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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7)05-0102-05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在南欧兴起。此后的20多年，这股民主化浪潮继续发展，先后席卷拉美、东欧、亚洲和非洲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现实政治的发展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民主化研究和政治转型研究成为了显学。本文旨在评述当代民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其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为民主化研究提出一个新角度。
一、民主与民主化的涵义
民主在现代政治学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是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它却有着很明确的涵义。那就是将民主限定在政体意义上，指的是以英美政治体制为蓝本、以制度化的政治竞争为核心内容的政体。这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定义，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早期民主化研究，贯穿于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主流民主化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西蒙·M·李普塞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他在其研究民主化的代表作中是这样界定民主的：“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者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1](p24)
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民主化研究，集中于政治转型问题。而政治转型的目标——民主政体，也是指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转型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普沃斯基，对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民主有着精深的理解：“民主是一种处理和抑制集团内部冲突的特定机制，其精髓在于，(1)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是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将追逐利益的行为制度化；(2)特定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能力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安排；(3)尽管特定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利益追逐的结果既不单单取决于制度安排，也不单单取决于特定集团所拥有的资源。”[2]（卷3p56）普沃斯基抓住了自由民主政体强调政治权利分配的机会均等、不重视结果平等的要点，由此论证政治转型的关键是各方政治精英都接受自由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所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
当代民主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塞缪尔·亨廷顿更是旗帜鲜明地维护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指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p4)他反对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定义，认为从经验层面界定民主才有助于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民主定义，则民主化的涵义在西方主流政治学者那里就是指非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其研究内容包括建立民主制度所需的条件、政治转型的战略策略以及如何巩固民主制度等环节。可见，在西方学界，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制度西方化，但奇怪的是，西方主流学者在民主化研究中很少关注西方世界对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二、当代民主化研究概况
当代民主化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延续至今的民主政治前提条件研究和80年代兴起的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与之相对应，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民主化研究进路(Approach)，即亚当·普沃斯基所概括的结构主义研究与行为主义研究。前者是带有宏观取向和决定论色彩的研究策略，着眼于探讨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问题；后者则以政治人物及其战略选择、利益倾向为研究重心，具有唯意志论色彩，属于微观取向的行为研究策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化处在低潮，是自由民主运动积蓄力量和总结经验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普塞特、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小巴林顿·摩尔、罗伯特·达尔、奥唐奈尔(Guillermo O’Donnell)等人开始致力于民主政治生长和生存的前提条件研究。这些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分别探讨了民主制度成功和失败的经济条件、文化环境、阶级基础、历史机遇等方面，试图从中概括出能够预测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模式。
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分析，乃是秉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注重分析政治生活的社会根源。这种传统经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继承和发展，在现代社会丰富的资料收集技术和电脑化的数据处理技术的帮助下，在现代政治学中更加发扬光大。因此，在当代民主化浪潮的研究中，李普塞特等人开创的民主前提条件研究仍然香火未断。李普塞特的“民主的社会条件再认识”[4]一文，以及盖里(Gary.Marks)等人编写的《民主的再认识》[5]一书等，均反映了民主的前提条件研究在面对民主化新实践经验时的反思和调整。麦纽斯(Manus F.Midlarsky)的“民主在农业社会的起源”[6]，凯瑞(Karen Remmer)的《新酒还是旧瓶？拉美民主研究》[7]，南希编著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变化》[8]，拉里·戴蒙德等人编写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经历的比较》[9]、《全球民主的复苏》[10]等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宏观结构主义研究进路，继续探讨民主的前提条件。
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民主化再掀高潮，这为学者们从事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提供了契机。学者们不但耳闻目睹民主转型及其反复与巩固经过，甚至还有机会参与其中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这个时期的学者，除了对民主转型的过程和模式进行描述和比较分析之外[11][12]，更多地关注在民主转型和巩固中政治精英的行为所起的作用，渐成民主化的行为主义研究学派。
在这派学者们看来，在一国之内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其关键不在于该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是否达到临界点。国内政治主体的因素更加重要，民主更多的时候是政治精英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战略互动和制度选择的结果。这种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因素正是从事民主前提条件研究的学者们所忽视的。
由奥唐耐尔牵头合编的四卷本著作《威权统治的转型：民主的前景》[2]乃是行为选择研究进路的代表作。此外还有：蒂·帕玛(Giuseppe Di Palma)的《制作民主》[13]、斯考特·梅沃瑞(Scott Mainwaring)等人编的《民主巩固中的问题》[14]、詹姆斯·迈勒(James Malloy)等人编写的《独裁者和民主派：拉美的政治转型》[15]。主要文章则有：泰利·莱恩·卡尔(Terry Lynn Karl)的“拉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16]，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的“政体变迁的再认识”[17]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民主化研究的这两个方向或两个主要研究策略，不是前者被后者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应该将两者整合起来的观点[18][19]。但是，将研究民主化的两种策略整合起来的最初努力是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中的尝试。亨廷顿在该书中既罗列了促成民主转型的客观物质条件，又总结了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战略策略。不过在学界看来，亨廷顿的这种努力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折中，在民主化研究的两大主题‘前提条件研究’和‘转型过程研究’中走中间路线。”[20]
三、当代民主化研究中的问题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及其研究成果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和预测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
首先，民主化的结构主义学派所揭示的，是孕育了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用它来衡量当代民主化发生的环境，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条件下的民主转型问题。
例如，根据李普塞特的经典研究，经济发展水平是预测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但是这个结论在当代民主化实践面前受到质疑，富裕程度堪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东石油生产国和东南亚城市国家新加坡，并没有发生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转型。而大多数民主转型国家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却都有某种程度的“先天不足”。除了南非，上个世纪90年代经历民主转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低，为世所公认。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东亚率先向民主回归的菲律宾，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富裕的东亚地区几乎是最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300美元。此外，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界限的国家还有印度、巴基斯坦、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玻利维亚[3](p71)。另一个与主流学者们的研究发现相悖的现象是，新一轮民主化许多不是发生在经济发展上升期，相反是在经济严重衰退期，这在拉美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该地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均GDP增长率为5-6%，那时，其威权政体保持不变。而1981年，经济增长只有1.4%，继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债务以来，危机持续加深。该地区的各国普遍开始面临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引起的尖锐矛盾，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而就是在经济衰退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蓄势待发。到了90年代，除了古巴和墨西哥，几乎所有的威权政体都失去了权力。即便是墨西哥，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一党制政权之后，也开始涌动着政治自由化的势头[21]。东欧的民主化也是发生在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际。
在历史上，非西方国家并不具备孕育西方民主制度的市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在拉丁美洲，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强大的军方势力和软弱的政党体制，始终是其民主政治产生和巩固的结构性障碍。历史上的民主政治实践不是倒退为军人强权政治，就是沦为民粹主义政治。非洲根深蒂固的部族政治传统，更是与西方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社会结构相去甚远。实行政治选举和多党制度的结果经常是加剧部族之间的矛盾、影响族群融合。此外，前苏联东欧地区实行的是全能主义政治统治，亚洲的威权政治一向以长期滋养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儒家伦理为底蕴，中东政治中又有着政教合一的悠久历史，所有这些非西方的政治文化，既不能被新生的民主制度完全替代，又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改造使之与民主政治文化相融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是在这种与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的背景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建立或恢复了西方民主制度框架。
总之，以李普塞特为代表的传统结构主义学派所揭示的民主化前提条件，只是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孕育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独特的文化传统、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和国际背景，不可能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复制。在经历当代民主化浪潮的国家中，大致具备西方民主政治所需社会经济条件的，只有拉美和东亚的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时又具备较适宜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也只有毗邻西北欧、与之有着相近历史文化传统的周边国家。此外的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是在社会经济条件远未达到向民主过渡的界限、文化传统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前提下转向民主政治的。新兴民主国家不但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也是后发外生型的民主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面临的是与前两波民主化浪潮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遗憾的是，遵循结构主义研究进路的主流学者，仍然从不可再现的早发内生的视角来观察晚发外生的政治发展现象。
其次，行为主义民主转型研究也不是没有缺陷。在当代民主化浪潮中，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是在并不具备、至少是并不完全具备民主的理想条件下转向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早产的”、“勉强”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更加凸现了当代民主化“主观人为”的性质。遗憾的是，遵循微观行为主义研究路径的学者们，由于没有将行为研究与民主的前提条件研究结合起来，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乃至唯意志论。他们甚至放言：无论本国具备民主政治的条件与否，只要政治领袖和大众具有民主政治的意愿和勇于行动，民主便不再是不可移植到异质土壤中的娇贵植物，而是可以在任何具备民主思潮和民主技艺的地方制作出来的产品[22]。可是，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动员终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便是在具备民主政治的经济条件下，作为后发民主国家，其国民的民主意识的真正来源也是值得探讨的。正如亚当·普沃斯基指出的：民主转型不是因为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危机，而是出现了深入人心的可替代理想政体模式，该模式就是民主政体[2]（卷3p51）。民主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它来自于西方政治文明的扩散效应和威权政体统治下沉痛的历史教训。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如何转变的？而目前从事民主化的微观取向行为研究的学者们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
四、全球视角下的民主化进程：未来的研究思路
今后研究民主化的思路取决于两个关键点，一是对既有民主化研究成果的反思，二是对当代民主化特征和本质的认识。民主化的结构主义研究学派和行为主义研究学派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和预测现实政治的发展状况，其症结在于没能准确地把握当代民主化进程的特征和本质。那么，当代民主政治的突出特征和本质是什么呢？
当代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乃是它的国际性或全球性。民主化显然是一个国际乃至全球政治现象。许多学者或注意到了国际因素在当代民主化进程中的特殊影响，或认识到当代民主政治的全球化发展趋势[10][21][23][24][25][26][27][28][29]。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追求平等和民主的运动从来就不是囿于某个狭小地区或某个国家的事情。170年前，托克维尔就曾经指出：“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时间，到处都在促进民主”。“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在20世纪末，亨廷顿在总结当代民主化浪潮、回顾人类社会的民主运动时，不但将民主政治的发展放到世界历史背景中审视，而且将民主政治作为全球现象来看待，从全球的角度概括了当代民主化的实践经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重要实践活动，它的发生和发展显然离不开客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环境。如果说传统的结构主义比较研究将民主政治仅仅视为西北欧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乃是因为孕育民主政治的特定世界历史环境的影响范围尚小，那么，当代民主化能作为全球现象出现，则是与当代全球社会的发展与转变分不开的，要认识作为全球现象的当代民主化进程，就必须将它放到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中。
人们常以“全球化”来表达当今时代特征，全球化拉近了各国各民族的距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纠缠到一起。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是，其政治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乃至控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汲取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前，多经历过非民主政治所带来的苦涩，在因全球化打开国门之际，这些国家在政治文明方面同样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在自由民主政体所提供的参照系面前，落后政体的弊端暴露无遗，由此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促使政治人物和民众吸取威权统治失败的教训和民主政治成功的经验，经过学习和反思，转变观念，增强民主意识。可见，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是该不该吸收西方政治制度所蕴含的合理内核问题，而是如何因地制宜地学习和借鉴它们的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国内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际化、全球化。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发达国家及其国际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全球化加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其中包括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施加影响，将它们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的平衡更加向西方国家倾斜，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更难以摆脱外来的影响乃至控制。所以在研究当代民主化时，忽视、低估上述来自外部的吸引力和压力因素，将无法全面理解一些国家勉强和早产的民主转型。
“人为性质”是当代民主化浪潮的另一个特征。毫无疑问，政治行为都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都是人为的。但是人的行为无一例外地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里用“人为性质”这样强调性的表述，为的是突出某些脱离客观现实性的超前行为。“第三波”民主化的“人为”性质首先表现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由外部因素直接引起或操纵的，例如，前苏联放弃对东欧各国事务的干预是导致东欧的政治转型直接原因，中美洲的民主化过程历来受到美国的影响极大。第二，当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实践大多是脱离群众、没有社会变革的精英政治，民主转型主要受到朝野上下的政治精英控制，大众自下而上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民主转型的情况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很少发生。亨廷顿对截止到1990年实现民主转型的35个国家的统计中，仅有6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属于接近于暴力革命的“置换”模式。在其余的转型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民主化是政府主导的“变革”模式，11个国家属于政府精英与反对派精英共同主导的“移转”模式。[3](p155)在政府主导的“变革”模式中，政府精英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选择是否开启民主化进程、决定放权让利的限度、控制民主转型的进度，由此而建立起稳定但有限的民主政体。通过“移转”模式进行的民主转型，是由政府精英和反对派精英在谈判、妥协、交易中共同控制的。[3](p330)第三，当代民主化的自主性质，也反映在一些学者们对“制作”(Craft)民主和“促销”(Promotion)民主问题的热衷上面。在当代民主化研究的领域，弥漫着一派乐观情绪，那就是普遍认为民主政治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制作”和“促销”，哪怕是那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民主政治不相容。精英的政治行为如果在本国的社会现实中得不到合理解释，那只能联系国际社会的变化来找答案。
当代民主化的上述两个本质特征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是晚发外生型民主化。它们的发生发展大多不是其本国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相联系，与全球范围的民主风潮密不可分，甚至还会受外部势力的强烈影响乃至干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会不顾本国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政治文化环境，在远未达到的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经济发展域限时，就匆忙和勉强地提前引进民主政治。看来，在历史的某个关节点上，精英的主观意志超越了客观环境的限制，走到了前头，建立起了超越社会经济文化历史阶段的政治体制，当这种体制在运转中发生故障、难以为继时，他们才想起反思其实践所忽视的客观社会经济文化的限制。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注意到应该将当代民主化研究的两大研究取向结合起来，将政治主体行为选择放到其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中来考察。这样的研究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困惑，何以不具备民主生存条件的国家，政治人物和民众会有亲民主的观念和行动。困惑的原因在于，学者们没有给予当代民主化发生的国际环境以足够的重视，国际因素由于全球化的加速而更加突出。从全球视野来看，当代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向西方学习其政治文明成果的过程，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有意或无意施加影响和压力的过程。在国内因素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政治人物的民主行为的地方，从外部因素来寻找答案。这仍是将宏观取向与微观取向结合起来的研究进路，只不过是将政治行为放到更宏大的全球背景下来研究，而不仅仅是将国际因素作为与国内环境因素并列的普通变量对待。
［收稿日期］20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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