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比较文化的视角
周 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摘 要： 以20世纪文化政治经验为基础，本文追溯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并以加拿大魁北克为例，考察了作为多元文化主义替代方案的间性文化主义实践及其有限性。论文指出，无论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间性文化主义，其所持守的都是一种张举特殊性的哲学观点。在危机频发的“人类纪”的当代历史语境中，我们必须悬置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的“多元”或“间性”文化观，秉承作为“类存在物”的整体性观念，从一种新时代的普遍性视角出发，重新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多元文化主义以历史造成的差异为基础不同，与间性文化主义立足于现实中的文化特殊性也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从人类共同面对的充满了危机的现实语境出发，是一种建立在整体性基础之上的新型世界观，是应对当今全球性难题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 多元文化主义;间性文化主义;特殊性;普遍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 言
2017年5月，加拿大作家协会(The Writers’ Union of Canada)会刊《写作杂志》(Write Magazine )发表了时任主编哈尔·尼茲维奇(Hal Niedzviecki)题为“赢取挪用文化奖”(Winning the Cultural Appropriation Prize )的文章。尼茲维奇在文中鼓励加拿大作家书写关于他人、他文化及他者身份的故事。[注] Marsha Lederman and Mark Medley, Writers’ Union of Canada editorial sparks outrage, resignations [N/OL]. The Globe and mail, 2017-05-10 [2018-09-15].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arts/books-and-media/writers-union-of-canada-editorial-on-cultural-appropriation-sparks-outrage-resignations/ article34952918/. 虽然这本会刊仅仅是针对加拿大作协会员的内部出版物，此文的发表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且重新点燃了加拿大原住民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战火。协会不得不道歉，而主编尼茲维奇则很快辞职。思考这次文学“事件”的原因，其中固然有原住民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之间的历史问题，却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多元文化的“元”问题。加拿大不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吗？为何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仍然如此激烈？我们发现，在全球化看似正裂变为全球分化的今天，多元文化主义好像再也不是政治正确的语料库里最为顺手的话语武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丧钟”在世界各地回响，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尽都徘徊在各种文化话语的间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更为迫切的是，在实践的层面，位于多元文化现实世界的个体该如何相处？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将从20世纪的政治语境出发，考察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症候，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于解决当前全球性危机的重大哲学和文化价值。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和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叶以来诸多学科中的热词。谈到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我们可能会同时想到另一个与其相关的概念“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1915年，霍拉斯·卡伦(Horace M. Kallen, 1882-1974)最早在哈佛课堂上使用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目的在于抵制当时的文化论中“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观点。[注] Sidney Ratner, Horace M. Kallen and cultural pluralism [J]. Modern Judaism, 1984, 4(2):185-200. 卡伦认为，文化多元主义能促进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平等，是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注] Horace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 Piscataway: Transaction，1998. 1922年，描述“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文化马赛克”一词被一位美国旅游写作者首次应用来描述加拿大多元文化共存的概念。[注] Victoria Hayward, Romantic Canada [M].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187. 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的独立，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内部族裔矛盾的加深，多元文化主义再次成为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中的热点问题。在不同的语境中多元文化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可以指文化融合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文化多样性的法律和政治条律、移民和国家边界的管理、文化或宗教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等。[注] Enzo Colombo, Multiculturalisms: an overview of multicultural debates in western societies [J].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2015, 63(6): 801. 在不同的学科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它指的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社会；在政治哲学上，它涉及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对社会中不同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给予平等的尊重。同时，它还“暗示着多重参照系”，“充分尊重不同的文化主体的边界和差异”。[注] Ming Xie, Conditions of comparison: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intercultural inquiry[M].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5. 同时，它既是一种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术语，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府政策的术语。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术语，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并为适应这种多样性提供了规范的依据。而作为政府政策的术语，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在加拿大等国内实行的处理文化差异的具体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都影响巨大。以文学实践为例，罗伯特·李(Robert Lee)认为，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中美国文学的任务在于描写和比较“美国黑人、美洲土著人、拉丁美洲人、美洲和亚裔美国人的文学作品”[注] A. Robert Lee, Multicultural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black, native, Latino/aand Asian American fictions [M].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2. ；在加拿大，卡拉姆贝利(Smaro Karaoumbeli)所编写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文学》的选集包括了原住民作家，把“盎格鲁-凯尔特”作家排除在外。[注] Smaro Karoumbeli, ed. Making a difference: canadian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卡萨格兰达(Casagranda)则提出以“文学语码转换”(literary codeswitching)的叙事策略，比如“以多种语言书写的文本的部分”来分析加拿大文学的多元文化特征，其目的在于“建构加拿大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身份的话语”。[注] Mirko Casagranda, Switching identity in multicultural Canadian literature: codeswitching as a discursive strategy and a marker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J].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2008, 6 (1): 78. 79. 总的来说，“多元文化主义”似乎没有确切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中，它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就像“多元文化主义的教父”[注] Patrick Butler, “Godfather of multiculturalism” Stuart Hall dies aged 82 [N/OL]. (2014-02-10) [2018-09-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feb/10/godfather-multiculturalism-stuart-hall-dies.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术语的模糊性带来了一种持续的解释—— 一种话语的实践。[注] Stuart Hall,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C]//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 Diasporas, Entanglements. London: Zed Books, 2000: 209.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一个成果。作为其结果的移民族群的跨国行为、文化观念的流动等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公民，离散的公民”。[注] R. M. Chierici, Caribbean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race, and ethnic identity [J].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2004, 33: 44. 不过，伴随全球化现象而来的文化冲突似乎违背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以致其被庸俗地理解为 “拥有一个社会中不同种族的食物、音乐、艺术和文学”。[注] Andrew Milner and Jeff Browitt.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M]. 3rd ed. Crows Nest: Allen & Unwin, 2002: 142. 作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了世界上大量人口的迁移，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需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移民数量众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国为了避免新移民文化与当地民众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纷纷推行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这些国家，由于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移民自己的文化得以维持，体现了“对社会多元构成的接受和支持”。[注] Van de Vijver and Fons J. R., Multiculturalism: definition and value[M]//Value Dimensions and Their Contextual Dynamics Across Cultur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167. 显然， “多元文化主义关乎一个群体或具有不同文化经历的其他群体之间的共存”， 因此，“承认”和“平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主张。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和困境
尽管有着良好的意图，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仍然遭受到质疑和攻击。泰勒在为《多元文化主义与间性文化主义》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指出，一些主流政治家，包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都认识到，多元文化主义并未解决它原本要公开抨击的问题，已经成为失败的策略，[注] Charles Taylor, Foreword [M]//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culturalism: debating the dividing lin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viii. 遭受了不少批评。恩佐·科伦波(Enzo Colombo)认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应该被认可，他们独特的文化实践应该保护，但并非所有的文化保护主张都可以被接受。[注] 恩佐·科伦波. 多元文化主义：西方社会有关多元文化的论证概述[J]. 郭莲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7(4): 2. 齐泽克则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在他看来，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王国与民族国家之间是一种“自动殖民”(auto-colonization)的关系，[注] Slavoj Žižek, Multicultual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J]. New left review, 1997, 225: 43. 跨国公司已经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型的殖民力量。全球资本主义对待本土文化的方式，就像殖民者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一样。同时,严格意义上，只有没有殖民者的殖民,因为殖民权力不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企业和公司。[注] ibid：44. 多元文化主义在提倡欧洲中心主义者对当地文化的尊重时，并没有立足于任何特定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这种尊重是一种疏远的形式，正是我给予你的尊重使你成为一个他者。齐泽克由此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具备捍卫差异的能力，因为它并不能真正对抗同一性，事实上，全球资本的逻辑正是隐藏的同一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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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多元文化主义相比，魁北克的间性文化主义更强调团结、文化融合、自由主义和动态的身份谈判。间性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分别在不同的模式中运作。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在于对“多样性”的坚持，此模式中的不同族裔各自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不存在一个更大的共享的文化(或者至少在话语层面上没有这么表达)。间性文化主义所遵循的是一个二元的模式，其中各族裔的多样性或二元性是以少数群体与基础性的多数群体(指讲法语的族群)之间的互动为基础。加拿大社会学家郝奇恩(Pat Duffy Hutcheon)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群体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强调很可能导致社会隔离；而间性文化主义则寻求打破这种独特性，因为“所有公民(无论是先来还是后到)都生活在一个日益壮大的总体文化中(an ever-expanding general culture)”。[注] Pat Duffy Hutcheon. Is There a Dark Side to Multiculturalism?[J] Humanist Perspectives, 2017, 201(Summer), p18. 加格农(Alain-G Gagnon)也同样认为联邦的多元文化主义较魁北克的间性文化主义模式存在诸多隐患，因为前者赞同不同文化群体在保持差异性和自足性的情况下共存，而这将导致加拿大社会的碎片化。[注] Gagnon, Alain-G., Canada: Unity and diversity[M]//Democrac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26. 显然，间性文化主义模式的根本优势在于，在多样的基础上赋予了魁北克社会中的各族裔个体一个共同的身份(即讲法语的魁北克人)，统一和多元是此模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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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性文化主义：以加拿大为例
围绕多元文化主义与间性文化主义，近年来产生了许多的争论。对于间性文化主义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替代方案的有效性，学界也并非没有争议。作为英国著名的族裔问题研究专家莫都德(Tariq Modood)尖锐地指出，间性文化主义不过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版本，并不能算作是替代方案。[注] Tariq Modood, Must Interculturalists misrepresent multiculturalism?[J]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2017, 5(1): 1. 在他看来，间性文化主义是一种向心(center-building)而非离心(center-fleeing)的“多元文化式的民族主义”(multicultural nationalism),它的非本质主义文化观以及其对于对话的强调克服了一些多元文化主义的弱点，显示出它与多元主义只是“批评伙伴”(critical friends)的关系。[注] Tariq Modood, What is multiculturalism and what can it learn from interculturalism?[J] Ethnicities, 2016, 16(3): 487. 加拿大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不仅批评多元文化主义(见前文)，对间性文化主义也不认同，在他看来，间性文化主义不过是起到了“修辞的功能”(rhetorical functions), 与多元文化主义相比，无非是换汤不换药。[注] Will Kymlicka, Defending diversity in an era of popu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culturalism compared[M]//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culturalism: Debating the Dividing Lin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158-177. 可见，对于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和间性文化主义都有捉襟见肘之处。
针对加拿大联邦政府把多元文化主义当作基本国策的做法，加拿大批评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没有确保所有人都能在法律之下得到平等的待遇。相反，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政策工具，“其价值在更好地服务于外部市场和改善国家的销售形象上得到体现”。[注] Kogila Moodley.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s ideolog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J]. Journal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83, 6(3): 328. 在这些批评者眼中，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联邦政府为了消除人们对双语政策的反抗的一种尝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少数族裔的选票。[注] Peter S. Li, and B. Singh Bolaria, Racial minorities in multicultural Canada[M]. Berkeley: Garamond Press, 1983: 461. 彼得·李(Peter S．Li)、辛格·博拉亚(B．Singh Bolaria)更是尖锐地提出，多元文化主义根本就是一种幻想，因为希冀用文化方案来解决由于政治与经济原因导致的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只能是一种幻想。[注] ibid: 462. 尼尔·比森达斯(Neil Bissoondath)则抱怨“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加拿大的自我界定……移民已经被给予了太多的权利，而他们还在持续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这势必导致加拿大原有居民的反对。”[注] Neil Bissoondath, Selling illusions: the cul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M]. Toronto: Penguin Books, 1994: 142. 显然，多元文化主义走到今天，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已经遭遇了许多的危机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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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魁北克提出以间性文化主义替代多元文化主义。间性文化主义敦促新移民在坚守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把法语作为公共领域的共同语言,鼓励少数民族开放他们的文化空间，更积极地参与主流文化实践，培育一种动态、多元的“共同的公共文化”。从概念上来说，它与以往试图将多数文化作为一种融合的参考，并作为文化融合的主导支柱的尝试截然不同。[注] Nasar Meer, Tariq Modood and Ricard Zapata-Barrero, eds.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culturalism: debating the dividing line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5. 这种共同的公共文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讲法语、民主和多元文化的社会，承认并欣赏当地社会的传统文化(在魁北克是指法国文化)。虽然强调讲法语，但法语文化并非是统治性的。比如，近来的魁北克故事片电影已经“疏远了他们与欧洲和法国的渊源”，在这些电影的主人公身上展示的往往是 “他们或多或少与欧洲和美国模式及其价值观和规范理念之间的持续互动”，[注] Jürgen E. Müller, In search of otherness or sameness: traces of Americanism in Cinéma Québécois[M]//Americanisms: Discourses of Exception, Exclusion, Exchange. Heidelberg:Universitätsverlag, 2009: 282. 而不再仅仅是欧洲和法国模式的单一的影响。魁北克电影因此“在协调魁北克社区的语言和文化基础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注] ibid: 279. 间性文化主义鼓励不同社群发展共同的文化、记忆以及对共同价值和机构的忠诚，而不是关注可能改变“我们”的合作性差异。此外，“间性文化主义试图通过对话和协商及强调视野融合来达到个人权利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平衡……文化认同产生的意义来源被认为是为公民赋权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所有各方都有义务为共同公共文化的基本原则做贡献。”[注] Alain-G Gagnon and Raffaele Iacovino. 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culturalism[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101-102.
在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中，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多有诟病。针对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施密德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他族文化的价值给予尊重和认可固然没错，但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平等主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是相互矛盾的。倘若所有文化真正具有平等的价值，那么逻辑上就没有人可以拒绝印度教火葬寡妇、美拉尼西亚巫术崇拜、非洲部落的缝阴习俗等文化形式。如果美国完全接受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平等主义，将会损害其民族和文化自豪感。”[注] ibid: 33-40. 如果美国人完全接受多元文化主义者关于文化平等的信仰的话，就会导致美国文化的消解，甚至“美国的终结”。因此，为了保护美国文化的灵魂，应该展开与多元文化的全面战争，更要努力赢得这场战争。[注] ibid: 176.
四、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加拿大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忽略了“少数族裔”和“民族共同体”这两种族群之间的区别。这里的“少数族裔”指的是通过移民政策移民到加拿大来的各个族群，“民族共同体”指的则是加拿大的法裔魁北克民族和各原住民民族。魁北克人和原住民不能接受他们与新移民同等的地位，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为了否定这两种族群之间的区别。因此，在魁北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特别强烈。魁北克人拒绝承认联邦政府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减缓甚至阻止了文化间的融合。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下，移民纷纷退回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区，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贫民窟化，因为对文化差异太过积极的承认，并且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本身的政治伦理只会使这些族群加速退回到贫民窟。[注] Charles Taylor, Intercult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J].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2, 38: 414. 因此，魁北克人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并认为这是由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强加给他们的价值观。在魁北克，超过70%的人口是最初讲法语的移民的后代，他们的法语受到了同化的威胁。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魁北克永远无法被接受。[注] ibid: 416, 417. 2011年，反对党魁北克人党(Parti Qurbrcois)的一名委员宣称：“多元文化主义不符合魁北克的价值观”(multiculturalism is not a Quebec value)。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Justin Trudeau)也承认：“在许多魁北克人的眼中，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是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强加于他们的。”[注] Barbara Bay, Multiculturalism is not a Quebec value[N]. Natinal post. https://nationalpost.com/full-comment/barbara-kay-multiculturalism-is-not-a-quebec-value.
对于当今的世界状况，2017年1月,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 习近平指出：“‘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 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 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76. 在这个矛盾和危机的世界，如果我们还像多元文化主义或者间性文化主义一样纠结于彼此之间的差异，恐怕难以获得共同面对危机的能力。是时候抛弃关于世界的碎片化观点，重新返回到整体论了，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正如习近平所讲，人类的命运正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我们必须从人类整体出发，努力建构一个属于全人类、从全人类出发、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这个充满矛盾的“风险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超越了多元文化主义和间性文化主义纠结于文化间差异的局限，以人类整体命运为理论出发点，正是解决当今世界文化难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案，一种崭新的整体文化观，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在多元文化主义丧钟敲响、间性文化主义也未能解决多元文化社会的理论难题的当下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个能够解决个体与集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矛盾的新型的方法论。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人，深受物质生产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147。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之本质的深刻剖析，赋予了人的解放理论以博大精深的魅力，指明了人的解放是以人全面占有和享受人的本质为归宿的解放，并由此规定了人的解放的多维内涵。
按照威廉斯的考察，英语中的共同体(community)最初指的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结构的状态”，其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完全相同：可以指平民百姓(14世纪、15世纪)，也可以指政府或者有组织的社会。18世纪以后，共同体被用来描述一个地区的人民。[注] 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 79. 共同体具有“共同的关怀”，是“充满感情、具有说服力的”。[注] 同上: 81. 共同体的概念在后现代的大潮中经历了从原初意义的解构，海德格尔、南希等都对共同体的“共”表达了深深的忧虑，认为其有着破坏个体权利的傲慢。事实上，个体的权益从来不能脱离整体(共同体)而实现，特别是在全球彼此命运互相依赖的今天，实在有必要回到共同体的“共”之思维，即从人类整体出发去看待自我和周遭的世界。伴随着资本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共同体作为理论概念、意识形态形式和具体的实践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过程。[注] Vered Amit and Nigel Rapport. The trouble with community: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ovement, identity and collectiviety [M].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1. 对于共同体而言，人类学家一个普遍的观察是地域感的消失成为一种文化的隐喻。[注] K. F. Olwig, and K. Hastrup, eds. Sitting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1996: 7. 共同体作为协调个体和更大的政治体系的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一种集体性的身份感，不论是从国家、民族，还是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集体身份感，可以填补地域感的消失所造成的无根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这样一种超越性的集体性身份价值观，正是这个无根、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崭新理论视角。
针对多元社会的撕裂样态，斯图亚特·霍尔曾提出一个“在异之同”(commonness in difference)的概念，即在差异(特殊性)之中寻求共性(普遍性)。“在异之同”的本质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麦克罗比是这样解释的：“倘若我们都能认识到自己文化价值的特殊性，那就应该去寻找一种更大的语境，以超越我们自我的特殊性，从而使他人也可以提出他们的要求。”[注] 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a textbook[M]. London: Sage, 2005: 30. 也就是说，要解决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各种困境，如今需要一种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之上的普遍性。金惠敏则更是态度鲜明地指出：霍尔的“在异之同”指的是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动态的交接关系。[注] 金惠敏. 霍尔的文章，麦克罗比的眼睛[J]. 江西社会科学，2006, 8: 234. 霍尔的“在异之同”显示出其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视为一个整体考虑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间性文化主义，都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当代社会的复杂现状——多元、分裂又不得不休戚与共——召唤着一个全新的方案，以便容纳这个“在异之同”，以便产生一种“更大的语境”。事实上，这里的“同”及“大”所呼唤的是一种新的总体文化。如果说，霍尔的“在异之同”是在多元文化框架下的一种整体性渴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进了一步，是面对整体危机的一种崭新的整体哲学文化观。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 “人类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气候变化摧毁人类的危险，面临着因为对彼此差异的强调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因此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德国人等，我们现在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注]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 Trans. Martin Milliga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32: 57. 作为“类存在物”，人类需要一个社会结构，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族群。在这个日益紧密相连却又日益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危机面前，我们需要暂时悬置个体之间的差异，从一个“共同体”的视角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回到开头的“文化挪用”之争。从根本上来说，其本质是一个分裂的文化观(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原住民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这种分裂的文化观后面潜藏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模式，是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以赛亚·柏林曾说:“一个文化的成员可以借助想象的洞见，去理解另外一个文化或社会的价值、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即使这另一个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也是如此。他们可能觉得这些价值观无法接受，但如果他们开阔自己的眼界，彼此交流，让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异文化的价值观照亮自己的生存，他们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注]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M]. Bournemouth: Pimlico, 2003: 10. 如果我们都能开阔自己的想象力，把异文化的特殊性放在自己的眼界之中，就不会再存在人类心灵的黑暗之地，因为我们深知，我们共有一个命运，同属于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未来将是被我们共同拥有的。或许，我们就应该寻找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去保留和再现我们的历史，应该重新思考构成我们自我认同的文化传统，以及这个传统在全球文化系统中的坐标位置。传统总在，差异总在，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共同的未来出发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让传统面向未来，让差异成为共同性中的差异？气候变化的恶果和人类纪的当代现实都在提醒我们，不管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也不管其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不同，在最真实的层面上，人类同属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是时候搁置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的“多元”或“间性”文化观了，是时候返回普遍性重新考察人类的共同命运了！与多元文化主义以历史造成的差异为基础不同，与间性文化主义立足于现实中的文化构成也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从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出发，是一种建立在整体性基础之上的新型世界观，是应对当今全球性难题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
Towa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Perspective from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ZHOU Min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20th century cultural poli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symptom of multiculturalism as well as the dilemma it has found itself in. It then explores interculturalism, which is practiced in Quebec, Canada, as an alternative plan to replace multiculturalism. Be it multiculturalism or interculturalism, what is behind them is a philosophical view advocating the particular.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nthropocen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risis after crisis, we human beings must look at ourselv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renewed collectivity, viewing human as “the species being”, and must suspend the multi-and inter-cultural view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 and return to the collective universal to reexamine the common fate we are now faced with. Different from multiculturalism that stems from the difference from history, as well as interculturalism that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reality, the concept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akes the common fate that is faced by human being now as its starting point, which is a new world view based on holism, a new theoretical tool, and a methodological and action guidance for dealing with today’s global problems.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 interculturalism; particularity; universality;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作者简介： 周敏，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历史‘非常’事件的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15AWW00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71140059)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2.007
(责任编辑： 易文娟 陆德阳)
标签：多元文化主义论文; 间性文化主义论文; 特殊性论文; 普遍性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