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4)06-0003-11 一、引言 自美国次级债券危机以来，以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为工具的量化宽松政策取代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成为发达经济体应对经济衰退、防止通缩的主要工具，而由此所产生的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则借助于金融、贸易等渠道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各国通胀预期的形成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使得探讨通胀预期的演变及其管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宏观政策制定者所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现有文献对于通胀预期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运用理性预期的框架，分析以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政策在通胀预期管理中的重要性[1][2]，而对于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变动对通胀预期演变和通胀预期管理的影响讨论不足。事实上，与通胀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不同，通胀预期的演变与公众所采取的预期形成机制紧密相关。具体地，现有研究所涉及的预期形成机制包括以适应性预期为代表的分布滞后结构式预期、理性预期、以粘性预期和理性忽视为代表的近理性预期和学习型预期。其中，分布滞后结构式预期将通胀预期视为滞后期通胀多项式[3]；理性预期则认为，公众利用预测模型和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通过不断学习能形成与客观的数学期望一致的主观预期[4]；近理性预期通过放松理性预期假设，关注预期形成中的不完全信息，并强调其迟早回归到理性预期[5][6][7][8][9]。与前三种预期形成机制不同，在学习型预期形成机制下公众可能采取类似于拇指规则这样的启发式规则形成预期，并且这种基于启发式规则的预期形成机制既能保证公众能快速进行各种运算，又实现了预期形成过程中信息使用的最小化，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公众预期形成过程[10]。学习型预期强调公众对现实世界拥有有限信息，借助不断累积的新数据集合，更新预期。这种更新过程通常包括两类：一类为卡尔曼滤波式学习[11][12]，该学习型预期假定公众无法直接观测相关变量(如通胀目标)，但通过直接观测变量(如货币政策)进行推断；另一类为最小二乘式学习[13][14]，这类学习型预期通常通过两步完成，第一步是获取基于刻画实际经济系统的DSGE模型的最小状态变量解，第二步是以最小状态变量解作为学习规则，采用最小二乘法更新学习规则的参数。相比较而言，前一种学习机制下通胀预期形成效率更高，并确保在足够长时间的学习之后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路径[15]。 国内研究大多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探讨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粘性预期以及学习型预期，认为所有预期形成机制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刻画我国的通胀预期[16] [17] [18] [19] [20] [21]。然而，这些研究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缺乏足够稳健性和对中国现实的关注：(1)以利率或货币供给表征我国的货币政策，忽视了我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2)忽视通胀目标在通胀预期形成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的现实也在《货币政策报告》中得到体现。通胀目标对通胀预期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为，其构成通胀预期形成的名义锚[22]和不完全信息下通胀预期形成的经验法则[23]，还表现为，在新凯恩斯DSGE模型中通胀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潜在的通胀趋势[24]，可通过窥探其变化，提前获取未来通胀预期的信息。这是因为通胀趋势是形成未来通胀预期的重要诱因，而这种趋势能否变为现实则取决于宏观政策在反通胀立场上的变化。由于在现实中宏观政策可能在不同时期侧重于不同目标[25]，这使得通胀趋势转变为现实的通胀预期将是长期过程，这对于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我国尤为如此。就我国而言，自1992年开始政府在每年工作报告中公布通胀目标。同时我国存在自相矛盾的经济现象：一方面我国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不积极，导致货币政策不满足泰勒原则[26]；另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呈平稳化态势[27]。Coibion和Gorodnichenko认为，引入时变通胀目标能解释上述看似矛盾的现象[24]。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经典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同时加入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变的通胀目标和卡尔曼滤波式学习机制，测度并探讨了上述三种因素，尤其是公众学习机制在我国通胀预期演变中的作用。具体来看，以学习型预期为基础，分析了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公众学习机制对我国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公众学习机制的参数以及货币政策反通胀立场变化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最后，本文给出研究结论。 二、DSGE模型的构建 1.家庭 家庭为测度为1的连续统，效用函数为：
2.最终产品生产者
上述式子表明，我国政府可能采取三种通胀目标的调整方式：一是通胀目标对外生冲击的内生反应(式(30))，二是通胀目标追随滞后通胀(式(31))，三是通胀目标呈相机抉择性(式(32))。在式(30)中，中央银行调整通胀目标时有两种倾向：一是逆周期调整即通胀目标的调整方向与不同外生冲击对通胀的影响相反，即
均小于0，而另一种是顺周期调整，与之恰好相反。由于通胀目标的逆周期调整所引发的货币政策紧缩对经济有负面效应，在现实中中央银行可能更偏向于顺周期调整。式(31)表明，在设定通胀目标时政府可能参考上一年通胀，式(32)为前两种情况的特例。 三、通胀预期形成过程中公众学习行为刻画与比较静态分析 (一)学习机制的理论推导
四、基于DSGE模型对学习机制影响通胀预期形成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分析区间为1992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和CEIC数据库。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代表通胀，以其定基比表征GDP平减指数。用社会零售品消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就业人数分别代表消费、投资和就业。利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的均值表征名义工资，选取M2增速和存款基准利率表征货币政策，数据均经季节性调整和CPI定基比平减。依据上述数据，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GMM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二)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选择 对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下的模型分别进行贝叶斯估计，借助似然比检验法，选择最优通胀目标演变过程，并验证学习行为在中国的存在性，从而确定最优的DSGE模型。由表1可见，无论是在价格型工具调控下，还是在数量型工具调控下，以及无论模型是否包含公众学习行为，基于通胀目标顺周期调整模式的DSGE模型的边际似然概率值最大。这说明，我国政府在调整通胀目标时可能遵循了顺周期模式。 进一步，比较同一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相同通胀目标作用下，含公众学习与不含公众学习的模型，构造零假设：“学习行为不存在，即信号噪声比
等于0”，形成8组统计量分别为19.72、53.92、24.82、38.32、28.8、26.14、25.34和219.66，均大于在1％显著性水平下卡方分布的临界值6.63。这说明，在我国确实存在公众对通胀目标的学习行为。 综合来看，无论是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还是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含通胀目标的顺周期调整及基于此的公众学习行为的DSGE模型是最优模型。事实上，通胀目标的这种调整模式得到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证实。自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国既遭遇了在市场化进程中由国有企业投资饥渴所引发的固定资产投资浪潮及其所伴随的超过20％的高通胀，也经历了在外汇储备攀升下流动性过剩对整体物价的推动过程，还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所引发的总需求萎缩对物价的抑制效应。正如Ireland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通胀研究所揭示的那样[29]，这种转变可能反映了通胀目标对内外部冲击的内生调整。具体地，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促成了产品市场的正向价格加成冲击，而投资过热对我国经济体系形成了正向的投资效率冲击，两次面对外部危机所引发的需求萎缩则铸就了需求冲击。就此，我国政府通过顺周期调整通胀目标，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相对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①，形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 这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潜在的通胀或通缩压力所采取的适应性态度，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我国政府将增长目标置于比通胀目标更加显著的位置上。除此之外，这种顺周期调整模式可以很好解释货币政策调整滞后性与21世纪以来宏观经济平稳化态势的矛盾性。正是由于我国政府将潜在通胀或通缩压力转移到通胀目标上，才导致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弱于通胀变化，并导致货币政策不满足泰勒原则的现象[30]。与此同时，也避免了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或过度紧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我国宏观经济呈平稳化态势[31]。就学习行为而言，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以来，我国历经各类或大或小的体制变革，促使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日趋成熟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也经历转型，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财政体制由集权演变为兼顾集权与分权的财政联邦制[32]，其规则性逐步增强[33]。在经济体制与宏观政策的转型过程中，公众借助于持续不断的学习行为，获取对我国经济体系的准确认知，以形成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通胀走势的准确预期。
(三)学习行为对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分析 以上述所选择的模型为基础，本文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信号噪声比和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变动、反通胀立场变换三个角度考察学习机制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 1.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对通胀预期影响的对比 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的通胀预期和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首先，构造本文DSGE模型的对数线性化系统：
其中，
是式(46)的系数矩阵H中与观测变量通胀所对应的那一列，A(θ)为式(47)中的系数矩阵，π为均衡通胀，k代表对未来k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本文取k=1。
图1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对比
图2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下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与实际值的对比 由图1可见，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保持一致性趋势，但是，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存在差异性。最明显的是，在实际通胀较高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要高于数量型工具调控，在部分时间内甚至高于实际通胀，而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下通胀预期与之相反。这意味着，如果单纯依赖价格型工具或数量型工具均不利于通胀稳定，正是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作用，才导致我国实际通胀产生上述走势。图2进一步表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公众学习所获取的通胀目标差异巨大。1998年之前价格型工具调控下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与实际通胀目标接近，而数量型工具调控下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远高于实际通胀目标；1998年之后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均大于实际通胀目标，但是，价格型工具调控下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大于数量型工具调控，并且在部分时间内两者走势相反。这可能反映1998年我国货币政策转型前后价格型与数量型工具在宏观调控中相对作用的变化：在1998年之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可能完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标志的数量型调控为主[34]，而在此之后则综合运用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35]。正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上述变化，才导致1998年之前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我国通过通胀目标的顺周期调整，顺应了外生冲击对实际通胀的影响，导致我国实际通胀急剧攀升，远高于实际公告的通胀目标，而1998年之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下我国对通胀目标的顺周期调整产生抵消作用，导致了实际通胀在整体上趋于稳定。 2.信号噪声比和通胀目标的持续性系数变动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 通过变动信号噪声比和通胀目标的持续性系数，采用与式(46)和式(47)相同的模拟得到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的通胀预期序列(见图3～图6)。不难发现，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相比，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信号噪声比与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变动对通胀预期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信号噪声比与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变动均可能导致通胀预期显著偏离基准情形，当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逐步增加时通胀预期也随之增加，与前述理论推导结果一致；而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信号噪声比与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变动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并未呈现明显的规律性，通胀预期对基准情形的偏离并不持久。这意味着，与价格型工具相比，在数量型工具调控下公众学习机制变动对通胀预期的影响较小。这说明，与价格型工具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能更好管理公众的预期，抵御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这与现有研究不完全一致。现有研究认为，价格型工具比数量型工具更具透明性，能更好向市场传递与政府行为相关的信息，且价格型工具能更好控制通货膨胀[36] [37] [38] [39]。这种不一致性可能根源于我国特定的金融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而现有研究所分析的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却是以金融市场为主导。这使得以货币供给量为代表的量化指标能更好揭示货币政策调控，而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率指标，尤其是基准利率变动能更好体现货币政策立场的变换。
图3 在价格型工具调控下信号噪声比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图4 在数量型工具调控下噪声比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图5 在价格型工具调控下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图6 在数量型工具调控下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对通胀预期的影响 3.货币政策反通胀立场变动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 在模型中公众学习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公众对政府所公布的通胀目标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推动下公众借助于货币政策调控，获取政府的真实通胀目标，并将这种目标融入微观决策中，由此导致实际通胀的走势与政府公告的通胀目标很难达成一致，进而制约货币政策的反通胀成效，并影响通胀预期的形成。据此，以上述的基准模型为基础，首先，通过改变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规则的通胀预期反应系数，模拟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序列，如图7和图8所示②。其次，再以实际通胀目标与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之差TC为解释变量，构造单方程回归模型式(49)，分析其对通胀预期EXCPI形成的影响③：
图7 在价格型工具调控下反通胀立场变化对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的影响
图8 在数量型工具调控下反通胀立场变化对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的影响 由表3可见，实际通胀目标与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之差对通胀预期的绝大多数影响系数均显著，且随通胀预期反应系数的增加而加深，这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体现得最为明显。进一步，依据卢卡斯批判，由于我国货币政策在1998年经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型，这可能导致公众学习所得的通胀目标与实际通胀目标之差TC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发生改变。采用Quandt-Andrews未知断点检测法验证，并采用递归最小二乘法对这种转变的影响程度予以定量刻画④。借鉴Zhang的研究[40]，Quandt-Andrews未知断点检测的零假设为：“在给定样本区间内式(49)的系数未发生结构变化”，统计量为似然比统计量，据此构造一组LR统计量序列，选择三个代表性统计量Sup-LR、Ave-LR和Exp-LR，分别为LR统计量序列的上限、均值和指数值。由图9和图10可见，公众学习所获取的通胀目标与实际通胀目标之差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急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其影响系数一度甚至超过1，而在此之后则逐步稳定在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值之上，这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所经历的宏观调控转型，尤其是货币政策转型所引发的货币政策可信度的提高有关[18][41]。 整体而言，公众学习确实能显著影响通胀预期的形成，并且这种影响受到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与价格型工具相比，数量型工具能更好抵消公众学习行为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而随着反通胀立场的增强，公众学习机制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会增加。
图9 对式(49)中
的递归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价格型工具)
图10 对式(49)中
的递归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数量型工具) 五、结论以及政策含义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构造了以政府所公布的通胀目标为对象的公众学习机制，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探讨了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1)我国政府对通胀目标采取了顺周期调整模式，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却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这可能反映了我国政府因对增长目标的过度关注而对潜在的通胀或通缩压力采取适应性态度。(2)在信号噪声比和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的作用下，公众学习机制会对通胀预期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受到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能部分抵消信号噪声比与通胀目标持续性系数变动的影响，即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能更有效影响通胀预期的形成，而货币政策可信度的提高也能降低公众学习机制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并且随着货币政策反通胀立场的增强，公众学习机制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会增加。 依据上述结论，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首先应选择合理的通胀目标调整方式，使得潜在的通胀压力能借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调控而得到逐步释放。其次，要完善并丰富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提高其透明度与可信度，积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有效化解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预期偏差，通过强化通胀目标的预期名义锚作用，实现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引导与塑造。同时，避免不当政策信号的释放，导致公众产生误解，从而降低货币政策调控的效率。最后，要深化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垄断，进一步推进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稳步提高经济体系吸纳外部冲击的能力，使得潜在通胀压力也能通过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得到释放。 注释： ①在这里，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健性是与通胀目标不对外生冲击做出反应时的货币政策对比而言的。现实中，自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历经1998～2003年的扩张型、2004～2006年的稳健型、2007～2008年的适度从紧型、2008～2010年的适度宽松型和2011年至今的稳健型等五种。通过查阅各类官方表述和实际操作发现，除1998～2003年之外，其余年份的货币政策在紧缩与宽松时均采取对冲措施[30]，其操作有稳健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稳健性可视为货币政策规则性的体现[26]，如果我国货币政策无相对稳健性，我国经济绝不可能自21世纪以来呈平稳化态势[27]。这种稳健性并非是说我国货币政策未曾过度扩张过，只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如我国货币政策在两次经济危机过程中的反应均被认为是过激的[31]。 ②高通胀预期反应系数是相对基准情形而言，比基准情形的反应系数大则称为高通胀预期反应系数，反之亦然。 ③在回归过程中不同的反通胀立场不仅会改变公众学习所获取的通胀目标，也会改变公众的通胀预期，因此，在回归时必须保证通胀目标与通胀预期相匹配。同时，在回归之前已对回归所涉及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④递归最小二乘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在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样本是逐步增大的。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通胀通缩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论文; 理性预期论文; 调控论文; 央行论文;
货币政策调控、公共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_货币政策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