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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699(2012)02-0117-10
广播、电视、电影和其他媒体文化产品提供的资料证明，个体正是在当代媒体和消费社会中，建立起了包括自我意识、性别意识、阶级意识、族群意识、种族意识、民族意识和性意识等身份的认同。在目前复杂情况下，媒体文化能帮助人们辨别“我们”和“他们”、鉴别善恶、分清敌人和威胁，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理想、丰富人生情感等；同时，媒体文化在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也有很大影响。媒体故事还为人们提供了象征、神话和资源，人们根据这些象征、神话和资源构建起一种共享文化，通过对这种共享文化的占有，个体融入到文化和社会中。媒体景观也表明了谁拥有权力，谁就可以行使武力和暴力；反之，没有权利的人就不能。媒体文化渲染权利并使其合法化，同时向无权者表明他们应该安于现状，否则便会遭受压迫。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融入在一种媒体和消费社会里。因此，学会如何理解、解释和批评这种社会体制、做法、话语、影像和景象就显得十分重要。媒体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为了了解并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必须研究媒体是怎么运行的。媒体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推动力，它能够帮助管理消费需求、通过广告和娱乐构建需要和幻想，而广告和娱乐通常由媒体帮助构建并进行再生产；媒体也是推动、使用和控制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它为政治斗争提供战场，为政治操纵和控制提供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媒体是主宰人们休闲活动的一个核心力量，是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强大动力，也是斗争和反抗的工具，媒体还是构建另类社会的武器。
媒体文化在文化教育学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它教会个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思考、感觉、信任、恐惧和渴望些什么。媒体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它教导人们怎样做一个男人或女人，它告诉人们如何穿着和消费，如何观察和对待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如何成为受欢迎和成功的人，以及如何避免失败，如何汲取广告、喜剧、戏剧中的失败教训，如何获得成功，等等。
总之，媒体文化教授人们如何服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体系，包括规范、价值观、实践和体制；并表明若是不服从这一体系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因此，增强对媒体的批判性，是个体和公民学习怎样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文化环境里生活的重要手段。而把握媒体在社会中的核心功能、它的权力与控制的作用及其在当今社会中服务于企业与政权利益的方法，会帮助人们批判地对待媒体文化，敢于抵制它的不良影响，构建人们自身的意义和文化形式。所以，在媒体时代个体若是读懂、批评和抵制文化操纵，就有助于增强个体在媒体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并且拥有对自身所处文化环境更强的控制力和改革社会的能力，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和身份形式。
一、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产业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开辟了批判性的传媒研究，并将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文本文化分析以及在大众文化与传播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受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的德国社会研究所，其核心成员是在希特勒掌权后流亡美国的犹太激进分子，该所推动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研究社会控制的重要机构①。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列奥·洛温塔尔和沃尔特·本雅明都先后加入该研究所，致力于分析公司和国家权力如何进行社会控制。在巨型公司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需要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进行持久应对的情况下，研究所成员对社会中出现的(新的)权利和社会统治形式都进行分析。期间，这个研究所研究了权利和社会统治的各类新形式，其(思想)研究成果在促使各种不同的社会体系转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所灌输的等级思想和其他形式的统治思想，不仅家庭、学校、教堂和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这样起源，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传播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开辟了大众文化和传媒的批判性研究，显示出媒体是如何被它们的雇主控制，以让雇主获得更多利益并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是在当代社会再生产中最早意识到“文化产业”重要性的社会理论家，这种以大众文化和传播为核心的休闲活动，是社会和政治实现调解的重要媒介，也应被视为当代社会带有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的主要机构。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创造了术语“文化产业”，以显示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进程和推动这一体系的商业需要的重要性。批判理论家分析了所有工业化生产背景下的大众媒介文化产品，指出文化产业的产品表现出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相同的特征：商品化、标准化和大众化。尽管如此，文化产业的产品拥有特有的功能，它主要是为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并将个体纳入大众文化和社会的框架中。
此外，批判理论家在调查中发现，政治背景下的文化产业也是把工人阶级整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法兰克福学派是最先研究大众文化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社会对工人阶级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团体之一，对此研究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变革的武器。他们还分析了文化产业巩固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法，据此研究政治变革的新策略、社会转型的新政策，以及可以作为社会批判规范和政治斗争目标的人类解放模式。其研究表明，要正确理解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文化，必须先了解它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中产生、如何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生存。简言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媒体文化复制现有的社会并使大众顺从。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沃尔特·本雅明，与他的同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相比，对诸如电影等媒体促进进步的政治目的所具有的潜力，持有更为乐观积极的态度。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本雅明严格剖析文化形式并进行理智的判断，认为电影、体育和其他大众娱乐形式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观众。在机器复制的压力下，艺术工作的原创性、唯一性和真实性渐失光环，这使得公众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广泛的文化活动。他举例说，体育赛事的观众能批评与分析赛事，也能分辨运动员的水准与裁判员的优劣。同样，本雅明认定，电影观众也可以成为影评家，并解析电影的结构、意义和意识形态。
本雅明意识到，政治在当代已被美化，它通过神秘化的技术和文化控制来吸引媒体观众，获得大众对特殊政治候选人和群体的认可。本雅明是首批剖析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政党和国家在新的公共领域中如何使用电影、广播或者政治集会等大众传媒的功能去实现他们目的的学者之一。此外，当人们呼吁媒体技术和机构进行民主变革时，本雅明的研究工作对于关注文化再生产的技术和开展政治批判也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最初的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严重的错误(只针对文化本身，而未涉及文化的机构和生产——译者注)，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建文化产业的经典模型。克服这一经典模型的缺陷应该包括：对于媒体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生产过程需要更具体的分析；对于媒体产业的构建和它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交流合作，应进行更多经验和历史的研究；更细致研究受众接受情况和媒体的影响；将新的文化理论和方法纳入文化和媒体的重建批判理论中。日积月累，通过将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发展纳入经典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样，将大大发展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文化批评活动。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存在着高雅和低俗之分，既有崇高的文学艺术、绘画、古典音乐等高雅文化，还有像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缺少审美的低级的大众文化。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文化分层本身存在着问题，他们将整个大众文化与理想的“真正的艺术”相比，认为批判性、颠覆性和解放性只限定在高雅文化的某些特殊作品上(大众文化则缺乏批判反思的功能，只供人们消闲、娱乐以及游戏——译者注)，这种局限与高雅文化的批判模式相比有很大缺陷，应该用更加统一的模式来衡量，把文化视为光谱，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文学到肥皂剧的所有文化产品中，都运用相似的批评方法(而不是对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标准)。
法兰克福学派将所有大众文化都视为意识形态化的、低劣的、欺骗广大被动消费者的，这种立场也要予以反对。相反，人们在整个文化领域里都应该看到批判性和意识形态化，而不是仅认为高雅文化具有批判性，而所有的低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③。人们不仅可以在现代主义精英的神圣经典里找到批判和颠覆(时刻)，也可以在文化产业的产品中找到(批判和颠覆的)可能性，法兰克福学派似乎偏重前者，把它看成艺术反抗与解放的所在④。人们更应该区别媒体产品的编码和解码，能动的受众通常也能认识到文化产业产品自身的意义和作用。
准确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从商品化、物化、意识形态和控制的视角对媒体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关注，可以纠正倾向于放弃批判立场的大众化的媒体文化⑤。虽然这一方法是局部而片面的，但确实为批判媒体文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和演示意识形态如何进行合法压迫提供了工具，也为反对用受众愉悦与意义构建取代意识形态概念和统治的分析提供了方法，其价值就在于开辟了对文化产业意识形态进行系统而持久地批判，表明它不是像当代某些特定习语、来自于无批判性的流行娱乐的“创意产业”，而是一种理论的批判。
此外，在元理论的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较之那种用相互竞争的模型与方法把媒体和传媒研究分割为专门分支领域的做法，显得更为高明。1983年《传媒杂志》关于“本领域里动乱”⑥的专辑就印证了这种分割，其中，某些参与媒体传播艺术研究状态的学者认为文化领域中存在着某种分割：一方面是文化论的研究，大体上注重文本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与之形成对比的大众化传媒研究，偏重经验主义的方法。当时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文本性的，所有传媒形式都集中分析和批判作为文化产品的文本，其所用的方法大致上都是从人文学科中派生出来的。相形之下，传媒研究的方法运用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从直接的定量研究、对特定个案或特定领域的民族志研究一直到专门的历史学研究，都是如此⑦。这一领域里的话题包括对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受众接受和媒体效果研究、媒体史以及媒体体制与社会的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为了克服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分割，笔者的意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整合的模型，超越了当代媒体、文化和传媒研究中的诸种界限⑧。他们的研究剖析了体现在产品上的文化与传媒的相互关联，这些产品正面地呈现社会的标准和实践，是对现存社会的复制，从而使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合法化。法兰克福学派是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框架中完成其分析的，因而将传媒和文化的研究整合起来，这种整合的背景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以及对这一秩序中的传媒和文化的形成方式、作用与功能的研究。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媒体和文化是在批判的社会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并变成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传媒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从事英国文化传统研究的一些理论家继续这个研究项目，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局限性，更注重文化产品项目分析和媒体产业的影响研究。
二、英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循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呈现为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的对文化和社会的研究方法，并致力于使这些方法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⑨。这项工程是由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的，该中心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分析、阐释和批判性的方法。经过一系列内部讨论并回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与斗争，伯明翰学派逐渐将关注点集中在文化文本(包括媒体文化)中对阶级、性别、种族、族群和民族性等的再现，以及与这些方面的观念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是最早一批研究报纸、电台、电视、电影以及其他流行的文化形式对受众影响的学者⑩。他们也关注形形色色的受众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和运用媒体文化，关注那些使不同的受众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回应各种各样媒体文本的因素。
从1964年创立到1968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理查德·霍加特领导；后来，在其继任者斯图亚特·霍尔带领下，伯明翰学派拓展了文化产品的多样分析、阐释和批判的视野，它结合了社会学理论、文化文本分析下的语境研究和受众的人种学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古典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这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的时期，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特别影响。
英国文化研究起始就系统地否认高雅、低俗文化间存在着区别，并认真对待媒体文化产品，从而使文化超越了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主义。英国文化研究还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媒体仅关注受众)把被动受众变成积极受众会创造意义和引领流行观点的局限性(而把文化研究深入到了社会结构的层面)。为了重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对团体的激进主义(思想)，伯明翰学派开始从事一项研究，试图联系理论与实践，把东方文化研究引向社会根本变革，目的在于全面批判当前文化和社会形态。英国文化研究将文化建立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之上，详细说明文化形式既可以成为加强社会控制的方法，也可以使人们更具有反抗能力。据他们分析，社会分层和对立的社会关系是从属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阶层受压迫所致。
英国文化研究者为了发现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研究了社会变革中的统治力量和抵抗力量(被统治力量)，发现其力量对比将有助于推动政治变革的进程。研究伊始，伯明翰学派就转向他们那个年代和环境中的关键性政治问题。其早期聚焦于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源于对英国社会中阶级的压迫和组织机构影响的敏锐意识，也源于20世纪60年代抗议阶级的不平等和压迫的运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威廉姆斯、霍加特、霍尔时期的文化研究，就强调工人阶级逐步促进社会进步和政治变革的文化潜能。伯明翰学派从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看到了青少年亚文化抵制资本主义霸权统治，创造出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11）。英国文化研究与古典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但类似于马尔库塞)，它期望青年采用可能的崭新形式来对抗和变革社会。
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版本开始集中关注亚文化群体抵制占主导地位文化和身份的形式，同时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和身份。研究者发现，那些符合主流礼服和时尚规范、符合主流行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们，将他们的身份确立在主流群体中，成为特殊社会群体的成员(如白领、中产阶级、保守的美国人)；而认同亚文化的一些人，如朋克、嘻哈或文化破坏者，其外表和行为不同于主流群体，他们也建立起与之相应的身份，认同自己是与标准模式不同的人。
进入20世纪70至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已经成功地针对性别、种族、性行为和广阔领域的批判理论进行分析。他们发展了很多方法检验和批判传统已成形的社会与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怎样推动了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或如何有助于对统治和非正义的抵抗与斗争。(英国文化研究的)这种方法含蓄地批判了所有推动压迫的文化形式，也积极阐明了(文化)文本和表征有益于产生虽是潜在却更加公正与公平的社会秩序。
发展英国文化，部分是为了回应一个多样性的独特群体提出的争论。这个群体已经在文化研究里创造了新的方法并发出了新的呼声(例如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和荒诞理论、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教育者、对文化传媒的批评方案等)。因此，英国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和根本问题，在任何既定时刻，都是由当时政治局面的斗争决定的，而他们的主要工作也被认为是政治干预。这个独特群体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研究导致伯明翰学派致力于分析现存权力网络中的文化产品、实践活动和组织机构。在此背景下，伯明翰学派尝试说明文化怎样为反抗和抵抗既提供工具和控制力量，也提供资源。他们以政治的眼光研究文化影响和受众对文化产品的使用，高度关注受众和接受过程，关注先前许多基于文本方法研究而被忽略的主题。
回顾过去，英国文化研究出现在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资本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将它看作一个更为多样化、全球化和斗争化的文化形式。英国文化研究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所描述的文化形式，显示了这一时期存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老旧的工人阶级文化和新兴的大众文化(其产品以美国工业产品为模型和榜样)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先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及其奋斗历史的深入调查、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捍卫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都属于以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为导向的方案的一部分。这一方案假定，产业工人阶级是一支促使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一力量可以被动员与组织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争取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威廉斯和霍加特则深入参与工人阶级的教育计划，他们面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政治，视自己的文化研究方式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工具。
早期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是英国文化研究第一次激进主义潮流的延续(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英国文化研究者霍加特、威廉斯等在对美国精神与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第一次潮流中所作的早期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评相似。然而前者依然承认了工人阶级的价值，后者却认为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时期的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击败，也从来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解放资源。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和他同事的研究更多地是受到新左派、青年文化以及围绕着种族、性别和性行为而出现的社会运动的影响。然而到80年代后期，他们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启发，从而使其研究方法具备全球影响力，回答了在后现代理论中描述的新文化条件和政治条件（12）。
英国文化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批判地认识和理解某种文化的工具。它也通过评价从小说到电视的广泛而连续的文化作品、通过拒绝树立特定的文化层次和规则，颠覆了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以往研究文化的方法倾向于文学化和精英化，而将媒体文化看作是平凡和无价值的，也不值得认真关注。相比之下，英国文化研究则避免将文化做高雅和低俗或者通俗和精英之分，认为这些区分很难维持，一般仅作为审美评价标准，并经常是一种政治性程序(例如，无论是忽视大众文化而青睐高雅文化，或者是赞美流行文化而轻蔑精英化的高雅文化，都是一种政治性的程序)。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让我们批判地审视整个文化领域，毫无偏见地对待一种或另一种文化文本、组织机构、实践活动。它也开辟了用更加有区别的政治而非审美的路径(评估文化作品)，在这里人们尝试从传统和保守的文化作品中分辨出批判与反抗的部分。例如，研究好莱坞电影显示，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在促进激进分子和反传统文化方面起了何等关键作用；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又显示，电影如何成为自由主义和保守派之间的战场；而70年代后期倾向于支持保守派的电影则帮助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13）。
最初英国文化研究方案有一个本质批判和政治的维度，这使它区别于写实地、反政治地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学术方法。例如，英国文化研究在社会因果背景中历史地进行，它将文化研究置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中。该理论指明了文化形式既可巩固社会统治，也可使人们反抗统治；它分析了社会分层和对抗组织的特点就是从属阶级、性别和种族以及民族受到压迫。
采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1971)的霸权和反霸权的模型，可以分析“霸权”或执政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并寻求“反霸权主义”势力的抵抗和斗争。对葛兰西而言，像国家、学校、教会和媒体这样的统治机构认可了现存社会，并构建了一种霸权的形式或者社会统治。按照这一模式，英国文化研究把现有的社会看作不同社会群体争夺霸权的有争议的战场。在社会转型期，他们试图审视统治和抵抗的力量，以此推动进步政治斗争的进程，同时避免受到压迫和统治。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意识形态的概念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服务于维持统治关系的统治思想。举个例子，意识形态中的等级观念赞扬上层阶级而贬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中性别观念主张对妇女的性别歧视，而种族主义者则歧视人们的肤色和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让不平等和附属表现得自然恰当，进而引导人们认可统治关系。当代社会有很多反对组织，倡导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包括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激进派等)，文化研究就是要指出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其中当然也详述了一些矛盾或模糊的思想)。
然而，正如格拉斯堡所指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一些特殊问题，比如下节将要讨论的政治表征，并不能详述英国文化研究的所有问题，因为它非常多元，涉及不同理论、历史和政治背景，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会产生新课题、新概念和新政治思想。况且多元的英国文化研究并不能代表北美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研究。在北美背景下，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以及社会运动组织者晚年在大学和其他地方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题材。
三、社会运动和政治再现
所有的文化表征都具有政治性这一观点是过去几十年媒体文化理论的重大主题。在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黑人、拉美裔、同性恋和不同的反抗运动都攻击刻板而偏见的媒体文化表征的群体形象。这些对性别、种族、同性恋和其他偏见的批判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文化表征从来都不是无辜纯洁的，它们包含着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积极的、消极的或者模棱两可的表述。它们贬低一些社会群体，视之为低等人，另一方面高扬主流社会群体的优越，以此服务于隐蔽恶毒的文化压迫。例如，研究女性或黑人在美国电视上的表现，通常用消极表征记录，显示他们如何制造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时也展现他们为更多积极的文化表征而战(这种情况也是表现他们认同和服从于主流文化表征——译者注)。
早期对政治表征的干预主要集中在特殊社会群体的“影像”上，谴责他们的负面形象并阐述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来，因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更复杂的分析：文本如何定位受众？叙述、场景和图像如何产生具有偏见的表述？这样的问题逐渐取代了简单的对负面形象的谴责。接着文化研究又出现了分析文本机制怎样构建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审查媒体文化的叙述，进而识别一定的群体(通常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如何比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更被肯定等甚为复杂的情况。对于叙述和表现方式的追求，使主流文化积极表述的社会模型被排斥或者仅作消极的陈述，例如不同的种族群体、同性恋者或聋人团体。
20世纪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开始转向受众研究，研究受众怎样进行对抗性阅读、怎样消极面对自己群体的偏见，由此他们提出了关于政治表征的更为复杂的概念以及意义构建，从而显示自己是积极意义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操控的受害者。在此，阅读文化被看作是一个政治事件，其中你可以寻找积极或消极的表征，学会如何构造叙述，并洞悉形象和意识形态怎样与媒体和文化共同作用复制社会统治和歧视，以及主流文化如何被抵制等。
对政治表征的争论，对从属群体具攻击性形象的争论，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媒体和文化的本质与影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表征的领域，作为一个含义制造者，提供对于性别、等级、种族、性、宗教以及个性重要构成部分的积极或消极的描述。媒体被广泛地理解为角色模型、性别特征、规范、价值观念，以及适当的和不适当的行为的强大创造者，它以不同方式表现被界定的受众。受众开始觉得自己也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从他们的文化材料中构建出意义和身份。
文化和身份被视为人为建造的，而不是自然给予的，具有可塑性。相反，表征并不能被解释为现实的和自然物的复制，而是复杂的技术、叙述和思想方法的构建。把重点放在政治表征上，呼吁人们关注媒体技术以及叙事形式、公约和守则。毫无疑问，制定、编辑或制作媒体文本的特殊效果有助于构建具体的陈述，而不同的技术则会制作出不同的产品和特效。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能动受众越来越多的关注，说明人们可以创造性地构建文化意义，与文化主要形式相比，受众可以创造更多另类的解读版本和解释方式，并使他们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更为时尚。受众应该有权质疑和反抗来自于特定群体的偏见或有成见的表述，也应该有权肯定积极的群体。文化的政治表征既关注编码又关注解码，既关注文本也关注受众，并要求人们对媒体产品进行更批判性的、更多样化的表述。
因此，文化表征被看成是政治批判，文化本身也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电影、电视、音乐以及各种文化形式都被认为通过表征转喻社会运动的斗争领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性别、种族、阶级、家庭、国家、社团和占主导地位的力量及机构的不同表征此起彼伏。例如，关于女性更加复杂和吸引人的表征，转换为对消极的性别歧视表征的批判，进而出现了对更为积极和正面文化表征的需求。与日俱增的女性、有色人种、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排除文化争论的群体，满足了对于不同呼声和对立的亚文化群的创造需求。不同版本讲述了不同从属群体更为复杂的故事，边缘群体甚至动摇了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主导系统。这一过程创造了更多的种类和多样性，加强了文化对抗。因此，支持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和各种边缘的亚文化群的群体就应运而生了。
因为侧重于对种族、性别、等级以及促成不同压迫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表征，文化研究适用于多元文化程序，它揭示文化怎样复制特定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由于抵制从属等级、社会群体和不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偏见（14）。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证实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和文化群体的价值，例如他们宣扬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美洲土著人、同性恋和其他受压迫的边缘群体，宣扬来自于他们的呼声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以证明边缘群体生活方式的价值——译者注)。而反叛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试图揭示不同群体的呼声和经历是怎样被从主流文化中消除的，并呼吁重视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群体的不同观点、经验和文化形式的斗争。这使它成为保守势力的批判目标，保守势力希望保存现有白人的大炮、欧洲特权，因此，在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的教育、艺术、限制言论自由和其他问题的文化战争中，他们一概攻击多元文化主义。
对于文化再现政治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等级、性别、种族、性行为和其他重要身份标志的表征，它们是怎样相互交错、一起发挥作用甚至互相改造的。种族主义、等级制度和性别歧视的文化表征一起压迫人们；与此同时，反抗压迫的斗争发展成了反压迫势力的联盟。文化研究分析通常清楚地揭示等级、性别、种族和性的表征怎样在媒体和社会中发挥作用，也揭示其表征如何促进了不公平和压迫。例如，在一系列的书籍中显示媒体表征怎样复制“白人优越论”、“父权制资本主义”，或使人们批判地认识到压迫的来源并反抗压迫。通常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进步的种族表征被退步的性歧视或同性恋表征削弱时，其文本中的政治表征也自然存在这种情况。
一个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旨在让人们认识权利和统治的关系怎样在文化文本中被编码(例如电视或电影)，从而促进多元文化主义者反抗政治和媒体教育。这一研究也指出人们怎样反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怎样创造他们自己的可以选择的阅读物、文化文本，并批判地重建他们的社会及日常生活。媒体/文化研究显示媒体文化如何操纵和灌输人们，从而能够使个体抵抗文化产品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制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反抗和批判媒体文化促进了批判意识的发展和进步文化形式的创造。
文化和媒体研究方法体现在文本许多汇集的条款中，这些条款提供了读者分析解剖当代媒体文化产品的概念和方法，这些方法也使读者自己能融入到文化环境中。文化和媒体研究通过对整个文化领域和社会知识的审查，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化、政治和社会研究的广泛全面的框架，揭露出个体权力和社会政治斗争及其转化状况。
尽管如此，媒体/文化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或者说是文化研究多重类型中的一种。文化研究包括很多领域，从艺术以及所谓的高端文化到购物和消费文化、运动游戏和大量的亚文化群、文化习俗。它一直在发展，通常情况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时间，它也是不同的。另外，接受审查的文化产品和习俗一直是有争议的，就像文化研究本身一样。因此，文化研究在途径、主题、方法和项目上有难以描述的区别，它是一个具有戏剧性的转变与变化的开放领域和学科。
四、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媒体文化研究的概念将试图克服媒体中的片面立场，而集中于文本分析、受众、政治经济学、假定的传播效果或者其他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孤立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组成部分的单独问题。可以肯定，对于一些项目，人们可能会关注媒体文化研究的某个特定的方面，例如在重要电影中关注种族和性别的表征，或者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比如媒体的所有权；关注关于网络中立的争论(麦切斯尼2007)。尤其是如果刚开始研究这个领域，更应特别注意(媒体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某个特定方面)。此外，学生一开始做媒体/文化研究，最有可能的是通过采用一个具体主题进行，例如在像《撞车》(2005)和《巴别塔》(2006)这样电影中的妇女、种族和等级的表征。其他项目研究可以结合文本和受众对于像麦当娜、布兰妮或肯尼·维斯特这些流行歌手的接受进行主题分析。
然而，当人们已经了解到媒体产业的不同产品、具体种类的文本构建、受众对媒体的运用三者相互结合时，调解和衔接的问题出现了。因此，批判性媒体文化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为了使文本和语境、媒体产业和技术、政治和经济、具体文本、实践活动和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与衔接。通过媒体文化研究，人们获得了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分析广泛领域中的文化产品，更好地理解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媒体现象。
如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用一个三方模型分析了文化的生产和政治经济学、文化文本、受众接受和这些文本的使用及影响。这三方模型描述了媒体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具体构建，但它并不是强求一致的普罗克拉斯床，要求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遵循它。它仅提供一个媒体/文化研究的框架和模型，而且不是这个领域中完整或理想研究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三方模型的)分析表明，媒体/文化研究应该将它的对象置于文本背景中，置于社会经济学和政治权力(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分析，分析具体对象的文化表征；探讨文化表征拥有的不同维度，包括等级、性别、种族等多种因素；(三方模型的)分析还表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有了影响，并将通过他们自己所处的主体地位和语境在不同方面相应地影响人们（15）。该模型表明，媒体文化研究工作有许多层面，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层面，文化产品拥有多种深层的含义和用途，其研究必须借鉴多门学科以使它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媒体文化生产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由于这种方法在最近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模式中被忽视了，因此，强调在生产和分配体系内分析文化文本方法的重要性是很必要的，这一般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文化和媒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多地集中在文化的生产与分配而非解释文本和研究受众。“政治”和“经济”的术语要求更多地注意由国家间的关系、经济制度、社会公共机构和实践、文化和媒体组织构成的特定经济和政治系统中的文化的生产与分配。政治经济学因而包括了经济和政治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的核心构造。例如，关于媒体组织，西方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文化产品受市场规则支配，但是民主政体要求国家有一些文化规则，关于一个社会中什么样的行为应该被市场或者独一无二的经济规则所管理，国家的多少规则或干预能确保广播节目多样性和广泛性，或让受众意识到被禁止的现象有害，例如意识到烟草广告和色情文学的害处；或者多少国家的规则或干预能够恰如其分地促进积极的事物，例如推广“网络中立”，保证无线网络被所有人使用。
政治经济学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主导生产方式构建社会机构并通过商品化和资本积累的社会实践组建起来的，文化的生产与分配在这样的系统中是当然趋利的和市场导向的，生产的力量(如媒体技术和创造性的实践)是由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决定的(如利益规则、维持分级控制以及统治关系)。因此，生产体系(如市场导向或政府导向)在决定什么样的文化被生产出来以及这些文化是怎样被消费掉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只关于经济学，而且是关于经济和技术以及社会本体的文化尺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体制的构造将文化同它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连接起来，并且将文化研究拓展到历史和政治领域。
(二)媒体文化文本的分析
而对媒体和文化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源自社会科学传统，在媒体文本中分析政治表征源于人文基础的文本方法。早些时候，对大众传播媒体内容的分析方法是在定量分析媒体文本的参考文献、数字或图像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的分析。然而，文本分析更复杂的方法，是对文本、叙事和表征更高级的理解，同时致力于关键概念的理解，诸如意识形态和霸权。
(三)观众的接受和媒体文化作用的分析
所有文本的理解都依赖于读者，读者的观点和立场不同，解读的版本也不同。成员的性别、阶级、种族、国家、区域、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解读文本的结果也不同。媒体/文化研究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受众解读文本存在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集中于观众接受上，这确实是最近几年一个值得英国文化研究的重点。英国文化研究观众的接受，与其他许多研究文化的方法相比，尽管有一些局限性和问题，但却是一个重大贡献(16)。
五、倾向一种多元文化和观点解读媒体/文化的批判性研究
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方法就是要在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和使用背景下，阅读、解释和批评浮现于文本中各种各样的人为关系。文本与语境间的辩证矛盾需要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阐明媒体文化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联接点或交叉点，也因此需要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文本分析也应转向运用多种观点和批评的方法进行，而研究受众的接受情况更应刻画出观众在广泛领域中立场或观点的大致轮廓，研究观众构建出他自己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主要表征。这需要一个相互敌对多元的文化分析方法，分析阶级、种族和民族、性别和性意识在媒体文化文本及其相互交流中形成的政治表征，并明白这种分析的重要性；同时也研究受众如何阅读、理解和使用媒体文化，在某些情况下又如何产生非主流文化。
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批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特定社会群体的偏见(如男同性恋者、知识分子、青年或老年人，等等)，并批评任何有益于歧视和压迫的文本。批判和多元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了全面分析各种各样事件的方法：从色情演出到麦当娜表演，从MTV到电视新闻；也提供了分析特定事件方法：从2001年恐怖袭击美国事件及其美国反应到哥伦拜恩中学枪击事件或“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屠杀”事件(17)。其全面观点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并提供批判性和政治性的视角，使个体能有效解剖主流文化形式的意义、信息和影响。
文化研究使个人能够抵制媒体操纵，增加自由和个性。它教人们如何批判性地阅读和解释各种媒体表征，使之成为有素养的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18)。它还可以使人超越已有文化限制获得主动权，也能够对抗非主流文化和政治变革，从而推进激进民主。媒体/文化研究不仅是学术时尚，也是为了更美好社会和生活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吴学琴，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601；杨婷婷，安徽外国语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安徽合肥231201)
译者简介：吴学琴(1965-)，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释：
①文化产业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参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72)以及凯尔纳(1989)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讨论。综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参见Jay(1971)和Wiggershaus(1994)。美国早期文化研究传统参见 Aronowitz(1993)，英国方面的研究参见Davies(1995)。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有不同的版本，许多人都致力于传统研究，笔者却主要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学研究，因为他们在媒体、文化和社会方面开发了非常具有深刻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本文对他们的这些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塑形。
②意识形态的概念，参见凯尔纳(1978，1979)、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0)、Kellner and Ryan(1988)以及Thompson(1990)。
③关于视觉文化的流行产物和意识形态成分具有乌托邦式的色彩的争论吸引受众期盼、幻想并希望，参见Jameson(1979)和Kellner(1995)对这一争论的拓展。
④当然，对于这一“经典模型”也有一些例外和特殊情况：在大众文化和受众抵制接受的可能性方面，阿多诺偶尔也会注意一个关键的或乌托邦式的时刻，参见Kellner(1989)的例证。人们开始思考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以及大众文化模式和将人们融入现存社会与文化中的操纵模式之间的区别。总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模型被过多地还原和整合，因此它需要彻底地重构，这也正是笔者在过去二十年中努力尝试从事的研究工作。
⑤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当代媒体文化的方法的辩护，参见Gunster(2006)和Steinert(2003)。
⑥参见《传媒杂志》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1983年第33卷第3期。
⑦毋庸置疑，对于传媒学研究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性和批判性的传统，就像Hammer和Kellner对读者的介绍一样。
⑧拉查斯斐尔德(1941)在法兰克福学派编辑的一个关于大众传媒的发行物上描述道，传媒领域最初是分开的，一部分是与批判学派相联系的社会研究，另一部分是行政研究。拉查斯斐尔德认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模型研究社会批判理论背景下的传媒与当代社会中作为权力起源的媒体和传媒的作用方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开辟了批判的传媒和媒体研究是有据可循的，笔者认为回归到最初模式的重构版本对于如今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意义重大。
⑨关于英国文化研究，参见Hall(1980)、Johnson(1986/1987)、Turner(1990)、Brantlinger(1990)、Grossberg(1997)、Kellner(1995)、Hartley(2003)以及Rojek(2007)。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之间“错过的清晰度”，参见Kellner(1997)。正如Larry Grossberg(1997)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
“从来没有，或者说还未曾存在过一个单独的事物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在伯明翰，也未曾有过一个地方被认为是可以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地方在虚构中有时也在怀旧中被视为是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这个中心即使存在也依然有异议，并不时地会有有竞争的、权威的立场和见解陆续产生。这些异议除了具备理论性和政治性，还通常会引起强烈的指控，以及让人情绪失控的争论。因此，即使该中心历史悠久，再或者英国文化研究被刻意地描绘成John clarke所倡导的‘赢在多元化’，也仍然会有一些争论中的声音(包括倡议者自己的声音)被排除或忽略了。”
⑩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受众接受理论的贡献常常被忽视了，但是沃尔特·本雅明一直致力于研究受众如何使用流行媒体的材料，从而开辟一种接受研究形式，参见Benjamin(1969)。洛文塔尔也从事文学、流行杂志、政治煽动民众以及其他现象的接受研究。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媒体影响的研究，参见Wiggershaus(1994)。
(11)参见Hebgige(1979，1988)。
(12)关于英国文化研究和文化民粹主义的后现代转向的批判取舍，参见Kellner(1995)和McGuigan(1992)；更多地对后现代理论的积极重构和批判运用，参见McRobbie(1994)、Best和Kellner(2001)。借鉴后结构主义和新文化理论用于反思文化研究的文献，参见Hall、 Gary和Clare Birchall(2006)。
(13)参见Kellner和Ryan(1988)。
(14)对于顺应保守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之处而衍生的文化“大熔炉式”，或者从主导政府当局者的角度来看，开放的多元文化主义方式使得在一种包容的模式下接收着多元文化，正如反对有争议的多元文化来明确文化差异的积极性，并支持平等和争议的压迫一样。参见McLaren(1997)、Zizek(1997)和san Juan(2002)。然而，消除多元文化主义本身比如跨民族的文化或者像san Juan(2002)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确实，多元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但是，它有坚持存在的潜力，正是这样，这一点也意味着这将是场不同层次的争斗。
(15)这种模式在Hall(1980)和Johnson(1980/1987)中已经初现端倪，主要由早期的伯明翰学派引导。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伯明翰学派越来越忽视生产、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他们的弊端所在)，他们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学术化，并脱离政治斗争。因此，笔者努力重新领会早期伯明翰学派研究项目的精神内涵，并针对当代进行重构。关于文化研究概念的完整发展思路。参见Kellner(1992，1995，2001)和Durhanl-Kellner(2006)。
(16)关注受众接受的文化研究包括Brunsdon and Morley(1978)、Radway(1983)、Ang(1985，1996)、Morley(1986)、Fiske(1989)、 Jenkins(1992)和Lewis(1992)。
(17)参见Kellner(2003，2007)。
(18)更多的关于媒体文学方面，参见Kellner(1998)、Kellner and Share(2007)和Kahn and Kelln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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