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权力成本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家族论文,集中度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4.06.005 家族企业治理的许多重要问题，归根结底与家族权力的集中度有关。如代际传承中的长子继承制与诸子均分制之争，属于家族权力集中度的选择问题；家庭产权单元间的分家矛盾，来自于家族权力独占对家族权力分享的挑战。关于家族权力集中度的选择依据，现有文献中鲜有系统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的家族权力集中度指企业所有权以及控制权在家族成员间分配时，集中于个别家族成员或成员群体的程度。这里的家族权力，不涉及非正式的个人专家权力、魅力权力以及亲缘宗法权力等。它由所有权和控制权2个维度构成，在不引起混淆的前提下统称为家族权力。此外，这里的家族权力配置也仅指家族权力在家族成员间分配的问题。跨越家族边界的所有权制衡、控制权让渡等问题，虽然也是家族企业治理的重大课题，但本研究并不涉及。 对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等权力配置问题的研究，源于对家族企业治理的一项传统研究假设的重新审视。在比较主流的研究中，人们“不区分家族成员个体的差异，而将家族系统当做一个研究单元”。然而，事实上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存在着非一致性和非对称性，因而家族系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代理问题。于是，人们开始从家族权力配置的角度，解读家族治理问题。然而，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判断家族权力配置的事后效应和具体活动，而影响家族权力配置的事前因素和作用机理尚未被直接、系统地关注。若从已有的理论知识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发现一定的研究线索。一方面，根据WILLIAMSON的治理结构理论，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体现为不同的治理结构，最佳的治理结构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权力契约模式；另一方面，在汉斯曼的企业所有权理论中，这种交易成本被解释为所有权成本。由此，是否存在着与家族权力相关的一系列交易成本，从而决定着家族权力的配置，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1 文献回顾 1.1 家族权力配置的评价研究 在以家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里，中国的家族权威配置呈现出特有的差序格局，在中国家族企业治理中天然地映射出浓厚的家长制组织气氛，自然表现出以家长为中心的集权化权力配置模式。这种家族权力的高度集中模式在家族企业的早期是有利于其发展的，随着企业的壮大、家族参与的复杂化以及中国传统家文化特性的弱化，家族成员间的权力配置不再以高集中度为唯一模式，家族成员获取权力进而增强自己事后谈判力的愿望加强。这影响了企业的成长和治理效率，也是本研究的立题之源。 SCHULZE等一直将家族企业的研究重点放在家族成员关系治理的问题上。在清楚界定家族系统内部的代理问题的内涵外延后，SCHULZE等。对家族董事间的所有权分散配置程度与融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的分散度与外部融资行为呈现U型关系。EDDLESTON等关注了企业所有权在家族代际之间的分布，发现所有权配置对决策参与和关系冲突产生影响。贺小刚等考察了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家族成员内部分布格局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家族成员内部权力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倒U关系的结论。此外，贺小刚等还讨论了企业创始人原有权力在其离任后被集中或分散传续情况下企业经营业绩的差异，研究结果支持家族成员延续原有权力配置结构的方式。 可见，家族权力配置问题已逐渐进入到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并且权力集中度成为核心研究指标。然而，距离完整概括家族权力的配置依据尚存一定距离。 1.2 基于具体事件的家族权力集中度影响因素研究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的标志性事件，是一种权力移交活动。根据GERSICK等提出的家族企业三极发展模式，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权力移交存在着“进入企业—共同工作—传递权力”的过程，这也是家族权力集中、分散、再集中的过程。于是，影响代际传承的因素与影响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因素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这方面，STAVROU提出影响了代际传承的四大因素：家族、个人、企业和市场；余向前针对中国样本提出了六大因素：传统文化观念、子女能力与表现、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优越性、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不足、就业市场、子女发展空间。进一步看，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中，诸子均分制和长子继承制是2种基本选项，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就是权力集中度的配置差异。目前有对这2种方式进行的大量比较研究。然而，在将诸子均分制等同于中国模式、长子继承制等同于日本模式之后，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成为解释2种权力配置差异的焦点，其他因素被忽略了。 家族企业分家更明显地属于家族权力配置活动，表现为所有权的转移，直接与权力集中度的调整相关。宋丽红等从裂变创业的视角揭示分家的正面价值，提及了若干分家的影响因素，包括家族成员间的价值观和战略意向冲突、家族治理和企业治理的简化、对家族成员企业家精神的激发等。吴炯将家族企业的特有运行基础理解为对家族社会资本的高效调用后，以家族社会资本专用性为核心因素，分析了它对家族企业分家的影响。随后，吴炯在一项关于家族企业分家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中，初步提出了家族社会资本影响家族企业所有权成本，继而再决定家族企业分家的思路。不过在该研究中，所谓的家族所有权成本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够清晰，其在整个模型中的中介变量地位也仅仅是概念性陈述。 以上研究发现了许多在具体事件中影响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系统构成、相互关联以及作用机理方面有待不断探索。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思想来探讨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决定问题，原因在于3个方面：①此前的研究发现，在关于家族权力配置的理论研究中，其变量的确定还不完整，变量间的互动关系模糊，尚未构成清晰的概念体系。量化实证方法不适合本研究，甚至内容分析法等需要研究对象内涵外延相对清晰的其他质性分析方法也不适合本研究。②本研究所讨论的家族权力问题涉及到敏感和保密数据，一般很难获得；且这些数据需要在一定的背景环境下才能解读出其真实含义。由此，量化实证研究方法对此有些无能为力。③扎根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研究流程和分析技术日臻完善，可以满足科学研究的信效度要求。 2.2 案例背景介绍 利丰集团的家族传承事件是本研究的核心案例。香港利丰集团创立于1906年，历经了家族三代人的经营，也创造了三阶段的辉煌成就。今天的香港利丰集团为人所知的，也许是其香港最大贸易公司的经济地位，及其提炼的整体供应链管理模式。然而，其家族治理历程充满着“一波三折”的戏剧性场景，成为家族企业制度研究的典范 (见图1)。
图1 利丰集团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变迁 阶段1 1906年，冯柏燎在广州创立了利丰贸易公司，号称中国第一家由华商创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其好友李道明入股49%，但不参与经营。 阶段2 在独掌大权一段时间后，1930年前后，家族第2代中一共4人进入企业，分别是侄子冯友仁、次子冯慕英、女儿冯丽华、三子冯汉柱，从此，家族经营控制权集中度下降。此阶段还发生了冯友仁“政变”事件。 阶段3 二战中，利丰公司迁至香港。1943年冯柏燎病逝，利丰进入长期平稳的第2代治理阶段。在控制权方面，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三足鼎立”支撑全局。在所有权方面，类似于“诸子均分”，冯慕英和冯汉柱各持股13.18%，冯丽华持股11.32%；没有在利丰工作的5位第2代成员都获得了9.45%的股份。可见，此阶段家族权力集中度较低。 阶段4 1970年前后，冯氏第3代开始进入利丰集团。截至1972年，冯慕英的2个儿子、冯丽华的1个儿子、冯汉柱的1个儿子和他们的父母共7人分享了集团的重要经营岗位。家族控制权集中度进一步下降。此外，家族所有权集中度下降的趋势更明显，因为此时利丰已有35名直系三代成员。 阶段5 1973年利丰上市，成为一家家族控制下的公众公司。之所以仍为家族企业，因为公众股仅占25%，这是香港法律规定的上市底限。“利丰上市的真实目的，用冯国纶的话说，就是为了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只不过这种分离主要指家族内部的分离”。从另一个角度看，上市的好处是避免家族股东对经营控制权的觊觎，是保证家族控制权集中度的举措。1975年，冯慕英去世，冯汉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不久，冯慕英和冯丽华的子女纷纷退出利丰，冯汉柱的另一子则进入利丰。如果此时家族权力以家庭产权单元而论的话，家族控制权集中度变高。 阶段6 成为上市公司15年后，1988年利丰又完成了退市的私有化计划。表面上利丰私有化是为了避免当时股市暴跌而造成的外部接管风险，其真正的效果是，大部分家族股东将股权卖给冯汉柱的2个儿子，已掌握家族控制权的冯国经、冯国纶兄弟。至此，包括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家族权力全面向冯国经、冯国纶兄弟集中。 阶段7 1991年利丰再次上市，目前，利丰集团拥有3家上市公司。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作为一家公众企业，跨越家族边界的权力有此消彼长的情况。然而，家族边界之内的家族权力配置始终稳定在高集中度的状态，始终为冯国经、冯国纶兄弟合伙所有。 利丰集团是本研究的对象，但是囿于利丰集团直接数据缺乏的限制，为提高理论饱和度，对最近一段时间来港澳著名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案例进行了分析。这些案例对本研究起到补充和验证的作用。①李嘉诚的析产案例。2012年5月25日，李嘉诚公布了家产所有权继承分配计划。李嘉诚旗下市值逾8000亿港元的上市王国所有权，交给长子李泽钜；二子李泽楷则获得李嘉诚对其生意上的资金支持。②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家产纷争案例。2009年7月，时年87岁的何鸿燊因病住院后，赌王的4位太太及17位子女围绕庞大的家产明争暗斗。③新鸿基郭氏三兄弟阋墙案例。郭氏三兄弟的家族权力之争由来已久，2012年3月29日香港廉政公署拘留郭炳江和郭炳联的事件，更让郭氏内讧成为媒体焦点，因为此事据称与老大郭炳湘的幕后活动有关。 2.3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利丰集团的百年跨度，使其成为案例研究的纵向理论建构的典范。纵向理论建构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关注，使受众在看到事件的发生情况后，不仅能向前了解事件产生根源，更在于能发觉其产生的后果，客观地辨析出其“对”与“错”。在利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家族权力配置的“试错”过程，利丰案例具有解读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的充分数据。 由于很难近距离地接触利丰集团和冯氏家族，扎根研究数据收集三大来源的民族志方法和深度访谈方法在本研究中无法使用。于是，文本分析成为本研究收集数据的主要渠道。为了满足案例研究的数据三角支撑原则，文本数据来源于3个方面：①专著。冯邦彦所著《百年利丰——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是本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其内容丰富、可靠，被冯国经称为“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及访问，将百年来几代利丰成员艰苦创业、拼搏及创新求变的种种事件展现眼前”。另一本专著是哈特臣的《锦霞满天——利丰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本基于利丰家族成员访谈的概述利丰集团发展历程的手册。②网络搜索引擎和CNKI电子期刊数据库收集的相关的新闻报告和学术论文。其中，在建立新闻报告资料库时，全面调用了百度、谷歌、雅虎、搜狗等常用引擎，同时尽量使用新闻或资讯频道，剔除可信度低的网络消息，并且尽可能使用香港主流媒体的新闻报告。③上市公司官网资料。通过利丰官网http://www.lifunggroup.com以及各项内容的链接，查阅了利丰及其子公司官方发布的年报、管理层演讲报告、学术研究报告等。 此外，鉴于罗伯特.K.殷认为的多案例分析其结论更具说服力、构建的理论概念更稳健的原因，本研究尽管以利丰案例为研究对象，在完成理论建构之后仍进一步收集了其他一些重要案例，用以验证和补充研究的理论饱和度。当分析了李嘉诚对其2个儿子的继承权分配计划、何鸿燊的四房权力大战、新鸿基的郭氏三兄弟权力斗争之后，发现本研究已达理论饱和，很难获取新数据以扩充概念范畴。这3家家族企业的案例资料均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的香港主流报纸媒体的新闻报道。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严格遵守STRAUS等的程序型编码流程和方法，保证研究的信效度要求：①为了规避研究者选择性知觉对编码质量的影响，邀请2名研究生组成编码小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编码小组成员共同进行数据标签和数据编码，当出现意见分歧时，相互讨论直至观点一致。②建立研究备忘录。以研究工作时间为依据，为每一次综合编码和理论提炼工作建立一个备忘录表单，记录理论建构以及修改的过程。③依据资料内容丰富程度，确定理论抽样和持续分析的顺序。在此过程中，不断循环“收集数据—完善理论”的过程，螺旋式地提炼概念和范畴以及归纳范畴间的关系。在利丰案例研究完成后，又对李嘉诚传承计划、何鸿燊家产暗战和新鸿基兄弟阋墙案例进行了相同的研究工作。 3 模型建构 3.1 开放式编码 鉴于本研究是通过已有文本资料挖掘数据，所以在编码之前需要排除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段落和章节。另外，为了降低研究者个人的选择性知觉影响，尽量使用文本中的原始语句作为标签，然后再从中发掘初始概念，共得到231余条原始语句，并总结为47个初始概念。其中，有些语句可归纳出多个概念。通过对这些零散的概念进行比较和提炼，将相关的概念整合在一起，实现概念范畴化，最终形成16个范畴(见表1)。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一个将被分解的资料重新整合的聚类分析过程。本研究运用典范模型的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策略和结果6方面逻辑关系，在主轴编码阶段共得到2个主范畴：降低权力配置成本和降低权力使用成本(见表2)。
表2 主范畴和典范模型
3.3 选择性编码 在主范畴及其逻辑关联的指引下，通过选择核心范畴，把各范畴系统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建构起一个扎根理论模型。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寻找“故事线”，“故事线”能将绝大多数的范畴提纲挈领地串接起来，完成“故事线”也就发展出新的理论构架。本研究所确定的核心范畴是“决定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家族权力成本的内容构成与影响因素”(见图2)。
图2 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动因模型 家族权力集中度的理性调整在于降低家族权力成本，它是家族制度建立和运行的主要交易成本。家族权力成本包含两大类别：①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包括专用锁定成本、私人信息成本、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等，它是权力配置造成的不能通过交易行为和家族规则消除的交易成本，反映了未获家族权力的家族成员，由于抗争、不满等原因造成的家族福利损失。②家族权力使用成本，由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构成，反映了获得家族权力者使用权力时造成的家族福利损失。家族权力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与家族系统的各成分有关，它们可概括成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三大类。这3类因素在分家、继承、冲突、成员变更等家族平衡被打破时，会发生重要变化。此外，企业系统因素和环境系统因素对家族权力配置的因素是全流程的，是家族企业运行的基本背景。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如前文所述，在本研究中，当使用到补充考察信息时，已不能产生新的范畴及概念，故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4 模型阐释和研究发现 虽然家族事件对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的触发、企业和环境因素对家族系统的影响是理论架构的重要部分。然而，本研究的重心是决定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家族权力成本的内容构成与家族系统影响因素，鉴于此，就图2模型的主线进行分析。总体说来，家族权力集中度是响应家族权力成本最小化的内生结果。家族权力成本在性质上属于交易成本；在构成上包含配置成本和使用成本两大类：在影响因素方面，来自家族系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其有显著影响。 4.1 家族权力成本的内涵与构成 4.1.1 家族权力成本的内涵 家族权力是家族所拥有的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本质上与任何私人拥有的对企业的权力无差别。然而，当这一权力被一个称为家族的群体所共同拥有，就更为重要而复杂了。 (1)家族权力配置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 若公司治理是有关公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制度性安排，那么公众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这些剩余权力如何在股东与经理，以及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之间分配。国有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当其国有的身份“天然”地得到了剩余权力后，“缺位”的所有者代表人如何尽到所有者职责；而家族企业的治理核心就是家族同样“天然”地得到了剩余权力后，剩余权力如何在家族成员之间二次分配。据此，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几个案例企业里，无论是李嘉诚家族、新鸿基郭氏家族，还是利丰集团、何鸿燊家族，决定家族企业存亡的关键问题都与家族权力的分配有关；人们常常关心的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矛盾，反在其次。 (2)家族权力配置的基础来自于家族权力成本在不同方案下的权衡 在WILLIAM-SON的治理结构理论体系里，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体现为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不同的治理结构将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最佳的治理结构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权力契约模式。又由于交易成本是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那么，家族权力成本就是有关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家族内部分配的成本，具有交易成本的本质属性，是家族权力配置的基础。 综上，家族权力成本包括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家族权力使用成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有甲乙兄弟2人，现在将家族权力分配给了甲。此时的权力成本之一来自于乙由于没获得权力而抗争、不满或者未能人尽其才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市场健全的条件下是可以避免的，比如给予相当的经济补偿或者权力分享。在权威不容挑战的家族规则体系里也是可以减少的。然而，市场有缺陷，家族规则也有局限，在一定的情况下，补偿是无法衡量和进行的，这种成本一定会发生。可见，这种成本本质上是一种交易成本，称其为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家族权力成本是另一项来自于甲获得权力后使用权力的成本，比如滥用权力和避免滥用权力的成本，称其为家族权力使用成本。 4.1.2 家族权力成本的构成 在对利丰集团等案例的分析中，发现家族权力配置成本由多项内容构成：①专用锁定成本。当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只有在一定的企业中应用才能体现出完整价值时，则该成员的人力资本就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也就被锁定在这个家族企业里。如果此时他的专用人力资本无法找到市场定价，就会处于被攫取的地位；同时，他若不能获得家族权力，获得补偿自己人力资本投入的主动权，就会减少自己人力资本的发挥，也会减少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再投入。这对于整个家族而言就是一种权力配置成本。那么，好的家族权力结构，就是让上专用性人力资本更强的家族成员获得家族权力，以减少这类成本。②私人信息成本。与经典理论假设相比，现实世界的市场缺陷之一是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在一个家族群体里也是这样。当某家族成员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时，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行动无法被人观察，而发生有悖家族整体最优的各种道德风险问题；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才能等信息无法被人评价，而发生减少人力资本投入等的逆向选择问题。显然，越难以被监督，越受到信息不对称困扰的家族成员越应该获得家族权力。③规则破坏成本。家族运行在一定的家族规则之下，它也许构成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也许遵循平等民主、公平交易的契约原则。无论怎样，家族权力配置不能破坏家族规则下成员之间的心理契约，否则，其结果就是其他家族成员直接或间接的行为退缩，进而产生额外的损失。④权力动机系数。当家族成员或者对资产的要求或者对控制欲的渴望，具有更强的动机时，不公平的心理感受会更强烈，以上3种成本将会有倍数的增长。关于权力配置的非经济性、情感性因素，均对权力动机系数产生影响。 对利丰集团等案例的分析表明，家族权力使用成本由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构成。①监督成本基本等同于JENSEN等定义的代理成本，由家族权力拥有者的非最优行为的剩余损失、家族对其的监督费用、获得权力的保证支出组成。②集体决策成本显然发生在家族权力并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是由家族成员在利益上存在异质性的偏好甚至根本性的冲突而产生的额外成本，是集体决策机制本身固有的缺陷。其中，一种集体决策成本是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是决策结果未实现家族整体最优的损失。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解读，它或者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得多数派家庭侵占了少数派家庭的利益，或是通过少数派家庭对决策权或决策信息的掌握而剥夺多数派的利益。另一种集体决策成本是决策过程本身制造出的成本。这涉及到信息的收集成本、参会的机会成本以及各种为制定和落实集体决策而必须付出的成本。③如果说企业家就是风险承担者，那么，获得家族权力就应该是那些能够抵御风险，或者本身承担的风险小的成员。否则，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对企业的损害是巨大的。风险承担成本不容小觑。 在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发展阶段，确认本研究对家族权力成本内涵和构成的探讨在汉斯曼的企业所有权理论中可以找到理论基础。汉斯曼的理论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原则，探讨了在企业各类利益相关者之中谁应该掌握企业所有权的问题。汉斯曼的交易成本可以分为2种类型：①企业所有人与非所有人在市场上交易的成本；②作为企业所有人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成本。汉斯曼的市场交易成本与本研究挖掘的家族权力配置成本比较近似。不同的是汉斯曼更多地强调市场缺陷问题，而本研究说明市场和家族规则缺陷是根本，但其成本损失通过未获权力者的抗争、不满展露出来。此外，汉斯曼的所有权成本则与本研究的家族权力使用成本在内涵外延上基本一致。吴炯关于家族企业分家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个所有权成本对权力配置的作用。汉斯曼讨论了各种非股东控制的企业类型，但并未发现家族企业治理的特殊性，未涉足家族治理问题。由此，本研究也是对企业所有权理论的一点推进。 4.2 家族权力成本的影响因素 由图2可知，影响家族权力成本的因素包括企业系统的因素以及各种环境系统的因素。不过，在案例分析中发现，人们对家族系统部分的因素更为关注。事实上，研究发现，目前关于家族权力配置活动影响因素的文献比较充分。然而，本研究通过家族权力成本这个中介变量考察发现，来自家族及其成员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三大类。 家族人力资本因素由3个2级指标构成，即个体学识积累、个体职业经历、群体才识分布。它们又分别对应了6个3级指标，即学识程度和学识维度、基层锻炼和高层培养、规模范围和能力结构。这里重点说明2点：①个体学识维度很重要。利丰集团虽然后代众多，但权力冲突相对不激烈。一个原因是其二三代成员中大多数都具有其他专业才能，不用锁定在家族企业内部，反映为家族权力配置成本中的专用锁定成本较低。②群体才识分布是过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利丰集团第3代权力能快速集中到冯国经、冯国纶兄弟身上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非常突出的人力资本竞争力——哈佛大学商科的求学和任教经历。 家族社会资本因素也由3个2级指标构成，分别是家规家愿、信任和谐、家族网络结构。吴炯认为，家族社会资本的高效调集和使用是家族企业的独特制度优势。PUTNAM将社会资本认定为社会组织中的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某种社会构件，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这3个构件恰好被本研究的案例分析所概括：①家规家愿是家族企业运行的家族规范基础，在本研究中归纳出了家族秩序、家族利益、家族目标3个3级指标。它们一方面形成了家族成员的价值观体系，另一方面也具体要求了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②信任和谐反映在2个维度上，家族成员之间是否相互信任并和谐相处以及家族成员对家族之外的他人是否信任。前者好、后者坏，将保持家族化经营；前者坏、后者好，就推动家族企业职业化。两者都坏，则家族权力配置会充满矛盾和变数。③家族网络结构，在案例研究中整理出总体规模、纵向序列、横向关系、小群体化4个3级指标。在强调等级高低秩序和差序格局关系等的中国文化中，家族成员身份构成的网络结构与家族权力的配置结构若出现不统一，必将导致短期或者长期、轻微或者激烈的冲突。对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将造成全方位的影响。 家族物质资本因素相对简单。由资产规模和岗位机会构成的总体资本存量指标，反映了家族权力的吸引力以及权力分散的可能性。由劳动贡献和资本投入构成的个体资本贡献指标，不仅与权力动机有关，也确定了权力博弈的地位和身份。 4.3 对利丰案例的解读 应用理论模型对利丰案例的2个关键阶段做一个简单的解读(见表3)。 4.3.1 三足鼎立阶段 此时，利丰第1代创始人离去而第3代尚未进入，由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兄妹3人共同支撑大局。此阶段的家族权力比较分散：一方面，所有权基本是诸子均分，仅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略高一点；另一方面，控制权比较分散。虽然第2代中有5人没有进入管理层，但是这5人中有4人从来就没有在利丰工作的经历，甚至没有在利丰工作的打算。比较第7阶段的情形，更可得出权力分散的结论。那么，权力分散的基础是什么？ 首先，考察家族人力资本因素。可以发现，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一直在利丰成长，都是一点一点从基层锻炼出来的。他们的专长不同，长期以来都是冯慕英主内、冯汉柱主外、冯丽华负责会计和人事，他们之间谁也离不开谁。这种职能分工看起来比后期的事业部分工更有利于凝聚家族。其次，从家族社会资本看。利丰发展的中早期与大多数成功家族企业一样，充分利用了家族社会资本的优势：①用家族规则构建出企业的权威体系，用家族意愿提炼出企业愿景。②家族成员之间保持充分的信任，心理的无距离促使了行为的无障碍。③家族成员网络结构简单，“长兄为父”的文化构造了清晰的权威序列，平行分工的合作经历避免了小群体的出现。④在家族物质资本方面，不多的资产存量和岗位供给，以及仅限于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3人内部的平均的前期投入，使得其他二代成员无心也无力觊觎家族权力。 这样的家族系统因素配合分散的权力体系，导致家族权力成本较低。首先，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兄妹3人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他们中每一人都有其专用的人力资本，且各自掌握一定的私人信息。任何一人离开权力中心，都会导致管理层能力和信息缺失，引致极高的专用锁定成本和私人信息成本。3人从小打理家族生意的经历，也使得若他们不掌权则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会较高。其次，特别是家族社会资本的支持，使得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3人共同掌权的过程很自然。既定的家族规则、充分的兄妹信任下，无须过分的互相防备和监督，集体决策也会目标一致、过程流畅，进而实现了较低的权力使用成本。 表3 利丰集团2个阶段主要特点的比较
4.3.2 兄弟齐心阶段 利丰第2代和第3代中其他成员离去，仅由冯国经、冯国纶亲兄弟2人“掌门”。此阶段的家族权力相当集中。一方面，通过此前的上市、退市、再上市运作，原来的家族股东基本悉数将股票卖给了冯国经、冯国纶兄弟，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兄弟俩。这里再次强调，本研究所论述家族权力集中度并未跨越家族边界。比如即便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不足10%，只要这些所有权集中于个别成员身上，也称为高度的家族权力集中度。另一方面，家族控制权集中度也极高。同样的上市、退市、再上市运作，原来与冯国经、冯国纶平起平坐的冯家三代成员均离开利丰，现在冯国经、冯国纶一个是董事局主席一个是总经理。此外，认定此阶段家族权力集中度极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冯氏第3代有35人之多。 对于此阶段的家族因素背景，首先考察家族人力资本的特点。冯国经、冯国纶的学识明显突出，都有在哈佛大学求学甚至任教的经历。同时，为利丰服务的时间也比较早。家族的其他成员，除了冯慕英、冯丽华的后人，基本缺乏经营家族事业的知识和经验。此阶段前，家族第3代的分工是以事业部为边界的，看似“封疆大吏”，其实没有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其次，在家族社会资本方面，比起三足鼎立阶段，出现了家族企业发展后期普遍遇到的障碍。关键问题是小家庭产权单元的出现，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的后人已各成一派，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被打破。原来的家族规则也很难支撑庞大的家族产业。家族结构变得复杂，家族涉入企业的情形也多变。其实，冯国经、冯国纶后来掌权，应该与他们的父亲是最后一个退出利丰的第2代有关系。最后，在家族物质资本方面，庞大的家业足够吸引大家的眼光。不过，竞争也仅会在冯慕英、冯丽华、冯汉柱3人的后代中展开，因为其他成员缺乏此前的资金和精力投入。 面对这样的家族系统因素，利丰采取家族权力集中策略是明智的，有利于降低家族权力成本：①对于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冯国经、冯国纶掌权，其他成员相对而言并没有什么专用的人力资本，也没有什么独特的信息优势，并不会发生更多的权力配置成本：若相反，将是对冯国经、冯国纶极其突出的经营管理才能的极大浪费。目前，利丰集团是香港最大的贸易公司，冯国经和冯国纶总结的整体供应链管理模式甚至成为一项学术研究成果。②当家族成员已有数十位之多，特别是当存在大量潜在的利益冲突后，权力集中既必要也可行。从现在的情况看，由冯国经、冯国纶两兄弟集中掌权，是降低权力使用成本的最佳方案。 5 结论和展望 扎根于利丰百年的家族权力集中度变动历程，本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1)构建了一个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动模型 与已有研究相比：①在研究目标设定上，比较系统地讨论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的依据问题。②提炼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家族事件触发→家族系统因素变动→家族权力成本改变→家族权力集中度优化→家族权力成本最小化。③在显性影响因素与权力配置之间寻找到了一个中介变量，即“家族权力成本”。 (2)家族权力成本概念的提出 这是以往家族企业研究中未出现的。如果说家族权力配置是一种产权制度安排，而决定产权制度优化的基础是交易成本比较，那么，家族权力成本的内涵属性就是交易成本。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家族权力成本由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家族权力使用成本构成。前者是权力配置造成的不能通过交易行为和家族规则消除的交易成本损失，包括专用锁定成本、私人信息成本、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等；后者则体现为家族权力行使中发生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等。 (3)在家族权力成本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本文比较关注家族系统部分 通过案例分析的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等规范流程，提炼出了一个与以往研究略有不同的维度划分，即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3个维度。鉴于主题的设定，本研究并未对其进一步拓展。不过，当所有的因素都可以进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后，是有利于简化理论结构、提炼理论内涵的。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理论体系建构，本研究包含以下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①数据的采集工作。在权衡了案例的代表性和数据的易获性后，更倾向于保证前者，使本研究的数据来源相对单一，缺乏面对面的一手信息收集手段；也使得本研究的论证缺乏直接证据，需要更多的原始信息来明晰初始概念、联结概念范畴、夯实理论模型。②理论脉络的细节部分被忽视。本研究理论建构主要围绕主范畴展开，没有细致考虑关联范畴内二级指标之间的理论联系。同样囿于扎根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理论架构的搭建，关注点在于范畴而非范畴内的概念，所以本研究尽管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饱和研究，但难以避免范畴内二级指标的疏漏。③为了凝练研究主题，本研究忽略了企业系统因素和环境系统因素的影响。其实，这些因素是重要的和全环节的。如何发掘市场的竞争性、宽松性等特征对家族权力成本和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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