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温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农民收入论文,长效机制论文,持续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民收入每年都在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比全国和全省许多地区都快，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建立健全温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呢？这是因为，虽然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时快时慢，增长幅度时大时小，况且，分析温州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还要和温州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联系起来考察。与温州城市居民相比较，温州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得多，并因此导致温州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还呈不断相对扩大的趋势。1978年至1984年，温州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1.5∶1；1990年至2000年，温州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2.2∶1；2001年至2004年，温州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2.8∶1。导致温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城乡治理两极化，即城乡分割。客观地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农业人口大国，建国初期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没有外部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道路，城市自然成了国家发展的重心，也是国家重点建设与保护的对象，逐步形成了以农业补工业、以农村补城市和优先发展城市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以及带有制度性的、明显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的体制约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歧视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必然造成城乡收入的两极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建立健全温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诚如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温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问题，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农民收入本身，对温州未来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温州农民收入增长状况考量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民收入增长状况，大致可作以下三个层面的考量：
(一)改革开放初期超常规增长阶段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温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由于实现权、责、利的有机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还较大幅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13元增加到1985年的447元，平均每年增长42％，是温州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时期。
(二)改革开放深化时期迅速增长阶段
农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1986年至2000年，由于农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向着经济效益较高的方向调整，使得农民的收入年年都在增长，2000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298元，比1985年的447元增长了9.6倍，不过增长的速度较前一个阶段缓慢得多，平均每年递增16％。就农业结构而言，农、林、牧、渔业的产值比，由1978年的74.6∶3.0∶13.9∶8.5演变为2000年的43.7∶1.9∶13.2∶41.6。在种植业中，面对人多地少的温州实际，即人均耕地从1978年的0.53亩下降至2000年的0.33亩，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种植业不是温州的优势，种植业结构得到优化，各种名优特产效益农业发展起来，如已经创建了若干国字号农业产业品牌，诸如中国茶叶之乡(泰顺)、中国蘑菇之乡(苍南)、中国羊栖菜之乡(洞头)、中国马蹄笋之乡(瑞安)、中国紫菜之乡(苍南)、中国乌牛早茶之乡(永嘉)、中国杨梅之乡(瓯海)、中国瓯柑之乡(瓯海)、中国四季柚之乡(苍南)、中国席草之乡(苍南)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温州农村二、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乡镇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27629万元，增加到2000年的12162448万元，即增长440倍。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63.8％下降到1992年的28.9％，再下降到1997年的10.1％。乡镇民营企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45.5％上升至1990年的67.5％，再上升至1997年的81.3％。
(三)改革开放攻坚时期增长滞缓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温州农民收入增长随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温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农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产品供给最充裕的时期，同时也是农民增收最困难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供不应求是农产品市场的基本格局，这就为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提供了所必需的空间。在这种宏观环境下，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是相辅相成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供求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农产品增产和农民增收在受到资源约束的同时，越来越大程度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农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问题凸显，农产品价格较长时期持续低迷，农业增产难以增效、农民增产难以增收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温州的农民。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日益多元化。至2003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8％；温州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一产业占25％，第二产业占28％，第三产业占47％。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农民收入增长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已经无法支撑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惟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站在城乡一体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三农”问题，寻找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有效途径。
三、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在统筹、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上下功夫，并置于统筹城乡政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收入分配的总体战略中。
(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着力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
1.促进农业产业化
温州的实践表明，即使将来有条件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农业比较利益和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于外部规模经济。所谓外部规模经济，就是指因社会分工发达、专业化程度提高、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投入增加、科学技术积累所造成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把农业规模经营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联结成有机统一整体，必须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大规模地组织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把许多独立而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调节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促进农业由低效益产业转变为高效益产业，为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创造所必须的基础性条件。农业产业化能不能得到持续地发展，关键在于龙头企业。目前，温州市已涌现具有一定规模的龙头企业有1500多家，带动力较强的龙头企业有546家；2003年新增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1家，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7家，市级农业“百龙工程”龙头企业105家，产值45亿元；至今已有2家龙头企业被国家农业部列入重点扶植企业，12家被列为省“百龙工程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基地80多万亩，全市拥有100亩以上优质农业基地100多个，为效益农业发展提供了示范。要发挥龙头企业的主导作用，就必须加强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创建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中介组织。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则是这类中介组织的有效形式。至2003年底，温州市已有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01家，但由于正处起步阶段，不仅覆盖面窄(其带动的农户仅占全市总农户的4.1％)，而且规模偏小，运行也不够规范，必须着力加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
2.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推动乡镇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发展乡镇民营企业是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2003年，温州乡镇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00万，约占温州农村劳动力的60％左右，温州乡镇民营企业总产值超过1300亿元，相当于农业部门产值的13倍。农民从乡镇民营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已占农民纯收入的80％左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温州乡镇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乡镇民营企业依靠其所固有的体制和机制，赢得了超前发展的空间。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市场结构已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加上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市场国际化，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面临严峻的挑战，其发展速度明显的减缓。温州的乡镇民营企业大多是以小商品为载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集中表现在低成本、低价格优势。正是依赖这一优势，在激烈竞争的夹缝中生存的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才度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成长壮大到今天。但是，中国入世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一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这具体表现在低价格必然是低档次、低技术含量，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低成本的背后包含着掠夺性经营，对农民工的掠夺、对资源的掠夺。随着资源越来越稀缺和生活水平改善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这样的竞争优势注定是短命的。2004年9月温州鞋在西班牙被烧毁、2005年3月温州鞋在俄罗斯被查抄等事件，其原因固然是错综复杂的，但也足以引起我们深思。
3.壮大县域经济，繁荣农村经济
温州是一个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大市，是县域经济的强市，多年来始终坚持强市先强县，走出了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的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据初步统计，温州市的11个县(市、区)146个建制镇中，特色产业(产品)产值超过10亿元的就达30多个，其经济总量占全市的70％以上，集镇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伴随着县域经济的迅速壮大，温州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多年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县域经济是县级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总量的总和，以县城(包括县级市)为中心，以集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县域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多样性。在县域范围内，三次产业同时并存，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但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很高，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领域，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县域经济以县为基点，比省、市更贴近农村，比乡镇、村具有更完备的管理职能。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交汇点，可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直接操作平台。壮大温州县域经济，要立足科学规划，对各县市和乡镇进行功能定位，在现有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强化产业分工优势，促进优势产业向城镇的集聚。
(二)统筹城乡劳动就业，改善城乡就业结构
1.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温州农民增收难，在很大程度上受就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对称不协调的制约。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没有能够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因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边际效益的低下。2003年农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下降至4.6％，但农业劳动力占全市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28％。这是温州农民增收困难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原因。当前解决温州“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很多，但始终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均占有资源过少、农产品商品化需求不足而限制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而形成的巨大财政压力等。因此，关键在于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由此促进农产品需求，优化农业结构调整，从增加非农产业就业和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两个方面，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温州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市场化作用不断加强的结果。今后要继续促进温州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仍然要遵循这一规律。
2.加快城市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已经有大量农民“不稼不穑”，即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这些脱离农业的农民并没有及时的迁移到城镇，除了仍在占用农村资源外，还制约了自身收入的持续增长。与人口非农化水平相比，在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因制度制约而导致的温州城市化水平已经大大滞后。在计划体制所加剧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甚至是以加重农村负担和剥夺农民为代价。改革开放以来遵循抑制大城市发展的小城镇化战略，仍然坚持城乡分割体制，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方式上，也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两种。在温州，进入小城镇的人数超过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2003年，温州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6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小城镇的进入成本较低，或门槛较低。但是，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集聚效益差，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相对较高，环境污染不容易集中治理。温州经济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乡镇民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较低水平的基础设施和软硬环境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而大中城市正好可以承担这一重任，大中城市不但能够较好的提供乡镇民营企业进行改造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等，而且还将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今后温州新增的就业岗位，将有越来越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这就必须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从积极发展小城镇转移到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上来，要放松制度约束，让农民和产业进入大中城市。
3.消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温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已经获得两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必不可少的个人财产权；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耕地面积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在农村社区范围内获得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大解放，即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解放出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公民的真正平等待遇。温州农民只有相继获得这三次大解放，农村生产力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农民收入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当前，障碍温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本源意义上的农民是一个职业概念，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那部分劳动者。然而，在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又是代表一种身份，之所以形成这一悖论，是渊源于建国后实施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温州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社会分化，堪称为农民分化。而农民分化最明显的就是分化出一个独特的且人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阶层。这些“农民工”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被政府认定为农民身份、但却在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已经长期生活居住在城镇。进城农民工领取比城市居民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相对少得多的社会福利，并从事原城市居民宁愿下岗也不去竞争的岗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于城市空间的农民工，既是城乡差别异常显著的缩影，又会反过来扩大城乡差别。除了直接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外，还突出表现在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成本妨碍着大中城市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向小城镇和农村社区转移，因而不利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当大中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低层次的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就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不再具备竞争优势，逐渐地向小城镇和农村社区转移，如此一波一波地扩散，从而带动小城镇、乡镇民营企业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当前温州上百万廉价农民工的不断涌入，保证了低工资优势，使得这类产业不需要转移出去，从而割断了产业梯度转移链条，加剧了城乡差别的扩大。实践告诉我们，衡量城市化目标和城市化水平，不能简单地看在城市里生活着的人口数量，还要看他们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城市应有的水平。这就存在着一个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问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构建身份同一、地位平等、权利一致的新市民制度，要求深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等。
(三)统筹城乡收入分配，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1.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综观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进程中，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道。2003年，温州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突破95％，农业与非农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28∶72，温州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就财力而言，2003年GDP达到1220.30亿元，财政总收入155.77亿元，城市化水平达到51.5％，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为了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从体制保障上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公共投入，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因势利导地向农村倾斜。
2.统筹城乡财政，把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到农村
温州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既严重制约着温州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温州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更大改善，也制约了温州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温州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陷所造成。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公平性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必须把公共财政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民共同需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公益性的各类物质和服务产品。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公共产品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并体现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干预、调节经济职能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实现，财政支出的规模、范围和区域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反映公共财政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自从实行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后，县乡财政比以往更加紧缺，县乡政府集中了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政严重不对称，无力提供必需公共产品。解决办法在于必须重新调整或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明确中央和省、市政府的投入责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来填补由此形成的县、乡财政缺口，逐步改变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投入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体，把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到农村，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标签：农民论文; 农业论文; 温州论文; 小城镇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长效机制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 温州中心论文;