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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比推理与机械类比
“人为万物之灵”，灵的集中表现是思维，思维的功能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无疑，研究类比推理，对提高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具有重要意义。先请看这样一个趣例：瑞士的乔尔吉·朵麦斯特拉尔是个狩猎爱好者。一次他去猎野兔，钻进灌木丛中，狡猾的兔子溜走了。当他十分扫兴地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时，裤子上粘满了令人讨厌的苍耳子，他只好耐着性子把苍耳子一粒一粒地从裤子上拉下来，他边拉边寻思：这小小的苍耳子为什么会粘在裤子上而不粘在靴子上呢？这像枣核一样的东西又怎么会牢牢的粘在裤子上不掉下来呢？于是，他把苍耳子带回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研究。在放大镜下，乔尔吉看到，小小的苍耳子上布满了密密的小尖刺，每一个小尖刺上都有一个细细的倒钩，这倒钩虽不十分锋利，却也很坚韧，它碰到皮毛衣服之类的纤维状东西时，就利用小倒钩让动物把自己带到别的地方去繁衍。这本是苍耳子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自然形态，而乔吉却由此想到，能不能利用这种小小倒钩尖刺的构造，制造一种一贴就能粘附住，一拉又能松脱开的尼龙布带呢？经过研究试验，他终于发明了可代替钮扣、拉链、缝接剂等的“贝尔克洛钩拉粘附带”，很快被广泛地使用于服装、轻工、军事等方面。乔尔吉就是这样由苍耳子粘附在裤子上这一现象，运用类比推理发明了钩拉粘附带。
类比推量一般是由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另一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逻辑结构，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A对象具有属性a、b、c、d
B对象具有属性a、b、c
所以，B对象也具有属性d
类比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类比推理的客观基础是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树有同类，人有同族，正因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同一性，人们才可能从两个事物的某些属性相同，推知它们在另一属性上也相同。但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各有差别，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说明事物之间又存在着差异性。事物之间虽然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但并不必然在另一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所以，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
如何提高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程度呢？第一，前提中确认的共同属性越多，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大。因为两个对象的共同属性越多，意味着它们在自然领域（包括属种系统）中的地位越接近。这样，类推的属性（d）也就有较大的可能是两对象所共有的。例如， 为了研究人体的某些方面，常常用猴子作实验，因为属种体系较近，共同属性较多。第二，前提中确认的属性越是本质的，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大。因为本质属性是对象的内在规定性，对象的其他属性大多是由本质属性决定的、派生的，因而，确认的两对象的共同属性如果是本质的，那么，它们就有其他一系列属性是相同的。这样，类推的属性（d ）也就有较大可能是它们的相同属性之一。例如，要用类比推理推断动物的智能活动水平，如果考察与智能活动水平密切相关的脑的绝对重量、相对重量的大小及脑的复杂程度是否有相同之处，类比推理的结论就可靠一些。
如果不是从两对象的本质属性方面，不是从与类推属性密切相关的属性来进行类比，而是从表面的、非本质属性的相同得出两对象在另一属性也相同的结论，这就犯了“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例如，假定一个学生作这样的类比推理：医生蒙骗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父母用圣诞老人蒙骗孩子，都不应受谴责。所以，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蒙骗老师，也不应受谴责。这个推理就是“机械类比”。因为，并非任何欺骗都不应受谴责，只有那些能满足他人更高利益需要的“欺骗”才不应受谴责。这个学生根据表面的、非本质属性的相同时行类推，推出的结论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类比推理的分类
类比推理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从前提的数量看，可分为简单类比和复杂类比。简单类比只有一个前提，以一事物类比另一事物。例如，阿基米德在浴盆中由水的漫溢悟出判定黄金成分的办法。复杂类比则有两个以上的前提，以两个以上的事物类比一事物。例如，荀子在《劝学篇》中，以“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类比学习中知识的积累。
从类比对象的类距看，可分为近类类比和远类类比。近类类比的类比对象是同一个类中的比类。例如，画家、音乐家、文学家同属艺术家，以绘画、谱曲之理类比文学创作，就属于近类类比。近类类比，一点就破，易于理解。远类类比的类比对象分别属于两个相去甚远的类，以自然类比社会，以物类比人，都属于远类类比。如乔尔吉以苍耳子粘附在裤子上，类比钩拉粘附带，又如晏子以桔生淮北因水土不同而变为枳，类比齐人因入楚受楚人影响而为盗。远类之所以可以类比，是因为不同类而同理，一理而能同时适用于两个远类对象。
从判断性质看，可分为性质类比和条件类比。性质类比的前提和结论均为断定对象性质的性质判断。例如，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是人不是神”，类比“革命导师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条件类比是已知一对象的条件关系与另一对象的部分条件，类比推出另一对象的其他条件。如老师对某同学说：“某同学过去基础差，经过努力，学习已经赶上去了。你要想搞好学习也要努力学习，打好基础。”打基础是搞好学习的必要条件，而努力学习又是打好基础的必要条件，这是利用必要条件进行类比。
从类比对象的时空关系看，可分为横向类比和纵向类比。同一属概念下种概念间的空间类比是横向类比。如，以这个人与那个人比，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比，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比，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比，等等。纵向类比就是所谓历史类比。“观今鉴古”、“温故知新”、“古为今用”，皆属纵向类比。
三、类比推理的认识意义
类比推理的结论虽然只具有或然性，却是人们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知道，演绎推理结论不超出前提的范围，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虽然超出前提的范围，也只是限于在某一类对象内部进行归纳。而类比推理却不受对象类别的限制，只要两对象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就可以类比。因此，类比推理具有启发思路、提供线索、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特点与功能。正如康德所说：“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宇宙发展史概论》）具体地说，类比推理的认识意义表现为：
第一、创造性。类比推理为科学研究提供假说，是科学发现的尖兵。科学家哈定曾说：“如果科学家一生注意细微的观察，训练自己注意寻求类比，使自己具备有关的知识，那么这个‘感觉工具’……就将成为神通广大的仙杖。”（贝费里奇《科学的艺术》）事实确实如此，科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理论，最初都是通过类比推理提出的；许多重大的发现和发明，也是应用类比推理取得的认识成果。例如，惠更斯提出光的波动说，就是与水波、声波类比而受到的启发；英国医生詹纳发现“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就是由于受到挤牛奶的女工感染了牛痘而不患天花的启迪。
第二，援引性。《墨子·小取》中说：“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就是援引他人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以推我这样说或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例如，过去有个妇女虐待她的婆婆，竟用粗糙的猫碗给老人盛饭，还声言如打破了这只碗，就再不给饭吃。孙媳妇同情太婆，叫她故意把碗打碎，又抢先冲着太婆嚷道：“你把这只可以传代的宝贝碗打碎了，将来叫我拿什么碗给我婆婆盛饭吃呢？”她的婆婆由此翻然悔悟，从此不再虐待老人了。这位孙媳妇就是援引了她婆婆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使其痛改前非的。
第三，仿生性。本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门独立的新科学——仿生学，专门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创造出模拟它们的技术系统。例如，青蛙的眼睛是跟踪运动目标——飞虫的非常完善的器官，人们研究蛙眼的结构与反应原理，并设计出模拟蛙眼的电子模型——技术仿生系统，这样的“电子蛙眼”就能跟踪天上的卫星以及监视空中的飞机。当然，技术的仿生系统绝不是生物器官的原型，而只是模仿生物器官某些方面属性的粗糙模型。这种由自然原型到技术模型的过渡，其中就有类比推理在起作用。
第四，模拟性。近几十年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学科的崛起，就与类比推理有关。确切些说，就是将模拟方法引入到科学研究与实验中。模拟方法，就是通过模型研究原型的规律性。例如，要制造一艘大型海轮，先按一定的比例制作一个小型的船模，再设计出与大海相似的条件，对船模进行试验，看其是否可行。如可行，就可推知制造出来的海轮在大海里也是可行的。人们利用模型试验来研制诸如新型飞机、通讯卫星以及设计大型水利电力工程、防震的高层建筑等等，这些由模型到原型的过渡，都离不开类比推理。
第五，论证性。类比推理也可用于说理论证，这在演说、对话或文章中是经常运用的。类比推理虽然不是严格的必然的论证方式，但通过它能深入浅出地说明抽象事理，生动形象地表达思想。例如，作家刘绍棠在一次作报告时，有人递条子问他：“共产党不是伟大、光荣、正确和战无不胜的吗？为什么连‘现代派’和‘存在主义’都要抵制，怕得不得了呢？”刘绍棠看后，“忽”地站起来问道：“你们说我身体好不好？”大家见他红光满面，体魄健壮，齐声说：“棒！”这时，他又问道：“那么你们说，我为什么不能吞进苍蝇呢？”这里刘绍棠就运用了远类类比推理，说明了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又如，被誉为“七君子”之一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在法庭辩论中有一段辩护词是这样运用类比推理的：
法官：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有许多运用类比推理说明革命道理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是运用类比推理表达精湛思想的典范。
四、为类比推理划几条界限
我们对类比推理的理解虽相当宽泛，但也不是漫无边际的。下面为类比推理划几条界限：
首先看类比推理与比喻。比喻属修辞学，类比推理属逻辑学。比喻主要在于说明，而类比推理可用于论证。二者间虽有差别，但又有联系。比喻是远类类比推理的产物，远类类比推理的结论就是比喻。比喻用之于类比论证，就是喻证。如果我们说“概念是思想的细胞”，这只是比喻。如果说“概念是思想的细胞。细胞发生了毛病，由细胞构成的组织就会发生毛病，甚至全身都会发生毛病。同样的，在概念方面发生了毛病，就会使由概念构成的判断、推理和论证都发生毛病，思想就会不正确”（金岳霖等《形式逻辑简明读本》），这是以细胞发生毛病而影响组织以至全身，来类比明确概念对判断、推理和论证以至整个思想的重要性，由此人们就会悟出“明确概念对正确思维是多么必要”的道理。上述论证过程就是喻证，“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就是在上述喻证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看类比推理与比较。类比推理是比较的产物，比喻亦是比较的产物。类比推理是利用事物间相联系的一面进行的。如果涉及相区别的一面，就不是类比推理了。例如：（1 ）宋朝名作家欧阳修看了晚辈苏轼送给他的文章，连声叫绝，推崇备至。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今天，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也很应该有这种勇于“避路”的精神，让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人挑起领导重担来，“放他出一头地”。（2 ）封建社会的蔺相如尚能主动团结自己的对立面廉颇，那么，我们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共产党人，就更应该有开阔的胸怀，宽宏的度量，搞好团结。例（1）属于历史类比， 例（2）虽有比的因素，但强调了不同条件方面（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共产党人），因此，结论也强调了“更”应该如何，就不属于类比推理而是比较了。
最后看类比推理与联想。类比推理起于联想，但联想的事物间并非都是类比推理。如文天祥曾说：“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有人由这句话突然想到：“读马列书所谓何事？”这是个联想，但不是类比推理。联想进而又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并获得新知才是类比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