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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均衡的增长、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的问题是推动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最为滞后的，我国亟待推进资本和金融的市场化。有了这个，宏观调控的效率和政策的有效性才有微观制度保障。
经济增长面临威胁
我国经济现在遇到很多问题，有短期的经济增长失衡问题，一方面有通货膨胀的威胁，另一方面有经济下行的威胁，这是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国还面临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转变，能不能变成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国遇到了很多麻烦，即现在人们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似乎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主要因素，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某些方面还很严重。怎么解决现在短期失衡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归结到一句话，要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强调，只是每次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开始讲改变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后来又多次强调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以后，讲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发现转变发展方式说了半天却无从下手。讲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重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本质是改革。我们现在提坚持改革开放，那么改革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不能说改革的对象是传统体制，因为30年来，传统体制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改革本身的历史任务和难点是什么，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坚持”就可以解释的，改革本身也到了一个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阶段，需要用一个创新的态度来对待改革。其实，改革的主要内容已经从商品市场化转向了要素市场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商品市场化，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市场化基本上完成了，改革开放前90%以上的商品是政府定价，现在除了极少数政府管制价格之外，90%多的商品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全是市场定价。人们可以说这个市场比较糟糕，比如说市场竞争不公正、价格不一定很真实，或者还有很多扭曲和垄断，但是不能说定价方式基本上还没有发生转变。问题更集中的是我国的要素市场化滞后，从而使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制度创新难以深入。关键是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货币、资本、知识、技术和专利等，也包括劳动力市场化。不同的要素市场在我国的进展程度不一样。比如，劳动力市场化进展或许比土地市场化快一些，土地市场化进展比货币和资本市场化进展快一些，可能在不同方面有所不同。国内国际的有关评价普遍认为，我国的要素市场化中最滞后的是金融领域，包括货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等，主要的金融参数目前还是由政府定价。
靠政府拉动行不通
金融市场化一旦滞后，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对短期困难的克服和长期均衡的恢复造成一定危害。我国短期有滞胀威胁，内需不足，首先是投资需求不足，人们觉得很不好理解。因为我们经常讲中国的体制有个优点，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是投资。办大事的体制投资需求都疲软，办小事就更麻烦。2008年和2011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别是15%和16%的递增率，但是中间有个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波峰，递增率的高峰在2009年曾达33.3%。这种大起大落反映出一个问题，我国投资需求在方式上主要是政府拉动，而不是靠真正的市场力量来拉动。政府拉动才有这个本事，短期内把投资需求搞得大起大落，说明我们的资本、货币市场化水平低，市场力量没有真正地在反经济危机中被动员起来。
对投资的主体，我们可以做很多分析，比如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有钱但技术创新能力弱，所以找不到投资机会，技术创新力不足，有资金投不出去，投资就是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缺乏空间，新产品开发乏力，在原有结构和产品基础上扩大投资，必然会形成产品和产能过剩的泡沫。民营企业有投资需求，但是没有金融市场为它服务，它要找金融市场服务就是在正规体制外融资，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说你合法就合法，说不合法就不合法。国有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民营企业想投资却没有钱，这就导致投资需求一定是由政府拉动，而政府拉动一定是大起大落、低效益和不可持续的。所以，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短期经济均衡增长问题，最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要靠市场化运作，否则再强悍的政府也实现不了均衡增长，避免不了投资的大起大落和低效益投资。
缺的是要素市场化
从长期来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增长方式非常重要。世界上213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还处在下等收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上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中等阶段。这些国家中许多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有的高收入国家则面临资源的“诅咒”。海湾国家突然发现了石油，“这是真主的眷顾”。它们为什么不能可持续发展呢？通过研究发现重要的在于市场化落后，关键是稀缺资源和要素市场化的落后，尤其是金融市场化特别落后。
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越是稀缺的东西越掌握在权力部门手里，企业很难通过有效市场竞争来获得金融资源，企业要和政府谈判、劝说政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两个字——“行贿”。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越稀缺的东西越是市场机制外分配，不按照市场竞争效率分配，而是按腐败指数分配，形成严重的低效率、高腐败，所以它们没有可能实现经济可持续、有效、均衡的长期发展，而且在它实现发展之前，腐败形成的社会危机可能就爆发了。再加上种族、民族、宗教、政治、文化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就可能迅速酿成危机，像现在的中东、北非危机就属于这种状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陷阱，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泡沫都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东方社会的企业不喜欢直接融资，而是以间接融资为主，所以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度比较大，如果这个时候银行金融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客观上会加剧企业与政府间的权钱交易，寻租会更严重，所以我国要高度重视这一点。
我国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均衡的增长和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的问题是推动要素市场化，其中最为滞后的是资本市场化，所以亟待推进资本和金融的市场化。在此基础上，我国宏观调控的效率和政策的有效性，才有微观的制度保障。在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基础上，在市场竞争逐渐完备、秩序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短期均衡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如何突破发展障碍
国内金融深化的最大障碍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类是发展性的，一类是体制性的。发展性的障碍是资本市场化，包括利率、价格和汇率的市场化推进，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企业应对市场的能力有多强、竞争能力有多强，这是非常要紧的。市场化意味着国际化，如果金融市场化、资本市场化、货币市场化和其他金融参数市场化，就要求在市场中活跃的企业一定要有相应的竞争力，如果我国的企业这方面的竞争力不够，短期付出的代价会很大。另外一方面是体制，体制方面的障碍有我国金融体制的问题，包括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微观上是对银行治理结构的风险控制等；在宏观上，货币政策、货币传导机制可能面临极大的挑战。
货币政策、货币机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学中非常古老的问题，这个古老的问题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内涵，一直到现在，经济哲学上的争论此起彼伏。体制本身争论特别大，微观上、宏观上都是。另外，非金融的整个社会，法制体制、道德秩序这些方面的制度安排、制度完备，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利益锁定。体制问题后面有各种利益关系、利益结构，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归结为体制性因素。
实现金融市场化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主体，另一个是市场价格，也就是交易主体和交易条件。我们通常说的主体制度是谁在竞争，就是银行和非银行的这些金融市场当中的金融行为主体，也就是我们讲的一般市场当中的企业，主体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金融市场中的主体，活跃于这个市场中的金融企业，在规则上谁能进入市场、谁不能进入市场，拥有什么能力才能进入市场，失去什么能力就必须退出市场，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我们通常称作主体秩序，这就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是价格秩序，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交易条件如何确定，是市场定价还是政府定价，市场定价是垄断定价还是竞争性定价，包括各种资本、金融要素、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确定方式，因为它关系到这个市场中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包括利率、汇率等在内的金融参数如何决定等，不仅关系到金融市场化的自由度和竞争性，而且是一个长期发育过程，但必须积极推进，努力创造条件。所以，我国金融市场要素突破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主体秩序和价格秩序。其实，所有的市场化理论和历史逻辑大体上也能归结到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处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