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和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历史意义论文,评价论文,时代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09－0053－07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棘手而迫切的历史任务之时，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指导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成功引领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泛起，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再次成为话题的时候，重温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愈感其评价之科学精湛且具有重要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总结经验、开创未来的关键所在，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过激看法和观望、质疑态度同时存在。 (一)教条式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和个人崇拜观念依然盛行 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态度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初露端倪。当时，歪曲毛泽东思想的不良做法普遍存在，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①。林彪在提出“活学活用”口号之后，又进一步为个人崇拜造势，个人崇拜的升温又反过来激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割裂。这种狂热的局面令毛泽东很不安甚至相当反感，他在信中透露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②“四人帮”在篡改毛泽东思想方面较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宣扬成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缺乏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并支持了“两个凡是”的出台，加大了纠正任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盲目崇拜领袖个人错误做法的难度。 (二)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与动摇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些人在经历浩劫之后开始否定我国现行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合理性。如1978年春北京出现的“西单墙”，在“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大肆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如，在上海的所谓“民主讨论会”上，某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③。这种耸人听闻的危言和少数人示威闹事的行径，都暴露出有些人在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采取了极端和偏激态度。这种态度让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很忧虑”：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信仰危机”的当下，“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④。 在海外、在党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错误倾向。来自港台的某些议论“很强烈”，“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至于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某些议论，“有的语言也很偏激，有的态度也很错误”，同样对历史问题采取了“激愤的、绝对化的态度”⑤。 (三)国内外关于我国是否出现“非毛化”倾向的质疑声开始涌现 毛泽东逝世后，国内有不少人担心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是否会出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式的全盘否定。国外则有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如法国经济学家贝特兰认为中国否定“文革”就是立场的叛变，并请辞中法友协主席一职以示异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济将《每月评论》两月的单刊合为《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专刊，他对中国前途和局势的忧虑一览无遗。亚洲国家更是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进展，日本学者在《毛泽东主义的去向：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吗？》一文中初步探讨了中国政局走向，《亚洲概览》杂志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毛主义的遗产”和“毛以后的中国”等问题的会议⑥。 注意到了这一复杂局面的邓小平反复强调：不损害毛泽东光辉形象、不动摇毛泽东思想旗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⑦。胡乔木也由此提出：第二个历史决议要注意给社会主义事业同情者呈现“理想”和“远景”，而不能使其感到没有“奔头”⑧。 从上述三种不同态度来看，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需要高举和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育人民、统一力量的理论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能否在万众瞩目下维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形象的政治问题。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 深谙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要性的邓小平，相继作了多次专题讲话，先后17次与国外各界人士论及这一话题，并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原则。在他的努力下，党内外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在剖析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提出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要完整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它。他指出：在相当多的领域，对毛泽东思想“各取所需”式的这种片面宣传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⑨。他深入分析了孤立地摘引毛泽东词句的非科学性：“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⑩。他还具体分析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歪曲，如打着毛泽东的名义，将知识分子批判成“臭老九”；生搬硬套毛泽东“自力更生”的倡议，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谴责为“洋奴哲学”等等。在总结这些教训的同时，邓小平主张理论工作者“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11)。第二，邓小平提出要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重申这一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为这一思想做出了贡献(12)。第三，邓小平强调要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它并不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所谓“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要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难免出现的个别失误论断，“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3)。而“‘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4)，这些错误的出现，“正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违反了毛泽东自己正确的东西(15)。 通过对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内涵和外延的几个关系的诠释，邓小平科学解答了“什么叫高举，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的系列难题。而他对集体智慧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作用的强调，也有助于削弱非理性的个人崇拜和孤立静止的僵化思想。 (二)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的功绩第一错误第二 在论及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具体影响时，邓小平主要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看法：第一，领袖是人不是神，对其应该尊敬而不是迷信。邓小平谈到：“列宁所讲的领袖是多数”，但是中国人将其神化了(16)。他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17)同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都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18)，如《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等文件，“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19)。由此可见，领袖是集体领导中的杰出一员，将其顶礼膜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将其全部观点不加区分地奉为圭臬不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第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一再强调：“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20)。他进一步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并“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21)他还强调“即使是毛泽东晚年也不乏正确思想”，如关于“对立统一”和“价值法则”的分析、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反霸统一战线”等观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最先提出，等等。所以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22)第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非他一个人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是制度使然。邓小平回顾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从1957以来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毛泽东晚年的这些错误在其伟大的一生中，是没法与其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的，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且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着本质的区别(23)。他特别指出：毛泽东晚年的这些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如当时“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24)。他进一步强调：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毛泽东“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25) 综观邓小平的阐述，纵向比较了毛泽东一生的不同时段，横向联系了同时代其他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突显了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在其中的影响。他对毛泽东最大的历史贡献作了科学界定，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中国道路，并分析了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也难免有的缺点。前一界定被后来的领导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的周年讲话中所坚持，后一分析也与毛泽东生前对自己的评价相符，毛泽东不只一次说道：世界上没有圣人，自己也有缺点和错误(26)。这些阐述，有力说明了既不能神化毛泽东，也不能诋毁毛泽东。 (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搞好四个现代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并未止步于对过去是什么、现在怎么看的引导，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未来怎么办的建设性方针：第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运用理论应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列举了某些人在实际工作中忽略这一精髓的具体表现：“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27)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表现的实质：“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脱出来”(28)，“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29)。他号召解除思想枷锁，倡导从实际出发，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30)。第二，要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进行好现代化建设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坚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看，“我们倡导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倡导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来看，“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31)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周恩来同志宣传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32)。正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33)，所以，“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这些分析既回应了“非毛化”质疑，又表明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克服“离开发展谈坚持”或是“离开坚持谈发展”倾向的迫切性。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和历史意义，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34)。 三、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不仅在当时肃清了思想上的混乱，促进了社会的历史性变革，而且对于今天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相关历史的前后阶段、把握两大理论体系的关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都能提供重要的参照或思路。 (一)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的抵制和批判，有力论证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老路”和“邪路”都不会有出路的道理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所面对的“左”和右思潮，实际上代表了两种错误的道路主张：一种是以固守以往领导人的指示和论断为特征的僵化思想，亦即主张维持原样、继续沿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另一种是以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表征，实际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邪路”。正因为思潮内容与道路取向的密切联系，对思潮表征的彻底批判，也就明晰了中国将去往何处的道路选择。所以，邓小平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的有力抵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开启意义非凡。江泽民曾指出两者的关联：“历史把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35)这一经典的论述也相继在党的领导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得以再现，从中可见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路”的极端重要性。 在时过境迁之后，邓小平本人也多次强调反对“左”、右错误思潮，坚持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顺利开展的必要性。1985年，他回顾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对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他还提到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防止这股思潮的再次泛滥：实行开放政策与刹住自由化风气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36)。对于“左”的错误思潮，邓小平也多次提到其危害。他分析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37)，“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38)针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潮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他还表明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39)。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强调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也是抵制和回击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同评价背后“老路”和“邪路”主张的时代需要。这两大科学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效抵住了苏东剧变的冲击，经受住了考验，并谱写了大国崛起的篇章。然而，这些年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定性的评价后，有些人仍刻意放大改革开放过程中某些难以避免的问题，重提“老路”和“邪路”议题，这种议题所体现的封闭僵化、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与当年如出一辙。在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应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40)。 (二)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全面评价，为深入理解“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参照 邓小平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评价是与对其所领导的时代发展状况的评价相结合的。他曾经指出：否定毛泽东这一个伟大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41)；历史决议的起草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一年的历史，因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不了解历史，只看到“文化大革命”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到毛泽东的整体贡献(42)。他有关毛泽东时期历史影响的评价和论述，为现在我们深入把握“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路。 邓小平对建国后毛泽东主政的三十年的总体评价表明这一时期的党史不容否定。他逐一简要评述了三十年的各个阶段：建国头七年成绩获得公认，缺点是“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是严重、全局性错误，但是，期间也有“二月逆流”等“健康的方面”(43)。他还概括了建国以来农业、工业、科技取得的突出成就，论证了“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面貌一新”(44)。他进而将建国以来的历史整体形容为：“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也走过了一些弯路”(45)。从他的评价中不难感受到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之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功绩。有学者分析说，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虚无”研究和“重新”评价。若能深入领会邓小平的评价方法和作出的科学结论，虚无主义便失去了鼓噪的空间。 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和成绩为改革开放作了铺垫，说明了前后三十年之间存在毋庸置疑的继承关系。邓小平从物质基础和路线方针两方面肯定了前三十年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影响。1980年，他指出：“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他进而提出了“依靠上述物质条件和经济工作方针，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和要求。(46)在另一场合，他概括了1978年以来对毛泽东时期思想遗产的继承：“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除了强调恢复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外，他还提及：在发展目标上，“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在建设方针上，“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意识形态上，“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三不主义’，都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执行”；在思想道德方面，“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良好风尚”。(47)由此可见，前三十年的发展为后三十年的跨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任意割裂两者之间有机联系的做法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 在分析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财富的同时，邓小平也诠释了对已有制度和路线进行变革的必要性，体现了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超越和发展。1980年，邓小平在肯定继续毛泽东未竟事业的同时，就强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8)。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继续发展”的最好体现，邓小平多次阐述了在现有基础上实行变革的不可阻挡性。如强调“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搞改革开放，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49)。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明，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绝非仅仅是时间上的延续、阶段上的更替，而是有着质的飞跃和变化。在强调对现有制度和路线改革式发展时，邓小平指出了改革并非对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否定，而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50)。可见，绝不能因为前三十年的重大影响而否定后三十年的历史性变革，也不能因为后三十年的剧变和突破而否定它与前三十年的沿袭关系，两者是有着重大区别和重要关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同探索阶段。 (三)强调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准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后，国内外有人因这一定义并未提及毛泽东思想而产生了“去毛化”的疑虑，这种猜忌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文四次提及“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也赫然写着“毛泽东思想”。而且，重读邓小平关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论述，就能深刻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 从邓小平关于搞好四个现代化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坚持等谈话不难理解，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不仅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族化的语言风格等思想理论脉络，而且共同承担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使命。遵循这条探索之道，两大理论之间表现出三个层面上的联系：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的成功探索被继承，亦即毛泽东思想中的相关论断被动态坚持。除了前文提到的邓小平在发展目标、建设方针、意识形态政策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还有学者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对其它具体观点的坚持，如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关于把社会主义分为‘建立’和‘建成’以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思想(51)等等。这些理论的渊源也体现了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52)的政治立场。第二个层面是毛泽东探索的曲折经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所以，“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53)邓小平关于生产力的有关论述更为直接地说明了毛泽东时期的曲折探索对后继理论的影响。他曾经提到：毛泽东的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54)。有鉴于此，他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55)。第三个层面是面对毛泽东探索时所没遇到的新情况和新挑战提出了新思想和新论断。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平发展的时代观等多方面，“讲了老祖宗和毛泽东思想都没有讲过的新话”。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继承、发展、超越，“进一步证明和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理论生命力”(56)。 正是在这样三个层面的关联中，邓小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而包含了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现出“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57)，“去毛化”的非议无疑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 (四)对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分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启发 今天回顾邓小平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独到分析，仍有助于我们科学运用这一思想，而且对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乏启迪意义。例如，他对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本人是毛泽东思想创造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论断精神的重申，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要重视吸收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注重考察中共领袖人物与理论工作者的共同作用。又如，邓小平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强调要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只会摘录语句或是甘当“收发室”。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绝非一劳永逸的事业，应在量变的日积月累中达成质的飞越。再如，邓小平提出了要科学、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精髓，提出要研究《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让人学得有味道”(58)等普及要求，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一定要讲求宣传和学习方法，一定将其从字面内容切实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才能将其真正变成群众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 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59)这一评价准确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邓小平的科学评价不仅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且越发显示出他当年的理论魄力和政治远见，体现了他重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高度理论自信和政治自觉。 收稿日期：2014－08－10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④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1日第1版。 ⑤参见张素华、边彦军等：《访龚育之：两场革命·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⑥参见成龙：《否定背离，还是继承发展：海外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⑧《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35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298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298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307、36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32页。 (26)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72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374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79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35)《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2006年版，第347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4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42)《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303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0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1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311、322、351、244页。 (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375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369页。 (51)肖贵清：《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1期。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4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72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34页。 (56)李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57)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第1版。 (58)《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页。 (5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标签：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粉碎四人帮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文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