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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4)03-0053-04
政治经济学学科源远流长。自1615年出现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以来，至今已有近四百年历史了，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20世纪凯恩斯的《通论》三大标志性名著具有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具有经济学的共性之外，还有自己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要求目标，其发展任重道远。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长期存在着脱离现实的问题，直接影响其在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其发展前途在于不断地改革创新。
一、政治经济学与人才培养
自亚当·斯密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历史上就享有崇高地位。当时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皇子王孙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德国、法国、苏格兰、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的一些大学都相继纷纷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在英格兰，剑桥大学最早设立了这门新学科的讲座。时过二百多年后，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仍然长盛不衰。1969年经济学又列入诺贝尔奖，该项奖的得主中绝大多数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当前，世界已进入以人为本、以才取胜的高理性发展阶段，在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特别重视各种优秀人才的突出作用，其中包括重视组织和发挥经济人才的作用。经济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搞经济就需要有懂经济的人，要有经济学家创新的优秀理论和广大企业家、经济工作者的理性、积极的经济行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发达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是相呼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理念总是起决定的先导作用。新理论培养新理念、新人才、新政策、新行为，从而有新的经济业绩，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带来了资本主义蓬勃的自由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消除了资本主义致命的大萧条，里根的经济学创造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奇迹。这都是带有标志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在引进、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在突破传统的教条主义方面有明显的提高和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表现可分两个层次：在理论研究和贡献的层次上，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责无旁贷地置身于理论前沿阵地，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分配制度、股份制到市场经济等等，都提出了许多突破性改革意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教科书编写和使用的层次上，却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现实，最明显的缺陷是在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旧框架中，政治经济学仍然包含许多不必再说又不得不说的旧话、套话、空话，有损政治经济学的现代科学性和客观真理性，不利于武装和培养经济人才。如讲资本主义部分，就不得不讲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必然灭亡。然而，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论》里所描绘的那个血淋淋的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最早提出来的资本主义，那样的资本主义天理难容、必然灭亡。实际上，这样的资本主义已经灭亡了。然而，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后资本主义，其生产关系因劳资关系得到调整而比较缓和，又因高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不分彼资本主义与此资本主义，用19世纪的话来评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就背时了。马克思的论断没有错，错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教条主义者[1]！时至今日，我们要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跳出两分法的框架，来改造我国的政治经济学。
二、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很忌讳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两字，这是需要说明的。
加“政治”二字，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是在政治学中孕育出来的。人类经济思想古已有之，但这些经济思想大都夹杂在文学、哲学、特别是政治学里，没有单独的经济学论著。直到17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如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匹第的劳动价值理论等还是在政治学论著《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阐述的。18世纪政治经济学虽然作为一门新学科独立存在了，但与哲学、政治学仍然难分难解。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新近成立的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称为理性的国家经济学或理智的经济学，在英国也常被称为哲学。”[2]与李嘉图同时代的麦克库洛赫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很久以来就和政治科学纠缠在一起，无疑的，它们是非常密切地联系着的。”[3]
加“政治”二字，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社会“政治”科学中，经济学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度最高。经济是国家的第一政治，只有把国家的经济搞好，才能兴国安邦，也才能有丰厚的国家财政处理和解决其他政治问题。这样，经济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就难以了断。最初，西方经济学论著就像我国封建时代的奏折，作为富国裕民之秘策呈献给国王，不论优否，一律由枢密官保藏，多少年后才解密。所以，政治经济学名称就十分贴切地表示了经济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可用三段式来表示：经济学——政治——经济，即以经济学为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的依据，国家以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可以理解为经济政治学，即以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意图是繁荣国家经济。为此，经济学家的职责应该是为政治贡献最优秀的理论。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几乎成了政治的尾巴或附庸，缺乏独立研究，不是以实事求是取得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论来影响政治（经济政策），而是以既定政治来规限自己的研究，唯书唯上。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最重要最有效的服务是为设计新的经济政策服务，以使经济政策与时俱进，适应和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为政治服务。
三、重在探索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责不是要政府与企业如何做，而是要让政府和企业自己懂得如何做，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努力探明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指出应如何因势利导，让经济主流畅通，造福于国民。
伟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比常人先知先觉地发现新的经济规律，看得见别人看不见而有重大意义的东西。亚当·斯密的划时代巨著《国富论》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于是就有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风行。直到今天，经济自由发展仍然是通行世界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国家干预只是作为辅助和修正，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一生著作等身，真可谓“经典沉深，载籍浩瀚”，但其学术上许多伟大贡献中对人类命运最为攸关、最有影响者乃是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规律的发现，赢得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崇敬，使他成为千年伟人永载史册。
经济学发现经济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能自觉地顺应经济运行的轨道开展经济活动，每有发现经济行为在影响经济增长时能主动调整加以排除，加快经济发展，谋取更多社会福利。即使最有成就、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也拗不过经济规律的力量。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一个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实践。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和过去一样仍有自我调节能力，经济秩序紊乱，增长不稳定，是货币发行混乱造成的，于是把适度控制货币发行量当作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金钥匙。但是，1979年货币主义理论被美国政府运用于实践时却遭到失败。虽然控制了货币总量，使美元汇率回升，但却受到利率上窜的猛烈反弹。因货币供给量锐减，利率螺旋式攀升，抑制了公司的投资，使美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初失业率创战后新高，货币主义理论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另一个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1年以来降息的无功败绩。1999年6月以来，为防止美国经济过热，美联储连续6次提高利率，每提高一次，经济就降热一次，灵敏度极高。然而，面对2001年第1季度开始衰退的美国经济，美联储从2001年初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都挽回不了颓势，表现出一筹莫展的无奈。
可见，经济学的研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研究，应当厚积薄发，深思熟虑，浮躁不得，虚夸不得。当前，我国的经济学著作有泛滥之嫌，这不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四、经济学与数学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历来有不同意见。1803年萨伊就说过，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严格的数学计算方法都不适用”[4]。1819年，西斯蒙第批评了亚当·斯密过分拘泥计算数字的分析法。1936年，凯恩斯在其巨著《通论》中，适度恰当地用数学模型分析了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等问题，同时也反对纯数学的繁琐演绎和杂凑。现代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说：“在经济学中，数学模式不论多么精致，总是听从那些有自由意志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而人们是常常会出乎意外地行为和相互影响的”[5]。显然他们不赞成数学过多过深地介入经济学。
美国是当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数学与计算手段也是世界超一流的。如果用数学能解决经济问题，那么美国就不会有经济衰退这样令人头痛的问题了。可见，数学在经济学的广泛深入应用，没有显示出解决经济问题的特殊功效，也不能提升和深化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时爱好的专业是数学和自然哲学，数学水平很高，他在《国富论》里却没有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用数学演绎出来的结论，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划时代巨著的意义。马克思爱好数学，但他在煌煌巨著《资本论》中也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多的数学模型和数学公式，就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公式也不过是用算术公式予以表现。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一些人的观点，即没有数学模型就不是经济学，那么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学就都不是经济学了，经济学说史岂不一片空白。
笔者主张，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只能以配合定性分析的需要为限，目的是使定性分析增加形象感和实在感。因为在经济领域，再合理的数学模型设计和再精确的数学公式演算，也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对于有些经济问题，如国有控股公司如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减持国有股、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水平，又如劳动价值理论该如何深化、市场经济秩序如何整顿、城镇化建设如何加快进程等等问题，都不是可以企望数学家用数学计算出来的。只有需要数量技术管理的经济问题，如投入产出问题，才需要定量分析为主，必须广泛应用数学。也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数量经济学是存在的，而且这已是应用经济学范畴了。
五、应确立辩证唯生产力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以生产力为第一唯物基础，以经济关系为第二唯物基础；以发展生产力为首要目标，以调整经济关系为辅助手段。生产力的现实水平是经济关系的决定基础，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要求调整经济关系与之相适应。这就摆脱了一般地研究财富，而是从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根本点上解决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问题，并以此来判断社会经济问题的是非正误，开辟解决途径。
1859年，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公式或叫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即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矛盾，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必然会发生变更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整个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变更。按照这个公式，马克思作出这样一个客观公正的判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这与主观唯心论脚朝天倒立着用头走路不同，强调物质、根本、基础的原发作用，主张直立着用脚走路、按客观规律运动。
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目标去立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个社会形态之所以被另一个社会形态所代替，就因为另一个社会形态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而不是被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先，这非常科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全社会的经济关系调整到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状态上来。先进生产力发展了，先进的文化也会跟着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更好地实现、发展和维护。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世界观来审视社会，“唯物”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唯生产力”。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由它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再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可以促进或束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今天，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就应当确立辩证唯生产力论，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立言立论。
六、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两种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状况：“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7](P831)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把这个基本矛盾概括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8](P622)。马克思进而提出了将“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7](P832)的解决办法，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也相应社会化，这是经济规律。
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存在发展的现实来看，在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面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化途径可以有两条：实行公有制或实行股份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剥夺和赎买把资本家的私有资产收回以后，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公有制，没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股份制，或者先实行股份制、将来时机成熟了再实行公有制。1993年我国确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公司制，这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非常英明的抉择。股份制实行中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如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效益不太理想，国有股减持困难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起初对股份制的股权结构模式的设计和具体操作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公有制观念的束缚，以致陷入今天这种相对被动局面。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以后，是否国家一定要控股，国有股如何确定，都应该按《公司法》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需求来决断，不能从既定观念出发。即使国家不控股的某些规范的公司，其资产也是社会化的。马克思当时要消灭的私有制，是那种资本家个人的私有制，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7](P831)的那种资本家个人垄断的私有制。股份制也是一种社会化的所有制形式，是一种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的社会所有制，即由许多个人、个别家属的个体私有制通过股份制变为许多人、许多家庭的群体私有制，这是私有制在现代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虽然不能说这是公有制，但可以说是准公有制，是走向公有制的最高过渡形式。所以在现阶段，我国不必追求每个公司都要国家控股，国家控股与不控股可以并存，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实现“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9]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经常变化的问题。因此，就是发现了经济规律，也不能看作是发现了不会再变化的永恒真理。前人的学说不仅个别论断、就是个别原理也可能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失去时效。因此，科学的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建设好我国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问题：
一是老祖宗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搞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谆谆告诫我们：“老祖宗不能丢啊！”[10]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在于复述或引用多少经典，而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去研究、分析、解决、阐述国内外的经济理论问题，作出符合规律的客观结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教条式地理解、言过其实，或虚无式地否定、言不及义的倾向，实则过犹不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如所有制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市场理论、对外经济关系理论等都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二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同时吸收兼容西方可适用理论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的长期任务，同时也要争取国际社会的友好支持和商业性合作。为此，我们应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研究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代经济学家马寅初、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薛暮桥等都非常注重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言立论，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是中国经济学的典范。相对而言，现代西方经济比我国发达，反映西方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也比我国发达，这是事实。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的情况下，把中国经济问题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来研究是必要的，借鉴西方经济学，引进适用部分也是必需的，但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主流，就与中国国情不免有柄凿不入之虞。因此，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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