书馆学还是情报学的任务。另一方面，情报学又受到信息技术的冲击，难以与其区分开来。
1.2.2 情报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在学院的设置上也是如此，美国的图书情报教育都是由ALA(美国图书馆协会)所认证的，所以在教育和职业论证方面，情报学都是从属于图书馆学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情报学如果要脱离图书馆学的范围，又会陷入难以和计算机科学相区别的困境。有些学院出于提高学科地位，吸引更多经费的考虑，去掉L字头，增加I字头，但从课程设置看，变成了计算机应用院系(信息系统、信息管理、信息技术等)，实际上也没有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4]。
1.2.3 情报学应对危机的两种选择 一是如其英文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情报学真正成为研究信息的学科。自从1992年国家科委将情报更名为信息以后，对原来的狭窄意义上的情报研究是减少了，冠以信息的研究内容增多了，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信息技术都成为情报学研究的内容。但是在将研究范围扩大以后，情报学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力不从心，并且遭遇到来自其它学科的挑战[5]。在国外，情报学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6]。几位知名的情报学家都提出了情报科学要研究其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希望以问题的提法来限定情报科学的范围。贝尔金认为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仍然只有一个关于该领域的学科，或是应该接受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学科[7]。Saracevic在其名为《情报科学》的文章中指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作为职业，是由其提出的问题和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定义的[8]。如果我们认同他的这一观点，就会看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确实有着共同的问题，即是对客观知识进行有效组织，并提供利用。要想扩大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会遇到其它学科的挑战，而且还会失去情报学自身的合理内含。
二是将情报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事实上在美国有许多学院所授予的是交叉学科的学位，即由计算机、通讯、图书馆等学院联合培养，将情报学视为一种交叉学科。但是交叉学科的提法只能够将情报学看成是几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一个共同领域，也不能够解决和确立情报学的学科地位的问题。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情报学的未来发展有两种选择：一是与图书馆学重新融合，并且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名称来指称这一领域；二是要成为一门与图书馆学有联系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去探索一条新路子。
2 整合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研究的情报学
2.1 理论的视角
波普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其中的世界3被他称之为客观知识的世界[9]。布鲁克斯曾经欢呼这一哲学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对客观知识进行组织。
在图书馆学、文献学和情报学的概念中，客观知识表现为记录知识。记录知识总是以一定的载体来表现的。在历史上，往往不同的载体有不同的收藏和保管的机构，并且会随着载体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是不论技术和手段如何改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如何改变，基本的问题，即对客观知识组织的要求是不变的[10]。
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是盯在客观知识自身这一个系统，而是将其利用与社会信息环境的讨论结合起来，会得出很有价值的结论。
2.2 客观知识系统的三个阶段及主要矛盾
信息的日益丰富以及信息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不同时期的客观知识系统的主要任务不尽相同。英国诗人艾略特写过这样的著名诗句：在信息的海洋里，我们丢失的知识在哪里？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丢失的智慧在哪里？这几句诗实际上揭示了客观知识系统在其存在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主要矛盾。
2.2.1 第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知识如何保存 客观知识系统发展的第一个主要时期的首要问题是知识如何保存。文字的发明、各种知识载体的寻找和使用，从泥版、竹木，到石刻、到丝帛等等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知识。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不便，由于缺乏价格便宜且便于使用的载体，这一阶段是客观知识系统以收藏为主的阶段；纸张、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载体保存的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2.2.2 第二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知识如何查寻 客观知识系统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时期的首要问题是知识如何查寻。
客观知识的数量大大增加后(通常所说的“情报爆炸”)，人们要找到所需的知识变得十分困难。大量的知识被创造出来，但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大量的知识被埋没，然后又要等着被人们重新发现。这一现象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文献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1]。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客观知识组织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信息的存贮和检索的问题。事实上，这正是文献学以及后来的情报学的主题。
2.2.3 第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从知识中寻找智慧 客观知识系统的演进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主要矛盾又有了新的变化。这是由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对客观知识系统的要求又产生了新的变化。这时所要求的已经不仅仅是保存、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还要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
2.3 需要研究视角的变换
尽管客观知识系统的组织仍然是必要的，但是矛盾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另一面，即利用。布鲁克斯曾经用情报方程式表达过这一含义，但是在其后的研究进展却很小[12]。其关键在于情报学研究缺乏视角的转换。因为每一个用户(特别是机构)的知识结构和真正的信息需求只有从组织内部才能够了解，信息服务机构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在了解每一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服务。在这一点上，情报学陷入了困境。在物理范式观之后，进入到认知的情报观范式，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社会——认知观，认为情报学的研究、系统的设计需要从学科知识的领域来进行系统的设计。据此，Hjorland提出了领域分析的11个方面的问题[13]。但是由于视角始终没有转移，始终未能站在组织和用户本身的角度来考察和看待信息，情报科学的进展非常缓慢。
客观知识意义上的知识和信息是information研究的对象，从组织的视角观察到的知识和信息是intelligence研究的对象。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学是对intelligence的研究，但是它又的确是与对客观知识(information)的研究相联系的。
3 Intelligence研究的历史和领域考察
3.1 军事和安全情报的研究
这一领域公认的始祖是中国的孙子。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至今仍然是不易的真理。
但是真正地将军事情报和安全情报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则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为代表。在情报分析技术方面，其奠基者是Sherman Kent、Robert Gates、Douglas MacEachin以及Richards Heuer[14]。
中央情报局设立之初的主要宗旨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除了间谍、暗杀等秘密活动之外，还有大量的公开情报的收集任务以及利用数学、经济、系统的方法来对文献和情报进行分析的活动。由于中央情报局的许多文件和资料当初具有保密性，这些活动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其对于情报学所做的贡献也不为外界所知。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在情报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杂志Study in Intelligence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方法[15]。
除了中央情报局之外，美国涉及到军事情报的还有其它一些部门，如军事情报局、空军情报局、国防情报局、海军情报局等。
3.2 战略情报
战略情报研究主要是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进行的。在美国，设立有国家情报委员会，其涉及的部门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事情报机构、本土安全部、国务院、能源部、财政部等[16]。
“9.11”以后，美国普遍认为这是国家情报工作的失败，因此加强了国家安全情报系统的建设，设立了统一的管理全国情报工作的政府部门。
除了国家一级的组织以外，在国外还有大量由基金会、大公司设立的思想库。从其理论和方法来看，它们实际上也都属于战略情报机构，或者是直接服务于某些公司的需要，或者是接受政府和其它组织的委托进行课题研究。
3.3 科技情报和技术经济情报
第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在工业发达国家，科技情报获取的主要方法是公开的渠道，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运用自动化技术进行查找和检索。但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个阵营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而且对于经济不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科技资料的封锁等问题。这样，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不发达国家而言，“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矛盾除了要查寻和获得资料，更重要的问题是它们当时处于技术的落后状态，因此要了解科技发展现状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①从公开渠道之外去获得资料；②通过对资料的内容进行分析，了解和把握当时世界上的科技动向；③不仅限于对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要对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对总体发展趋势、发展前沿等的判断，从而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决策提供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情报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情报学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Vickery B.C.回顾了这一段历史[17]。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中国的科技情报机构也是在1956年成立的。这些科技情报机构设立后的任务和宗旨与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客观知识组织机构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国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的口号是参谋、耳目、尖兵。笔者认为这一口号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对情报工作的非常好的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成为主旋律，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等在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中，将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放在技术经济情报方面，60—7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在技术经济情报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甚至还成立了国家一级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当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仍主要停留在工作本身，对理论以及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研究成果还不够[18]。
3.4 企业情报以及竞争情报
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竞争加剧，竞争情报得到广泛的关注。企业作为情报收集、利用、需求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出来。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产业环境变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企业必须对环境，特别是产业环境有更强的监视能力和更迅速的反应能力。这是竞争情报在80年代后获得重视的重要原因。在成立了专门的竞争情报职业协会、出版了专门刊物、国内外的学院也设立了相关课程和学位以后，其研究的热潮逐渐扩展[19]。1996年ASIS出专辑刊登竞争情报方面的成果；1997年ASIS年会的讨论主题也是CI(competitive intelligence)。1994年在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下设了竞争情报分会，该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年会，至今已有11届了。CI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专门术语。
4 整合的任务和中国的优势
4.1 整合的任务
这些不同领域的情报(intelligence)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属于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职业领域，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这些intelligence研究整合在一起呢？笔者试从如下几方面对不同领域的intelligence研究整合进行讨论。
4.1.1 情报研究的基本理论 各个领域中的intelligence虽然其研究的信息内容不同，但是作为信息的过程是共同的，都符合博科在1968年以及ASIS在1970年代提出的情报科学的定义[20]。情报研究的基本理论对于所有领域都是适用的，都能够用布鲁克斯的情报学方程式来描述。只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里知识的增量不是针对个人的，而主要是针对组织的。
4.1.2 研究具有共性的程序和方法 从方法上看，要研究适用于所有领域的信息分析的程序和方法。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发展的情报循环；还有对信息的内容分析都有效果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法等。情报学的研究需要在这些各门学科都能够运用的方法上下工夫。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前两个阶段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分析方法和技术仍然是有用的，例如引文分析方法等。但是这些对于intelligence研究来说仍然不够。在第三个阶段，进入到具体的用户需求满足的时候，客观知识组织从文献单元进入到知识单元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建立对所有的信息需求主体都同样适用的客观知识体系则是不现实的。
4.1.3 信息观的转换 每一层次的组织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这就是变动的环境，需要作出决策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同时任何一个层次上，都不是只存在着单一的组织，而是存在许多组织，有些组织是该组织的竞争对手，在对情报的需要方面这些不同层次的组织存在着共性；虽然不同的组织研究不同的主题和内容，但是在面对环境和应变方面也都存在着共性，这些共性都可通过对情报过程、情报类型、情报分析方法、情报的利用方法等的共性研究表达出来。
intelligence研究与客观知识组织的学科的区别在于它是从组织的视角来组织和利用信息，其关注的是组织所真正需要的情报。
4.1.4 情报教育以及职业认同问题将迎刃而解 在学科的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学科的教育以及职业认同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需要在学院里教授情报学的一套独特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同时，因为情报研究总是和这些具体领域和专门领域相联系起来的，需要分析家对这些具体领域的知识也有很好的掌握。这样我们能够在政府、军队、学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区分出这样的一个职业群体，尽管他们是工作于不同的组织和部门，但是他们所运用的知识和技能是共同的。据此可以对他们进行命名——情报分析家。正如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技术人员，尽管由于计算机的普及，他们已经分布于不同的组织之中，但是他们仍然有非常清晰的专业认同——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
4.2 中国情报学在创新发展上的优势
在美国，情报学基本上是沿着图书馆学和计算机技术两个传统发展起来的，而且由于历史发展的环境，情报学希望以技术为特征来和图书馆学相区别。因此，情报学的研究主题和范围十分狭窄，与原来的定义不相符合。这种美国式的情报科学的发展已经陷入困境。在美国，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情报的研究主要由政府和军事情报部门进行；产业情报工作由一些政府部门和思想库在做；CI和企业情报既有一些大公司在进行，也有一些商业性机构在做。但是这些和情报学研究一直都缺乏融合。
在中国，情形却有很大不同。首先，我国的以情报检索为代表的情报科学由于信息技术的落后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从社会的需求上看，这一类的需求主要由一些计算机技术公司去满足。这反而成为我们发展新型的情报学的优势。第二，在英文中information science是一个含义严重不清的词汇。事实上从其历史发展和现状来看，它的研究范围仅仅是计算机信息存贮和检索，学科的名称及研究对象是不相符的。在information science这个名称内，重新澄清学科理论、内容结构都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中文中信息和情报是含义区分十分清楚的两个词。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情报学这个学科名称之下，发展起一个以intelligence研究为主体的、综合性学科。最近已有若干有识之士认识和提出了这一问题[21]。第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就结合了文献工作和intelligence研究，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情报学发展的独特模式。这些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也可以为技术经济情报工作、为企业情报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理论上对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建立起真正的情报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