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周刊与莽原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莽原论文,周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6）03—0077—04
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中专门有一章——《〈莽原〉时代》，其中谈到《莽原》周刊创刊时的情形，有这样一段话：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聚集在鲁迅先生家里吃晚饭，当时到场的，我记得的有：许钦文、章衣萍、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等。在我报告了同飘萍接洽经过之后，当时便想到刊物的名称。最后还是培良，在字典上翻出“莽原”二字，报头是我找一个八岁小孩写的，鲁迅先生也很高兴那种虽然幼稚而却天真的笔迹，次一个星期五，《莽原》第一期，就在京发刊了。除随《京报》附送外，另外，还由《京报》赠送三千份，作为写文章的人的报酬，这被赠送的三千份，是交由北新书局李小峰发卖的。当时《莽原》经常撰稿人有：鲁迅、尚钺、长虹、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姜华、金仲芸、黄鹏基，等等。[1](P200—201)
荆有麟的这一段回忆可说涉及到了《莽原》周刊创立时的各方面的情况。文中所说“第二天晚上”，查《鲁迅日记》应是1925年4月11日。这一天鲁迅的日记中有下面的记载：“钦文来。午后俞芳、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的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2](P542) 此前一天荆有麟向鲁迅提到邵飘萍想请他为《京报》主持一种附刊，鲁迅爽快地答应了，这便有了“第二天晚上”的“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这次聚会正是为了《莽原》周刊的出版事宜。
关于出席这次聚会的人员，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与荆有麟的回忆有些不同，不过两人一致提到高长虹。当十年之后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专门谈到莽原社的情况，其中也说为《莽原》周刊“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高长虹是山西孟县人，1898年生，1922年在太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处女作是发表在1922年5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的诗作《红叶》。1924年在太原同高沐鸿、籍雨农、荫雨、段复生、高远征等人组织“平民艺术团”，筹备出版《狂飙》月刊。1924年9月《狂飙》月刊创刊号在太原以“平民艺术团”的名义出版， 月底高长虹即赴北京，企图“开创狂飙运动的新天地”。同年10月，他在北京结识向培良和尚钺。11月1日，《狂飙》月刊在太原出版了二、三期合刊后即停刊。 高长虹在北京创办了《狂飙》周刊①，并与互助学社世界语部的陈树声等人创办《世界语周刊》。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携自己主办的《狂飙》及《世界语周刊》夜访鲁迅，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当时高长虹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鲁迅则是文坛领袖。高长虹在北京编辑《狂飙》杂志，希望取得鲁迅的肯定与支持自是情理中事。当高长虹与鲁迅交恶之后，1926年10月在上海写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②，其中对鲁迅已有不少攻击之语，但谈到他初到北京拜访鲁迅的动因，尚有较客观的描述：
在三年以前，我对于出版界的情形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曾听人说过，鲁迅即周建人的别字，我便信以为真。……那时狂飙社虽已成立，然潜声默影，初无表示，我个人为生活所苦，日惟解决出国问题，他无所顾。沐鸿尔时已有诗稿不少，我亟称之，而彼不信，要我就正于北京负时望之作者。我虽允许，然机缘既少，我又自信多而信人者少，所以终未成为事实。……
便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为出国问题，认识了《晨副》编辑孙伏园，也便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什么……
十一二月份之间吧，《京副》出世，我又见了伏园，但不过随便谈谈，因我此时已无稿可卖了。我问起关于《狂飙》周刊的舆论。他说：“鲁迅曾问过长虹何人，那日请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问《狂飙》如何，他说，据他看是好的。”我从此便证实我那一个推想，因鲁迅，郁达夫已都赞赏《狂飙》也。当时的《狂飙》是没有多少人看的，我们当时的无经验的心实私自欣慰，以为此两人必将给我们一些帮助，而《狂飙》亦从此可以行得去也。……[3](P85—89)
高长虹在这里坦白地承认，他到北京不久即去拜望鲁迅，是为了得到“负时望之作者”的“帮助”（尽管紧接着上述引文的下一句是“而谁知乃有大谬不然者！”）。
高长虹说他从孙伏园那里听到鲁迅对《狂飙》的称赞，这不应该是他编造的话。在高长虹去拜访鲁迅之前，《狂飙》月刊已在太原出了三期（第一期和第二、三期的合刊），《狂飙》周刊也已在北京出了四期，鲁迅极有可能从狂飙社早期重要成员向培良那里得知《狂飙》杂志的情况。③《狂飙》杂志向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宗旨和那青年人所特有的朝气当给鲁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高长虹在那篇《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他在一个“大风的晚上”初次去访鲁迅，那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3](P89) 一连用了三个特别，这当中自然也有夸耀的意思，但鲁迅对初次来访的高长虹表现出相当热情的态度，应是不错的。一方面鲁迅对于有上进心的文学青年一向热心相助，另一方面鲁迅对1920年代中期北京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早有不满，而《狂飙》杂志在冲破“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个动作，闲寂无聊的长夜”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鲁迅对负主编之责的高长虹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完全是可能的。
而到了1925年3月，当《狂飙》周刊出到第17期时， 由于销路的减少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国风日报》已经不再同意它作为报纸的附刊出版，因此被迫停刊。此时高长虹已成为鲁迅的一位交往较密切的青年朋友。邵飘萍请鲁迅出面主持《莽原》，鲁迅答应任“编者”之职，并承担“约人写文章”的责任，他首先想到高长虹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此前出版的《狂飙》杂志已给他留下高长虹“能做文章”的印象。在当时的鲁迅看来，高长虹是“较激烈的反抗”“目下的压制与黑暗”的“不平的新分子”，是“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4](P40) 与周作人任主编之职的《语丝》——其作者的“基本班底”主要还是《新青年》时代的“五四老人”——不同的是，《莽原》的作者几乎全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这时候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还未发生，鲁迅对青年还未“失望”（当然鲁迅终其一生也从未对青年彻底失望过），还在相信“青年总要胜过老年”的进化论。《莽原》周刊出版不久，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4](P63) 在写于1925年的最后一天的《华盖集·题记》中，鲁迅又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5](P4) 创办《莽原》的意图，于此已可看得很清楚。
于是便有了高长虹所说的商议《莽原》出刊事宜的“五人吃酒”：“《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并无所谓团体，形式上的聚会，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3](P47) 这次“五人吃酒”可以看作是较正式的《莽原》创刊的筹备会。荆有麟的回忆中，这次在鲁迅家中的“吃晚饭”，出席的人除了高长虹所提的五人外，尚有许钦文和韦素园，据董大中的考证，这属于荆有麟的误记。[6](P68—70)
《莽原》周刊自1925年4月24日出版第一期，至同年11月27日因《京报》削减附刊而停止出版，前后共出32期。鲁迅共在《莽原》周刊发表作品19篇，其中著名的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我的“籍”与“系”》、《答K.S.君》、《评心雕龙》等。在《莽原》周刊上发表作品最多的是高长虹，共35篇，其中诗12首，散文6篇，杂文16篇，小说1篇，32期中26期有高长虹的作品。
除鲁迅外，《莽原》周刊的作者主要是刚“出道”或是“出道”不久的文学青年。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阵营”，一是以高长虹为主的狂飙社成员，如尚钺、高沐鸿、黄鹏基、向培良等人，一是以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人组成的“安徽作家群”。所谓莽原社，即是以鲁迅为领袖、由这两个作家群体而共同构成的文学社团。④ 狂飙社作家与“安徽作家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后来导致高长虹与鲁迅“决裂”的背后原因。
“安徽作家群”中都是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人，小学时为同班同学。四人中最早结识鲁迅的是李霁野，这是通过他们的另一小学同班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张目寒是鲁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因此和鲁迅相识。1924年7月， 李霁野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现译“安德列耶夫”）的剧本《往星中》，鲁迅喜欢安特列夫并受其影响，这是文坛上众所周知的事，大约因为这一点，李霁野非常希望鲁迅能介绍自己的译稿出版。受到张目寒所说“先生喜欢年青人，常感叹少见青年的人翻译或创作”的鼓励，他便托张目寒将译稿《往星中》转给鲁迅先生，并在张目寒的陪同下于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拜访了鲁迅。⑤ 此后不久，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及台静农都与鲁迅认识了，并开始了较频繁的交往。
《莽原》周刊第一期上有李霁野翻译的《马赛曲》和韦素园翻译的《门槛》，韦丛芜、台静农的作品或是译作也自第二期起陆续出现在《莽原》周刊上。共出32期的《莽原》周刊上，“安徽作家群”一共发表作品（含译作）22篇，其中韦素园8篇，韦丛芜6篇，李霁野6篇，台静农2篇，数量大约为“狂飙社作家群”的四分之一。[6](P75) 如果说莽原社以鲁迅为领袖， 以“狂飙社作家群”和“安徽作家群”为两大基本构成，那么“狂飙社作家群”确实在莽原社当中起到了比“安徽作家群”更为重要的作用。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和向培良参加了《莽原》周刊的创办，而高长虹在杂志的出版发行方面“奔走最力”，而“安徽作家群”在《莽原》周刊时期则只是刊物的投稿者。另外在《莽原》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多少，也不能说不是衡量社团成员在社团中的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像莽原社这样的社团，它本身就是以刊物为基础、由投稿关系而自然形成的文学同人组织。
收稿日期：2006—04—10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课题“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子项目“语丝社及相关文学社团研究”的一部分。
注释：
① 《狂飙》周刊是作为北京的《国风日报》的一种附刊出版的。《国风日报》由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编。景梅九名定成，山西运城人，和高长虹父亲是朋友。《国风日报》1911年创办于北京，曾对辛亥革命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参看言行著《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95页。
② 此文在《狂飙》杂志发表时题为《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收入《走到出版界》时则改名为《1926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但文中所谈到则多为1925年北京文坛的情形。
③ 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1924年1月在中国大学学习时与鲁迅结识，1925年与鲁迅来往非常密切。
④ 《莽原》周刊第一期一共刊载7篇作品，其中鲁迅两篇（《春末闲谈》和《杂语》），李霁野一篇（译文《马赛曲》），韦素园一篇（译文《门槛》），高长虹一篇（《绵袍里的世界》），向培良一篇（《槟榔集》），荆有麟一篇（《走向十字街头》），作者的分布似乎颇具有象征意义。
⑤ 据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8页。但《鲁迅日记》中没有这次会见的记载。在韦丛芜的回忆文章《未名社始末记》中，张目寒第一次带李霁野去看鲁迅先生的时间是1925年3月22日。韦丛芜的文章写于1957年，那时《鲁迅日记》已出版，他的回忆显然根据的是《鲁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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