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有三种产生方式：论从“经”出，从经典文本中来；论从“史”出，从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中来；论从“实”出，从客观实际和实践生活中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要从经验表象揭示背后的内在逻辑，也要从中提升出引领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有价值的理念，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更好地走向未来。因此，基于“全球视野—结构分析”的逻辑框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语境与框架选择：“全球视野—结构分析”的总体逻辑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时代精神的升华。哲学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具有两种向度，即基于“世界观”意义的视野性(高度和深度)和基于“方法论”意义的框架性(静态和动态)，二者形成哲学观察世界的基本框架。
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哲学意味着只有在总体上和深层次观察世界，才叫哲学。而要做到“总体上”和“深层次”，则需要思维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就高度而言，一般有三种情形：山底下注视、半山腰俯视和山顶上总揽全局。山底下注视，可以观测到细节，但无法把握全貌；半山腰俯视，可以有一定的全局感，但观察者本身依然是山顶上那只眼睛之中的一道风景；山顶上总揽全局，则一览众山小，全局性、总体性、宏观性一概收揽眼底。而山顶上总揽全局，即为哲学的高度。就深度而言，哲学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源于科学性和价值性两种尺度的统一。所谓科学性，着眼于揭示事物“是什么”和“为何是”，即求“真”。但仅仅求“真”未必就是本质，因为在人化的世界中，事物在“真”的背后还有立场的注入，立场不同，事物的内涵及其展示给予实践的效应就不同。因此，分析事物背后的“立场性”在实践的意义上更为重要，此为价值性。正是基于这种意义，我们以为，哲学之所以体现出深度，就是因为它既揭示“是什么”及其“为何是”，体现出认知的深刻性；又判断“谁的立场”，体现出判断的深层次性。
回到实践，哲学的这种“高度”和“深度”，若用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其核心就是：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道路中的世界眼光。其含义是：我们要站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上空观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道路，把中国发展放进世界发展的时空坐标系中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估，这是哲学的高度；同时还要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背后的“立场”和“主体意图”，即谁在主导这一进程，谁拥有对此的解释权，谁的话语具有解释力，这是哲学的深度。
从时间维度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但工业社会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退去，后工业社会时代逐渐生成，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道路就处于这种时间的交接区域。抓住这样的历史方位，我们才能判断这个时代的本质，否则，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升华就无从谈起。
从空间维度看，在全球商品经济结构中，当代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现出一种“金融资本集权”的新特征。该特征意味着，全球资本通过所有权机制完成对经济的控制，通过国家权力分立制衡和军队国家化完成对政治的控制，通过媒体私有化完成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形成由资本集权的新资本主义模式。在实践上，该模式体现为：美元是世界格局变动的按钮，以国际资本为支点，美元与全球资源之间，美元的世界货币角色和美国国债角色之间，分别形成各自的跷跷板结构，世界格局在美元利益需求的变动中变动，世界进入资本主导时代。①因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均以此为平台，这就决定了，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国道路都只能在这种历史格局和时代语境中进行分析。这一点是我们解释和评估中国道路的现实参照系，没有这样一个对时代格局的把握，评估就会失去现实性和缺乏战略性。
上述三点是我们解释和分析现代化进程和中国道路的全球性视野，也是对中国道路进行结构性分析的理论视阈和语境。
其次，作为一种方法论，哲学在思维上一般包含两种路径，即存在论路径和生成论路径。前者是从存在的角度分析和观察事物，旨在寻找共性(普遍性)和现象背后的本质，表现为结构性、静态化特征；后者则是从生成的角度探寻事物根源和过程背后的规定性，表现为过程性、动态化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注重从结构层面分析事物的本质，也重视从过程层面分析事物发展的根源、演进和历程，更强调结构和过程的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的两个方面。第一，两个核心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的主体是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就是社会，没有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就没有社会。由此，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起源于物质生产过程的具体历史范畴，人们在生产物品的同时也生产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③由马克思的文本论述来看，社会可定义为：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有机体，它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深层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因而社会在本质上首先体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基于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为了解释、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从“静态”来讲，主要是社会结构理论；从“动态”来讲，主要是历史发展过程(规律)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过程理论是马克思解释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框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经典表述。这一表述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到“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实质上讲的就是社会结构分析；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表述，实质上讲的就是历史过程分析。④第二，四个核心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析和历史过程分析方法具有四个核心点：一是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因素)、上层建筑(政治因素、思想文化因素)构成合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往往就是什么样的；二是这几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是归根结底，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它们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从它们的矛盾运动中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里，马克思特别注重运用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来解释、分析社会历史。换句话说，“结构分析”和“过程分析”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解释、分析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方法论框架。⑤
马克思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得出的具体结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但其“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经过转换，可以用来分析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可用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可以从中提升出解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内在逻辑的哲学框架，这一哲学分析框架就是结构分析。具体说，就是其中蕴涵着“功能思维→政府主导→理论引领→混合结构→人民主体”五个基本结构要素和相应的五个演进梯次所构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内在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功能思维→政府主导→理论引领→混合结构→人民主体
“现代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但最早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的。在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对西方模式效仿的痕迹。⑥于是，西方式现代化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话语范式，其包涵的特定价值立场也被其共性问题所掩盖，变成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一种导向。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提出“中国道路”便具有特殊意义，它意味着我们要去探索一种既遵循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但又异于西方式现代化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也意味着要去挖掘促进中国成功背后所蕴涵的“中国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究竟具有怎样的“中国逻辑”？应采用什么样的哲学框架去解释、分析这种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其内在逻辑与解释、分析框架可概括为：功能思维→政府主导→理论引领→混合结构→人民主体。
(一)功能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首先确立功能思维
以前一段时期，我们相对热衷于争论事物在性质和名分上的“两极对立”，而且把这种对立看成是观察一切事物和对象的唯一标准。在这种一味注重“两极对立”的抽象的定性思维方式影响下，我们往往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姓资”而加以排斥，结果影响了对人类优秀的共同文明成果的吸收。在今天，我们依然要注重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根本制度上的“性质”对立。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更要求我们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树立相对注重“功能”的功能思维，注重名分与实力的统一，注重以实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解放思想，我们确立了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的认识路线，提出了三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矛盾是在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三是我国生产力不发达，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三大基本判断一直被我们强调着，并内在要求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强调“实践标准”，到突出“生产力标准”，再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这三种标准蕴涵并注重的就是“功能思维”，即注重实践、注重实干、注重实力、注重实效，我们可称之为“功能性标准”。
从哲学上讲，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事物和对象在性质上处在混合和不确定状态。在这种混合和不确定性中，我们依然要追问事物和对象的性质，但也要追问事物和对象对我们的发展和强大有什么功用、价值、意义，即有什么积极功能，而要追问功能，必须确立体现“功能思维”的“功能性标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正是根据“功能思维”或“功能性标准”，大胆而灵活地利用了市场经济、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灵活而有序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二)政府主导：自觉建构“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的中国发展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缩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一直实行追赶战略。最见效的追赶就是国家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来发展生产力，“政府主导”自然蕴涵其中。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首先需要通过政府主导来实现。在我国，有三种力量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文化力量渗透于三者其中。这三种力量之间的结构是：政治力量相对过大，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相对较小，经济和社会常常依附于政治；政治力量的载体主要是政治权力及行政权力，这里权力是分层级的，由此就构成了以权力层级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是解释“政府主导”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突出的。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自觉建构“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的中国发展新格局。
“一元主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治原则。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首先确定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原则，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就是“一元主导”。这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领域，我们的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为国家权力主体，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在经济领域，我们强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的经济运行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以其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建构起的中国道路的基本框架，实质上就是党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总体布局上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的“解释框架”中，这些根本政治原则不可或缺，否则，我们搞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也会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二基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两个基本矛盾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过去那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既不利于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也不利于使民众共创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还不利于民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最终也难以真正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也最关键的，就是党和政府要主动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系列“两个基本的矛盾关系方面”，使其达到和谐结合，简称“二基和谐”。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直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也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基本的“矛盾关系”，有三个层次：
一是发展原则层面的关系。这些“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直接相关，具有统领全局与引导其他关系的重要作用。主要有：(1)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教训，就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脱离中国国情，从唯上、唯书的思维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结果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由此，实事求是，从中国特殊实际出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这是因为一些僵化思想观念阻碍着我们遵循实事求是，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里，实事求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为条件，而解放思想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不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难以立足中国国情；而不坚持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难以持续进行。(2)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这种改革开放既要解放思想，同时也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不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难以深入进行，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3)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发挥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克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为激发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力提供重要体制机制。不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缺乏活力，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4)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是发展目标层面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主要包括：(1)物与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物质财富积累的问题。当“物”的发展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人”的发展问题无法真正提到议事日程；而当“物”的发展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的发展问题也就自然提到日程上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忽视的主导理念。不解决“物”的发展问题，“中国特色”就缺乏物质基础，不解决“人”的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就缺乏价值指向。(2)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效地打破了平均主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如果长期奉行这一策略，很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在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及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等方面的不公平，进而导致社会不和谐。由此，公平正义就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公平与效率也越来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3)共创与共享的关系。坚持共创发展成果与共享发展成果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共创，指的是人在劳动权上的平等；共享，指的是人在成果分配上的平等。一个是机会上的平等，一个是结果上的平等，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创是共享的基础和根据，共享是共创的深化和结果。没有共创，就谈不上共享，没有共享，共创就缺乏动力和意义。如果共创与共享发生分离与矛盾，就容易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4)社会活力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社会活力体现的是社会的创造力，社会和谐体现的是社会的凝聚力，二者具有辩证统一关系。社会活力必须以社会和谐为基础，没有社会和谐，这种社会就不会充满活力，而社会的和谐又必须通过社会的活力体现出来，没有社会活力，社会和谐就难以真正实现。
三是发展方式层面的关系。主要包含：(1)又快与又好的关系。“快”意味着速度、规模、数量，“好”意味着质量、效益，以及关注民生。“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量”上的具体要求，“好”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质”上的具体体现，“快”必须以“好”为标准，“好”必须以“快”为条件，二者互相规定、相辅相成。(2)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任务是要解决物质财富的积累问题，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直接手段；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仅用劳动来创造物质财富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尊重劳动的基础上，还要善于利用资本要素，即从“劳动—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内在结合上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基本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3)循序渐进发展与超越式发展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具有内在规律性，因而必须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发展也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由此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超越式发展。
自觉实现好上述各种基本矛盾关系的“结合”，使我们党和政府既坚持了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既避免了左右摇摆，也有利于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的“十个结合”，⑦强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基本矛盾关系方面的和谐结合，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内在逻辑的一种提升和概括。
“自主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路径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主动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到江泽民同志的“治国之道”，再到胡锦涛同志的“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质上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主导性。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自主创新之路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在理论上，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自主创新；在实践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工业化道路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改革开放，到创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新体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科学发展，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种自主创新。这种自主创新，已获得部分国外研究者的认同。⑧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主创新有其重要根据。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有不变的模式可循，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自主创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演变启示我们，一味照搬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的“社会主义公式”且不结合本国实践来推进社会主义创新，必然遭到失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因其主导价值与中国文化有本质区别，也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成的模本；中国共产党人所依靠的，只能是基于对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和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其次，当代中国发展的再生之路是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上主要是以“物”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这实质上是注重物质驱动(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发展进程中起着“积累物质财富”的重要作用。但从今天和未来发展的走势来看，这种模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代价越来越大。如何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再生之路？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在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紧缺的国情背景下，我们寻找到了一条新路：把人的自主创新能力看作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中心性环节。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发展方式可概括为注重“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最后，影响社会发展的力量总体上将转向创新能力。从哲学看历史发展，有一条规律：历史越往前追索，人之外的物质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大，历史越往后发展，人的创新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越突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从以权力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经过以物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再逐步走向以创新能力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由上看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的意义。
“政府主导”的上述三方面内容具有不同地位：“一元主导”侧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原则(方向)、根本前提(立场)与主体(主旋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居主导地位；“二基和谐”属于解决问题，侧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诸多“两个基本矛盾方面”的和谐结合，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运行方式，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协调、平衡、统筹兼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自主创新”侧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路径与手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动力作用。尽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政府主导也会导致某些负面作用，但总体看，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三)理论引领：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思路需要理论引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的历程中，政府主导首先是通过理论引领来进行的。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当需要明确新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思路时，特别需要注重理论创新与理论引领。这里，理论引领主要体现在解放思想、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注重理论创新。
过去，我们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多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运用求实思维即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解放思想。1978年以后，我们通过实践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解放了思想，选准了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即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结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⑨我们应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首要根本任务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以及选择发展生产力方式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正是基于这种正确的认识与判断，当然也正是邓小平理论，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求实思维在实践上的效果，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和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两个凡是”及“左”的唯书唯上倾向，我们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强调“实践标准”以及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以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当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遇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阻碍。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我们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生产力标准”，强调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当我们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又遇到了“姓社姓资”的抽象定性思维的阻挠。针对这种阻挠，我们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了注重事物功能、功效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解放人，释放人的潜能，焕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解放人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发展看，解放思想确实带来了中国人潜能的巨大释放，进而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解放思想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思想路线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历史转变的首要根本问题，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首先揭露了“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性质、实质、根源和危害，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性质、含义、内容、实质和实现条件，尤其是充分阐述了思想路线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认为思想路线是关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命运问题。第一，从党的领导能力来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执政党的能力首先表现在能否制定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邓小平看来，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的政治路线，这是从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左”的束缚，进而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否则，就不可能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党的组织路线主要是关于如何让人才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是选人、用人和育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11)就是说，要解决好选人、用人、育人问题，制定适合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路线，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从认识过程来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正确总结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工作方向的思想方法。我们党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主张“走一段”就要回顾一下。要升华对于事物的认识，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提出新的科学理论，促进事业的发展，都要靠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首要的就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都难给予科学的总结和说明，更谈不上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来。1982-1992年这十年，邓小平特别注重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分析解决组织路线、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香港问题上的“一国两制”、成立经济特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带来的最大理论成果，是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基于中国革命实践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而“文革”时期盛行“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沉重代价。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确立一种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我们自己的“理论”或“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向成功的首要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程中，力求自觉地提升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在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进而在解决中国人民富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引领中国共产党推进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推动作用；科学发展观在引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推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2)
(四)混合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图景就是形成了混合结构
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1992年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它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领域分离”和“结构转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混合结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及其根源，是市场经济的出现。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基础性方式，由此，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市场配置的作用日趋显现。从哲学角度讲，市场经济应是利益经济、能力经济、平等经济和自主经济。就是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充分发挥其能力；要充分发挥其能力，就必须注重权利、机会、规则、起点等方面的相对平等；市场经济还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凭其能力而自主、自立。正因此，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日趋重视自身的利益、发挥自身的能力，并注重平等和自主。
我们曾经分析论证过，市场经济注重自主、自立与能力、平等逻辑上会逐步孕育出公民社会，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影响在于它将产生三种分离。首先，“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它使政党、国家逐渐趋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理性地行使公共权力。市场源于人类天生的需求与供给本性，只要允许交换，那么市场就会生成。市场具有自组织性，这意味着国家没有必要从微观上直接管理经济。相应地，一旦市场经济崛起，那么它就会从国家手中脱离出来，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基于这一分离，社会发展会进入一个以经济活动自由超越权力直接管制的新阶段。其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对分离。它使私人活动空间逐渐扩大，私人行为逐渐自主和自治。基于市场与国家的相对分离，二者分别居于不同的轨道，国家“法律许可才可为”，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二者背后的社会空间明显不同，前者即国家领域，后者即私人领域；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形成私人领域与国家领域的划界。基于这一变化，国家的政治统治色彩将渐趋潜隐，民主宪政的色彩将逐渐显现。这预示着，传统国家那种对整个社会绝对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的色彩会逐渐削弱。最后，“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分离。它使人们对政党、国家及其权力观念不断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一种“公民赋权”的现代意识。在社会日益公私划界的基础上，人们私权意识增强，并逐渐意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私权给国家(如安全权，私人行使既不经济也不可能)，而国家则接受委托成为一种公权机构；同时，因为国家不再直接创造财富，但履行公务又需要经济支撑，因此，就产生公民纳税支撑其公务行动的需求，这就是公民纳税、国家服务的基本逻辑；由此，私人纳税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私人授权与国家接受授权，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基本架构，公民纳税与授权观念将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这三种分离正在逐渐进行，且初见端倪。
这三种相对分离过程会产生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社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结构。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没有独立而依附于政治力量的政府管制型的传统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进程一定意义上就是领域分离的过程，其分离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结构转型的过程。至今，随着领域的逐渐分离，一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领域正在形成，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领域正在形成，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公民的独立性、自主性逐渐确立起来，公民的社会参与也日趋增强，社会组织也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今中央提出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与“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反映了我国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的现实和趋势。社会结构转型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转换或重组，即形成了“混合型结构”。
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利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混合性经济结构；公民社会的出现，必然使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在社会领域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社会领域，就形成了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社会组织为参与的政府与公民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社会的关系结构、治理结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出现，必然使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因而在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结构。这些混合型结构之基本特征，就是包容，所以，“包容”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来的一种重要图景。这种图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意义和影响。(13)
(五)人民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注重民众参与、尊重合理诉求和关注民生
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培育出注重利益、能力、平等和自立的人，也逐渐使人民群众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等主体意识日趋觉醒与增强，这就必然突出并确立起“人民的主体性”。这种“人民主体”集中体现为坚持以人为本及其人民立场，具体体现为“注重民众参与”、“尊重合理诉求”和“关注民生”。这种人民主体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曾经强调现在依然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力求把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动员起来，参与到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去，共创社会发展成果，因而在逻辑上，这是一个“动员参与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我们从制度和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使民众做到各尽其能，使社会充满活力。以人为本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民众参与且各尽其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许多民众的积极因素和力量被动员起来了，我国社会也突出呈现为多样化的发展状态。当民众的积极因素和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大且社会多样化的态势日趋发展的时候，就会向社会表达各种诉求。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逻辑上进入了“表达诉求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力求尊重人民群众所表达的各种合理诉求，努力使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各得其所。以人为本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
面对这些诉求，无非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对待，这会使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造成多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凝聚力(当今一些底层民众是改革与发展代价的承担者，但他们依然没有给社会带来不稳定，这实际上是对改革与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支持)；另一种态度就是必须积极对待，即不仅要建立一种积极整合民众合理要求、凝聚民众一切积极力量、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和化解各种民怨的制度化权益表达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而且要进一步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以形成改革和发展的新的整体秩序。这有利于形成一种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也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凝聚力。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逻辑上进入了“整合凝聚期”。其基本特征，就是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这一时期坚持以人为本及其人民立场的集中体现。从人的存在性质来讲，人具有生存与发展两种基本需求，相应地，民生也包括满足生存性需求的民生与满足发展性需求的民生。满足生存性需求的民生，主要指为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如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等；满足发展性需求的民生，主要指为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提供基本保障，如充分发挥民众的创新能力和创造个性，积极营造人们和谐交往的社会环境，尊重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的上述五个方面具有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通过解放思想进而从客观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开始的，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判断”并由此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这其中蕴涵着“功能思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需要政府主导来推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政府主导”首先体现在“理论引领”，即通过理论创新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理论引领”包括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形成“混合型结构”；市场经济及“混合型结构”培育并发挥了“人民主体性”。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最大功能，就是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逻辑。其中政府主导和理论引领是最为重要的。尽管这种逻辑还处在进一步探索与发展之中，甚至某些方面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它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促进中国成功的基本逻辑，也是从结构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学术上的初步总结和提炼，它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执政为民”与“结构→体制→方式→秩序”的实践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发展的路途中。那么，它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发展趋向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人民群众有什么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是要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通过实践创新来真正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是由理论创新进一步走向实践创新，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切实付诸实践行动。要言之，就是更加注重执政为民方面的实践创新。基于这种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就是：调整结构→改革体制→转变方式→建构秩序。
(一)整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所谓“调整结构”，指的是整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既包括权力结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结构调整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30多年使我国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问题。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取得许多成果，但今天却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起初推行的改革，问题明晰，目标明确，标准具体，动力很足，而当今我们改革的动力显得不足，缺乏“顶层设计”；当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变化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先进理念，但在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由此，在对改革开放进行清理总结中，下述一些根本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障碍究竟在哪里，应从哪里寻求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有效的突破口？怎样全面深入解释并积极主动推动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先进理念为什么在实践层面遇到了“肠梗阻”？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向何处去”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属于中国特有、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影响中国长远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即是由体制产生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追问就会看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归根到底，许多问题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即是由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产生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之核心是权力层级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具体体现为：以权力为本且政治权力较大，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较小，因而总体上属于“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注重的是权力层级以及地位层级、身份层级和关系层级。考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方法论，是从“结构—体制—文化”三维入手。马克思考察、理解社会的一个根本视角是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体制和机制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文化。(14)中国尤其如此。从根本上说，中国民众的文化取向中有一种“官本位”，这种“官本位”与政府一元主导体制有关，而说到底，这种体制与政治权力至上而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较小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有关。由此，结构问题不解决，体制和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十分注重文化观念变革；后来，进一步深入体制层面，进行体制改革。当今我们的改革主要是在体制层面进行的，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说这是一种进步。然而，目前的问题是：体制改革已出现难以深入下去的迹象；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通过体制改革依然未能解决。这究竟为什么？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未能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这一比体制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未能自觉主动地推进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的世俗基础和根源，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权力至上、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由此，当今中国应把体制改革进一步引申到结构调整(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之为结构改革)上来。
基于上述分析，所谓结构调整(改革)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权力结构；二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就权力结构来说，就是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方面同步进行调整，并按照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主要解决财富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既为公民社会培育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为培育公民社会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主要解决公民的民主参与问题，培育公民社会，既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求，避免权力霸权和资本霸权，也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健全的人格基础；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主要解决如何公正运用公共权力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培育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既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显然，在今天，仅单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体制性改革是不够的，应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到结构性改革，既要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又要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三维制约、互相协调、相辅相成的视野来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不进行，单方面的改革难以深入，也难以取得实效。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而言，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的调整；政治结构调整主要包括权力结构的调整；文化结构调整主要指调整好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结构；社会结构调整主要指对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关系结构的调整。
(二)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执政为民，问题的关键是执政为民的体制保障、尤其是政府行政体制保障不到位。为此，必须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当今理论界围绕“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开出了一些大同小异的有价值的“药方”，但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体制背后的社会结构。前有所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结构方法”分析社会历史对我们有启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状况，其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这反映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受此启发，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就需要为大家提供一种哲学分析框架：从体制走向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近代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如前所述，中国历史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是社会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使我国传统政府行政体制具有下述特征，就是政府主导、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这种体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政府不仅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火车头”的带动作用，而且如果决策正确，可举全国之力办大事，还可控制社会矛盾，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它依然要发挥重要作用。辩证地看，这种体制也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它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它注重权力而非能力；它自上而下有余而民众表达权益不足；它重行政权力管制而轻公共服务。
应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着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框架内，逐步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其完整思路及逻辑是：(1)通过推进领域分开，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在什么位谋什么政。要通过“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来避免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2)解决政府应干什么的问题，这就要转变政府职能。应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确定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加强市场监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加强社会管理，为自身配置和调节公共资源(产品)制定规则并教育群众。(3)解决政府自身怎样干的问题，这就要创新管理方式。就是由行政审批和行政命令走向依法行政、靠制度行政和凭能力行政。(4)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公民参与日趋增强，所以还要解决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政府怎样干的问题，这就要鼓励公民参与。就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政府与民众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民众通过社会组织等渠道向政府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参与监督。(5)解决如何保证政府顺利有效履行职责的问题，就是要加强行政问责，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政府责任是弥补制度缺位的最好良方。显然，这种行政体制既注重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政府权力管制与政府凭能力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又注重政府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协调、相互推动。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升级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必须解决物质财富积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不少地方主要通过“物”的路径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耗自然资源；开办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性企业；注重物质资本投资；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历史地看，这种路径功不可没，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积累”和“物质基础”。但这种路径使我们面临两方面困局。在国内方面，从经济的角度可概括为“四高四低”：投入高产出低；产值高科技低；排放高循环低；代价高效益低。在国际方面，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化新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世界产业分为研发、制造和营销三大链条，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即“去工业化主导工业化”、“金融经济主导”、“美元杠杆性和霸权化”，在上述三大趋势中，我们大多数现有路径都不占优势甚至处于绝对劣势。(15)这就意味着，这种路径已经使我们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由此，我们要利用全球都在进行产业调整的机遇，主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在转变中谋发展”。
从实践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很大难度。1995年“九五”规划就提出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在今天，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由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五大论断”：“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要在转变中谋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总体上我国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深层原因，从哲学来看，就是我国传统社会总体上属于权力社会，而不是能力社会。权力社会过于注重对人的控制，使人们愿意做官，抑制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而能力社会注重解放人，鼓励人们学习知识、发明科学技术，有利于使民众各尽其能、社会焕发活力。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分类推进：欠发达地区可把着力点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项目选择上；发达地区可把着力点放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核心是发展产业聚集区；国家应在战略层面把着力点放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来，由物质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从哲学上分析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本质上就是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我们用30多年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较大的世界发展空间，今后我国应主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抢占世界发展的制高点。
从哲学角度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本思路是，依据“力量转移”理论，由权力社会逐渐转向能力社会，大力加强能力建设。从过去看，中西方社会拉开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相对注重能力、尤其创新能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相对注重权力，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6)对中西文化了如指掌的严复、陈独秀、李大钊指出：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重天命，而西方重人力，西方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17)从今天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根本上是创新能力人才的竞争；从社会力量转移趋势来看，具有影响力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有三大力量操纵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暴力、财富和知识，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力量正在向知识和创新能力转移。(18)
加强能力建设，可以采取以下基本路径：一是确立“和而不同、能力本位”的文化价值导向。从哲学上讲，文化主要包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人格类型，它既解决整个社会朝什么方向导向和努力问题，又解决文化认同和文化竞争力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可以打败一个民族，那么当今的文化可以征服人心。由此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同等重要。“和而不同”是在对待当今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倡导的价值取向，“能力本位”是在对待当今中国发展进程中人和做事的关系问题上需要确立的价值取向。二是树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用这一战略支撑其他国家战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若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对这里的“星空”予以引申，就是民族发展战略。只有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予以高度重视，这个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三是选择“使人能够充分发展其能力”的制度安排。主要在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里把“能力尤其创新能力及其贡献”设计进去。最后是要营造“凭能绩立足”的琢磨事的工作环境，引导人们由捉摸人走向琢磨事，由注重权力逐渐走向在正确行使权力前提下更加注重能力。这是一种大世界观、战略观和文化观。尽管实现这些是艰难的，但对中国发展来说是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
(四)良性改革和发展新秩序
所谓秩序，指的是人们遵循一定的事物发展规律，制定公正的做事规则和制度，形成合理的结构，并且通过一定的组织自觉主动实现这样的规则、制度与结构，以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形成一种使人和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状态。“遵循规律”、“公正的规则和制度”、“合理结构”、“组织管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是理解秩序概念的核心要素。这里，我们着重谈论中国改革、发展的秩序。因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发展。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要形成一种良性的改革和发展新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形成一种良性的改革和发展新秩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根本趋向。
要形成改革新秩序。这就是要在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基于公正的理念、规则和制度，有组织地、整体有序地推进各项改革：(1)首先在经济领域，使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民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共同为创造社会财富作贡献，以解决社会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好财富与效率问题)问题，使民众富裕起来且从中受益，进而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当今，要注重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2)然后在文化领域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种既解放思想又凝聚人心的共同思想基础与文化环境，形成价值取向上的“一和多”的合理关系结构，用解放思想以解决思想僵化问题，用共同价值观来凝聚人心以解决思想分化问题，进而力求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3)接着在社会领域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注重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特别要注重民主参与和民众素质的统一，注重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统一，注重形成一种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关系结构，力求为我国政治体制建设提供人格基础。(4)当市场力量、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逐渐强大并形成合力的时候，我们就具有了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础、动力和态势，也就会从外部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当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人格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具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便不断觉悟，主动地逐步进行自我改革以达到自我完善，即更加有力地推进以权力结构调整和健全权力运行机制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中，我们的政府注重制度建设，转变职能，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持先进性，进而去领导好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并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的政府靠控制与解放两手，来领导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而对自身，它既防范改革中出现的风险，也注重自身的思想解放。
要形成发展新秩序。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对民众的需求进行理性分析，且针对民众的需求，确定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当今我国民众的“生存性需求”即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后面临的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性需求”。
“发展性需求”是一种多样化需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等各个领域。“发展性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当下社会的供给不能再是前一阶段的“生产性”模式，而应转向新的“分配性”模式；相应地，当前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就体现为：从“生产性努力”转向“分配性急需”。在这里，“分配性急需”具有两个内容：一是物质层面的生产成果的分配；二是政治、社会和精神层面的资源分配。由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两个相关的分配问题：如何在分配性问题中保证效率，以确保分配的可持续性；如何使“蛋糕”分得满意、秩序建得合理和规则定得公正，确保分配的正义性和道德性。前者是公平问题，后者是正义问题。这就对我们党在分配问题上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而建立一种合理的分配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发展性需求”是一种高层次需求，关涉到人的政治性、社会性、精神性内容。“发展性需求”的高层次化，要求当下社会的供给不能再停留于前一阶段的“基础性”层面，而应转向新的“发展性”层次；相应地，当前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就体现为：从“基础性急需”转向“发展性急需”。这里，“发展性急需”指的是当前中国发展具有特殊的境遇：一方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依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以及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诉求日益觉醒与增强。前者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依然需要进一步做大，“生产决定消费”的运行逻辑依然是国内市场的主要方面，金钱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依然是国内人群消费的关注点，即现代性是主要方面；后者却意味着，“人民主体”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出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如何依靠人民群众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来把“蛋糕”做得更大？二是如何鼓励与引导民众有序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并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就对我们党积极自觉地建立好执政为民的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发展性需求”还是一种共时性需求，同时指向人本身发展的不同方面。“发展性需求”的共时性要求当下社会的供给不能再是前一阶段的“历时性积累”性质，而应转换为新的“共时性提升”之内涵；相应地，当前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就体现为：从“摆脱经济增长历时性落后”转向“破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共时性挤压”。后者指的是：中国自身特殊的市场化模式具有内在紧张性，有效解决实现“权力经济=权利经济”的问题需要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而其能否跟进和跟进多少，对中国发展形成内在压力；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带来了诸多问题，发展中的“弱产权、低端口”体制性约束，使中国发展面临潜在风险。上述两个方面集中指向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发展可持续性较弱，发展潜力不足，发展还需要外部制度的整体配套。如何转换我们的发展模式？如何创设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就对我们党最终实现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基于上述“发展性需求”，进而对当代中国发展新秩序进行理性建构并积极实践，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注释：
①关于资本主导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的内涵、结构及其趋向，参见张健：《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研究——基于哲学的视角》一文中的分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⑥参见俞可平：《回顾与思考：“西化”与“中化”的百年论争》，《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8日，第18版。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⑧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玻·雷默《北京共识》一文，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以“创新、公平、自主”为核心内容的“北京共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进一步对“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揭示，即“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便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⑨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3、225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11页。
(13)在当代语境下，这种“混合型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公民社会在私人诉求集结的基础上，在国家行动趋于层次清晰化的背景下，生成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新领域，即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因其地位(介于私域与国家之间)与属性(非官非商)的独特性，对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来说都具特殊意义：一方面，公共领域可以集成私人诉求，通过私权的集体行动表达私人意愿，从而增强私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一新领域也可以提取国家行动中的社会性因素，通过公共行为表达国家所担负的社会职责，从而强化公权的社会色彩，提高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度。所以，从实践的角度看，公共领域充当了私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扮演着非官非商的社会中间角色，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同于国家的契约性和阶级性，而是对人类私人性的集成与社会性的提炼，因此，这种公共性相对于人类社会的阶级性、契约性和私人性来说，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也因此，当代语境下的公民社会概念指向“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模式，体现了公共性成长的路径：在经济、政治分离的基础上(经济/政治二分模式)，通过“社会交往”的公共性不断实现对私权的超越和对公权的覆盖。参见张健：《公民社会：概念的语言学分析及解释框架》，《文史哲》2009年第3期。
(1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得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结论，蕴含着社会结构是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15)张健：《后危机时代的风险研究：后工业社会的格局、挑战及评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7页。
(17)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69页。
(18)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刘炳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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