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世界视域下的腐败成因及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成因论文,日常生活论文,腐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2)06－0018－06
日常生活世界视域中的腐败问题是指日常生活世界何以成为腐败发生的情境问题及怎样借助日常生活世界完成腐败行为的问题。现有研究比较重视从制度体制角度阐释腐败成因和治理策略，而忽视人类活动的另一重要领域——日常生活世界对腐败的影响。腐败行为的发生往往与腐败主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世界的变异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加强日常生活世界的治理是抑制腐败的重要思路。
一、日常生活世界是腐败发生的情境因素
(一)日常生活世界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界掀起对生活世界的研究热潮，对西方的生活世界理论进行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生活世界思想进行挖掘，提出了众多理论观点，并在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领域进行应用。
生活世界是我们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是一个语言世界、实践世界、交往世界、实体和交往的关系世界，[1]具体由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构成，“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非日常活动总是同社会整体或人的类存在相关，它是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2]，日常生活世界分为三个领域：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非日常生活世界分为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非日常的精神生产领域。[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日常生活世界的内涵、结构和功能。第一，从认知的角度看，日常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相对应，标志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由混沌状态走向科学理性状态，形成体系化的认识成果；从实践的角度看，日常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相对应，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标志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由自然整体状态走向专业分工分化状态。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的第一活动空间及互动交往的文化世界，为了能够经验化地感知和把握日常生活世界，借鉴社会学操作化思维，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可观察的经验指标，根据我国职业工作时间制度安排的要求，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操作化为八小时工作之外的学习、生活、娱乐和交往空间。本文在实践层面使用日常生活世界概念，它是个体的第一活动场所或生存环境，与体制化的工作世界相对应，其基本内容是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价值取向。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是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外显层面，价值取向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层面，两个层面的综合在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活景观，为认识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个体因其生命存在和延续而决定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原生性质。马克思认为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微观基础，是现实的个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发源地，是非日常生活领域赖以发生、存在、展开的历史性前提，从而构成“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的本体论基石。相对于经济生产、阶级、国家、社会、科学文化等非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家庭为单位、个人生存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个体生存活动领域。[4]第二，日常生活世界是个体互动交往的文化世界。社会学家舒茨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指人们在其中度过自己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的文化世界，是对人们生存于其中并进行多种日常活动的具体社会环境的概括，体现了个体的存在状态及人际间的相互关系，由主体间性、行动和动机三个要素构成。第三，工作世界是人类为求得生存发展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活动领域。工作世界使人超越自在的日常存在状态，成为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5]工作世界的基本形式就是职业活动，“8小时内外”和“家里家外”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二分法表示，二者共同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形成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边界，使得下班后的时间空间安排具有私密化和自主化的特点。
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主体性、既定性、价值性和重复性等四个特征，在中国社会语境下，还具有重情性特点，即在日常的行为中把人们之间的情感和情谊作为衡量和评价人的行为和客观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准，[6]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情感性的图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自觉的精神领域的主导性的图式和内在机理，[7]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具有持久性、成熟性和稳定性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是一个狭小的、封闭的和天然的共同体，具有显著的重情性特征。所以，日常生活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人情，工作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则是科层制所约定的契约。
(二)日常生活世界与腐败
基于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则，日常生活世界更容易成为腐败发生的情境因素。
一是对于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来讲，同样存在日常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区分，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要素显示了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但日常生活世界往往成为工作世界的延伸，容易使公职人员的行为脱离制度规章的监管而增大腐败发生的风险。
二是日常生活世界是工作世界的基础，容易受到工作世界的侵蚀而发生异化。哈贝马斯提出“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观点，表明日常生活世界被权力和金钱异化的过程，出现了人们不但在日常的工作中，而且在娱乐、教育和家庭等事务中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的媒介，权力和金钱所特有的功能看上去是无限的，但是从源泉上看，它们却又都是有限的稀缺资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是现代社会所不可能解决的，正是这一种矛盾使得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成为可能，也为权力的操作者或拥有者进行腐败创造了条件。[8]
三是日常生活世界注重情感互动，容易模糊情与理、法与理的界限，增大为情所困、为情而违反原则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衣食住行用因其自然性及与礼仪文化的契合性，从而更容易成为腐败发生的借口或机会。
(三)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腐败现象
一是违规职务消费。这是指由“职”、“权”因素衍生出来的、隐蔽的、钻制度规定空子“打擦边球”的消费行为，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吃喝、跳舞、洗桑拿浴等花费虚列开支、开假发票用公款报销，涉及干部本人，甚至整个领导班子，干部身边的人，包括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秘书、司机等。违规职务消费具有亚腐败的特点，亚腐败是公职人员凭借其职务之便，在权力运行的灰色地带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又无须为其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具有利己性、普遍性、模糊性、过程的半公开性、查处的轻微性、影响的衍生性等特征，造成行政成本高、亚腐文化盛行、公务员清正廉洁形象受损等不良社会影响。[9]
二是“8小时之外”的诱惑。公职人员社会交往范围不断扩大，8小时之外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不断扩展和延长，接触社会负面因素和受到各种诱惑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80％以上的违纪违法行为发生在8小时之外。
三是权色交换的堕落。食、色是人之本性，是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贪色而堕落，用色公关而导致腐败的案例不胜枚举。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1995年左右接受江西奥特集团董事长周雪华提供的卖淫女和贿赂544万元。[10]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接受行贿人提供的色相服务，并索贿受贿近40万元。[11]广东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接受行贿人提供的色相服务，并受贿240万元。[12]
四是私人空间的失守。这是指家风不严，不能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配偶、子女和亲信，他们借助官员的权力进行腐败，由亲缘关系侵入工作世界。如原浙江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就属于那种不管好自己的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通过家属捞钱、“曲线致富”的典型。在郑筱萸高达649万元的受贿簿上，许多钱是通过其妻刘某、其子郑某收受的。家人站前台、本人居幕后，联手上演“前门办事，后门收钱”的丑剧。[13]
二、日常生活世界诱发腐败的机制
考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腐败现象，其发生机制在于，对腐败情境定义的认知偏差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操纵策略共同促成了腐败的发生。
(一)对腐败的情境定义
腐败情境定义就是对何谓腐败以及腐败有何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实质是对腐败的价值判断及行为取向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一旦该行为获得意义系统的支持，就容易把动机转化为具体行动，日常生活世界的特点决定了腐败的情境定义主要由日常生活世界来奠基和建构。
一是模糊腐败与非腐败的界限。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关于腐败的情境定义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腐败民俗学或腐败文化，因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容与腐败民俗学有高度的契合性。改革开放使社会的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某些社会行为的评价失去了普遍公认的标准，对不少腐败现象的界定就不那么清晰。送礼与行贿在实际中难以把握二者的界限。公款吃喝即使从规范上被认定为腐败，但多数人认为是工作的必须或人之常情，通常并没有被当作腐败来看待并加以处理。
二是对反腐败认识的误区。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如果廉政搞得太好了，生意就做不成，“四菜一汤，生意跑光”就是一种反映。美国学者阿诺德·海登黑默从认识态度上把腐败分为三类：“黑色腐败”是受社会普遍谴责的腐败行为；“灰色腐败”是有广泛争议的腐败行为；“白色腐败”是社会大多数人认为不应当受到惩罚的腐败行为。[14]在这样的情境定义下，对日常生活世界内容的操纵和利用就成为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载体和手段。面临矛盾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法规，而是想着自己有无关系和门路可走，努力寻找各种规则制度之外的变通，腐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占据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头脑，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
三是促进腐败的社会传播。每一项具体的社会活动实际上就在营造情境定义，一方面，在“潜规则”的促使下，腐败在强度上发生链环反应，导致“晕圈效应”，使腐败从个体扩散到个体，从群体扩散到群体，横向扩散到更广泛的区域。另一方面，在权威示范带动效应的影响下，贪腐之风以几何级数扩展，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的腐败行为在导致腐败行为本身的仿效和趋同的同时，使腐败扩展的势头更加猛烈。[15]横向腐败和纵向腐败的影响使得社会形成了腐败的病态“情境定义”，制约着人们的社会交往，为各种越轨行为提供了孳生的土壤和空间。
(二)行贿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运用策略
行贿人利用日常生活世界的特点突破正式制度边界，形成解构法律制度的客体性力量，[16]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是从身边人入手。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的第一生存世界，围绕生存展开的内容与活动丰富多彩，血缘、地缘等众多初级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交织在一起。行贿人采取迂回战术，从公职人员身边的亲朋好友入手，只要这些亲朋好友接受了好处，行贿人的目的就基本上达到了，通过公职人员身边人传递关系是行贿人对日常生活世界运用的重要策略。
二是“礼尚往来”。行贿人把目的隐藏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包装下面，通过送土特产、家乡货等富有人情味的礼物首先建立起与公职人员的联系，消解其戒备心，然后逐步扩大礼物价值，最终使公职人员违背原则，为行贿人所用。
三是“8小时之外”的利用。在公职人员看来，8小时之外属于私人空间，自己有权支配，可以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在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从而被行贿人利用。在吃喝玩乐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容易迷失自我，丧失党性，走向腐败。
(三)受贿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操纵策略
一是明示策略，这是腐败官员向行贿人主动而明确提出的吃、喝、拿、要等要求，其理由是，我帮你办事或提供方便，我获得你给予的好处是应该的，把权力作为商品，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想要的好处。
二是暗示策略，这是腐败官员通过迂回方式向行贿人提出的吃、喝、拿、要等要求，具体操作可以是自己不出面，由身边的人洽谈获取好处，也可以是自己出面使行贿人知晓自己的要求。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日常生活世界都成为腐败官员获取非法利益的借口或突破口。
三、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腐败治理
从日常生活世界变异所引发的领导干部腐败行为的机制和过程来看，涉及腐败行为主体、腐败的情境定义、动机这三个环节。因此，治理腐败就必须从这三个环节入手，通过教育、监督、惩罚等措施使8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正道，恢复常态，达到抑制和减少腐败的目的。
(一)端正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态度
正确认识日常生活方式的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享有正常生活的同时，把握好特殊性，不能以共性否定和遮蔽特殊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都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休闲、消费的权利，公职人员也不例外，这是生活方式的共性。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公职人员对自己日常生活世界的特殊性认识还不到位，总认为选择生活方式是自己的私事和权利，外人无权干涉和过问，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割裂了日常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联系。公职人员掌握的权力与资源挂钩，资源就是各种各样的实际利益，如分管某方面工作就掌握相应的资源和利益。在争夺有限资源的过程中，一些利益主体往往会使用日常生活世界的策略向公职人员发动进攻，稍有不慎，就落入圈套，使公权为私利服务，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
以理想信念强化公职人员的自我约束意识，在8小时之外能真正控制自己的欲望，过好权力关、人情关、金钱关和美色关，做到自省和慎独。在社会交往中要公私分明，慎交朋友，交友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处理同乡、同学、同事、朋友等业缘、地缘和趣缘社会关系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敏感性，防止日常生活世界的情感性特点被利用，划清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远离庸俗和丑恶的东西，决不把哥们义气、结义等社会陋习带到党内生活和工作中来。领导干部在8小时之外要进行文学、历史、艺术、市场经济、法律、高科技等知识的学习，增长才干，修身养性。
(二)强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监督
对公职人员8小时之外的监督管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操作上的困难，一是认为对8小时以外的监督是多管闲事，没有必要。二是8小时之外的活动内容繁多、空间范围广泛、活动方式隐蔽，监督起来十分困难。三是现行监督体制和方法不太适应8小时之外的情况。四是对8小时之外违规的领导干部惩罚乏力。
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在8小时之外自觉接受上级组织、同级纪委及所在党组织其他党员的监督。
第二，要加强制度建设。一是全面执行《廉政准则》中的各项规定，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制度，把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情往来、公共关系、职务消费等事项纳入组织监管之下。二是完善修订《廉政准则》，补充领导干部在8小时之外行为的有关条款，约束其在生活圈、社交圈的行为。三是建立领导干部非公务时间廉洁自律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如月报告、季报告、半年报告、年终报告制度，使领导干部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内容被组织知晓，起到监督和警戒作用。四是建立领导干部丑闻自动辞职制度。五是建立提醒谈话制度。六是建立巡访制度，定期向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同事、下属、邻里、居委会进行巡访，了解8小时以外的活动情况。
第三，要实施监督。一是组织监督，把8小时之外的活动作为民主生活会的检查内容，把8小时之外的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个人嗜好、家庭收入、宴请、休闲娱乐等情况纳入干部选拔和考核的范围。二是家庭监督，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亲情既可成为腐败的助推剂，也可成为遏制腐败苗头的灭火器，重视家庭成员对领导干部的廉洁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三是社会监督，如社区群众、新闻媒体、舆论对领导干部8小时以外的监督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四，要强化惩处力度。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出现问题的公职人员要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如实行一票否决制，使腐败成本大大超过其收益，起到震慑作用。
第五，要建立预警机制。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是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方式，据此建立预警机制。公职人员收入与其消费能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一个干部的实际支付能力远远超过其合法支付水平，或者包养情妇，可能存在贪赃枉法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人具有两面人格，在较为私密的生活中容易脱去伪装，释放欲望，一些腐败官员在案发之前，其社交圈已经发生了变化。老板与官员交往甚密，交往方式超出情感层面，被更多功利性需要所取代，成为套感情、拉关系、做交易的主要途径。公职人员与工商界人士如果在工作以外日常交往过于频繁，交往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权力与利益的交换。[17]所以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中的这些现象是腐败预警的重要征兆，需要及时提醒和干预。
(三)匡正腐败的情境定义
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的腐败现象往往同公职人员及社会对腐败的情境定义密切相关，要遏制日常生活世界尤其是8小时之外的腐败，必须匡正腐败的情境定义，一是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建立有关腐败的普遍性标准，扭转公众对于腐败的双重标准，掌握好常态生活消费与腐败生活消费的界限。二是借鉴香港廉政价值观教育的经验，在全社会营造和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廉政氛围，对腐败零容忍，使腐败现象为公众所不齿，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把廉政文化与政治制度、思想教育与民主法制相结合，对推进廉政的社会情境定义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政治文化越强调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并以对群众意愿的职责定义公共职务，就会有更多的人民认为腐败是不恰当和不合法的。”[18]
收稿日期：2012－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