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稳定性与效率关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业论文,稳定性论文,效率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转轨国家的银行业非常稳定，没有发生过银行倒闭事件，但是银行业效率低下。为了提高银行效率，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银行私有化改革。银行私有化之后，脱离了政府信用的保护；加上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继承了不少软贷款和坏帐，因而私有化不可避免带来银行体系不稳定。几乎每一个经济转轨国家都曾经历了某种程度的金融危机。例如，保加利亚的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一度占银行总资产的60%，1992年爱沙尼亚无清偿能力的银行的资产占银行资产总额的47%，1995 年拉托维亚一家最大的私有银行出现了近1亿美元的损失后，中央银行被迫出面接管。
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不但不稳定而且效率也非常低下，主要表现在信用创造数量较少、资本市场不发达、信贷配给效率低。
既然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体系既不稳定也无效率，那么应制定怎样的银行监管制度来提高效率增加稳定性呢？一种观点认为稳定的重要性大于效率，因为银行危机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太大，所以应该提高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或者更进一步说禁止私有资本进入银行业。但在没有私人资本进入的金融业中，银行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监管部门提高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私有银行可能会将资金投入到其他经济部门甚至退出银行业。因此，较高的银行资本要求可能使银行风险降低，但会带来整个银行业的萎缩，从而降低了银行的效率。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银行体系的效率低下又会带来银行体系的更加不稳定。
一、当前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的特点
多数经济转轨国家是在学习发达国家银行体系管理方式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银行，并且建立了众多的小型商业银行，许多国有银行也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包括股份制改革）。在为提高效率而进行的银行业改革的过程中，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业突出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行坏帐和银行倒闭。经济转轨国家银行体系中呆帐和风险贷款的比例普遍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承接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软贷款。表1显示了一些国家不良贷款占银行总资产比例的详细数据。
表1 部分国家银行体系状况表（1994－1995年中期）
国家 银行 国有 最大5
国有
近5年 不良资产 国内信
名称 总数 银行 家银行 银行关闭 (%)1 贷/GDP
数资产份 占贷的银(%)
额(%)
款的行数
比例
(%)
保加利亚 3410 9080 0 50/100
捷克 58 1 69315
94.8
匈牙利41 3 6355 2 10/35 62.8
波兰 73 5 663 20/30 32.8
罗马尼亚 28 7 74＞850 10/20 21.2
俄罗斯2561
1 33 约20020/60 13.3
期洛伐克 30 2 79040
63.0
英国 530
29 118.1
发达国家 192
50 90-120
(七国)2
中国 19 7 9065.70
10/40 约100
注释：1.第一个数字表示较好的情况，第二个数字表示较差的情况。
2.发达国家的资料是1992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 Staff Estimates,IMF,EBRD,CentralBank Reports.
银行坏帐可能产生许多问题。对国有银行来讲，由于净资产为负值，很难进行私有化改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银行资本基础薄弱，风险暴露严重，如果借款人破产，银行破产的风险就变大；所以借款人认为银行对它们的依赖性很大，银行在借贷的谈判中也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良资产还让银行无法摆脱同借款企业的关系，最终给银行带来了倒闭的风险。从表 1可以看出，在许多国家，倒闭的银行数量超过了银行总数的10%。
2.银行信用创造的效率。银行是经济转轨国家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然而这些国家银行的效率却很低，主要表现在：一是银行体系小；二是信贷配给效率低。衡量银行体系大小的方法是国内信贷对 GDP的比例。波兰、罗马尼亚及独联体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0—40%。而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一比例为60—90%，这些比例同发达国家相比（90—120%）是非常低的（EBRD，1995）。更进一步说， 经济转轨国家的证券市场不发达，信贷资金来源少，从为企业提供资金的角度来看，经济转轨国家银行的信用创造规模非常小，即银行体系非常小。
虽然国有银行在数量上远少于私有银行，但却占了银行贷款的绝大多数，而银行贷款的绝大多数又给了国有企业（捷克除外）。私人公司信贷占GDP 的比重远小于发达国家，这表明经济转轨国家信贷资产在牺牲私有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为大型不盈利的国有企业享用，这是由于不良贷款的存在，银行不得不给国有企业继续贷款，资金因此不断流向国有企业。为避免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失业带来的政治影响，政府可能会给国有企业一些明的或暗的补贴，对于银行来讲由于国有企业能获得补贴所以贷款风险小于无补贴的新兴企业，所以即使贷款给新兴企业的效率高，短期内银行为了防止倒闭，也不得不继续贷款给国有企业。
3.银行集中度和进入政策。尽管经济转轨国家放松了银行进入限制，但这些国家银行的集中度并没有多大改变。例如：1990—1992年，捷克建立了43家银行，波兰建立了360家；1992—1993年， 拉托维亚建立了42家新银行；俄罗斯到1995年中期有2600家银行成立（EBRD,1995）；然而除俄罗斯和拉托维亚外，新银行的进入并没有改变银行的集中度。这表明原有的银行控制了许多客户，新银行只能贷款给新兴企业，而给这些企业贷款的风险恰恰很高，所以小银行倒闭的概率较大，也不容易长大。
二、效率和稳定性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
1.模型假设
银行在同客户的业务往来中要搜集一些关于客户的信息，从而降低今后业务中的交易成本，这些信息对银行来讲相当于一种无形资产。若银行能持续经营不倒闭，则这种资产可以重复利用；若银行倒闭则这种资产就会丧失，显然它为银行股东拥有，我们称为“银行持续经营的私有价值”（C[,B]）。银行倒闭会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 这种危害远大于银行持续经营的私有价值， 所以“银行持续经营的社会价值”（C[,S]）大于其持续经营的私有价值。如果银行倒闭，其社会价值损失也大于私有价值损失。
假设经济持续存在1、2、3期三个时期。消费者在1期可以重新平衡他拥有银行资产（包括存款或银行股份），银行也可以发行股份。假设消费者要么持有股份要么持有存款。如果消费者提早消费的概率较高，则他只持有存款，反之则只持有银行股份。
消费者在2期或3期消费，每个消费者在2期的消费概率是P （0 ≤P≤1），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呈（0,1）均匀分布， 消费者的总量为1，所以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概率也是P。假设到3期银行贷款的预期收益为R。
最后假设银行监管部门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负责，在1期， 银行监管部门知道银行存在大量的坏帐，并决定是否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以降低银行倒闭的可能性，防止失去银行的“持续经营价值”。本文利用银行体系福利函数表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的总效用，从而证明经济转轨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来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带来福利的提高，远小于由此造成银行业效率降低损失的银行福利，因而监管部门没有必要为了提高银行业稳定性而牺牲效率。
2.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简化的Gorton & Winton模型（1997,1998）来分析银行的稳定性与效率的关系。到3期， 如果银行贷款的收入低于需要支付的存款及利息，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3 期无法收回贷款的银行必然出现支付困难。换句话说，由于存在不良贷款，经济转轨国家银行倒闭的概率很大。问题是预期的银行倒闭对社会来讲是否有效率？或者说，监管部门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来降低银行倒闭的概率能否提高社会福利呢？
为了计算银行体系的福利，我们首先计算消费者在各个时期的总效用，消费者在2期总效用为：
n[,0]（p）+n[,1]（p）
C[,2]（p）＝R[E]D[,1]（p）+（1－△）·———————————
N[,0]+N[,1]
·E+（1－Φ[,B]）（C[,s]－C[,B]）
（1）
P：消费者在2期消费的概率；C[,2]（p）：2期消费概率为p时消费者的总效用；R[E]：存款的预期收益；D[,1]（p）：1期的存款； △：“柠檬折扣”（Lemon Discount），消费者如果提前消费，则他必须卖出股份；由于消费者不了解银行的内部信息，所以其持有的银行股份在出售前面临着一个折扣，而由于存款可能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变现，所以没有此折扣。N[,0]：期初银行拥有的股份；N[,1]：1 期银行发行的股份；n[,0]（p）：期初单个消费者拥有的银行股份；n[,1]（p ）：1期单个消费者购买的股份；E：3期为银行股份支持的价值；Φ[,B]：银行倒闭或退出的概率。
上式表明消费者的效用为存款预期收益加上银行股权价值加上银行持续经营的社会价值大于其私人价值部分。
同理可得，消费者在3期的总效用为：
n[,0]（p）+n[,1]（p）
C[,3]（p）＝R[E]D[,1]（p）+————————————·E +
N[,0]+N[,1]
（1－Φ[,B]）（C[,s]－C[,B]） （2）
C[,3]（p）：消费者在3期的总效用。公式（1）和公式（2）的区别是公式（2）中没有柠檬折扣△。
如果消费者消费的概率p小于一个临界值p′，他会将自己的全部存款转换成银行股份。假设在1期消费概率为P*， 因此消费者新购买的总股份数为N[,1]＝（p′－p*），n[,1]·p[,1]＝1，n[,1]是每个新股东持有的股份。因此，在新的均衡条件下，新发行股份降低了银行存款的数量。
银行监管部门的目的，是银行体系福利（W）最大化，根据（1）、（2）公式，资产组合最佳时的社会福利为：
公式（3）中的第1、2、3项分别为在1期前持有的股份，在1期新购买银行股份及一直持有存款的消费者的预期消费，第四部分是银行持续存在的预期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拥有的银行“持续经营的私人价值”部分。
假如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增加新资本K[,1]，如银行遵守，则D[,1]＝D[,0]－K[,1]，否则D[,1]＝D[,0]。将N[,0]＝n[,0]·p*，N[,1]＝n[,1]·（p′－p*）及D[,1]＝1－p′代入公式（3）， 则得到银行体系的福利函数为：
p*△
p△
W（K[,1]）＝R+（1－Φ[,B]）C[,S]－————·E－—————
2 2（1－p△）
·R[E]K[,1]（4）
（4）式表明， 整个银行体系的福利函数等于银行的资产价值减去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再减去银行新老股东的预期柠檬成本。很明显如果银行遵循最低资本要求，在增加新资本后，股权价值E 会增大；虽然资本增加又增加了社会的柠檬成本，但增加资本会降低银行倒闭的概率，因此也降低了银行持续经营价值的预期损失。
银行监管部门想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来提高银行的稳定性，但银行的原始股东有权决定是否遵守这一要求，如果它们不遵守，监管部门迫使它们退出市场，银行持续经营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就会损失。如果监管部门默认，则银行资产的存在价值和预期柠檬成本不变，但持续经营价值失去的概率只有Φ[,B]，从公式（4）中可以看出， 社会福利会增大。根据我们的模型假设，监管部门的责任是维护银行体系的福利最大化。如果银行监管部门提高资本要求，由于银行体系稳定性提高带来的福利小于银行体系萎缩造成效率降低带来的福利损失，因而监管部门没有必要为了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而作出提高最低资本要求的决定。综上所述，银行监管部门没有必要迫使不遵守资本要求的银行退出，银行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资本，这对社会来说将是有效率的。
总之，银行私有化之后，股东控制银行，而不是政府。即使坏帐使银行处于风险之中，政府也不能迫使银行提高资本要求，因为增加资本要求相当于使银行体系规模缩小，从而降低了银行业的效率，造成银行体系福利损失。
三、对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启示
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体系稳定存在着两大有利条件：一是有经济稳定发展做后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GDP 平均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二是政府对银行准入限制，虽然从1984 年以来进行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分离改革，然而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有十几家商业银行（不包括近几年来城市信用社组建成的城市合作银行或商业银行），不仅银行审批条件严格，银行执照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所以符合条件的不一定能拿到银行营业执照。由于以上原因，多年来我国的银行体系相当稳定。
但是，自从199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受挫，企业盈利下降，商业银行的风险开始暴露；加上海南发展银行违规经营造成倒闭以及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关闭，金融界对银行的稳定性开始重视起来。1998年，我国在广东省试点按国际通行的五级贷款分类法对银行资产进行分类，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状况确实非常严重，所以国内金融界规范银行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日益增强，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基层贷款网点贷款权的逐级上收，银行体系惜贷状况严重等，充分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追求稳定性。
然而，我国商业银行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却牺牲了银行体系的效率。以银行基层网点贷款权的逐级上收为例，虽然这样做有利于保证贷款发放质量、控制不良贷款发生规模、促进国有企业加速改制、抵御各级地方政府对银行经营活动干预，从而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但在银行体系追求稳定的同时，银行业的效率却一再降低，表现在金融资源的配给扭曲更加严重，有限的金融资源没有配给到有效率的部门中去。在信贷配给问题上，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两个特点：一是非国有经济获得的贷款比例小，占GDP70%的非国有经济仅得到了30%的贷款； 二是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比例小，贷款以及股权融资额度大多数为大中型企业所占有。在银行体系追求稳定性时，这两个特点越来越明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传统的体制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内外经营环境转坏的情况下，银行体系为了降低经营风险，将更多的资金转移到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政府“抓大放小”政策的指导下，同贷款给中小企业相比，银行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有保证。从对社会稳定以及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向来看，我国政府的“抓大放小”政策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对国有企业明的或暗的补贴起到了同等的作用。所以说我国银行体系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将信贷资源配给到了效率低的经济部门，部分有效率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从而使银行业的效率降低。
在目前我国金融界，银行改革的着眼点放在解决银行的风险上，结果是牺牲了银行的效率来追求稳定。客观地说，在当前形势下，牺牲金融效率换取银行业稳定除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反而可能带来金融体系的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人浮于事、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因而经营效益不好，在企业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极容易形成不良贷款，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绝大多数是国有经济部门形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企业还贷能力不高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也就不能谈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提高，所以金融业改革的着眼点应放在提高银行业的效率上。
提高银行业效率，促使信贷配给向有效部门转移（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向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转移），客观需要建立多种所有制、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多种所有制、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需要政府鼓励非国有资金进入银行体系，促进银行业的竞争。银行业的竞争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将金融资源逐步向效率部门转移，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多种所有制银行体系还可以克服单一所有制的国有银行的种种弊端，如：倾向于国有企业放贷、竞争意识不强等，也可以解决国有银行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的所有制不兼容问题。
建立多种所有制、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带来银行体系不稳定问题。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银行违规经营，二是小银行的风险分散作用小。为了防范银行违规经营，我国目前迫切要求增加银行体系的透明度，研究金融监管法规的可操作性。为了减小因贷款人违约带来的银行经营风险，除银行对贷款认真审查外，银行应控制对单一借款人的头寸暴露。通过这些做法可以显著地减少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改革会带来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但从本文分析来看效率提高的效用远大于不稳定带来效用的降低。
对于中央银行来讲，应结合我国的金融实践制定合理的最低资本要求；放松银行业的进入限制，对于达到成立银行条件的法人申请成立银行不应予以过多地限制，过多地限制银行业进入无异于提高最低资本要求，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这样做由于会降低银行体系的规模，对整个银行体系来讲是无效率的。
在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之间权衡确定非常困难，在两者不能同时兼得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对于我国转轨过程中的银行业改革来说是异常重要和迫切的。然而，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却过多地强调了银行的稳定性，效率的信号显得非常弱，在这种思想导向下，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越来越严重。建立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促进金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配置，将银行业改革的重心由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转移到提高金融业效率上来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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