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乌有的早期话剧开山之作：《官场丑史》——兼论以南洋公学为中心的上海初期学生剧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子虚乌有论文,开山论文,之作论文,官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08)03-0072-11
1899年圣诞节上演于圣约翰书院的《官场丑史》，作为中国早期话剧和学生剧活动的开山之作，已进入所有相关戏剧史叙事，比如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陈伯海、袁进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及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等权威性著述，均采此说。然而，大量史料的钩稽对比显示，该剧纯属子虚乌有。《官场丑史》之名最早披露于世，是汪优游（仲贤）所作《我的俳优生活》。该文连载于《社会月报》1934年第1-3、5期（以下引文皆出自该杂志，恕不一一注明出处）。此时，距校园演剧肇端的那个世纪之交，已历30多年。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即便作为当事人之一，汪文的错误也非一处，且时有自相龃龉者。①关于所谓《官场丑史》，他是这样描述的：
有一年的冬季，同学们邀我到梵王渡圣约翰学校去参观他们的庆祝耶稣圣诞节，听说晚上还有学生扮演的新戏。……
开幕演的好像是一出西洋戏，我因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后来演的才是一出中国时装戏。剧名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官场丑史》一类名称，……
“好像”、“模糊”等语，使文章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仅仅依据这段描述就断定该剧乃话剧发端，委实有些鲁莽，何况汪文并未说明看戏时间。那么，诸种论著中的“1899年”字样又从何而来呢？
较早面世的朱双云的《新剧史》（上海：新剧小说社，1914年，以下相关引文不再注明出处）和署名鸿年的两篇回忆文章（1922-1923年），叙事亦始自圣约翰书院演剧，但仅有朱双云指明演剧时间为1899年，且二人都未提到有《官场丑史》一剧，更不见有圣约翰用汉语演剧之说。《新剧史·春秋》云：
己亥冬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踵而效之。
……岁己亥。冬十一月。约翰书院学生。于耶稣诞日。节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为救主复活之纪念。一时闻风踵效者。有土山湾之徐汇公学。然所演皆欧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语言。
鸿年文章则云：
当圣约翰书院每年耶稣圣诞时，校中学生将泰西故事编演成剧，服式系用西装，道白亦纯操英语，年年旧规，习以为常。迨至今日，仍未废止。②
至此，可以想见圣约翰1899年演出《官场丑史》之说的来历：它乃是汪优游和朱双云的说法的“拼凑版”。事实也确如笔者的猜想：1944年阎金锷发表于《文史杂志》第4卷第11-12期的《初期话剧运动史话——话剧运动四十年（公元一八九九—一九三七）之一》一文，在引用《我的俳优生活》时，即在“有一年的冬季”后，想当然地加上按语“锷案事应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将《新剧史》和汪文“嫁接”的记录；戏剧史专著中，则以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为肇端，其末章“话剧（民国时期）”亦以汪文为唯一凭据，得出圣约翰1899年演出《官场丑史》的结论。③但圣约翰是否于1899年创始校园演剧呢？似乎连朱双云自己也不能肯定：在1942年出版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中，他又宣称圣约翰演剧始于1902年！④可见圣约翰首创校园演剧的时间在当时已是模棱两可。我推测，朱双云之所以前后矛盾，可能是因为前辈汪优游的文章将圣约翰划定为汉语学生演剧之开端，坊间因此广为传布，⑤而明显与事实不符，故朱双云有意将圣约翰演剧时间拖后，以突出1901年初的南洋公学演剧吧。因为那才是汉语学生剧的发端。
其实，圣约翰书院发起校园演剧的时间，比朱双云所说的1899年还要早些。《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之“圣约翰大学校史”一章明确指出：“夏季学期结束，有一非正式之典礼。内有学生演剧。一八九六年，学生曾演威尼斯商人一剧。此后亦时演莎士比亚诸剧”。从这段文字的语气看，似乎1896年之前也曾有演剧记录，惜未详述。此节还提及有一学生组织“莎士比亚研究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宣读莎氏剧本一种”，唯不曾指明研究会成立的确切时间及与演剧活动的关系。从该“校史”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为叙述段落来推测，研究会的成立当为1895—1899年间事。该书另一章“圣约翰同学小史”亦数次提及演剧事：当谈及“耶诞之庆祝”时，有“演剧作乐”一语；叙及“毕业典礼”时，则重申“英文戏剧”为重要节目，且自信地指认“约大为学校中……首先演英文剧者；当时所演，大率为莎士比亚剧本中最有精采之诸段”。该书最引人兴味之处是收入了一帧戏装照，从照片说明可知，这正是1896年演出《威尼斯商人》时的留影。至此，可以肯定地说，上海校园演剧活动至迟于1896年已发端于圣约翰书院。
鉴于各种戏剧史从未提及圣约翰1896年演莎剧事，更加该校史料难得一见，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笔者所见几种相关资料的情况：
1.《圣约翰大学四十年成绩志略》：未署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及编著者，⑥应系内部刊物。正文33页，收文9篇，皆为“译稿”，原作应系以英文写就，标题依次是“本校史略”、“图书馆”、“体育”、“名誉制”、“学生组织机关”、“教务记言”、“同学会”、“经济”及“本校之现在与将来”，作者有圣公会主教郭斐蔚（曾主持圣约翰校务）、该校大学教员4人、中学教员1人、道学主任、大学会计及大学校长卜舫济等共9人。有照片数帧。
《威尼斯商人》(1896)
2.《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出版者为该书出版委员会，计三人：张嘉甫、吴澄、武道。封面除书名外，有“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一千九百廿九年”字样。中文正文58页，另有英文部分及广告多页，照片、图表多帧。正文有“圣约翰大学校史”、“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概况”、“圣约翰大学运动概况”、“圣约翰同学小史”4篇。
3.黄维廉《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无出版单位、时间，起首有1932年11月编者识，无目录，凡33页，有分节标题（略）及附录4篇，对罗氏图书馆历年所藏中西文书籍有详细统计。作者乃罗氏图书馆馆长。
以上三种资料可以确认为圣约翰大学官方出版物，其编著者均为该校成员或资深校友，熟谙校史校情，权威性不容置疑，因此，书中记载的1896年演剧事应无疑问。既肯定了圣约翰“创始演剧”的时间，下面的问题是，圣约翰是否有过汉语剧演出？也就是说，圣约翰是否发起或参与过与“新剧”运动密切相关的上海学生剧活动？笔者查阅了上述前两种资料及其他校史材料，均不见有汉语演剧之说，反而处处显示出校方和学生对英语和西方文化的特殊重视，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则明显遭遇冷落。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多采用外语教学，然像圣约翰这样独尊英语而成绩突出、闻名遐迩者，却罕有其匹。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称母校“是那时全中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1](P.194)“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中文则不受重视，乃至在校期间他“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据他说：“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2](P.282)校史中亦有类似记载：“每日三小时之国文，……学生往往暗中预备英文”。[3](P.49)事实上，早在设立大学部（1892年）之前，圣约翰“学生英文程度。在社会上已占优胜。……甚见欢迎。”[4](P.3)足见该校中学部（时称备馆）的英语水平已相当可观。校史不无自豪地宣称：“约大教授英文，最为有名。吾华人学习英语，各地皆有缺点。一经约大陶熔，无不读音准确，学生在校内校外以及外洋各国，获得褒奖者，不可胜数也。”[3](P.49)“当时青年学子中擅长英文者，除香港皇家书院外，当以约大为首屈一指。”[3](P.52)圣约翰还设有学生组织“大学英文文学辩论会”和“中学英文文学会”（原名Lyceum Society），分别成立于1898年前后和1913年。⑦“中国青年初次用外国语印行之刊物”[3](P.9)《约翰声》(St.John's Echo)就是1890年3月在圣约翰书院创刊的，嗣后校内其他刊物也多用英文，中文刊物则乏善可陈。1921届校友、被誉为“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曾回忆说：“在圣约翰大学里，象章程、规则、通告、书信等都是用英文书写；同学间相互交谈也是用英语；教师讲课更不用说，不论中国或外国教师全是英语”。[5](P.18)1929年11月12日出版的新闻系学生刊物《约翰周刊》(St.John's Dial)亦有如下说法：“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昂，不可一世……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学生甚至发展到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的地步。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厌倦，中文告示也常常无人注意。在谈话中，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时时夹带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6](P.72)学生对英语活动的热情也非常高昂：“约大学生以英文称。故有二：一为英文演说辩论，一为约翰声之撰述。其练习演说，先撰稿，后背诵，夜以继日，预备功课，不如是之勤也。……至于为约翰声撰述稿件，则搜枯肠，亦费时日，往来图书馆中，翻阅书籍，几于无孔不入。……然而此种文场竞争，辛苦备尝，实足令同学之英文日进，出洋求学之志亦益坚也。”[3](P.52)从校史看，1894年，圣约翰的自然科学类课程全部用英文教授。1896年，神学、医学科亦采用英文。至此，除国文课外，所有课程皆以英语授课。
对英语和西方文化的独尊，从图书馆“历年增添书数比较表”和“历年借出书数比较表”上，⑧看得很清楚。从前者可知，中文书增添量自始即少于西书，有时竟相差2倍多。1911年是一次例外，超越了西文书，但旋即下降。自1923年起有所改观，1924、1925两年方追平西文书。此后，中文书购入量仍较少于西书，1931年才再次超越。借阅量最能反映圣约翰人的阅读需要和口味。“历年借出书数比较表”显示，1914-1932年间，尽管总趋势是中文书的购入量在加大，但借阅量却持续低落，不仅从未赶超西文书，且常常仅为西文书的1/5或1/6。足见圣约翰人对外语的青睐远甚于中文。为了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校方曾于1923年邀请以黄炎培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校考察国文教学事，并聘请1916届校友孟宪承回校主持国文部。可见圣约翰人中文水平之不足，当时似已有目共睹。
不仅如此，圣约翰学生的课余生活也按西方学校模式设计，全然不见传统书院痕迹。对体育的重视闻名遐迩，所谓“本校体育制度之完备。有美国学校可以比拟。在中国无较胜一筹者”。[4](P.7)文艺活动可谓“全盘西化”，1900年以前创建的组织有“唱诗班”、“军乐队”、“莎士比亚研究会”、“摄影会”、“文学辩论会”等。1901年前后又组织“唱歌会”，并购置风琴。其洋派作风可窥一斑。
考虑到圣约翰强烈的“西化”倾向，回到本文起始对《官场丑史》的探讨，笔者以为，用汉语首创演出这样一出“国粹”，似乎不大可能。况且，学生剧关注的重心在于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知剧目几乎无一例外是时事剧），这与晚清社会的剧烈变动有关，与身处上海的青年学生的社会改良意愿亦相一致。像《官场丑史》这样脱胎于传统戏文的剧目，似乎不大可能被学生剧采纳。说它来自海派“新剧”的商业性演出，倒有几分神似。再则，鸿年文章也显示，圣约翰圣诞节演外语剧的传统很悠久，汉语演剧之说，则未曾与闻。《新剧史》对圣约翰首演时间虽记述有误，但对该校演剧的总体印象当距事实不远，也不曾谈及有汉语演剧事。另外两个见证人的记述也值得注意，他们是徐半梅和包天笑。徐文《中国话剧诞生史话》（上）（《杂志》第15卷第1期，1945年）称，“上海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学校”常在恳亲会上演出外语剧，演汉语剧则始于“中国人办的学校”，这显然不包括教会学校圣约翰和徐汇公学。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谈及当年观看学生演剧时，仅提及徐汇公学的外语剧，不见有圣约翰之名。⑩编纂于40年代的《上海市大观》亦称：“国人办的学校，也步武着法天主教学校，纷纷于学校的游艺会、恳亲会里，出演戏剧”。[7](P.54)这里的“法天主教学校”，应即徐汇公学。至此，可以断定，汪优游所谓圣约翰演出《官场丑史》一事，是不存在的。(11)
从以上文献的记载作一番综合推断，学生剧肇端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1896年或更早些，圣约翰书院首创英语演剧，同为教会学校的徐汇公学“踵而效之”，但采用的不是英语，而是本校的“官方语言”法语。(12)与徐汇公学紧邻的“中国人办的”南洋公学则突发奇想，大胆创始以汉语演剧，由此掀起学生剧热潮。这就是《新剧史·春秋》提到的“庚子冬十二月。上海南洋公学演剧一次”事：“南洋公学中院二班诸生。亦闻风踵效。是年适丁拳乱。因年假余暇。私取六君子及义和团事。编成新剧。就课堂试演。草草登场。诸多简陋。故知者绝鲜”。可能正因为“知者绝鲜”，《官场丑史》才能凌驾其上被误认为是学生剧鼻祖吧，而南洋公学作为学生剧发祥地的身份反而隐而不彰了。鸿年对南洋公学这次演出的来龙去脉记述颇详，可补《新剧史》之不足。(13)他称首演剧目是《戊戌政变纪事》，与《新剧史》之记载相合，演员全部是中院二班学生；次日改编小说《经国美谈》上演，(14)第三天仍继续搬演该剧，教员亦有观看者；第四天方演出《新剧史》所谓“义和团事”，鸿年称“拳匪乱事始末”，系某教员编剧。(15)中院二班发起这次演剧活动后，该班学生任家璧“因事转学至育材学校”，“至翌年孔子圣诞日”（即1903年10月17日，农历8月27日）又首创育材演剧活动。(16)为何断定鸿年文中的“翌年”是1903年呢？所谓“因事转学”云者，应指1902年11月南洋公学著名的“墨水瓶事件”，此次事件酿成公学145名学生及部分教师退学退校的严重后果。(17)为此，与学生同进退的公学特班教师蔡元培求助于中国教育会，特为退学学生创办爱国学社，赁屋泥城桥福源里授课，直至次年7月因《苏报》案发被查封为止。因此，任家璧转学应发生在1902年末，演剧自然就在1903年孔诞日了。南洋早期校友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的说法证实了笔者的推断：“适南洋公学有学潮起，三班学生多数退学。金季聪、叶尚之、任连城等，皆在其内。”(18)任连城即任家璧，连城乃其字。上海南洋中学档案室提供的资料亦证明，任家璧1903年毕业于该校，系首届毕业生，足证育材首演时间确是1903年。但这次演出不见载于《新剧史》，可能因朱双云此时尚未介入戏剧活动故。据《新剧史·春秋》的说法，育材学校祭孔活动已形成传统，“每于孔子诞日。开会纪念”。1901年入校的育材第二届毕业生周开基亦称：“每逢孔子圣诞举行庆祝会，并由同学本教育之旨，化装演剧，以助余兴。而已开现今新剧之先河矣”。[8](P.619)汪优游也称自己是在孔诞日看到育材演剧的。笔者以为，汪看到的即任家璧组织的那次演出，因汪次年发起民立中学演剧就是受育材启发的；而且，从汪文所述剧目看，育材所演第一出戏是“庚子联军占据北京城的故事”，恰与南洋公学创始演剧第四天上演的剧目——“拳匪乱事始末”——相同，这恐非巧合，大概是任家璧照搬了在母校演出或观看过的剧目吧。事实上，育材此次演出才是汪优游首次看到的汉语学生剧活动，因为此前唯一一次汉语剧演出——南洋公学首演，校外人士不可能事先得知：鸿年和朱双云都指出它是一次即兴活动，“知者绝鲜”。所以，汪优游发起民立中学演剧之前所看过的学生剧演出，仅有育材那一次。那么，圣约翰演《官场丑史》的故事从何而来呢？从汪文看，此行确实看到了一出外语剧，这吻合圣约翰演剧的惯例，但其后的记述只能解释为记忆混淆了。(19)退一步说，即便圣约翰有汉语剧演出，在汪文没有提供演剧时间的前提下，也无法确认其一定早于南洋或育材。《官场丑史》断不能被承认为学生剧鼻祖。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任家璧组织的这次演剧，不仅是育材首次戏剧演出，也是老城厢内首次学生剧活动。此次演出绝非南洋公学首演那样孤立的、即兴的活动，而应置于公学学生自沪西大举东迁的背景下来看待，才能明了其在学生剧和“新剧”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爱国学社所处的泥城桥（今西藏中路一带），距老城厢已是一箭之遥，这无疑带动和影响了城内各校的演剧热潮。另外，转学他校的南洋学生（如任家璧）当不在少数。(20)从1902年11月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1号提供的145位公学“退学生名单”（以下称“名单”）中，笔者发现了另一位学生剧领袖任榆的名字；将其与任家璧“因事转学”合并观之，此次“东迁”于学生剧的重大意义，更行凸显了。这个任榆，便是鸿年、朱双云、汪优游屡次提及的文友会重要成员、益友会发起人之一、早期新剧演员、后来的《戏杂志》编辑任天树（退庵）。(21)另外，与任榆的名字同列在头班的杨德森（荫孙），在前述章宗祥《自述》中亦曾提及，与任家璧系同班同学。[9](P.24)由此可知，1902年学潮时，任家璧、任榆、杨德森均为头班生，1901年初南洋公学首演时，这几位都在中院二班。将“名单”中开列的总共13名头班生姓名，(22)与吴稚晖《南洋公学记事稿》提供的公学1899年孔诞日祭孔仪式“执事者”名单相比照，可知该班至少有4人擅长音乐，他们的姓名及在祭孔仪式中的分工是：罄，杜永清；歌，李昌祚；大鼓，杨德森；应鼓，屠慰曾（“名单”作尉曾）。如果说以上4人，加上任榆和任家璧，便是中院二班首演的主要阵容，当不会距事实太远，这也印证了鸿年所谓“中院二班生徒多戏迷”的说法。将其与任榆、任家璧出校后的活动一并观之，可以想见，若不是“东迁”，这批“戏迷”的活动很可能即以自娱自乐而告终，影响难以逾出校园围墙。因此，“东迁”客观上确实促成了三校——南洋公学、育材学校、民立中学——演剧人才汇流、重组，文友会等学生剧社中那些日后“新剧”时代的风云人物，便是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最终登上戏剧大舞台的。到了1904年，与育材同处老城厢的民立中学出现了汪优游等一干人，两校（实际是三校）“并演新剧”（《新剧史·春秋》），学生剧遂蔚然成风，正式宣告形成。
以上有关学生剧发轫的情况，多得益于汪优游、朱双云、徐半梅等的回忆，他们均为学生剧的活跃分子或参与者，文章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然而，提供了几篇重要材料的鸿年究属何人，却是一团迷雾，不澄清他的面目，其说法的可信度便要大打折扣。在那份“名单”中，笔者注意到有1921-1924年间连任北京财政部次长、教育部次长的罗鸿年的名字。他会不会就是署名鸿年的那位作者呢？
多种职官志、人物志均称，罗鸿年早年肄业南洋公学，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可见“名单”中的这个罗鸿年确系后来北洋政府那位罗次长。查公学校史，1906年“部派”（1904年起公学改隶商部）留学生中确有罗鸿年其人，但派赴地是美国，不是英国，未详何故。不过，由此记载已可大致推知，“墨水瓶事件”时，罗鸿年也是退学生之一，其后或即就读于爱国学社，次年7月学社被查封后，他可能重返母校，(23)直至1906年公派出洋。先是，前述原中院二班生李昌祚、杨德森、屠慰曾由公学“部派”留学，任家璧亦于1905年夏“部派”留学。(24)可见1903年底任家璧离开育材后，也重返南洋。有记载称公学1904年尚有一次演剧活动，这是否即任家璧、李昌祚、杨德森、屠慰曾等返校后之举呢？因此，罗鸿年获知任家璧育材演剧事，最晚当在二人再度同学时，而中院二班首演的1901年初，罗鸿年即便尚未入校，事后亦应从上述诸人那里有所知闻。《戏杂志》连载鸿年文章在1922年4月—1923年12月间，此时，已是政坛闻人的罗次长，为昔日头班大学长任榆的新创杂志撰文捧场，在情理中。(25)不过，在突出“任公”于戏剧的贡献之余，作者未能更多着墨于其他几位“戏迷”校友，稍嫌遗憾。已知出校当天的1902年11月16日，公学学生系由低班到高班依序走出校门，即中院六班最先出校，最高班头班为中院压阵，最后是特班。这其中，六班有罗鸿年，头班有任家璧、任榆、杨德森等“戏迷”，特班则有李叔同。(26)以上这些名字，已足以揭示此次“事件”于学生剧和早期话剧史的意义了：李叔同此后的作为尽人皆知，他发起的沪学会和春柳社演剧，其实质仍是学生剧；任榆从此退出学界，以任天树的名字活跃于舞台；杨德森后来成为天津竹记票房主要成员，1914年曾邀首次赴沪的梅兰芳在张园演出堂会戏，此为梅大师沪上之首演，堪称佳话；(27)有记载说任家璧在日本与春柳社有交往，1915年在江苏吴江组织过“新剧”社团桐花社，前后活动达十年之久。以上种种，皆可见南洋学子对戏剧的钟情。即便跻身政坛的罗鸿年，也与戏剧渊源匪浅：1922年12月他在北京孟端胡同私宅召集诗画界人士聚会，莅临者除陈师曾、齐白石、王云（梦白）、凌叔华等外，尚有戏剧名家吴梅和姚华（茫父）；(28)1923年春，他还介绍美国一家电影公司将梅兰芳演出的《上元夫人》中的“拂尘舞”拍成短片，拍摄地点即在其“罗园”。(29)
以罗鸿年及汪优游、朱双云、徐半梅等的描述和相关资料为基础，学生剧的线索至此已明朗：上海最早开展校园演剧活动的依次是圣约翰书院（地处梵王渡）、徐汇公学、南洋公学（以上地处徐家汇）、育材学校和民立中学（以上地处老城厢）。其中，圣约翰和徐汇两所教会学校极少参与汉语演剧活动，而以南洋公学为汉语学生剧即戏剧史所谓“学生剧”之发端。自1902年11月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10月任家璧组织育材学校演剧后，学生剧始由梵王渡和徐家汇移至老城厢，各校演剧人才汇流互动，声势逐渐壮大，尤以1904年民立中学的参与为学生剧划时代的事件。民立中学为学生剧和“新剧”运动贡献了两位领军人物汪优游和朱双云，在他们及各校学生的努力下，学生剧最终冲破校园围墙和老城的局限，与以“新舞台”为代表的海派“新剧”汇流，继而北上租界，与春柳派共同缔造了早期话剧这一崭新艺术形式，为百年话剧史开启了首页。
注释：
①比如对文友会演出剧本来源、开明会演剧地址等均记忆有误。
②参看鸿年，《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戏杂志》1922-1923年尝试号、创始号、第3-5、7-9号。以下相关引文不再注明出处。
③最早将《官场丑史》载入戏剧史者，是杨邨人为《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撰写的《戏剧》部分，但他没有说明该剧演出时间。
④朱双云称：“中国之有话剧，始于公历一九○二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己亥，创始者为上海约翰书院。”但1902年乃壬寅年，己亥是1899年。见是书第1页，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
⑤《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末章即摘引汪文片段。汪文的转引率相当高，可见影响不小。
⑥该书既冠名“四十年”，应出版于1919年前后，因圣约翰书院成立于1879年。但该书第12页却提及“中学一九二六年班”演说事。若“一九二六”是该班毕业时间，则此书的编写似在1922年秋季以后。
⑦《圣约翰大学四十年成绩志略》第11页称“大学英文文学辩论会”“已历二十一年矣”。
⑧参看黄维廉，《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附录。
⑨徐汇公学由法国天主教士晁德莅创办于1849年。
⑩参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99页。
(11)值得注意的是，在汪优游文章发表之前，涉及学生剧活动的几种戏剧史如《新剧史》、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等均无圣约翰演汉语剧及《官场丑史》之说。
(12)徐汇公学除1907年春与紧邻的南洋公学“联合演剧三日”（《新剧史·春秋》）之外，较少参与汉语演剧活动。浴血生记述了1904年徐汇公学演出描写法国大革命的《脱难记》的情形，演出亦系法语。“小说丛话”浴血生语，《新小说》1905年第2卷第5号。
(13)朱双云介入学生剧活动要晚于汪优游，对更早的一些活动不甚了然。《初期职业话剧史料》（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第62页云：“十五岁的那年，偶然得着一纸民立中学的演戏参观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话剧，……第二年的阴历正月十八，我进了民立中学”，这才开始戏剧生涯。
(14)《经国美谈》是日本政治家矢野文雄的通俗历史小说，由周逵译出，1900年2月—1901年1月连载于《清议报》。
(15)南洋公学师生中精于音乐者不乏其人，近代音乐教育史中享有盛名的沈心工、曾志忞和李叔同都出身南洋。吴稚晖《南洋公学记事稿》（《吴稚晖先生全集》卷2“文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记载了1899年孔诞日南洋公学祭孔仪式的情况，各种传统乐器一应俱全，悉由师生演奏，并伴以咏唱，足见南洋人的文艺才能。
(16)育材书塾开办于1895年，1901年改名育材学堂，1904年定名南洋中学堂。
(17)南洋公学当时全部学生不过200多人。事件当日全体学生皆退出学校，后有一部分重回母校，请参阅《新民丛报》第21号《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张大椿《清末上海两大学潮》（《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18)“三班”云者，指章宗祥作为南洋公学师范班一员任教公学外院（小学）时，任家璧恰是三班学生。参看《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政治军事》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19)汪文提及赴圣约翰考试事，或许因此而导致混淆的吧。
(20)如1903年与任家璧同时毕业于育材的林行规和秦汾，皆因“墨水瓶事件”转学。据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林行规（斐成）与任家璧是同班同学，自然也是南洋首演亲历者之一。
(21)汪优游和郑逸梅都称任天树乃著名画家任伯年次子，任堇叔胞弟，见汪文及《郑逸梅选集》第3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页。笔者查阅《任伯年年谱》（《任伯年研究》，《朵云》第55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发现任伯年仅有一子堇叔，未详何故。
(22)任家璧的名字不见于这份“名单”。笔者猜测，这大约是就读于爱国学社的学生名单，转学他校者可能不在此列。比如1903年与任家璧同时毕业于育材的林行规和秦汾，都是因“墨水瓶事件”出校的，也不见载于“名单”。另外，李叔同当时亦就读于公学特班，“事件”前夕的1902年11月3日，严修造访公学时还见到他，事见《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特班因“墨水瓶事件”解散，可见李叔同也是退学者之一，但亦不见载于“名单”。《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称，特班生全体参加了“墨水瓶事件”，大部分退出公学进入爱国学社，但列入“名单”者仅14人，其余28人未收入，未详何故。
(23)公学学生“事件”后返校情况，校史未见记载，但将“名单”与嗣后数年派遣留学生及其他名录对比，可知返校者数量不小。茅以新《二十六年来的南洋》一文称，“事件”后，“后来万方调解，撤换了汪凤藻辞退了那位蠢材，才有一小半的人回校，其余的人真是永不回来了！或是转入别的学校，也竟有因此终身失学的”。署名石的文章《南洋旧话》则曰，“事件”后“只有八九数老师范生”留校，余皆“尽室偕行”，经多方劝说，“半个月间旧燕渐渐归来，数得大半；其他也有别寻枝栖的，也有强硬到底，誓不复反的，则亦无可如何。经此劫数，因而终身失学者，当亦不少”。以上引文见《南洋大学学生生活》，上海：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1923年。
(24)《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对以上4人留学情况的记述前后矛盾，一说李、杨、屠于1904年留学比利时，一说李、杨1903年留学比利时，屠次年留学美国。任家璧留学地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德国，一说英国。
(25)罗鸿年于20年代末退出政坛后，以收藏闻名东南。若任榆确系任伯年次子，罗、任二人的交游当不止校友一层。
(26)特班退学生中还有穆湘瑶，乃创办昆剧传习所的穆藕初的胞兄。他也是沪学会重要成员。
(27)参看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第126-128页。
(28)记述“罗园雅集”者，有姚华、江南苹、周简段的诗文，请参阅《姚华诗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朵云》第4期江南苹、周简段《神州轶闻录——名人篇》（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年）。
(29)参看王长发、刘华，《梅兰芳年表（未定稿）》，《梅兰芳艺术评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7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