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演变及其发展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取向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从一门科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及其演变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自被引入中国之日起，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而居于唯一的和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高的基础理论的地位，成为推动和指导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指南。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得以完成了历史性的社会革命，建立了统一、独立、自由的全新的国家；才得以初步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繁荣；才得以开始了以实现更高的社会发展目标为取向的改革，开创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上述历史进程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展开、进行和实现的。
然而，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方向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全面转型，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面对这一以制度变革为内涵和以对具体经济运行的技术性分析与管理为导向的特定的社会需求时，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理论上的矛盾和技术上的不适应状态：在此，问题的实质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所提供的基本观点因理论取向的不同而不为社会所接受；在于政治经济学很难对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性的解释和可选择、可验证的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政治经济学因此开始、并日益脱离社会的需求，失去了对迅速发展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最终在事实上被边缘化。
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入，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利益结构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倾向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在某种范围内和层面上已客观地成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追求的障碍而被系统地加以歪曲和诋毁。因此，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在事实上被妖魔化。
与此同时，由于在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前提下强行运行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遂迫使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极其庸俗地成为具体的改革政策的通俗化的解说、宣传性的注释和片面的硬性辩护。其结果必然使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具体政策的理论附庸而趋向庸俗化的发展。
上述基于不适应基础上的“边缘化——妖魔化——庸俗化”正是现阶段政治经济学走向衰败，以及在事实上处于“信仰危机”和“合法性危机”这一双重危机的一般机制和具体进程之中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前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已处于由边缘化、妖魔化和庸俗化，以及三者相互交织而导致的某种不断趋于衰落的危机之中，而不是仅仅只处于简单的边缘化之中。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异乎寻常的繁荣，并在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学话语权，从而居于从作为社会经济运动的指导思想(理论)到作为社会普遍的经济生活意识的事实上的主流地位。尽管从宪法规定与党和国家的政策上来看，政治经济学从未被边缘化过。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理论危机——政治经济学的危机。
随着市场化改革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使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内在的缺陷开始逐步地(然而却是全面地)显露出来，而且也使改革初期基于某种特定的改革策略与路径形成和积累的问题日趋显性化。尤其是两类问题的历史性扭结和交织，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从以收入差距悬殊到分配不公，再到贫富差距过大为表征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并日趋结构化和固定化，以及由此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基本保障压力巨大，失业、就业状况的恶化；从以产权改革为名进行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进程到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与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再到严重的权钱交易、吏治腐败；从二元经济的畸形发展和农村发展的长期停滞到过度的外向-依附型经济和被置于外部资金、技术和国际营销体系控制下的“世界工场”，再到经济波动、资源环境问题的恶化；从劳资纷争到社会稳定问题的尖锐化，再到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从以经济上的分化到意识形态的分裂，再到政治利益要求的分野为表征的“多元化”以及以种种“民主”要求为标志的对现阶段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合法性”的质疑，等等。上述经济-社会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顺利发展，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的不满，并可能在社会结构上形成某种不利于改革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难以解决、但又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存在，客观地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又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问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直接实践的结果，而且也几乎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预言不会出现的问题；是以对内最大限度地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对外最大限度地推进外向化和全球化，并与之利益相关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其本身的利害关系而不能承认的问题；是极度缺乏社会整体观和历史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力解释的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其本身意识形态，及其所体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所有意无视的问题，但却是中国当前为实现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早已丧失了自身的道德力量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开始了自己的危机。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种理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在逻辑上反衬出了政治经济学基于其精神本质而在理论本身、在利益代表性、在分析技术以及在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更适于对上述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而且从利益、思路到方式都更能满足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的需要。基于这种适应性的优势，政治经济学开始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话语权，并在客观上为重返主流地位的“回归进程”提供了某种历史性的机遇。当然，这一机遇的实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以去边缘化、去妖魔化、去庸俗化为内容的适应性改造与转化为条件。
分析表明：(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兴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某种明显的规律性。可以将这种规律性简洁地概括为：由时代的理论需求引导并决定的社会发展取向，与社会主体的理论偏好构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对理论的要求，和由理论本身的逻辑倾向与理论本身在技术上优劣构成的理论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或满足状况。在这种具体的“要求-适应”机制下，只有适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理论才可能在为社会所接受的同时，也使自身得到充分的发展。(2)在现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之中。在这种双重的危机框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正面临着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一机遇，完成适应性改造或转型应成为其当务之急。
二、政治经济学的适应性转型及其基本发展取向
为摆脱以边缘化、妖魔化和庸俗化为表征的危机状态，回归社会主流指导思想的地位，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取向进行适应性改造或转型：
1.必须坚持自身的理论本质与技术优势
从理论的基本立场层面上看，作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其自身的阶级立场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属性。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所在，也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就是坚持对人民利益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
从理论的方法论层面上看，作为一门以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以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其自身传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并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只有将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理解为一种观察、分析和认识经济-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才可能真正抓住政治经济学的灵魂，也才可能在对时代发展的适应中具体地形成政治经济学的新形式。
从最根本的理论实质上来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的技术层面上来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相矛盾关系中解释经济现象的产生、本质及其结构；坚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并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解释交换、分配及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坚持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相矛盾关系中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发展。因此，坚持上述原则就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本质以及由此决定的科学性。
从理论的技术层面上看，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动态的分析理论，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其对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和结构化分析这一最基本的理论特点和技术优势，用以全面地分析和理解从经济到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内在关系，动态地分析和理解其运行的整体机制和运动规律，深刻地揭示和把握其内在的关系，辩证地分析和掌握其内在的矛盾，从而达到对现实的研究对象的完整而全面、整体而科学的分析、理解和把握。
从理论比较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政治经济学能够超越其他经济理论，最终达成对现实对象的科学认识的最大的理论优势所在。
2.必须适应竞争性生存的客观环境
基于目前的社会分化以及以这种分化为基础的利益多样化的现实存在，中国社会在理论上的选择必然趋于多元化。不同的社会阶层(阶级)或利益群体都将依据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具体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趋向，形成反映自身利益的观点，并进而以此为标准来选择能够反映和代表自身利益的理论。在此，社会在经济上的分化必然导致在理论选择上的多元化，而不同的理论在此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利益以及相应的社会群体。社会分化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回归进程”最现实的目标应在于追求对其他经济理论的相对性的超越，并以此回归主流性经济理论的地位；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主流性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已不可能再仅仅单纯地根据法律上的规定来真正地获得和保持；决定了理论竞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精神本质和技术优势的坚持，而且也取决于对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的正确借鉴与批判，以及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这种竞争-生存、竞争-发展的生存状态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现实的生态模式，同时也是其通往主流地位的基本途径。为此，必须适应性地改变自身，以获得与业已改变、并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理论形式。在此，与现实的结合以及在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将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内在的机制与尺度。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学发展最根本的理论途径。
应当深入地研究和正确地借鉴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对市场运行规律研究的理论成果，最大限度地吸取其合理的和有用的成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发展，也有助于丰富政治经济学本身。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西方经济学所持的近乎迷信崇拜的心态已超越了正常理性的范围和国情所能允许的界限。因此，正确的批判在当前可能比正确的借鉴更为社会所需要。在此，批判和借鉴将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外在机制与尺度。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理论途径。
应当基于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并以以其为基础形成的新的理论认识来反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断然扬弃其因历史制约形成的局限性。必须在上述结合-创新、批判-借鉴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合理的和有用的经济观点和经济理论，力求形成一个能够最广泛地反映社会各阶层(阶级)利益要求的、多层次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并以政治经济学来主导其发展。在此，这种理论整合是当前政治经济学发展最现实和最基础的理论途径。
总之，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学可以以简单的理论适应性获得某种回归主流的历史性机遇，但绝不可能仅仅依靠这种适应性来实现这一回归。只有通过上述的竞争-生存和整合-发展的途径，才有可能在竞争胜利和整合发展的基础上，将这种理论上的机遇转化为现实。
3.必须开辟适应性发展的新途径
为适应现实社会对作为主流性指导思想所必须具备的对现实的解释性和对应用的指导性两项基本要求，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开辟面向现实应用的新领域，以实现与现实的结合。即必须直接走向现实，走向应用，走向对社会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解释和发挥具体的指导作用。为此：
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研究目标的社会问题化。即必须直面当前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以已成为社会运行焦点的社会基本问题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摆脱边缘化、并同时增加社会影响力，促进自身发展的最佳的切入点。
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可操作化。即必须将抽象的和逻辑的理论观点逐步分解为可以被观察、测量和可用事实来加以验证的指标，从而使理论得以具体化为可以具体而实际地加以把握的东西，并可以与可观测和检验的具体社会问题相对应。显然，可操作化的意义首先在于为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应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其次在于为理论本身的验证、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可能。因此，实现理论的可操作化，是政治经济学走向现实应用的必要的途径。
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的政策化。即应将理论应用分析的结论转化为在一定范围内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对策性方案。也就是应将理论以及其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可操作化分析的结论进一步具体化为解决该问题的具体措施、办法和计划。在此，作为理论研究结果的对策性方案，不仅应当是科学的、可操作的，而且还应当是可行的、可选择的和可进行评估的。
可以将上述政治经济学适应性发展的基本取向简洁地归结如下：
(1)必须坚持和确保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本质：即在政治上坚持其本质的政治立场，坚持其所代表的利益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属性；在方法上坚持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和世界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在技术上坚持其整体性分析的理论框架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上的先进性。
(2)必须承认、接受和适应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竞争-生存”和“竞争-发展”的现实的生态环境与发展机制，并通过结合-创新、批判-借鉴和反思-整合等具体途径，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
(3)必须推进和实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应用化，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学研究目标的社会问题化、理论的可操作化和研究结论的政策化。
(4)上述竞争性生存和适应性发展必须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基于其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本质性制约。
从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政治经济学应当成为这样一个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积极适应社会需求的、一般性的理论架构。即：在一般理论层面上，应能在宏观上说明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整体状态，以求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状况；在具体理论层面上，应在上述总体框架下，以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目标，应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和可实证的分析与研究，并能提出明晰而准确的理论认识和判断；在应用的技术层面上，应能为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提供理论解释，并能够揭示问题的解决过程和规律。为此，不仅要使理论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要能提供具有可选择和可验证性的，包括资料和预测在内的完整的政策性建议；在理论比较的层面上，应能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批判性的理论支持，确保整个社会发展在方向上的正确性；在理论的形态层面上，政治经济学应当是、而且也必然是一个开放的、跨层次、跨学科的，并且紧随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的“解释—应用—批判”的体系。
时代永远只会选择、保留和发展那些能够适应其需要，并于其有用的理论。因此，理论的生存与发展永远都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之融为一体。目前，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以对社会需求的适应为内容，并涉及其生存与发展前景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理论本身为竞争而采取的具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对于竞争的结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可能不是最根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