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题及其在当代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题论文,帝国主义论文,列宁论文,有效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5－0008－10
把列宁思想与21世纪关联起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以至于在一篇文章中无法使之得到详尽讨论。因为列宁的思想覆盖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哲学诸多问题。基于这一观点，我将讨论的主题限定在列宁思想的一个方面，即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世界的关联。
一、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1]411；“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333。“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1]336，并且“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1]345。
在分析帝国主义的源头时，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开始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1]400－401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阐述主要有如下要点：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第三，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第五，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二、垄断的巨大发展
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不管你在工作还是在家，不管你是醒着或者睡着，你都无法摆脱垄断。世界500强企业，其雇员只占世界人口的0.05％，却控制着世界经济产量的25％。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排名前300的跨国公司，占有了世界生产资本的25％[2]。据《经济学人》估计，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以及各种金融公司的联合资产达20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资本的60％(参见1993年版《胡佛全球商业手册》)。仅1％的跨国公司就占有全球外商直接投资50％的股份(参见1993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根据2011年10月最新的研究表明，有1318家公司采用连锁占有。这些公司中的每一个都与两家以上的公司联结着。通常，它们会与20家公司有关联。进一步来说，尽管它们代表了全球营业收入的20％，但它们根据各自的股份来集体占有。世界上多数的绩优股和从事制造业的公司代表了全球收益的60％。更深入的调查发现，超过147家联系紧密的公司组成一个“超级实体”，掌握着网络总财富的40％。“事实上，不足1％的公司就能够掌控网络总收益的40％。”前20强企业中的多数都是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和高盛集团。这份研究的作者以麦克莫兰铜金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铜矿的提炼商。它的董事持有全球1％的股份，“不仅控制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和铜矿公司，还与超过24家大型跨国公司、银行、基金会、军事机构以及政府机构有业务往来。这12人的董事会是一张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紧密的网，它们密切联系并且影响着其他大型公司的决策，它们年收益约2000亿美元”。[3]
世界30％的产出来自跨国公司，它们占有70％的世界贸易以及80％的全球投资[4]。这些企业当中最大的一家所拥有的收益几乎超过个别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据1996年的一份研究显示，世界前200强企业的总销售额远远大于世界经济活动的1/4。除世界九大经济强国以外，他们的联合销售额大于所有国家的总经济收入。换言之，他们超过了182个国家总共的经济份额——据最新数据显示，已经达到191国。如果我们除去九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巴西、加拿大和中国)，剩下的182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6.9万亿美元。而200强企业的联合销售额就达到7.1万亿美元。
200强企业有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它们所拥有的财富几乎是人数占世界人口4/5的贫民的2倍。全球45亿贫民仅拥有经济活动中的3.9万亿美元。这仅仅只是200强企业高达7.1万亿美元的总收益的一半多。这意味着全球财富不均衡地集中在富人手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数据显示，世界各国85％的国内生产总值被全球1/5的富人所控制；而4/5的穷人只掌握着15％(参见安德森和卡瓦纳的《200强——全球企业力量的崛起》)。
15个跨国公司中的少数几家控制着20个关键的商品市场。它们控制90％的世界小麦贸易，70％的大米贸易，80％的茶叶和咖啡贸易，90％的木材、棉花和烟草贸易，80％的铜矿贸易，60％的石油贸易，90％的铁矿石贸易以及90％的凤梨贸易。
排名前五的公司其多种商品销售的市场份额占到35％～70％。1993年3月27日《经济学人》展示了1992年五强跨国公司全球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他们在耐用消费品市场占到70％的销售额，而汽车和卡车市场为58％，航空领域为58％，航天领域为55％，电子元器件市场为53％，石油、个人电脑和媒体产业为50％，钢铁市场为50％。
在我完成《帝国主义的，衰败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到现在只是很短的时间。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垄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到1999年，疯狂的企业并购获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它们的交易总值达到了迄今令人无法想象的34350亿美元(参见2000年1月28日的《金融时报》)。仅就美国而言，1999年企业并购而带来的财富就达到17300亿美元——超过1998年的16300亿。1999年上半年，TMT产业(互联网科技、媒体和电信公司)以4450亿美元的成交额完成2900笔交易，而1998年全年的成交量为4880亿美元。
如果1999年作为标志性的一年，企业并购的利润在2000年仍有所攀升。正是这一年出现了公司史上最大的一桩并购案。沃达丰通信公司以2030亿美元收购曼内斯曼集团，而美国在线公司以182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总之，根据《汤姆森金融》的一项纪录，在2000年对外公布的交易额超过34950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并购的数额变得越来越庞大。
在2005年4月到2009年9月如此短的时间内，单就英国来说，其公司的国外收益就达1911亿美元(参见2010年5月4日的《金融时报》)。2010年，全球并购总额达2.4万亿，较前年上升7％；而2011年则超过2.5万亿美元[5]。
不断发展的垄断以及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掌控着不断合并的企业。这些现象都在向哪怕是最坚决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发出警报。面对着世界最大的商品贸易商嘉能可国际公司以及矿业巨头斯特拉塔公司之间至今仍未完结的并购案，甚至是像英国金融资本的发言人也在《金融时报》上表达内心的不安：“联合的企业将控制国际贸易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热媒生产。同样在石油市场，沙特阿拉伯一国生产的原油将是过去的三倍。嘉能可和斯特拉塔公司将享有国际锌市场股份的四分之一。在铜矿方面，跨国公司将通过市场的力量控制世界供应的上限而占尽先机。这样的局面会让任何一家企业都感到焦虑，它甚至成为能源生产和制造的一种关键的投入方式。由于缺乏竞争，生产者的定价能力会增强。这不仅仅是对商品所有者而言(这常常是穷国家)，也包括石油购买者。”另外，合并后的企业“能够轻易地为实物交割提高额外津贴或者为产品生产以及装船进度设定时限，以达到使商品购买者自愿付出最高的价钱”。《金融时报》总结道：“对于这两家企业和他们的投资者来说，毫无疑问存在着天造地设的姻缘。而对于顾客而言，企业合并的结果仿佛使人堕入了地狱。”[6]
六年前，新美国基金会的巴里·林恩是如此关注经济联合力量的壮大，以至于他问到：“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摇醒我们去驱逐日益握紧国际市场的金融寡头？尽管他们不断增长的力量扭曲了我们的生产系统和自由市场，但警钟却没有长鸣。”[7]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他还参照2005年宝洁和吉列公司的大型并购案，食品加工企业的合并，还有沃尔玛占有美国商品市场30％的份额，四家公司攫取英国超市94％的销售额，耐克和阿迪达斯持有全球运动服饰60％的市场份额这些事实，以及实际上近三家公司就掌握了全球铁矿生产的75％的状况这样的垄断，他说道，会导致通过腐败产生垄断利润和争抢政治权利的结果。但情况常常如此，善意的垄断资产阶级评论家认为，这座高峰常常以一件小商品的交付而终结。无需讶异，林恩先生总结道：“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比如垄断)的目标是成为商业中最长寿的一个——生意做到哪儿，他们的边界就圈到哪儿，并设法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负担重税。我们很快意识到，保卫我们自由市场的行动是必需的。在其他行动中，更多的反托拉斯强制行为被需要。简单地禁止垄断力量发生作用还不够。真正相信自由市场的人承认，除了收回垄断所被赋予的权力之外别无选择。”
很明显林恩先生没有注意到，他如此渴望的自由市场系统早已远离我们。当市场从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时，自由市场在一百年前就此结束，并且再也没有返回。未曾有过从垄断资本主义向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复辟——除非通过垄断资本主义的垮台而走向社会主义。
三、全球化——传统帝国主义的新标签
全球化(对帝国主义的精确且科学的资产阶级的表述)只不过是以帝国主义和投资机会不足为中心的资本过度积累的进一步显现。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a)通过并购、原国家产业的获得和私有化而实现的经济的高度垄断；(b)还有我们短期能看到的，银行合并和金融资本对经济的进一步支配；(c)不断增加的资本输出；(d)国际垄断企业合并的加速进行以及对世界再划分的激烈反抗；(e)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而减少社会工资；(f)通过使各种、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规则失效而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g)最后，在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增加；(h)强势国家之间重新划分世界的激烈争斗以及受压迫民族不断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从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到哥伦比亚和南斯拉夫。因此，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不管你在工作还是在家，不管你是醒着还是睡着，从你出生到死亡，你都无法摆脱垄断。用列宁的话来说：“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1]327
四、银行资本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362“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列宁说道，“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1]346。
银行合并，甚至是在列宁的时代，迫使银行家“决不越出最温和、最谨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围”[1]351来观察经济问题，列宁如此总结道。德国在1914年被300个金融巨头所控制，并且这一数字在不断减少。
金融资本的集中以不可逆转的速度在加快。如果说1997年31家银行聚合了10.4万亿美元的资产，那么到2004年仅世界前十强的银行就融合超过7.5万亿美元。像工业那样，银行业也如此，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就是集中再集中。伴随着每一个十年的过去，金融资本以这样的方式增长，银行的数量在快速地减少。从1890年到1920年的30年间，英国银行的数量从104降到20，减少的比例达4/5。并且，所有存款和现金都落入了几家银行的手中。而在1900年24家银行掌握68％的股份制存款。到1920年，5家银行就掌控这类存款的86％。
1997年，英国银行业的局面是被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称为的“四巨头”所控制，即巴克莱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米德兰银行以及劳埃德银行。如果是在1953年，当时最大的5家银行的收益几乎有1000万英镑。据《周日独立报》预测，到1997年5家银行(因为从它们中脱离后，阿比国民银行实际上就成了第五家大型银行。很快，哈利法克斯银行也效仿此举)中的任何1家税前盈利已超过10亿英镑[8]。今天经过多次合并和收购后，英国零售银行业务依然由4家联合银行控制着：他们分别是如今收购米德兰银行的汇丰银行、收购国民西敏寺银行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TSB集团以及巴克莱银行。他们高达7.7万亿英镑的联合资产已经是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倍。
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业也大同小异。法国被3家银行所控制——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这3家银行旗下的资产是法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倍多。瑞士则被2家银行控制——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其所拥有的资产相当于瑞士GDP的7倍。仅荷兰国际集团这1家银行就控制着荷兰的银行业，其资产是荷兰GDP的3倍。甚至是德国银行业，相对而言其发展较小，但也有4家银行控制着——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德国裕宝地产银行以及德国邮政银行。它们的资产相当于整个国家的GDP。
在美国，最大的5家银行握有一半的银行资本，这几乎是其20年前资产的2倍。这5家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美国富国银行集团和美国合众银行，其联合资产超过4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一半多。所有这些银行被认为太大以至于会衰败。自从近期由金融系统引发的帝国主义经济危机迫使美国、欧洲和英国政府投入庞大的救市资金，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评论员也开始说，如果这些金融机构过大而将倒闭，然而也正因为他们太大而可能得救，到最后政府将不得不放弃暗地里保障银行偿债能力的承诺。通常的银行仅仅是帝国主义金融构架的可见部分。此外还存在价值16万亿美元的影子银行业，其操控外部的银行监管，行使着史无前例的权力。影子银行业的资产比起严格意义上的银行资产要多出13万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向“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成百上千的钱箱制造出一幅可与由高科技配件所组合成的电路板相媲美”的图景，吉里连·戴特在2010年11月19日《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参见《影子银行发展蓝图的公开》)。
帝国主义金融机构的工作提醒我们，卡尔·马克思在观察他所处时代的信贷系统时做出如下报告：“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9]马克思那个时代的高利贷活动以及银行系统的寄生现象和今日类似但规模庞大的金融活动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五、金融资本的统治和腐败
影响力、权力、庞大垄断的统治甚至让全身心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感到害怕。迈克尔先生(Michael Pinto－Duschinsky)在1999年5月12日《泰晤士报》上写道，这是他关于垄断所能引起的灾难性影响所不得不说的：“目前我意识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不见得偏执的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对大型银行和工业巨兽产生深刻的怀疑。事实上，认识垄断企业和跨国企业是现今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民主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参见1999年5月12日《泰晤士报》)
忘记或无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1]336这一事实；不在意过去资本主义市场中自由竞争反抗垄断的事实，迈克尔先生补充道，这些“利维坦们不靠自由市场的规则运转。他们至高无上，几乎超越了民主的控制……选民们仍然对此挑衅不得而知”。他举了德国尤其是德意志银行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在此他强调了与本文论证无关的几个注意事项，但并没有丝毫减损他论证本身的有效性。“如此巨兽(德意志银行和类似垄断组织)”，他说道，“靠威胁政府将他们的资产和工厂转移至其他国家如此简单的说辞来说服政府。这种威胁能够有效地保证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下台。像德意志银行这样的机构拥有着深层的能产生微妙影响的资源。他们的收入和管理层对于上述的政客和官员如同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对部长或官员关于就业前景的暗示能对稳固合作产生奇特的效果”(参见1999年5月12日《泰晤士报》)。
不过，根据这位绅士的观点，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但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1]372。事实是“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1]343，事实就是“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1]432－433。事实就是“金融资本竭力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10]，并且“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1]343。
不可能回到传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危机过后，人们以最反叛的方式追逐自由资本主义。人类只能在科技革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以及帝国主义时期所获得的社会主义生产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对帝国主义的推翻而前行。
六、资本输出
我们现在必须处理资本输出这个问题。“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1]376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所有者和商品生产者的分离，金融资本从工业资本(这是依靠从企业家那里吃股息生活的人的结果)中分离。这种情形在帝国主义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比例——金融资本利用依靠股息生活的人和金融寡头的优势而统治时代。
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还出现“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引发“大量的‘过剩资本’”[1]376。这种“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1]375。资本输出之所以出现在于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1]377。因此“过剩资本”的输出成为必要。进一步来说，在经济活动的每个角落创造国际垄断组织的压力远远大于列宁时代。这要求以垄断和攫取带来的过剩的资本进行输出——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当然，如果资本主义能够用过剩资本来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自然不会有过剩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常常论争的一个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如果这样做，他就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应当存在于获取利润的生意中。所以，输出“过剩资本”，将其分配到资本自己可以创造利润的地方。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1]376－377
自列宁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的输出已经得到巨大发展。在1983年至1995年13年间，根据1995年6月24日《经济学人》的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同贸易相比增长了5倍，比世界输出高出10倍。
尽管可以把跨国组织亲切地称为增长的引擎，1992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料，还是让我们看清了少数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重新瓜分世界的跨国公司的企图。1990年，这份报告说道，对外直接投资(FDI)额达到2250亿美元这一史无前例的数字。在1985年到1990年间，FDI年增幅为35％，超过世界13％的出口以及12％的GDP。在1987年到1992年这5年中，FDI加倍增长。在接下来的5年即1992年到1997年里，FDI在1997年再次双倍地增长，达到464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远远超过了世界产出或贸易的增速)，到1996年达到3330亿美元。这笔数目中，有149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接下来的3年见证了FDI持续陡峭的上升：1998年FDI达6500亿美元(其中1780亿美元进入发展中国家)；1999年上升为8650亿美元(其中2080亿美元进入发展中国家)；到了2000年，FDI突破1万亿美元的大关。直到2007年，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FDI已攀升至19318亿美元。自此，由于帝国主义近期的危机，增速有所放缓，但数量依然大于2000年所达到的。例如，2008年FDI达16408亿美元，2009年戏剧性地降到了9059亿美元，到了2010年增加到10787亿美元，2011年又增加到12933亿美元。目前这些巨额资本输出以及并购活动正主导着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工业化(帝国主义)的国家。
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下降的巨额利润，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投资(从1998年的178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2080亿美元)。其中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1万亿美元，有大约1/4流入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增加后者的盈利。我们还可以根据如下事实得出上述判断，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互联网的私人资本开始涌入发展中国家，并且以年均15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到1996年已经增长到2410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要列入考虑范围，他们中有2/3是这样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埃及、香港和台湾(最后两个应该看做中国的一部分)。仅中国1998年就有45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1999年为350亿美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国家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报率被估计为17％，而在帝国主义国家投资只有2倍的回报率。因此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个显著的增长，得益于第三世界国家密集且廉价的劳动力。无需惊讶，1996年11月2日的《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利就考虑过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而美国投资银行会这样问：“你愿意雇佣谁：1个德国工人，2个美国工人，5个(中国)台湾人或者128个中国人？”
所有这些却在给帝国主义国家和受压迫国家的无数工人制造着痛苦。所有科技的收益和劳动生产的巨大回报都在催生金融处理的天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马克思的时代只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除非并且直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推翻帝国主义，这将是他们的清除剂。
七、贫富差距
资本主义垄断阶段造就了少数几个放贷国家。他们进行资本输出，剥削世界余下的所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当这些资本输出国的资本主义加速发展，“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1]378－379。尽管如此这却导致，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不均衡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和受压迫国家内部存在着贫富的差距。
近200年来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比率被刊登于1999年夏天的《人类发展报告》：1820年为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3年为44∶1，1997年为72∶1。有许多国家的年人均GDP为300美元，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只占世界人口的0.13％就拥有32.8万亿美元的资产，即56.6亿人口年收入的2倍多。这说明80％的世界人口都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目前世界上仅1000多个亿万富豪就坐拥3.6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富的人，卡洛斯·斯利姆的资产估计有530.5亿美元。比尔·盖茨以530亿美元居于第二位，沃伦·巴菲特则以470亿美元居第三位。根据联合国估计，占世界人口2％的富人享有全球过半的财富，而世界底层的一半人口只拥有世界财富的1％。甚至是在富裕国家，大多数人口也只有少量的财富。在英国，一半的平民共有5％的财产；在美国，则是2.8％。
八、富裕国家中的贫穷
富国的部分人口并未免除资本主义普通工人的待遇。以下是若干事实：在经济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超过一亿人口活在贫困线下。他们中有超过4000万的失业者。每年仅毒品的支出就超过80个国家GDP的总和。5000万美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并且每5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文盲。
根据1999年10月美国农业部的研究表明，9.7％的美国家庭在1996—1998年这三年间“食品得不到保障”(用简单的语言——忍饥挨饿)——这一时期是“二战”后美国，作为最富裕和最有权威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的最繁荣的时期。在英国，即另一个富裕且有权力的帝国主义国家，5600万的人口，其中1200万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中，比如收入在人均家庭收入一半以下。这1200万中有400万是孩童。可见资本主义很少能够面向绝大多数人：要么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心，要么就是受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
九、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
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常常受到抑制，这些国家的人民被剥夺自由和被限制进行经济活动。所以，只有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市场”才能保证他们空前的繁荣。既然如此，感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变节行为，那么复辟发生了吗？苏联：产量和人均收入都减少一半以上；生活水平有明显的下降；男性的平均寿命在1990年到1994年减少6岁(从64岁降到58岁)；曾是苏联人民引以为傲的免费的医疗服务、教育体系、育婴堂、幼儿园和度假村消失殆尽。作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俄国经济下降到像荷兰这样一个小国家的经济水平；从1932以来苏联不存在失业现象，而苏联的失业人口估计达到4000万。苏联工人阶级所生产的财富被贪官污吏和黑手党人侵占，而多数人民已经到了贫困边缘；兄弟之间友好的情谊已经被利益所代替而手足相残；卖淫、酗酒、吸毒、贩毒、贩卖人体器官和暴力犯罪、无家可归以及自由市场的种种衍生物流行起来。总而言之，过去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降为了第三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负担着累计近2000亿美元的外债，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之间国有资产流失约3000亿美元。
根据1999年秋天发布的数据，今天35.3％的俄罗斯人(总人口数为1.46亿)即517万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线以下。并且通过出生率的减少和死亡率的增长的相互抵消，这部分人口每一年以近100万的数字在减少。
自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东欧的所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妇女和儿童遭受了最深重的灾难。根据发布于1999年11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1.5亿来自东欧和苏联的儿童中约有20％无家可归。根据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性奴的现象迅速地蔓延这些国家。报告说：“估计每年有50万来自东欧和独联体的妇女被交换至西欧。估计有1.5万名俄国和东欧人为德国红灯区工作。在荷兰57％的应召女郎的年龄在21岁以下”。如此这些，为了完美的自由和繁荣，俄罗斯回到资本主义，今天这些国家的民族尤其是苏联人民都曾亲眼见证并受益于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他们因此怒火燃烧。对于推翻盗贼统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统治缺乏合法性。人民要求抹去资本主义复辟的卑鄙以及社会所面临的痛苦。掌握这些国家的偷窃兄弟会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到今日已经变得越发尖锐。
十、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划分
“毫无疑问”，列宁说道，“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1]391。无疑，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恰恰是前垄断资本主义向垄断发展阶段的转变时期)见证了帝国主义力量之间为争夺全球而展开的惊人的无比激烈的抗争。但全世界并未被这些力量所占有。曾经全球各部分是完整的，但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间不均衡发展，只能再次划分和分割。这个观点只适用于“一战”和“二战”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解释的理由无效了。多数殖民地都试图获得政治独立，但帝国主义能够制定机制，使这些形式上独立的殖民国家受控于帝国主义而彻底被财政、外交军事和军事独立所绊住。换言之，殖民主义为新殖民主义开道。事实上，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现存在一种从政治独立退回到半殖民国家的运动，诸如韩国、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巴尔干半岛各国以及尤其重要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都是这个倒退运动的例子。
通过联盟、军事基地的分布、一系列傀儡政权的扶植以及通过经济力量、金融资本都能够使几乎全球陷入一张依赖的网中。实际上，有一种说法是几乎没有一寸土地没有被践踏过。因此，尽管不存在许多真正意义的殖民国家，尽管多数国家被赋予政治的独立，现今世界的特征大体上和20世纪初是一样的，即分区成为众多帝国主义国家势力范围。事实上，围绕美国、欧盟和日本这3个帝国主义集团为势力范围的再次划分已经陷入疯狂的争斗。南斯拉夫战争，对海湾地区的占领，英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在战前先行的狂轰滥炸，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挑衅，好战的北约联盟欲扩大版图至俄罗斯的疆界，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近期美国间谍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对台出售精密武器，欧盟企图建立欧洲军队，美国违反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而建立导弹防御计划的决议，对非洲的代理人战争，美帝国主义对阿富汗人民的野蛮战争，英美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掠夺性战争以及持续地对他国的殖民占有，利比亚战争，建立第三经济集团的尝试(在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所有这些只能解释为一种复杂但疯狂的违背道义的公然的瓜分世界的内容。或早或晚，除非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阻止，这些帝国主义集团或者他们中一些国家的联盟会彼此开战。
阿富汗战争与“反恐”无关，而伊拉克则与限制“大量杀伤性武器”有关。这些几乎使美帝国主义垄断了从中东地区到苏联的东方共和国广袤地区的石油资源，确立了美国对世界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美国统治阶级坚持不仅对受压迫民族而且包括与之竞争的帝国主义力量的霸权统治——部分是因为在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部分是因为对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的控制。
现阶段，美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包围，它认为中国是真正威胁到它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统治。美帝国主义被最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击，试图通过战争来延长生命，这些企图不仅对受压迫国家，还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因此，在澳大利亚驻军，在中国附近水域增加敌对活动，对台湾的支持，巩固与日本的孤立中国的联盟，支持西藏达赖喇嘛的叛变活动以及试图鼓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反对。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美帝国主义支出7000亿美元军费，其大部分用于防御。
美国庞大的军事支出是侵略战争的前兆，它正在为全世界人民储备弹药。用美国一位将军的话来说，“你不认为我们是在把所有的钱财都花费在军事上并且让军备停放在车库里吗？”托马斯·弗里曼，一位反动记者，在1999年3月28日《纽约时报》极其公正地说道：“对于为全球化工作，美国不必担心要表现得像万能的超级大国那样。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没有隐藏的拳头是没法工作的。麦当劳没有麦道公司F15的设计师就不能繁荣，让硅谷科技能够安全发展的看不见的手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美国拥有的数以百计的海外军事基地，在那里超过25万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前就已驻扎。此外美国正努力构建他的导弹防御基地，这一基地旨在使俄罗斯和中国的防御陷于空虚。
十一、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的加剧
当所有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对付被压迫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它们处理自己阵营内部矛盾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德国帝国主义试图在它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帝国主义集团。日本帝国主义也想效仿德国，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独立的亚太集团。这时候，情况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些力量之间的流向是不明确的——哪一个集团会留存下来，哪一个会被瓦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后，众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基本利益的不协调性已经显现。在它们之间狂热的争斗持续发生。它们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但事实上却远非和平，而是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有效的)方式”。
事态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战这个方向上快速发展。作为真正战争的一个准备阶段，其目的在于对现存势力范围、原料和商品及资本输出的再分配，除非被革命所停止。我们应该看到所有帝国主义引起和唆使的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残暴的海湾战争到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屠杀的侵略战争，再到现在对阿富汗人民的战争，包括英美帝国主义企图垄断从中东到中亚地区的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有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些区域的民族的联合打击，也有单独的帝国主义力量为保护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
十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好战分子的反抗与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对机会主义经济根源的了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机会主义并非偶然现象；相反，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全球攫取的巨大的利益中，一部分也通常是工人阶级上层收买的劳动贵族——并且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分裂；“工人贵族”——这一阶层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是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1]330。
列宁补充道：“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1]330
自“一战”以来，工人贵族的政治代表在英国是劳动党，在西欧是社会民主党。他们过去是，将来也一定会是反革命的力量。这一趋势的个案，来自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内和外交政策这些重要问题上总是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在海湾和巴尔干半岛的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对待这些战争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上，从商会的领导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都为列宁的上述表述的正确性做了佐证。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英国，只有尊敬的如奥得·斯加基尔和一两个他的同伴是例外，被记载的某一个商会的领导因为对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战争或者对伊拉克长达10年的空袭而被问罪。今天，当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连同美国展开对伊拉克人民的残忍战争时，许多工会领导人忙于为这场野蛮行动给予默认的支持。任何领导，哪怕是轻微的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忠诚而公开表示都会以他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使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挫败。但是工人贵族，作为工会的领导而坐拥特权者却持续着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的剥削与压迫。所以，无需讶异，这些领导无法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活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为工人阶级还原真相的使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是他们的敌人。
结论
根据前述事实，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所有主要矛盾都以过去未曾有过的程度在加剧——在受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类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革命，要么选择战争和野蛮。他们有责任在无产阶级中传扬“一个严峻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含义不同的‘мир’)，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12]。列宁关于革命的理论和列宁主义的组织策略及方法是为无产阶级提供获得拯救的唯一出路，其使无产阶级认清了摆在眼前的严峻选择：“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13]。在攫取利润的交易中，帝国主义进退两难：“或者是毁灭全部文化从而毁灭人类自己；或者是用革命的办法摆脱资本的桎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14]同时随着帝国主义所有矛盾加剧极端化，帝国主义列强对人类的欺压必然刺激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社会主义遭受重创，感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成就和变节，尽管这些抗争经历了曲折，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330
收稿日期：201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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