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维尔论文,危机论文,政治论文,托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想懂得政治学的人还要具备政治经验。……在每个领域中，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正确地判断作品，才能理解这些作品是因何与如何而得到完成。①
一、现代性危机：同时代人的同样问题
我认为我们目前正睡在火山口上。②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的革命面前发抖吧。③
这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面对同一场革命的相同征兆、在几乎相同的时间（1848年一二月间）里，所作的截然不同的反应。
那年，托克维尔43岁，已经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并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他，正在法国政坛施展抱负。④ 这位昔日的贵族凭着其政治敏感，在新年伊始向法国的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⑤；一个月后，1848年革命爆发。法兰西再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终，1852年，共和国被颠覆，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被深深震撼和刺痛了的托克维尔记了整整一大本日记⑥，并且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不断地思考从1789年革命直至1804年拿破仑一世称帝到1848年革命直至1852年拿破仑三世称帝这段法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⑦ 1856年，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部）出版。到1859年去世前，他仍在准备这部书的第二部。⑧
1848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不寻常的一年。1848年2月，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批判者开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⑨ 围绕着法国革命的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诸如《六月革命》、《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去年（1851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⑩ 和《法兰西内战》(11) 等一系列名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他们之间看到差异。他们的共同点更多，尤其是他们都对法国有着深切的关注。(12) 当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地理因素，而是历史因素，是法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下半叶上演的那场轰轰烈烈、延绵不断的“大革命”(13) 的历史实践和由此引发的他们共同关切的理论主题。法国，是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心脏，因此也是各种理论学说的主战场。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关注这场革命都并非偶然。托克维尔（1805—1859年）和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共同面对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
伏尔泰的小说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和善可亲的巨人米克罗曼加（Micromegas）送给人类一件礼物，是一本哲学书；他说，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尽在其中。书当着人们的面打开了：每一页都空无一字。如果米克罗曼加的话是真的，那么，这本无字的书就确实容纳着一切问题的答案：要找到它们，只要把它们写进去就行了。(14)
这个寓言说的，正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不断创造、不断更新的资本主义时代：自然不再是一本需要解读的大书，而是供我们“自由”涂写的白纸。《圣经·诗篇》中所罗门国王的箴言“太阳底下无新事”已经再也无法从耳际深入心灵，“日新月异”成为每一代人的追求。“新大陆”的发现不仅是一次地理大发现，而且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历史的曙光。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上的激发，期望能够作出前所未有的事业，就必须运用前所未有的方法。(15) “新工具”（培根）、“新公民科学”（霍布斯）、“新科学”（维柯）成为“天才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普遍追求，新思想层出不穷。(16) 资产阶级把求“新”求“变”灌注到了时代精神之中。
对于这样一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说，“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多么像是《圣经·创世纪》啊，如果把“资产阶级”换成“上帝”！的确，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个“上帝死了”而资产阶级取代上帝位置的时代。这一时代里人们崇尚的不再是上帝的恩典，而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一切创造和变革都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而且“自由”就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呼唤的“我主之名”。
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欢欣雀跃不同，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冷静地审视着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看得更深，一直看到了这个新世界的根基，他们看到了那根基是流沙：“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7) 人毕竟不是上帝；自由并不能赐福。资产阶级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却没有创世后的“礼拜日”，它永远不得休息和安宁。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眼中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获得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刻处在衰败堕落和风雨飘摇之中。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洞悉和揭示的资本主义命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8)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界历史和全人类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性（资本主义）危机。既然资本主义开启的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 那么，资本主义自己难道能够逃脱“烟消云散”的厄运么？换句话说，“不断革命化”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此始终要面对的，不正是自身的灭亡么？“生存还是毁灭？”这不正是资本主义的哈姆雷特问题么？作为培根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莫非是在预言，砍了路易十六国王头的自由女神，也会像杀了苏格兰国王的麦克白夫妇一样，白天做着噩梦，午夜时拼命地洗手？难道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场噩梦，人类从此再也逃不出“西西弗斯的神话”？噩梦会醒来么？
托克维尔看到的和忧心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噩梦：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为口号，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革命”风潮。从1789年到“今日法国”，这段争取自由的历史获得的标记就是“革命”：为自由而革命。然而，这一连串的革命和变乱的结果却并不是自由，而恰恰是自由的反面：专制。革命的火焰在照亮天际的同时，也烧毁了大地——人类的家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同胞兄弟（厄庇默透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20) 法国在“不到60年里经历了七次大革命（其中还不包括许许多多小的、不太重要的动乱）的变化不定”(21)。而人们经受了动乱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幸福、伟大和强盛。相反，“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22) 我们只有和他一样看到了和忧心于这样一个噩梦，我们才能理解托克维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述的政治思想。
因此，托克维尔不断地问自己和周围的人，“革命究竟是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23) 对“自由”的追求无疑是美好的，但是否应当以“革命”的方式呢？虽然1848年革命失败了，一度建立起了托克维尔向往已久的共和政体，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24)，“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25)。其后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使托克维尔万分沮丧，“因为这场革命向他表明了，至少在当时是最终证明了：法国社会是不可能有政治自由的”(26)。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自由我倾注了毕生的激情，我感到失去了自由我是永远也得不到宽慰的，而我却必须放弃它。”(27)
作为同时代的人，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而且，就理论家本身的态度而言，他们都对现代性危机，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命运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进行了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批判；都对自由主义思潮持有深深的怀疑。并且，他们都通过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断定，要解救和超越现代性危机，必须反对和超越“自由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和论战的方式向世界公布了答案，而托克维尔则保持沉默。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答案。如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历史提出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政治方案，托克维尔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历史，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光阴献给了一本书的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二、历史哲学：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救赎
通过对托克维尔所处时代和同时代人的考察，我们得以把握了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意图。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虽然也是在处理历史材料，但托克维尔的作品并不属于“历史学”，而属于“历史哲学”。他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是历史编纂的学究，不是仅仅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史料以及历史本身，而是通过理解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来思考“当代”问题；而且，无论是理解历史还是理解当代，他都从没有局限在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考察。以历史哲学思考现代社会，这正是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的独特之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者往往忽略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印象：这本书研究的，要么是“旧制度”，要么是“大革命”，更大的可能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这些都很容易在托克维尔公开的宣称中找到。(28) 但是，在其私下的言语中，托克维尔却清楚地说明了，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都已成为历史，因此都只是他通向自己目的地的桥梁，或者用他自己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的话说：“为我提供一个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29) 或者如尼采所指出的，对于历史的关注在于使之服务于人生。(30) 其实，托克维尔在本书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诫：“无疑我要指出史实，要遵循史实的线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讲述史实”；“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31) 也就是说，他要做的，不是把对象当目的的、后来备受尼采批评的那种历史学(32)，而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反复提到的他的“历史哲学”。
托克维尔书写的是历史，但真正的关切，是“今日法国”(33)。他说：“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但是选择哪一个当代主题呢？最为新颖、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赋与习惯的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的总汇，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34) 而对于他们那代人而言，“当代问题”就是“现代性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触及了这本书以及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所在。因为我们接下来必然要问：既然托克维尔的目的不是记述历史本身，既然托克维尔的目的在于“当代主题”，他又为什么要把公众从“当今世界呈现的雄奇景象”拉到历史中去呢？(35) 为什么关心“今日法国”的他要将自己的最后生命奉献给对“大革命”和“旧制度”的理解呢？为什么说“从1789年至今”的这段历史都是大革命呢？为什么“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呢？(36) 一句话，“旧制度”、“大革命”和“今日法国”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疑问也正是把握托克维尔书写本书之意图的关键所在。答案散落在他公开的或私下的作品之中，但全然可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寻到。
用历史来处理当代的政治问题，这是托克维尔不同于同时代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将历史叙述与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正是托克维尔的特点；正如用诗（戏剧）的形式来书写哲学是柏拉图的特点一样。对此，托克维尔在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去找同类主题的焦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连结的那一点时，我却没有找到。我看到这样一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却看不出它的整体；我抓住了经纱，但是没抓住纬纱，无法织成布。我必须找到某个部分，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连续的事实基础。我只有写历史才能碰到它。”(37)
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多少有些奇怪的。一般来说，学者往往是为零碎的事实寻找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托克维尔正相反，是用事实来连缀理论；至少他还可以如他同时代的人那样，通过哲学而不是历史将部分连接为整体，而他没有。或许是因为，托克维尔“把哲学看作‘一切胡言乱语的本质所在’，是‘人们自己找 罪受。’……纯粹是政治上的失败才有了政治哲学的产生。……缺乏政治实践，缺少政治生活，是导致政治哲学产生的唯一因素”(38)。而“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载于历史而不载于哲学；根基在于“事实基础”，而不在于“理念”。托克维尔甚至说过，“完成一部好作品，对于治理人民，对于实际事务的处理而言，是一种有害的经历，哪怕它谈的是政治和其他相关的题目”(39)。
那么，托克维尔自己为什么还要写作呢？为什么他在谈及写作这本书时说，“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40) 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书写本身，都构成了问题。正如我前面说的，这里正是托克维尔之为托克维尔的地方。如他所说：“最使我伤脑筋的难题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41) 虽然托克维尔没有交代自己的方法论，但他留下了作品，留下了最好的范例和证据。
历史材料不是随随便便选择的，他的私人通信中透漏了他选题的慎重。在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斟酌之后，托克维尔选择了“大革命”。而之所以选择了“大革命”，是因为“潜心研究一个时代，对它的叙述使我有机会刻画我们时代的人与物，使我能把所有这些零散的画构成一副画面。只有法国大革命这出长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大革命，才能满足他的要求——“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连续的事实基础”(42)。
而“大革命”只是阶梯，他迅速地跨过了大革命本身，进入到大革命之前的那个王朝的故纸堆中。对此，他开宗明义地说：“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笔者）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尽管“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是托克维尔则从头到尾反复强调：他的研究表明，大革命的一切原因来自传统的旧制度，并且，旧制度通过大革命这个总爆发，改头换面，仍然活在今天，活在今人的心中。因此，“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43)。
然而，如果我们还没有因为如此多的疑问交织在一起而头昏眼花、坠入雾中，我们就会由此发现一个最大的吊诡：如果说，大革命真的没有斩断旧制度中的传统，那么托克维尔为什么还要花费如此之多的篇幅来向大众强调“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改变的远比人们认为的少得多”呢？(44)
也许答案就在这个吊诡的不言而喻之中：是不是是因为“大革命”已经斩断了“旧制度”同“今日法国”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的联系(45)，所以托克维尔要大声疾呼？否则，为什么他无论在公开的宣言还是在私下的通信中都分外强调“公众关心”；一定要选择“公众感兴趣的主题”？(46) 为什么一向对于写作深表疑虑甚至反感、并且恨不得“焚书坑儒”的他，却说“立言比立功更好”？
其实，托克维尔在一段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话中，已经表明：对大革命的考察不仅将他引向了旧制度，而且进而将他引向了“今日法国”，使他看到了“昔日法国”和“今日法国”竟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河段：“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47)
大革命就像一次火山爆发。只有爆发才能打破陈腐的表层，让人们看清楚其所掩盖的鲜活的血肉，也只有爆发才能升腾出火焰，照亮这些血肉的脉络筋骨。火山喷发的壮丽的确引人注目，但是托克维尔不是盲目的看客，他是煞费苦心的（这一点在他给朋友的两封信中体现得再清楚不过）。无论他怀有什么样的心情，他需要的都不是一张大革命火山喷发的全息图像，而是要借助大革命的喷发和火焰的照耀，看清楚深埋的地脉，看清楚“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看清楚那些一直在暗处支配着“今日法国”的传统。书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旧制度和大革命都活在今天。
书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本身最为直接的作用，正是通过把“大革命”同“旧制度”衔接在一起，而将被“大革命”斩断的“旧制度”同“今日法国”重新衔接在一起，从而将久已分崩离析的旧制度、大革命和今日法国这三者重新融入了一个传统之中。也只有从这一点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终生对书写保持着警惕，并且决心要运用“全新的政治科学”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的托克维尔(48)，人生中所作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写一本讲述和剖析历史的书。
1789年以来的法国人，用文学和哲学，总是要把自己同过去（先是旧制度，而后是大革命）彻底决裂；而1856年的这个法国人，用一本书写历史的专著，要把自己和同胞用一种无法割断的方式同过去连在一起。托克维尔用法国的历史和自己的笔在作抵抗现代性噩梦的最后一搏。他在历史中寻找的是什么呢？他要怎样为今天的法国续回传统呢？
三、传统与自由
面对同样的现代性危机，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找到的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另一条出路。虽然他们的启示都是来自历史，但托克维尔听从的并不是以革命来惊醒不断革命的噩梦，而是要让不断革命的噩梦在历史中沉睡。在他看来，惊醒了“不断革命”这一噩梦的革命本身，也许就是一个噩梦。
这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他太爱自由了；而革命无疑会、至少是一度地摧毁自由。与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来终结历史、彻底地拯救世界不同，托克维尔对于“自由”与“革命”的问题犹疑不定。他既清醒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断革命在一步步毁灭自由，又渴望用自由来疗救革命留下的创伤和疾病。虽然他这个从前的自由派、而今的共和派不得不再次生活在帝制之下（并且直到去世，这对于他是多么悲惨的结束啊），但他就像他的那些生活在帝制下的先辈一样，在专制的时代呼喊自由的救赎：“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而且，他还不止一次的告诫，要爱自由本身，而不是爱自由带来的福利：“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49)
如果我们能够将全书的细节和整体一一把握，我们就会看到，这本题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不仅在写作目的上文不对题，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果说本书的一个明显的主题是，“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中一步步产生；那么一个暗藏的主题就是，“自由”如何从旧制度中一步步失去。让我们逐篇逐章地来看。
在“前言”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简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以及今日法国的关系之后，托克维尔讨论的主题就是“自由”。确切地说，他也不是经常谈及自由，相反，他谈得最多的是失去自由、是不自由——专制：有“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此“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而托克维尔接下来的几段气势磅礴的批判，无非是在控诉：专制使公共生活萎缩，政治沦丧、社会离散。他的慷慨陈词，无非是在告诉世人：专制的恶，只有自由才能疗救；而且，自由也存于人的天性之中。(50)
托克维尔以对专制的控诉和对自由的讴歌结束了本书的前言，同时也是拉响了本书的序曲。传统同自由这两个主题也就这样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读完全书，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托克维尔把最后的篇章同样留给了对专制的控诉和对自由的讴歌（第三编第八章）；那是对法兰西这个独一无二的热爱自由的民族的何等赞颂啊！他甚至问，“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因而，通过历史来讨论专制的源头，或者说，通过历史来思考传统与自由的问题，也就成了托克维尔留给我们的阿里阿德涅线头。(51)
那么，托克维尔所要续回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呢？他所一再讴歌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涵呢？是像许多知识分子所声称的那样，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吹鼓手么？他的“自由”是所谓的“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么？如果是，那么，大革命不是发表了《人权宣言》，法律不是赋予了公民基本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了么？为什么还要呼喊自由？为什么自由反倒是在旧制度中而不是在新制度呢？自由同传统（旧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联呢？问题是从托克维尔的这本书中来，答案也在那里。
本书的第一编是对“前言”的充实和论证：大革命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新（第一章），它并不是要消灭宗教和政府，而是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习俗”，即一种新的政治生活（第二章）；为此，它进行了一场以宗教革命为形式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最终，“大革命本身成了一种新宗教”，致力于创造普世的新人类（第三章）；而这一革命得以成功，不在于新的理念和方法，而在于，中世纪的欧洲制度已经建立起了彼此相似的制度，到了18世纪，旧制度已经从腐朽中生长出新的王权和行政机构（第四章）；大革命的目的——增加中央政权的权力和管辖，废除贵族封建制度，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已然在旧制度中一步步的实现，大革命真正改变的微乎其微，其功绩在于迅速地实现了长久以来继续的变化（第五章）。
显然，重视传统的托克维尔并不赞同柏克（Burke）(52)，他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53) 他要将今日法国同昔日法国连接在一个传统之中，但他绝不认为传统是不变的而且可以支配一切。承认传统不意味着否认变革，变革恰恰是传统的不断积累。他要说明的只是“新”生自“旧”，但绝不认为应当拒绝“新”；他认为当代问题的根源在历史传统之中，但绝不认为传统本身就好。他在书中恰恰同时说明了，自由的土壤在传统之中，专制的土壤也在传统之中。他既反对启蒙以来自由主义者无视传统的、试图“无中生有”的创新，也反对保守主义者只要传统的、试图“墨守成规”的守旧。他是一个稳健的改革派，他承认现代性浪潮下变革不可避免，但是他希望在稳中求变。因为，专制正是在剧烈变革中形成的。
而这，正是他在第二编要说明的内容。第一章，托克维尔劈头问道：“为什么封建制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他的分析恰恰表明，革命是在中世纪制度残余保留得最少的地方爆发的，而不是相反。恰恰是因为法国的封建制度比其他国家缩小的更快，因此“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接下来的第二章到第九章，都是在表明，法国如何一步步从封建制变为了中央集权制（“专制”的合法表达），政治生活如何一步步萎缩：行政权力日益集中（第二章），父爱式政府笼罩法国（第三章），行政法院夺取了司法权（第四章），旧机构被架空（第五章），行政方式官僚化（第六章），首都巴黎吸取全国精华（第七章），人们彼此相似、贵族丧失了统治权、地方独特的政治生活消失（第八章），各阶级离散隔阂，政治精神日益衰微（第九章）。托克维尔不厌其烦的叙述和分析这些情况的目的，要在下文得以明了。
第十章承上启下，标题本身点出了核心问题：“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从内容上看，本章讨论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但是，托克维尔对财政问题的描述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看到，“城市整个体制怎样被人们搞乱，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企图给国库捞钱”。而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一步步滑向了专制和革命：“国民的内心深处被灌进这种对职位的普遍欲望，这种欲望后来成为革命与奴役的共同源泉。”也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54)
而在题为“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的第十一章的头一段，托克维尔就说，“如果有人读这本书到此释手，那他对旧制度政府只得到一个很不完全的形象，他就理解不了产生大革命的那个社会”。的确，只有从这里开始，才能更好地理解前文中所描述的那个旧制度下封建制衰落、行政权集中的过程，才能理解专制和革命何以产生，才能理解，对于政治自由的讨论是本书的真正核心。
四、自由政治的日常实践
在接下来的部分，托克维尔一反前文的风格，不再描绘步步紧逼的专制，而是开始展现旧制度下法国人的自由、比“今日法国”更多的自由。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将日常政治实践作为救赎现代性危机的关键所在。
托克维尔先是努力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不要以为旧制度下没有自由，相反，那时的自由比今天为多，爱自由的人也比今天为多。接着，他考察了政府，进而考察了三个等级各自的自由状况以及他们为了保有自由而“在屈从中抗争”(55)。
托克维尔进一步说：“因此，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譬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但是，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56) 这些病态的自由既是大革命的条件之一，也为今日法国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托克维尔诉诸传统的原因也正在于此。那个生长出专制的旧制度的土壤中，有今天已然衰落的、但却可能拱翻专制大厦的自由的种子。
由此，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从各阶级离弃农民，到各个阶级彼此分崩离析，使人们既难以察觉大革命的到来，也无法控制大革命的走向。于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而大厦倾覆之后，人民继承的便只有奴性。(57)
自由必须有公共生活的政治基础，或者说，托克维尔的“自由”就是指作为政治生活的日常实践的自由。正是因为封建制的衰落和行政权力的集中，使得政治空间和日常政治实践濒于灭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革命就成了法国人唯一的归宿。在接下来的第三编中，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革命前以及大革命中的一个个历史现象和历史实践的分析，向世人表明：因为政治空间的萎缩和缺乏自由的日常实践，法兰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专制和革命。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的日常实践，就不可能获得自由。
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整个法兰西民族都陷入了“文学政治”：作家、贵族、资产阶级、甚至行政人员；不懂政治的文人却变为了“政治领袖”。灾难可想而知。（第一章）
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法国人陷入了革命的疯狂。一方面，昔日的法国人比今日的法国人更有激情，“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因而他们拥有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缺乏政治实践的激情与自由陷入了疯狂：“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第二章）
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法国人“先要改革，后要自由”。“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于是，“由于国民们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于是，法国人在打倒了君主专制之后，选择了另一种专制：民主专制。于是，“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58)（第三章）
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路易十六这个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社会从一种几个世纪以来的“麻木状态”中突然苏醒，亢奋淹没了审时度势。于是，“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59) （第四章）
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政治缺乏审慎和自知之明，统治者拼命的为自己挖掘坟墓。辛辛苦苦改革税制、减轻负担的统治者，让人民以为他们所有的苦难都源于这些统治者和他们代表的旧制度；通过抨击税制而叙述他们的苦难，实际上激怒了人民。“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60) （第五章）
同时，也是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路易十四以来的国王可以变着花样地盘剥人民，以公共利益的目标为由，损害不动产、遗嘱、粗暴干涉市场价格。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抗国家的信心，进一步养成了奴性。（第六章）
最后，因为缺乏政治的日常实践，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行政上的突然改革——总督负责的行政一夜间被议会的集体权力所取代——最初看来是“微小的特殊波动”，但大革命的一击让人们看到，这恰恰是动乱的根源。因为，行政代替政治的结果是，两者都败坏了。“公共生活这时候近乎中断。”人们不知所措。权力出现了真空，政治传统和经验被行政和官僚代替。而以行政的方式处理政治的结果，就是人们最终用政治的方式打破行政：“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61) （第七章）
而在第八章、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章的前半部分，托克维尔深刻地刻画了法国的所有阶级都退出了政治生活：贵族、国王、教会，更不用说平民，全都置身于政治之外。“法国是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62)
这就是法国在1789年以后陷入不断革命的噩梦和遭受专制的奴役的根本原因。因此，虽然“旧制度已拥有晚近时代的整套规章制度，它们丝毫不敌视平等，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专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一旦“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于是“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63)
托克维尔无比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危机的悲剧性，并且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愿意接受这一现代性命运。他要接续自由的传统，他要通过他的写作让人们看到，在那段岁月中，法国人如何逐渐地远离政治生活，法国人如何一步步丧失自由的空间，法国人如何最终走向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法国人如何甘心地沦为奴隶，法国人又如何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来解放自己，法国人又如何陷入革命一专制的怪圈。托克维尔因此向他的同胞、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逐渐丧失了政治空间和缺乏自由的日常实践的民族，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革命的方式、以一种“自由”的呐喊，把自己变为“不自由”的专制国家。
五、结语
托克维尔刻画所有这一切悲剧，都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而正是现代性危机的悲剧所在。正是通过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悲剧性，通过表明公共生活空间和政治日常实践之于自由的滋养和之于专制的阻挡，托克维尔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人和法国人的相同悲剧在于，他们以无比的激情想象着和渴望着自由，正是因为他们不愿过一种自由的生活。他们爱财富甚于自由本身，他们爱口号甚于生活本身，他们爱产品甚于工作本身，那么，他们就只能受专制的奴役。他们爱变革甚于效果本身，他们爱新奇甚于正确本身，他们爱激情甚于理性本身，那么，他们就必然在动荡和混乱中苟延一生。
因此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实质是一种政治自由教育。他的著作告诉我们，自由，是一种生活习性，只存在于自由的传统之中；而今天的法国人已经几乎丧失了这个传统。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通过革命和鲜血来追求自由，但他们却最终一次次地走向奴役。自由的根只能生长在自由的传统中，而不能从革命中凭空得来；自由不能从明天寻找，只能在昨天发现。没有政治的空间和政治的日常实践，就没有自由。“毕竞，自由不是理由，而是问题。自由不是用来为我们任性放肆进行的辩解，而是要我们力为笃行作出的回答。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口号、激情和写在纸上的法律权利，不是自由主义鼓吹的可以带来福利的自由，而必须是植根于公民的心中，植根于古老的传统中，植根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要不失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天天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天天想象这样的生活。自由，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在每日每时的日常生活中给出的人生答案。”(64) 人因此才是自己的主人。主人，意味着不是“不要统治”，而是“自己统治”，通过自己亲身参与政治、制定法律、调整和巩固秩序，来让自己过一种自由的生活。这样，自由才会成为，如托克维尔所衷心期望的，一种外人可以辨识而自己茫然无知的民风（mores）。(65)
因此，尽管他看到了政治革命向整个社会革命的转变，但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无法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因此，他也许会承认，他所谓的自由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自由，但他不会认同，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要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66) 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必须通过前现代来疗救，自由稳健的政治生活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改善而避免突然的和时断时续的革命与动乱，从而拉住那个脱缰的野马，摆脱专制的宿命。
然而，无论我们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现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无疑都从他们作品中看到了历史意义的相通之处。历史并没有成为“历史”，依然是“现代”问题。因为正如一位思想家说的，现代，是所有时代的同时代。如同托克维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他们）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而，如同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始终通过阅读历史来试图理解和解决当代问题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始终怀着对自己国度的关切和对自己人生体验的反思，来阅读历史，阅读托克维尔的这本阅读历史的典范。
只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作者的告诫，不要把关于自由实践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当作自由实践本身，不要把政治思想当作政治本身。从事并献身于政治实践，而非仅仅谈论或沉思政治理论，不论对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托克维尔而言，都是他们在其伟大写作中所致力于保有和提升的人性中的真正美德。
注释：
①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lated by Terence Irwin,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5.1181a10,1181a20.
②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8页，“在讨论答复王室讲话的方案期间1848年1月27日于众议院的发言”。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页。
④ 任芒什省省议员和议院外非洲事务委员会委员。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
⑤ 同上注②。
⑥ Alexis de Tocqueville,Recollections:The French Revolutions of 1818,edited by J.P.Mayer and A.P.Kerr,with,Introduction by J.P.Mayer,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Fernand Braudel,New Brunswick.1986.
⑦ 参见托克维尔1850年12月15日给路易·德·凯尔戈尔莱的信，26日给居斯塔夫·德·博蒙的信，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以上文本均见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还可以参考，Tocquevillean,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Doubleday & Company,Inc.1955。
⑧ 参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⑨ 尤其是第四部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页。
⑩ 以上文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2) 托克维尔的祖国是法国，而马克思从1844年寓居法国直到逝世，一直在关切着法国，那是他思考和战斗、学习和批判的地方，那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最常提及的国度之一。法国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友谊开始的地方。参见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3) 在本文中，“大革命”的意思并非通常的对于1789年法国革命的狭义理解，而是按照托克维尔的界定，作了广义的理解：“自1789年至今这个大时段”。在1850年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把自1789年至今这个大时段继续称为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致凯尔戈尔莱的信，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14) 参见诺拉：“民主抑或不解之谜”，林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第43页。
(15) 培根：《新工具》，许宝葵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16) 维柯：“英译者的引论”，载《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3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4页。
(18) 同上注。
(19) 同上注。
(20) 参见斯威布：“普罗米修斯”，载《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1)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2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页。
(23) 同上注，第188页。“几天后，托克维尔写道，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信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坏事。”（前书，同页）
(24) 马克思：“六月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9页。
(25)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页。
(26)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同上注(21)，第174页。
(27) 同上注，第188页。
(28)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31页。
(29) 托克维尔致博蒙的信，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上注，第1页。本文引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30)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上注(28)，第4、29页。
(32)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31页，还可以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3) 这是托克维尔的用法，本文中的“今日法国”都确定的是指托克维尔的这一用法。
(34) 托克维尔致凯尔戈尔莱的信，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上注(33)，第3页。
(35) 同上。
(36) 同上注，第28页。
(37) 同上注，第3页。
(38) 诺拉：“民主抑或不解之谜”，林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年第5期。
(39) 同上注。
(40) 托克维尔致博蒙的信，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
(41) 托克维尔致凯尔戈尔莱的信，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上注，第5页。
(42) 同上注，第3页。
(43) 同上注，第29、241页。
(4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0页。
(45) 借用托克维尔的后辈、同样是深受大革命影响并深切关心大革命遗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概念。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46) 托克维尔致凯尔戈尔莱的信，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上注(44)，第2页。
(4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上注，第31页。
(48) 托克维尔：“绪论”，载《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
(4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36、203页。
(5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36页。
(51) 参见斯威布：“忒修斯和米诺斯”，载《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2) 参见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3)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0—61页。
(54)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2—144页。
(55) 同上注，第146—154页。
(56)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6页。
(57) 同上注，第171—172页。
(58)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3、199、201页。
(59) 同上注，第213页。
(60) 同上注，第220页。
(61) 同上注，第234页。
(62)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6页。
(63) 同上注，第239—240页。
(64) 凌斌：“自由与法律——《鲨堡救赎》与《阿甘正传》的一个法哲学思考”，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65) 这是托克维尔从书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就格外关注的，参见《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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