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报》视境中的工农兵叙事——《亦报》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农兵论文,视境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8）06-0016-06
一
《亦报》创刊于1949年7月25日，终于1952年11月20日，历时三年多。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两位担纲人物都是1940年代上海滩小报界的弄潮好手。龚之方曾任沪上演剧界市场策划，大凡由他宣传推广的剧目，总是场场爆棚，故人称“龚满堂”。虽然是一个以文化产业获利的出版商，但却与那些见利忘义的生意人截然不同。深厚宽广的文化情怀，豪侠重义的绿林人格，正直善良的文人赋性，又为他赢得了“有所谓‘文化的良心’”之美誉[1]。唐大郎原是一个职业小报记者，下笔如神，立马可待，有“小报神童”、“江南一支笔”之称。
在近代中国报刊史、新闻出版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亦报》的存在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从创刊到终刊的三年多，《亦报》恰好处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拐点”，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近30年艰苦卓绝斗争终于取得全面胜利，建立新政的伟大时期。这一时期，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出版等各方面都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巨大历史变革的特殊时期。
《亦报》由私人投资，是上海解放初，在特殊历史阶段经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特准创办的一份民营小报，其最重要的支持和保护者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本报的采编、出版、发行与党办、官办的各大报纸有很大不同，作者、编者大都是职业小报记者和智识劳动者，如周作人、张爱玲、张资平、卢冀野、齐甘、凤三、柳絮、范定、勤孟等等。其次，解放初期，各大报纸极少编发杂感、随笔、小品和主观抒情性强的散文，本报却有两个版面以登载个人化特征鲜明的散文为主，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人称其为“《语丝》、《论语》、《宇宙风》、《太白》这些当年有名的小品文刊物的缩影”[2]。那些作品，主题、题材和文风都别开生面、独具个性，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无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新闻、出版经过接管、改造、整顿，全国各地所有主流文字媒体仿佛都成了《人民日报》的副本或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改换的地方版，各自的面影模糊不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多元化渐次为整一化取代，公共性逐步为工具性置换，在这样的情势下，这份持续三年多，唯一坚持公共性、大众性和文学性并重的小报，其特殊意义已经不言而喻。
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方生未生的易代之际，世相百态、人生情状往往呈现出最开放、最本真的状态。激扬迸飞、光耀寰宇的诗章，我们早已领略过无数，诸如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等等，读者大都可以信手拈来。那一篇篇豪迈自信、激情喷涌的华彩乐章，溢满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走进新时代”之时浪漫乐观、意气风发的昂扬气概。这种如癫似狂、喜不自禁的热烈场景，在当时任何一种文字媒体和出版、印刷物中随时随处可见。
倘使历史的记录都是这么纯净单调、整齐划一，那么，后人追溯这段历史的热情将会衰减许多。可喜的是，《亦报》秉承上海小报传统，忠于事实，长于细碎琐屑、街巷里弄的日常生活报道，为后世读者复现上海解放初期的历史场景，提供了极其丰富难得的历史元素。这些精彩、生动的珍贵记录，与主流叙事大异其趣，无疑是伟大历史进程中宏大叙事之外的“另类”书写。在这一热闹场景中，破坏与维护，颠覆和建构，总是充满着巨大的张力，构成紧张、抗衡、对峙的关系，并从各自需要出发寻求有效的生长发展空间。
因而，解读《亦报》犹如掀开朦胧历史面纱的另一角落，可以获得既有历史叙述中不曾有过的鲜活感受，填补上海市民生活史的某些空白。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从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成为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当然也是一个十分艰苦的磨砺和锤炼的过程，任何一个从“民国”走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都得经受锻炼、改造和洗礼，才能完成由“旧物”到“新人”的历史性转变。更早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一次讲演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即区分一个知识分子“进步”或者“落后”，“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有一条，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诚心诚意地为广大工农服务。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做到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在吃喝穿住、生产劳动等事事处处、方方面面都与工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同步性，那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否则，不管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何等动听，都不能算作一个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4,5]。毛泽东所建立的评判知识分子进步或革命与否的这一标准，在延安整风时期，被得到认真实施、贯彻，通过教化与强制等各种不同形式和手段，逐步为知识者所接受和认同。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本来是以组织手段和现实需要，外在于智力劳动者的他律，经由不断的学习与改造，后来已经内化为知识者的自律。也即是说，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知识分子工农化，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同质化的“革命要求”，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中已完成了道德化和伦理化的转化。
延安时期柯仲平的现身说法具有代表性。1944年，柯在延安向来自重庆的新闻记者介绍说：“在乡农家里吃馍馍，即使给苍蝇叮过了的，也不可剥皮；和乡农一起睡觉，即使生了虱子，也不可埋怨”[6]97，初到延安或延安以外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想要若无其事地坦然接受这样的事实，而不在心中生出半点芥蒂，只怕难以想象！赵超构曾记录下他访问延安时的一次经历。有一天，他应邀走进一家名为“醉仙楼”的饭馆，只见“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置身其中，“饭菜的好坏且不必说”了，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恐怕是更深刻地理解、认识了工农的饭菜和苍蝇如影随形的关系。[6]135在另一方面说，延安饭馆吃请的“见识”也让这位来自国统区的名记者大开眼界，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明确意识到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打成一片的“革命理论”之确切含义，并有了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和独到而深入的理解。不然，只怕他写不出如此精辟的结论：“苍蝇和虱子是乡农的好朋友，每一个学习的人也就得有勇气和它们成为朋友”[6]97。爱朋友的同时，也把朋友的朋友当作自己的朋友，不正是人情之常吗？赵超构的解读，与后来历史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事实，简直就是天作之合。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切切实实进行自我改造，按什么标准进行，怎样才算达到应有的要求呢？据他观察和分析，就是“当一个知识分子向群众学习，到了农民看不出他一点知识分子的气味，而认他为自己人时，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干部了。他伏在群众里，顺从群众的心理，用群众的语言，而散布着他们所需要的政策”[6]97。只有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才算完成。
三
那些灰暗、泛黄的一张张《亦报》，似乎都在无言地讲述着新政建立之初，各行各业，或大或小或老或幼的知识分子，在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痛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旧习”的浪潮中，或明或暗，以喜以忧，复杂、多面、错综的心态。
活跃在《亦报》里的智力劳动者，大都是旧王朝“遗留”下来的自由职业者，一般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养家糊口的来源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失业、贫困、疾病经常困扰和威胁着他们的正常生活。国民党败退前夕，官场腐败、政治黑暗，权力机构横征暴敛、层层盘剥，兵匪恶霸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奸商巨贾囤积居奇、待价而沽，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所有这些末世景象，无不亲听亲闻、亲历亲见。在困顿与屈辱里终于熬煎过来之后，顿然有一种云开见日、柳暗花明的狂喜。与国民党官员截然不同的新政当局，必定给写作者带来全新的感受和有力的鼓舞。宇宙之浩渺、苍蝇之微末，都可能在思想、情感上引起丰富的联想、强烈的震颤，进而转化为情采飞扬的文字。
这是一则感情倾向十分明确而又饶有趣味的短讯：
某舞场门口跑出来一个飞机头少年，刚巧把一个过路的解放军撞了一个满怀，那解放军忙说：“对不起”，把飞机头少年羞得满脸通红。因此，路人都说解放军这一句“对不起”的话，真是比骂人的话还厉害。骂了他，反也老羞成怒。[7]
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上海市民，当然不会因为能说一句“对不起”这么平常的礼貌用语而感到新鲜与惊奇，产生创作灵感，引起写作冲动。这里的关键在于细心、敏感的叙述者巧妙地将城市青年和工农兵置换成了“飞机头”少年与解放军战士的一组对立形象，以此构成了鲜明的正反、美丑、善恶对比，从而有效地融入“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主流价值体系，即写工农兵、唱工农兵、颂工农兵的时代主题。或许，这则短讯的深刻意义就在于此。与其说这是一则新闻，还不如干脆当其是一则小品——文学性大大超越了它的新闻性。而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认为这条短消息，充分说明了沪上职业小报记者秋毫明察、善于讨巧的本领，显示出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同理，《解放军不吃母鸡》也值得一录。
我乡间家里，招待住着许多解放军。这一批是最近战胜的勇士，所以吃得比较好一些，以示奖励。
昨天他们买了几十只鸡吃，都是公的，没有母的。笔者告诉他们道，母的肉嫩，为什么反捡雄的买呢？
“母鸡能生蛋，留下来让民家买来蓄养吧！”这是他们的答语。你说他们的观念怎么样呢？事情不论大小，总是生产第一。[8]
叙述者以“事情不论大小，总是生产第一”为“文眼”，起点题作用，彰显新闻内蕴民生大计的主题。“笔者”的短浅也就不言而明了。但是，从叙述客体对象的选择上可以清楚地察觉出叙述者主动迎合、参与建构工农至上、工农神圣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指向。消息的内容、形制、语言，并不见得有多么重要的新闻价值，叙事文本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远在新闻性之上。
不知从何时起，坊间流行一句谚语：“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1949年接管上海的解放大军，在洋化、时尚的上海人眼里几乎无不都是少见多怪的“乡下人”。部队进驻上海后，都市街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与喧嚣繁杂、浮华耀眼的现代气息，一定对由乡村突入城市的子弟兵，产生强大、新奇的刺激，好奇感和新鲜感油然而起，“乡下人”的土气与物质贫困相伴而生的无知、懵懂，自是不可避免。在自视高人一等，引领时尚、洋派西化的上海人面前，无论如何都难以掩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窘态，上海街坊的居民，以部队官兵为笑谈者着实不少。善于体察时代风气、社会变迁，思维反应迅速、敏感的记者，脑子也转得特别快，从中也找到了服务工农兵的写作灵感和素材。譬如，凤三的《从抽水马桶说起》就很具代表性[9]。
上海人中有以一部分解放军不知道抽水马桶为何物而可笑的，这些自属上海人中第一流混蛋！林语堂自己是留学生，倒也绘过一幅漫画题名《留学生善用抽水马桶》，以诮这些镀过金的人只谙西洋皮相文明。
我在丹阳亲眼见过解放军协助人民农作，在田里加肥料。请问会替人民以粪汁浇入田里的军队好呢，还是过去一方面有害于人民，一方面又善用抽水马桶与善用刀叉吃西菜的国民党匪军好？
抽水马桶本身无罪，就卫生而言，这东西还是好的。可是，值此仅有万分之一的人民在经常用抽水马桶的时代，何必提倡抽水马桶？人民的生活应该全面提高，我们的远景是将来全国人民都经常用抽水马桶。那时而还有人不会用抽水马桶。才是笑话，此刻对于善用抽水马桶而不必要逗留这大都市的上海市民，也希望他们回乡去农作，非仅不能再用抽水马桶，还要把粪汁浇入田里。
叙述者未必真正熟悉部队生活，了解“解放军”战士的精神、思想、情感，但礼赞执政当局及其部队的意旨却一点不含糊。以上关于“解放军”叙事的几个文本，虽然略嫌肤浅，难免皮相之见，然参与构建新的国家权威话语的主动姿态表露无遗。“解放军”“可笑”与“上海人”“神气”在文本中呈现对立、紧张的关系，在两者并置中，工农大众憨厚、质朴的美德得到凸显，有闲阶级无耻、傲慢的丑态受到鞭挞。从建构意识形态的角度说，其目标和效果与前面所列举的事实具有极强的一致性。
四
在“工农兵至上”、“劳动最光荣”的社会时尚面前，不但“知识分子气”、“书生气”受到极大的嘲弄、羞辱和讽刺，自古而然的“爱美之心”也被视为怪诞、异端，遭到冷嘲热讽。小品《女人的嘴》[10]可以为例：
昨天有位做教师的朋友说起上海的男人已经变了，有一次他坐电车，成百客人之中只有他一人穿着长衫，而女人则不变，头发仍是蓬蓬松松，嘴唇皮仍是涂得血血红的。
对于女人的涂口红我特别不以为然，美不美且不论，我总担心她日久之后中毒，因为口红尽管不是毒药，其成分之中不免含有有害于身体的质素。可是娘儿们爱美成性，只知道漂亮时髦，即使科学证明涂口红真要中毒，大概也“宁死不辞”的。
美国妇女因用靠不住的化妆品而“香销玉殒”者颇不乏人，有心人士为文警告，政府亦想法子防止，而结果无甚用处，因为化妆品杀人是慢性的，不像砒霜之类，一服下就“七窍流血”，所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我与口红公司无仇，也尚未证明口红一定有毒，但假如我的太太出门先涂口红我必问她：“亲爱的，你这是什么目的呀？”
长衫、西服、皮鞋、手套、丝袜等服饰物品及口红、胭脂、香水、指甲油等美容、美白、护肤、保湿、滋润的保健、化妆用品，本来是城市居民日用消费的需要。爱美之心，人人皆有。若就女性而言，长发飘飘、娥眉淡扫，薄施脂粉、轻点红唇，既是人类追求美、欣赏美的正当、合理的权利，也是现代社交活动中体现人性尊严的一项重要内容。应景适时的修饰、装扮和穿戴，大方得体的仪容、举止，不仅能增添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神采威仪和女性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人的涵养、见识和气韵，而且还有唤起个人内在精神活力的效用。青春的美丽，人性之光辉，也将因此增色。但在矫枉过正，强调简朴、节约的时代语境中，个人的生活习惯、穿着打扮、日常趣味，甚至一闪念的感情微澜等等，都可能被放大，被置于政治态度、阶级立场之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广度、高度进行评判。在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胶柱鼓瑟、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面前，合理、正常的感性生命欲望、审美需求，有可能遭到压抑，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建构的政治功利、社会实用的现实需要。
于是，《亦报》里种种妙趣横生的小品、随笔、报道不期而至。诸如检讨在《长发颂》里表现出来的“伪丈夫的偏向与自私”，沉痛反省“主张非长头发的女人不爱”之论调的错误，谆谆劝慰留有长头发的小姐们、太太们狠一下心铰掉翩翩的长发，从此可以省去耗时费力的洗濯、梳理之烦[11]，等等。
又如《香水的末日》，叙事者凛然宣告，不管多么名牌的香水“这种奢侈得厉害的东西”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到了末日，大力呼吁新社会的女性“不再以流香汗为可贵，值得珍视的倒是臭汗，因为他们是劳动者”[12]。
海派文化具有趋新求变、追逐时尚的易变性和流动性，早已成为学界共识。生长在这种文化土壤里的《亦报》，赶时髦、弄噱头的特性十分明显，因而，积极应对社会主流，热情参与国家权威话语建构，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女教师不敷脂粉素面朝天，剪去卷发、烫发，长波浪换成便捷的短发，居然也有正面报道的新闻价值，并被煞有介事地上升到“为了要教育下一代”的思想高度加以认识、阐发，称“教员们的学习是学习人们中最严格的一批”，欣喜地强调，经过半个多月的思想学习，成效显而易见，“旁的不要说，仅以外表论之，女教员们已一洗以往的习惯，看不到敷香粉、点胭脂、涂口红的了，甚至有的竟把烫曲的头发剪短，显得朴实，而且精神振作的样子了”[13]。
女子闺阁情趣的转变，甚至还被赋予了象征社会进步，妇女脱离家庭樊笼，走向社会舞台的时代意义，故有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时亮出“不施脂粉”的旗帜，以为纪念的新鲜事，主张妇女们“踏进新社会，原当祛除旧习惯，别创新作风。新作风的表现，最好是简洁朴素。与其成为不学本领不做工作的红粉佳人，不如做个能劳动能生产的黄脸婆”[14]。
梳妆台前的美学趣味转型与女人的头发革命，与其说是当代中国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志，倒不如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在日常生活琐事、个人私生活中恣意横行，个性自由遭遇严重压抑、扭曲的具体表征。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入主中土，朱明王朝让位于旗人，中华民国取代清室的易代之变，也都曾引起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的重大变革，史书并不缺少此类记载。民国初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历史，更是恍如昨天的事情。
就汉文化传统而言，短衣、粗布，短发、素面，是农业社会农工阶层为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而逐渐成熟的一种服饰文化。其特点是质朴、简约、方便、实用。这种服饰文化，本质上属于农业文明的产物，大致体现了农民群体的文化趣味——尽管农业社会里的乡野女子也有头戴山花、指甲染色的爱美追求，但与宫廷贵族女性和现代工商业社会职业女性相比，乡村女子的穿戴显然更加朴实、粗糙一些。换言之，淡妆浓抹、浅描深画、趋新入时的闺阁情趣在农业社会一般只属于王侯将相、达官显贵的夫人、小姐，而到了现代工商业文明时代，由于职业女性大量涌现，并在各种社交、礼仪活动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因而，美容、美肤，华服盛装才由妃嫔媵嫱的“专利”扩展到民间寻常百姓人家，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现代工商业都市文明在近代中国本来发育迟缓，成熟度非常不够，而且，本来就占据强势地位的农民文化，由于强势话语的支撑，越加具有巨大的辐射功能和同化能力，如果就此形成对城市工商业文明的强力挤压与排斥，必然妨碍、限制中国都市文化的发展，影响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生态格局，甚至还造成高雅文化向庸俗文化让步，精致文化遭粗鄙文化嘲弄的尴尬。
收稿日期：2008-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