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看“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实质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恢宏气魄和创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巨大政治胆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是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潮流进一步加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的过程中，是在前瞻党和国家在新世纪面临新挑战、新考验和对国际上一些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教训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光辉思想。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结晶。“三个代表”是社会历史发展和共产党执政实践中面临的三个根本问题，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三个根本理论问题，因此“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也就成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形态
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是人类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的诞生在人类思想史上划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给整个人类提供了观察世界、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要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创新意义，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从生产劳动实践上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质，形成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原创性哲学范畴——劳动实践观，成为马克思新哲学中存在论的基础。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新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是对以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对以前旧哲学的超越，就是它以“劳动实践观”实现了对旧哲学“本体论”的终结。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新哲学的致思取向或哲学范式是从抽象的思辩概念和自在世界，转向了人的现实的生产劳动的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思考的中心已不再是思辩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问题。马克思这种新的哲学思路，是在对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中逐步形成的。
1、在把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劳动”范畴的哲学世界观的涵义，发现了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全部现存感性世界的最深刻基础。
在马克思之前，“劳动”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在创立新哲学的过程中，通过对劳动活动的社会历史考察，揭示了“劳动”范畴的唯物史观实践论的涵义。这一点对理解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质具有关键意义。
由于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财富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人类生产劳动的重要作用明显显现。日益庞大的商品财富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但他们只看到了劳动对社会财富的作用，没有揭示出生产劳动是人特有的能动性活动，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基础。撇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片面的目光，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生产劳动活动发展的历史置于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这就看到了生产劳动活动与人的存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联系。
马克思在考察经济学对“劳动”范畴的认识史时发现，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根本不懂得劳动活动的意义，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到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早期时期，经济学家已初步认识到财富与劳动的联系，如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初步认识到了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这些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劳动和社会财富的联系，但他们还没有从劳动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来加以把握，把劳动只看作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劳动活动的外化。到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成熟阶段，斯密等经济学家已认识到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人类的一般劳动。这就提升了劳动活动的普遍性，为人们从经济科学上认识劳动活动的真实普遍意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1](P91)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新哲学的过程中，不光关注着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关注着德国古典哲学中那些有益于创造新哲学的合理因素。值得提出的是，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活动在哲学认识上的贡献。他在对绝对观念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论证过程中，不自觉地猜测到了劳动的作用。首先，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他指出了劳动活动使人在自然界面前和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取得了独立性。对黑格尔的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搞》中予以了积极的肯定，指出：“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P116)
其次，作为具有巨大历史感的哲学家、思想家的黑格尔，对同时代的经济学成果有深切的关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把财富同人类的劳动联系起来，指出财富既是人类不断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普遍精神的本质。“财富虽然是被动的或虚无的东西，但它也同样是普遍的精神的本质，它既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而重新消失。”[3](P46)“一个人劳动时，他即是为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3](P47)黑格尔从财富与劳动的关系上，论证了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同其他人的关系，任何人都是通过劳动活动形成了社会性的关系。
再次，黑格尔对“实践”范畴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生产劳动的涵义。黑格尔已经看到了“实践”是人类借助劳动工具征服自然界的活动。黑格尔在劳动、社会、实践方面的积极因素无疑是马克思劳动实践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料，但这些积极的因素又是笼罩在他那庞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中的，因此他关于劳动、关于财富、关于实践的论述都只是绝对理念展开的环节，他的“法哲学”“历史哲学”把国家、法看成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他并没有由此对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解释。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把生产劳动活动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从生产劳动活动上指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生产劳动活动的本体论意义就在于，人是通过生产劳动活动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并且也是首先通过生产劳动活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尔后才可能把世界作为沉思的对象。生产劳动活动使人获得了社会性的存在，生产劳动活动确立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实践改造关系。人的现实性、历史性、能动性就表现在他们所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之中。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的本体论意义就在生产劳动实践范畴中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揭示。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他创立的唯物史观新哲学的出发点，并以此终结了全部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抽象物质的本体和唯心主义抽象精神、抽象意识的本体。
2、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实践存在论意义的揭示，来自于他对人类生产劳动活动历史，特别是对大工业生产劳动能动作用的科学分析。近代大工业生产劳动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第一次显示了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存在论意义。这是马克思批判、超越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主要时代依据。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哲学，是由于他立足于工业化时代人类生产劳动活动的巨大成果，看到了在工业时代，“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劳动的财富，工业不过是完成了的劳动，”[2](P69)看到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P80)。马克思批评以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说“迄今人们从来没有联系着人的本质，而总是仅仅从表面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心理学”，因此总是不能把握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马克思还看到了，“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P81)马克思生产劳动实践观的形成，使他能够从唯物史观这个新唯物主义哲学形态的高度超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哲学。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批判了抽象的自然物质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实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唯物史观新哲学的基本范畴。在所有这些范畴中，生产劳动实践范畴是灵魂。生产力，它是人的生产劳动实践的能力，是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结果；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它是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又构成一定社会阶段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全部的上层建筑。全部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建立在唯物史观实践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新形态的新唯物主义哲学。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实质的偏离及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建立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新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只有坚持唯物史观生产实践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才能在这个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得到发展。任何对唯物史观实践论的偏离，都会导致离开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新唯物主义。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不得不说，正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缺陷，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是唯物史观的新哲学，它的灵魂是生产劳动实践范畴，它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强调，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个立脚点，不但与唯心主义不同，也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它意味着马克思的新哲学从传统哲学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存在论的转换。但是，马克思新哲学的这一本体论变革的重大标志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中没有得到强化，没有得到重视，反而被弱化了。这种弱化，这种遮蔽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我们今天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劳动实践论这一唯物史观新哲学的灵魂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
首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把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误解为一般唯物主义，它仍然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种抽象的本体论作为马克思新哲学的本体论。
这种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必然排斥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物质实践本体论，其结果是将人们对社会主义观察思考的目光从现实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上转移到脱离社会、脱离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所谓的纯粹自然、纯粹物质这样的抽象对象上，“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使人们不能从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上把握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现实联系。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新哲学时把哲学革命的重点放在了“改变”世界上，不是“自然”“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生产的具体本性才是他所研究的真正主题。因此，马克思紧紧抓住了生产劳动活动是“实践的人类活动”，[2](P84)指出“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2](P48)“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1](P51)与以前的旧哲学，特别是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首先是从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上去看待自然的。他说：“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而，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毋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并且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P75)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来说，简单地搬用自然界、物质第一性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是不能够创立新哲学的，即使把一般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原理与辩证法结合，也是不能实现哲学革命的。这不仅因为辩证法的载体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绝对观念，不能引发唯物主义发生革命，就是把辩证法按照物质第一性理解为物质世界的自我发展、自我运动，把物质自然界理解为辩证法的载体，这种辩证法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因为在这种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中，看不到人和自然现实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或者说抽象的物质本体论的错误，在于它抽掉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的辩证关系的基础——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载体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辩证法自我运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对立统一的根本性质，正是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本性，而不是什么“自然辩证法”或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无关的“客观辩证法”。进入了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中的自然界，才是真实的自然，现实的自然，是人类学的自然。正是在对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这一根本新看法上，体现了唯物史观实践论的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性质。唯物史观新哲学不是从解释世界上入手，而是从生产劳动实践这种改造活动上入手建立新哲学的立足点。这样，它就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主体性哲学的抽象性质，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抽象物质的性质。唯物史观新哲学把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及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建立在了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本质上，这就为真实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
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却偏离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它把人们的世界观的目光从马克思强调的首先必须关注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首先关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与自然的真实的辩证关系上，转移到了脱离社会、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所谓纯粹自然、纯粹物质这样的抽象对象上，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因为离开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的这一真实关系，所谓的“自然界”，所谓的“物质”也就成了难以理解、难以把握的“客观存在”了。这样的“客观存在”、这样的“物质第一性”，它不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中，而是在抽象的自然中，在抽象的物质中，而这个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就有可能演化成在上帝、神那里，或者在杰出人物的头脑中。原本与思想、精神、意识对立的“物质第一性”却在现实中、在历史中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唯心主义！我们看到，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下，搞个人专制，主观意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哲学思想僵化导致体制僵化，最后导致苏东社会主义消亡的惨痛后果。
其次，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实质的偏离及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消极影响，还表现在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范畴——实践与生产力割裂，制造了实践与生产力的分离，形成了讲实践不讲生产力，讲生产力不讲实践的根本理论失误。
马克思在形成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时指出了“实践”范畴与“生产力”范畴的内在联系。他在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一切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同时，又指出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从马克思关于“实践”和“生产力”范畴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来看，“实践”与“生产力”的哲学内涵都指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活动。这一内涵上的规定，不仅揭示了马克思新哲学中的“实践”范畴与生产劳动活动的不可分离性，而且也指明了唯物史观新哲学中的“生产力”范畴指的是现实人的现实活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中，生产力与实践是同一内涵的两个名称。其区别在于，“实践”范畴更突出了生产劳动实践的活动意义、动态意义；“生产力”范畴更突出了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过程结果及其能力和水平，但其内涵是一致的，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一个意思。
当然，马克思之所以要把生产劳动实践范畴概括为“生产力”范畴，这与其建构唯物史观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有关，与进一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有关。马克思在研究“异化劳动”和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活动时，看到了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由此，马克思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结构，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基本规律和基本结构的状况决定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是以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为基础，提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和四个范畴的。其中生产力它直接就指的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被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所决定，并随着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马克思把生产力看成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看成实践能力的结果，才使哲学史上的“实践”范畴第一次变成了物质实践、社会实践范畴，才使“实践”范畴具有了存在论的涵义，才使“实践”范畴具有了客观性、社会性、历史性的科学规定，才使实践范畴由唯心主义的精神活动进入了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由个人的道德意志活动、个体行为进入了对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的科学揭示，才由一般的“做”“行”的认识论层面提升到了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层面予以规定。由此“实践”范畴才真正成为全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范畴。如果脱离了“生产力”这一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能力及其结果讲“实践”范畴。就必然会导致偏离和泛化马克思新哲学中“实践”范畴的真正涵义，从而从根本上偏离唯物史观新哲学的革命实质。我们看到，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由于把“实践”归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范畴，把“生产力”归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是在讲“实践”范畴时，看不到它和生产力范畴的本质联系，“实践”范畴被泛化、被抽象化。虽然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认识论中，它也讲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这一意义是在认识论层面讲的，而不是在世界观的层面讲生产实践活动的意义的，这就大大降低了马克思实践范畴创新的意义和革命功能。认识论层面上实践的涵义和功能，这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由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已经讲过了，它并不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根本创新之处。马克思新哲学对生产实践活动意义的规定，首先在其指出了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是社会的本质，是人、社会这个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实践观上革命的要害所在，灵魂所在。显然，从认识论层面界定实践范畴及其对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规定，是大大淡化了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革命意义，大大弱化了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新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讲“生产力”时，看不到它的实质是讲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生产力成了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纯客观的“死物”，成了与人的科技、教育、智力活动无关的“生产工具”，成了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关或对立的纯“物质财富”。总之，讲到生产力，首先提到的不是人，而是物，不是活生生、不断发展的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活动，而是纯粹的经济效益，不是人的科技教育发展程度，而是单纯的经济产值。总之，割裂实践与生产力的本质联系，讲实践，不讲生产力，讲生产力不讲实践，这就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日益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僵化模式又不能以生产劳动实践作为根本标准来反思、来总结、来验证，从而延误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
三、“三个代表”是唯物史观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新阶段
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自上个世纪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起，以唯物史观实践论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长期偏离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实质的理论失误进行了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物质实践范畴提升为生产力标准，从生产力标准上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从生产力标准的哲学思想上对唯物史观的创新，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对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从而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时代性难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从而把我们对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如何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唯物史观实践论的高度入手，论述了共产党先进性的本质在于首先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不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的精髓，而且还凸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的当代意义。
众所周知，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过去一般都是首先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上进行论述的。但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哲学告诉我们，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的先进性依赖于其产生于什么样的生产力及这种生产力在当时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先进性如何，特别是其能否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就看其是否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离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抽象的谈论共产党的先进性，甚至把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成为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思考认识共产党先进性的唯心主义思想方式的主要表现，也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党的本质上曾经发生失误的哲学理论根源。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揭示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P18)“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4](P321)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作用状况予以说明。如同马克思从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邓小平从生产力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样，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首先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揭示共产党的先进性本质，这就使人们对党的先进性本质的认识牢牢站立在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抓住了认识党的先进性本质的根本基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劳动实践活动表现为人类不断以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的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的客观能动进程。因此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揭示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就必然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的逻辑指向所在，成为是否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的本质所在，也成为区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对共产党先进性本质的揭示和规定，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揭示和规定共产党先进性本质，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实现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的本质三个本质的统一，这不但在唯物史观实践论的基础上贯通了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执政的统一规律，而且从时代的要求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哲学诞生以前，资产阶级的哲学无论是其唯心主义哲学还是旧唯物主义哲学，都没有认识到物质生产劳动活动是人与自然界的现实联系，都没有认识到生产劳动活动是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活动的客观现实表现。因此，他们都未能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哲学正是从生产劳动实践活动这个现实的人、现实的能动活动上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4](P321)
如果说唯物史观在创立时着重于对人类社会本质的科学揭示，那么随着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随着列宁、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中，则是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揭示，实现了人类社会本质与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
马克思当年在创立唯物史观哲学时，着重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新特点证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需要在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予以深化，要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检验已有的结论，在实践中将唯物史观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向前进。达方面，列宁以创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行“新经济政策”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足，由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强大惯性和影响，更由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马克思新哲学革命实质的遮蔽，误把旧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抽象物质观当作是马克思新哲学的首要范畴、首要观点，使得马克思新哲学的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受到了扭曲和压抑，因而导致长期未能达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是邓小平同志首先冲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束缚，把长期被忽视的生产力观点全面提升为“生产力标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5](P117)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解出发，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6](P314)邓小平在这里关于生产力的涵义、作用的论述，已大大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简单地将生产力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观点，而是指出了“生产力”范畴唯物史观实践论的涵义。他不但具体地针对着过去长期离开生产力讲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空想主义的思想方式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实质上也就是把人类生产劳动活动的结果）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的标准，即作为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实践标准明确提了出来。用生产力标准为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这就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长期将实践与生产力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根本弊端，肯定了马克思新哲学中的实践范畴就是“物质实践”“社会实践”，其“实践”范畴的内涵就是指的生产力，即人类生产劳动活动的能力及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离开生产力的抽象认识论“实践”范畴，也没有离开物质实践活动的纯粹物质存在的“生产力”范畴。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哲学把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观点在唯物史观实践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使我们从社会实践上理解生产力，又从生产力上理解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生产力标准的实践论的涵义。立足于唯物史观实践论的涵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指出“社会在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个新概括，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明确定位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在最根本的联系点上统一了起来，使我们不是离开人类社会的本质去探求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而是在与人类社会本质的统一上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这就是要立足于唯物史观实践论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的当代形态，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哲学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本质，邓小平哲学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正象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把哲学思考、理论思考的目光聚焦在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一样，江泽民在回答执政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时也把理论思考的目光最终聚焦在了对党的本质的思考上。关于工人阶级政党性质、地位、作用、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无疑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是有着大量的论述的，特别是列宁和毛泽东更是有着许多专门的党建著作。他们的党建理论分别建设起了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共产党的亡党，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尖锐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实现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时代难题。同时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革命信息化的浪潮和国内社会深刻变革的新形势、新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单纯依靠原有的党建理论显然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与时俱进地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要从理论上对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建设规律做出根本性的创新，这就必须从马克思唯物史观上思考党的先进性本质的问题。只有在这一根本点上作出理论创新，才能带来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上的一系列创新。由于共产党如何执政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党的本质思考也就必然地要和社会主义本质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党的本质上的理论创新也就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有全面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方面对党的先进性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论述和概括。这里讲到党的先进性的本质，首先是从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进行论述的。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实践论的基本原理，先进文化是对先进生产力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先进文化是由先进生产力决定并对其发展有着观念上的引导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活动从根本上创造出社会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因此，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这也就是说，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党的先进性本质的新概括，聚焦到了党的本质与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上，即把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党的先进性的本质，作为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客观准绳。
3、“三个代表”对党的本质的新概括，创新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为解决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这一时代难题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上指明了方向。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说过：“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谓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就是指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新哲学，是立足人类的生产劳动这种物质社会实践活动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立足于物质实践活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立足于物质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客观性、辩证性，列宁、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立足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人类先进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客观发展要求），江泽民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从而使我们对党的先进性本质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三个本质的科学统一上可以看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本质的新概括是有着深厚的、坚实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依据的。不仅如此，“三代表”重要思想由于从唯物史观实践论的高度上对党的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这就从唯物史观哲学在当代创新的高度上，解决了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的时代课题。当然要把这一巨大理论创新具体落实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实际工作中，落实到党的建设上无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从理论发展的创新性上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为解决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这一时代难题指明了方向。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概括党的先进性本质的，它突出了“先进”二字，这与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密切联系的。过去我们讲生产力的发要求也包括着生产力发展变革的涵义，包括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变革的要求决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讲还不足以从唯物史观上揭示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共产党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要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就要善于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上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这样才能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运用唯物史观实践论观察、思考党的本质时，特别强调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强调了党要特别关注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要求。为此就要牢固树立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先进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在当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条件下，就更需要时时关注生产力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7](P13)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规定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必然要把党的先进性“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7](P1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本质的新概括，使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进一步确立了唯物史观实践论的思想理论创新路线，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有了客观准绳。
再次，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新哲学创立后的发展历程看，先是着重解决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问题。其后在列宁、毛泽东创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成为唯物史观直接面临的理论焦点问题，经过列宁和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到邓小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终于从唯物史观实践论的理论思路上，科学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从而使落后国家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道路。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矛盾、新情况和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新科技革命潮流迅猛强烈的新形势下，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又成为唯物史观在新世纪理论创新的焦点问题。正是在邓小平同志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之上，江泽民同志把理论创新的目光聚焦在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又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时代课题上。这两大基本理论问题的解决，全面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的两大理论贡献，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对共产党先进性本质的新概括，不但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而且从党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三者统一的新高度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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